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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孩子后,我算是成功融入了小区的育儿网络。不过,在享受邻居偶尔帮忙看看孩子,自己可以去拿个快递,或者做顿饭的便利之外,我也发现加入社区育儿网络后的一些弊端。
原本,带娃下楼,去小广场上跑跑跳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极好的。但是,零食的泛滥却让我很难应对。那些热情的奶奶、妈妈们的包里,永远都能掏出各类糖果、薯片、乳酸菌饮料……
对于2岁的儿子来说,他根本不可能拥有当面拒绝美味零食的能力。而作为父母,即使不考虑拒绝对方好意可能导致的失礼问题,也得考虑孩子的感受。毕竟,一群孩子都在分享着诱人的零食,而我的孩子却只能眼巴巴看着,这样的场面对他来说太残忍了。
大脑的“奖赏机制”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一家超市八成以上的零食都含有糖分,即使是全麦面包也不例外。因为工业化的手段,让糖的获取变得简单、廉价,而人类恰恰又天生喜欢吃糖。
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奖赏系统,当我们摄入糖分时,大脑就会刺激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负责传递愉悦的神经递质,它的分泌水平越高,我们的愉悦指数也就越高。
这种奖赏机制的存在,是数十万年来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而进化出来的。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只能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吃到甜食——摘到熟透的果子。不过,在最近的几十上百年里,人类的糖分供应已经极为充裕,但该奖赏机制却并没有改变。而由于糖分的确能够给人带来愉悦,所以许多人会在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都来上一杯奶茶、一块蛋糕等等。
市场上一杯普通奶茶的含糖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日摄入糖量一倍以上。不过,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声讨奶茶,而只是指出糖在零食界所拥有的不可撼动的地位,即使是儿童零食也是如此。
例如,在儿童的零食中,一罐常见的乳酸菌饮料,含糖量就超过可乐的50%。所谓100亿乳酸菌也仅仅是一个噱头,因为正常人的肠道内都有上千亿的乳酸菌,并不需要额外补充。最终,家长们获得了补充微生物的安慰,孩子们吃到了糖,商家们拿到了增长业绩,此类消费堪称“三赢”。
2~5岁儿童的零食应该首选水果、奶类和坚果,少吃高糖、高盐和高脂类食品,不喝或少喝含糖类饮料。
难以抗拒的“满足点”
婴幼儿的味觉极其敏感,超市里售卖的工业化零食因为味道太重,不但破坏了他们的味觉系统,还会让他们上瘾,从而影响正餐的摄入。糖分摄入超标,蛀牙的概率也会大增,更会导致肥胖,进而带来糖尿病、痛风等疾病。
当然,这个过程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家长要是觉得一两次没关系,那么就会有五六次,乃至几十次、上百次。根据国家卫健委2018年9月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6岁~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达到16%。在北京上海這样的大城市,儿童肥胖率都超过了20%。
1985年,200个中国孩子里才有一个胖子,但今天,200个孩子里就有30多个胖子。我们不能把胖子增加简单归咎于糖量摄入太多,因为除了无处不在的糖,广为流行的汉堡、披萨、蛋糕、薯条、辣条等也很糟糕。
统计显示,80%的加工食品都由四种原料制成,即玉米、小麦、大豆和肉。而精明的食品公司研发人员更是发现,当他们把脂肪、糖和盐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合后。不仅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还能让食物的口味更令人难以抗拒。
这个精确的配比,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满足点”,再加上增味剂、改良剂的辅助作用,消费者一旦吃了那就会欲罢不能。而长期摄入这类垃圾食品,不但营养不够均衡,还容易形成大量内脏脂肪.变成“外瘦内胖”的孩子。
肥胖或者“外瘦内胖”的孩子,他们同时也是最易被各类疾病攻击的对象。过去20年间,中国15岁以下儿童糖尿病发病率增加近4倍,2型糖尿病发病率增长了11~33倍。在北京,儿童肥胖率达到1/5,其中有10%的孩子出现脂肪肝。此外,高血压、冠心病的年轻化也早就不算新闻了。
家庭:零食泛滥的重灾区
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和中国营养学会共同编制的《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中的标准,2~5岁儿童的零食应该首选水果、奶类和坚果,少吃高糖、高盐和高脂类食品,不喝或少喝含糖类饮料。
但就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楼下育儿集中区所分享的零食,多数都是高糖、高盐、高脂类食物。就在一周前.我带娃偶遇了一个2岁孩子的生曰派对。在派对上,父母为孩子准备了蛋糕、水果和可乐。我亲眼见到不止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喝可乐。要知道,这可是在广州这样一个城市,但许多家长对于什么零食该摄入的了解基本还是空白。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教育部发布通知,规定中小学校园内不得设置小卖部,即使设置了也不能售卖高糖、高盐、高脂类零食。在甘肃,该省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更是下文要求,中小学校周围200米内不得销售辣条。此举一度引发不少争议,有人亦表示孩子可以去更远的地方购买云云。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十分鲜明,那就是成人必须控制孩子的饮食环境。确保校园用餐安全很重要,帮助孩子拒绝辣条、香肠、方便面、薯片也很关键。邪些热爱零食的孩子,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很难好好吃完三餐,营养摄入也因此不够充分和均衡。相反,他们对那些三高零食,则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成瘾性依赖”。
在广州,许多学校已经率先执行了撤销校园小卖部的做法。在初期,那些原先喜欢去买零食的孩子的确会因为买不到辣条、薯片而变得无精打采。这恰恰说明了这类垃圾食品对孩子造成的巨大影响,长期食用的后果,往往是孩子们对高糖、高盐的耐受性越来越强,上瘾程度越来越强。
不过,按照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吴岷等人进行的“学龄儿童放学后零食消费行为调查”,来自针对北京、上海、成都、宜昌四个城市的数据显示,95%的孩子会在放学后摄入零食。相比之下,在学校期间吃零食的比例要低很多。而放学后的零食中,食用最多的零食是薯类及膨化类食品,其占比高达83%。所以,仅仅依赖学校控制零食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孩子们吃零食最重要的场所还是在家庭。
在家庭内部,隔代育儿本身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是今天的祖辈,他们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就是看电视。这并不是说年轻人不会看电视,而是相对而言,年轻人拥有更多的休闲方式,而祖辈打开电视的时间会更长。在孩子的零食层面,电视广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通过邀请明星代言、制造“科学”概念和有奖促销、游戏等方式,许多父母和孩子都在无形中被“洗脑”,成为某些“三高”零食的簇拥者。
其次,在421结构的家庭中(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祖辈对孙辈的溺爱常常通过购买零食来进行。由于历史原因,今天的祖辈经历过物质极端短缺的年代,所以这使得他们对待孙辈有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在421家庭中,他可以获得巨大的权力,但凡有一个人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就可以吃到想要的零食。例如,年轻的父母禁止孩子摄入某种食物,但孩子拥有天然的观察能力,他懂得应该向谁求助,并用什么办法劝说他答应自己的要求。
反过来,零食也变成许多祖辈和父母控制孩子的利器。每当孩子情绪崩溃之际,他们总能掏出一包零食作为安慰孩子的工具,效果奇佳。而为了讨好孩子、激励孩子,零食也成为非常有效的“硬通货”,可以跟孩子进行交换。
直白地说,当国家通过学校强制“三高”零食退出学校范围的时候,家庭无论在主动还是被动层面,都没有做出同步配合。作为孩子的实际照顾人,许多家长不光没能及时学习如何给孩子吃零食,相反,还把零食看成是控制孩子、取悦孩子的一种媒介。所以在本质上,很多的家长和孩子都被零食所控制了。
为什么不能吃?告诉孩子科学原理
当然,零食泛滥之下的普通中国家庭并非没有反思。尽管绝大部分家长并不清楚零食具体是怎么危害孩子健康的,但是许多人还是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制止孩子不吃正餐、只吃零食的举动。
不过,禁止孩子吃这种薯条,或者不能吃那包糖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教育成了一个大问题。有幾种常见的现象,第一种是家长对孩子特别严厉,用从动作到眼神的威严来制止孩子。这样的效果往往不错,因为成人占据着身体、心理上的优势,压制孩子肯定不难,但后果基本就是,等孩子稍微大一些,他一定会自行去寻找类似的零食。
尽管绝大部分家长并不清楚零食具体是怎么危害孩子健康的,但是许多人还是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制止孩子不吃正餐、只吃零食的举动。
第二种情况是家长采用欺骗的办法来应付孩子,“哎呀,这个东西有毒,我们千万不能吃”,这种做法很容易出现尴尬,那就是转个身发现其他小朋友正在吃一模一样的零食。父母被“打脸而不是麻烦后面,后果很麻烦”,孩子会开始怀疑父母的态度,客观上削弱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
就我和妻子来说,我们的选择是从小告诉儿子为什么不能吃的科学原理。比如有一次在商场玩,不到两岁的儿子指着糖果店里的棒棒糖说:“爸爸一个,仔仔(儿子乳名)一个。”对此,我的回应很简单,先把他抱起来,远离现场,然后告诉他:“我们还太小了,不能吃棒棒糖。如果吃了,我们的牙齿就会坏掉。”
过了一阵子,我们带他去看牙医,牙医的告诫亦是如此。有趣的是,孩子对牙医很是信任,甚至超过了对我们的信任。回来之后,孩子对甜食的控制和对刷牙的坚持都变得更加自觉了。
从绘本到日常社交,我们都会注意对零食的控制,这种逻辑统一的做法令孩子深信自己现在太小了,不能吃棒棒糖之类的零食。当然,除了保持统一的逻辑,对于那些有着过多零食商店的区域,我们也会尽量少带孩子去。
出去社交,我们尽量去户外空间更大的区域,方便孩子释放能量。同时,我们也会带上一些新鲜水果或自制糕点,既能帮助孩子补充能量,又能防止其他家长、商店的诱惑。
到目前为止,在应对零食泛滥的问题上,我并不确定自己的做法是最好的,因为有时候也会面临孩子生气的僵局。而且这条路也十分考验我自己的学习能力,这需要不断吸收新领域的知识,以便随时回应孩子的疑问和诉求。
不消说,控制零食的过程是一场脑力和体力的大作战。为此,我很明白许多父母并不能像我这样,投入较多的时间给孩子,并且有一个比我还要坚定的育儿合伙人帮助执行策略。所以,零食的成功控制,需要建立在不断学习、积极陪伴、储备大量耐心的基础之上。从这一层面出发,我又不得不发出感慨:这一届爸妈带娃可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