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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把作风建设的意义概括为“一个体现，三个关系”：即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要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方针，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关系人心向背
党中央所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问题，是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的。
一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对利益的大胆追求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二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动，权钱交易的需要和可能同时出现。各利益主体为获取有限资源展开竞争，有的不惜重金收买公共权力；而某些掌握重要权力，又很少受监督制约的领导干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很强的不平衡感，经不住糖弹诱惑。从追求高消费到追求货币积累；又从追求货币积累到追求资本积累，胃口越来越大。最典型的是原四川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他贪污受贿1400多万元，在检察机关收缴赃款赃物时竟发现其中有一座正在运行的水电站。他用受贿的钱买了这个水电站，一边当政府的副市长，一边当电站老板，他被双规以后，电站还在每天发电给他挣钱。再就是利用改革不同步造成的腐败机会，把化公为私作为最迅速的积累途径。俄罗斯那么多亿万富翁是怎么冒出来的？没有谁是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完全是靠把苏联人民七十多年创造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而“一夜暴富”。国内有些腐败分子也想这样做，原四川省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用瞒天过海的手段，把资产超过46000万元的大型国有企业以4000万元低价卖给私人老板，就因为对方答应事成后给他个人1500万元的“好处费”，他计算够他一辈子花了。
还有，获得并巩固执政地位，是我们党造福民族和人民的重要条件。但也必须承认，随着转型过程中权力“含金量”的加大，为获取好处追逐权力、职位的人在增多。“潜规则”也应运而生。“潜规则”说起来很神秘，其实无外乎一个“侵入”、两个“崇拜”：一个“侵入”就是市场原则侵入非市场领域。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商品化了。最典型为买官卖官，还有权色交易等；两个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前者主要表现为把上下级之间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后者表现为在歪风邪气面前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恶化个人生存环境，于是随波逐流。“潜规则”不仅使上下级关系、人和人关系庸俗化，使党纪政纪的“正规则”失效，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也形成巨大的颠覆。因为“潜规则”会复制出更多按“潜规则”办事的人，不肯同流合污的干部，势必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因此，坏的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甚至是瘟疫，可以造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局部小环境，最近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往往都是导致几十甚至上百名领导干部落马的群体性腐败现象，就是例证。
总之，在权力和市场的考验下，领导干部身上滋生不正之风的危险性在增加。作为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本人，要多从主观世界找原因，不能把一切都推到环境和风气上。但作为党的组织，就必须看到，好的作风环境，可以使有些原来素质并不高的人，得到灵魂净化、情操陶冶；坏的作风环境，也可以毁掉很多原本不坏的干部。这也是中央高度重视预防腐败工作的原因之一。
我国现在有四大社会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其中干群矛盾起主导作用。人民对党的信任，本质上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任；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是以每个领导干部的作风来体现的。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作风问题就更加重要。很多矛盾激化都和干部作风不正有关。因此，总书记把作风建设的意义概括为“一个体现，三个关系”：即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反映了中央的高度忧患意识。
二、以权谋私的思想根源，是在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上出了问题
领导干部是个特殊群体，党和国家的权力必须通过各级领导干部方能行使。因此，一个领导干部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优良素养，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秉公用权、廉洁从政。
坚持秉公用权，就是要树立和实践权为民所用的正确权力观。谁破坏了这个规则，就会受到规则的惩罚。近些年来，为什么栽倒在高速公路建设上的省级交通厅局长这样多，有人说，是因为高速公路投資太大，中部地区平均每公里投资达1.5亿元，而承包商一旦中标，也意味着高额的利润。因此，掌握实际发包大权的交通厅局长，必然成为糖弹密集攻击的对象，行贿者为达到目的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领导干部稍微把持不住自己，就可能成为利欲和糖弹的俘虏。但另一个原因人们谈得较少，就是他们权钱交易的败露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对于资源紧缺的我国来说，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领导干部，必然处在社会的聚光灯下。如果不能秉公办事，企图个人或几个人侵占属于公众的资源，很难不被盯上。个人对资源的垄断程度越高，受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越多，自发的监督者越多。从这些案件的举报者就可以看出来，其中有因不公正的暗箱操作而落标的投标人，有被上级领导违反程序、“越俎代庖”的职能部门的干部，还有的是被那些制造豆腐渣工程触犯众怒而遭查处的包工头牵出来的。
以权谋私的思想根源，最后还是要归结到理想信念上。这问题有一定普遍性，我接触的一些大学生党员也说，总觉得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太空太虚太远，个别讲授马列主义的教师也在课堂上讲：“什么是社会主义啊？社会就这样了，主义你看着办。”这都是不正确的。坚定理想，不是要你对共产主义是什么样，何时能实现做这样那样的设想。因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有阶段的。在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连新民主主义社会都没有看到，但丝毫掩盖不了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而在今天，坚定理想，就是要扎扎实实地为我们党提出的“三步走”目标而奋斗；坚定信念，就是坚信我们党的十七大高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适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因而也必然能够成功的。
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我们党成立86年了，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已有五千年，有共产党员的时段还不到2%；我们党成立时只有几十名党员，即使以新中国建立时的300万党员计，也不到当时全国人口的1%。如果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这样一个党，怎么能把绝大多数中国人集聚到自己旗帜下，能在那样短时间内改变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
第二，从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角度看， 20世纪的中国，有三个最伟大的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人，一个是共产党最亲密和尊敬的朋友。即使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内云集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最优秀的人才，这也是当前任何社会势力都没有能力挑战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去年“七一”，胡锦涛总书记把党的奋斗史总结为干了“三件大事”。建立新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实行改革开放。这三件事可以相应地概括为三句话，就是说，我们几千万党员85年的所有奋斗、所有工作，用三句话就可以完全概括了，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党领导中华民族强起来，党领导人民群众富起来。”如果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则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富强中国。而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现阶段最具体的表现。
但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政客对我们的社会性质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他们为什么大力吹捧印度的经济比我们还有活力，有发展前途？表面上是讲印度中产阶级大、受教育水平高、IT产业发达、英语人口多等等。其实最根本的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印度是“民主国家”，和他们奉行相同价值观，而我们是所谓“共产党国家”。他们对此是分得十分清楚的。他们怎么可能让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呢？而我们党内有些人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对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中国坚持下去已失去信心，认为将来必然是“老板”的天下，迫不及待地要赶上“资本原始积累的末班车”。因此，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理想信念是关键，腐败都表现为丧失理想信念。
例如去年4月被执行死刑的河北省原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从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到堕落为人人唾弃的死刑犯，就和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理想信念动摇到完全丧失党员气节分不开。他利用担任省机电办主任审批进口汽车指标的权力，大肆索贿受贿。他反侦查能力很强，为了不露蛛丝马迹，他受贿不接受转账，只要现金，也不往银行存。为此在北京某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当金库，又索贿了一台高尔夫轿车当运钞车。他受贿的百元现钞的总重量将近半吨，总额达4644万元。最多一次受贿现金1640万元，用轿车拉了三趟才拉完。而且从停车场到他藏钱的房子有一段很长的路。而这160多公斤的现金，就靠他这样一个患有严重糖尿病的50多岁的小老头往返搬运。后来法官也感叹道：这绝对是个力气活。就是说，他干得也很不容易。但面对小山一样高的钱，他却很少挥霍，有时还到地摊吃饭；因为怕露富，他也从不给亲戚朋友钱物，包括一手抚养他长大、至今还靠为部队养猪过活的贫穷的姐姐，他去看望时，不但没留下一分钱，连东西都没买。那他弄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他交待说，唯一的嗜好就是到藏钱的房子里，把那些现金一摞一摞地铺在地下，坐在那里静静地“欣赏”，想着“我现在终于有钱了”。显然，他的信仰早已和共产党人无缘，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典型的“货币拜物教”。巴尔扎克写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那个对钱财痴迷吝啬到极点的老头与之相比，都如同“小巫见大巫”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案发后，李友灿的绝大部分赃款都被原封不动地追回了，他客观上是为社会承担了“积累资金”的功能。其他一些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也是一样，从他们的忏悔书来看，百分之百都谈到自己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他们身败名裂的结果，本身就说明了对形势判断的严重错误和丧失理想信念的危险。
三、重教育，更重制度
对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中央强调了三个“更加”，即：“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第一，抓好教育，是惩防体系建设的基础。
作风问题集中反映了领导干部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而这“三观”又来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干部党性修养、政治品质、道德境界的具体表现。正是渗透于一言一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优良作风，形成了许多优秀共产党人风华绝代的特殊气质。而后者又经常成为重要的敌我“识别标志”。很多从事过敌后工运或学运的老同志都有这种经历，不属于一个系统、各自“单线联系”的党员只要接触上一段时间，就会对彼此的真实身份猜出几分。即使在敌人营垒中，也无法完全遮蔽共产党人的人格之光。据说潜入敌人心脏的李克农将军脱险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恍然大悟，后悔不迭，懊恼自己为什么早没看出来，这个每天埋头工作十几个小时、不贪不奢不赌不嫖的人，怎么看都更像是个“共产党”，而不太像“自己人”。
因此，作风是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就有什么樣的作风。领导干部改进作风，不能当“模仿秀”，更不能搞人格分裂，做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两面人”。只能靠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磨炼和内省，刻苦改造世界观。
领导干部如果想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官员，要用党员对党员的态度处理上下级和同级关系，用党员对群众的态度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就会有党性、有风格、有高度；领导干部如果想到，自己也来自群众，是靠勤奋加机遇走上领导岗位，就能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倾尽全力为群众谋利益；领导干部如果想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自己的使命，就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心。作为公仆，要为新经济的创业者们搞好服务；作为个人，又要在经济上和他们谨慎地保持距离。
应当说，20多年前，当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时，绝大部分领导干部，想的都是怎样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城市里发展个体经济，是要为解决回城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开辟一条新路。在农村搞联产承包，是为了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改变农业生产凋敝的状况。那时我们的领导干部，没有谁想把自己摆在先富者的行列里。但随着“先富者”财富的膨胀，他们已不是过去的万元户、几十万元户，而是有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资产的富翁，在各大城市都已形成了他们单独居住的高尚住宅区、封闭的会员制的交际和消费场所，他们子女受教育的双语学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个富人阶层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一些经常接触求助自己的老板的领导干部，不断受前者阔绰的生活方式的刺激，有的意志薄弱者开始感到心理不平衡，甚至认为，无论社会地位、职业素质和受教育水平，自己都远超过那些“先富者”，让他们独享现代化成果是不公平的。“你们靠我发财，我该比你们更发财”的逻辑，便成为他们索贿受贿的心理基础。而且，他们羡慕的已不仅是老板们鼓囊囊的钱袋，还包括有些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因此，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并不是偶然的。前一段时间，各大报都刊登了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的消息。在我的记忆里，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例子并不少，但不提及政治、经济或刑事犯罪方面的问题，单纯以生活腐化堕落而公开曝光的高级干部案件，这大概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件。中央为什么这样做，应该说是意味深长的。
有人说，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比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重要的多。每个党员干部，也要懂得珍惜，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什么是非分之想。其实，领导干部和“大款”，本质上是两种人，要遵守两种不同规则。无论 “资本家”还是“知本家”，要遵守的是市场规则。只要不违反法律，是属于自己合法的财产和收入，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社会并不过多干预。承认人家的贡献，允许人家挣钱，就要允许人家花钱。当然也要对他们进行“八荣八耻”教育，鼓励他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但不能强制，只能引导。况且那种名车靓女的炫耀性消费，有时也是他们在商场上对自己“资信”进行包装的需要。而他们背后的殚精竭虑，他们经营中的甘苦与辛酸，他们经常人前陪笑而人后想哭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公职人员体会不到的。虽然他们掘的“第一桶金”未必干净，但发展到今天，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如果谁破坏市场规则，还想依靠收买权力来暴富，也是要碰到高压线的。
领导干部则不同。我们拥有的是公共权力，是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要遵守的是行政规则，也就是当公仆的规则。我们使用权力，支配资源，要按照授权者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个人需要。党和人民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但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我们必须断绝“发大财”的念头，只要在现在的岗位上，就不可能成为“大款”或者“富豪”。挥金如土、依红偎翠的生活是和我们无缘的。如果谁暴富起来，甚至养起情妇，必定会受到组织和监督部门的注意，即使他们没有注意，党员、群众也会举报你。即便他们对“大款”们类似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你却不会放过。因为“大款”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供养你的是纳税人的钱，人民没给你这笔钱，人们不是对你的隐私有兴趣，而是要问你的这些开支从哪里来，和你手中的公共权力有什么关系。还有前一段中央正在严查的干部入股煤矿问题也是如此。基层领导干部工资不高，存款放在银行里也没利息，个别人看到煤老板发了财眼热，就想入股分两个钱，可以理解。但且不说是否违纪，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尽管这些领导干部千叮咛万嘱咐“别说有我的股份”，但老板们不仅不会为你保密，还会到处宣扬，因为你的名字和职务，就是他吓退检查者或骚扰者的护身符，而有了你入股，他会更加胆大妄为、不顾煤矿安全，又使各种恶性事故的发生带有必然性。结果你不仅分不到多少钱，可能最后连党籍和公职也丢了。因此，要想发财，不挡你的路，可以辞职去当煤老板，但如果舍不得公职，就别做发大财的梦，二者只能择一，又当官又发财的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要重复这些事实，是为了提醒：这就是我们选择的“社会职业”和不能逾越的轨道。我们的责任很重，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这份信任。我们的待遇不算高，但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比，包括与已经实现小康的“中产阶级”比，也是幸运者。这当然包括我们获得的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可以施展才华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这些非货币因素。这是金钱买不来的。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正受到各色人等包围，特别在个别“潜规则”盛行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如果领导干部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失足。
第二，制度建設离不开民主参与。制度建设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制度，把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是构建惩防体系非常关键的一环。制度建设不是“建制度”，而是要建立一个保证制度健全和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制度体系。相对而言，订立制度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保证制度得到遵守，造成老实人吃亏，胆大妄为的反而占便宜，制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有些单位的制度建设看起来很热闹，“七不准”、“八不许”都上了墙，但多是管下级干部和群众的，在一些关键的权力上，给领导干部留了可以暗箱操作的口子，不是行内人还很难看出来。堵塞这些漏洞不能靠巡视组，而要靠广泛的民主参与。只有民主参与制定的制度，才能保证制度的执行得到民主监督。
还有，党组织加强监督，预防在先，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当然，强调预防腐败，绝不是忽视惩治腐败。因为，不坚决惩治腐败就不能还广大群众一个公道，也不利于教育和挽救更多干部。大家都知道，广东开平三任中行行长，卷走4.8个亿。出逃的手法也很无耻，是让自己的老婆和美国人假结婚，以尽快获得美国国籍，为他们找到落脚点。我国政府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他们引渡回来，绳之以法，余震东是个成功的例子。对国内一些腐败分子震撼很大。我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已经或正准备外逃的腐败分子，决不可能容忍他们盗窃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国有资产跑到国外去当寓公，去享受下半辈子，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抓回来。
最后，要对领导干部提要求，也要强调各级党组织的作用。领导干部不能对群众“冷”，要少说空话，多做暖人心的事；党组织也不能对干部“冷”，要少讲“官话”，当好干部的贴心人、家里人。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党员把一切依靠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作为天经地义的事。一想到组织就感到很神圣、很温暖。但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人和人关系的变化，在有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要对干部负责的观念也有所淡化。有条短信说：“什么是组织，当你遇到不公时，它要你正确对待；当你权益被侵害时，它要你顾全大局；当你受到诬陷时，它要你相信组织；当你需要帮助时，它说我们无能为力。”话说得尖刻、偏激，但并非完全空穴来风。确实有些干部感到，自己身边的“组织关心”越来越概念化，认为个人的事要是自己不跑不找，“天上不会掉馅饼”，干得再好也没用。这也是产生伸手要官、要待遇等不正之风的思想根源之一。因此，胡锦涛同志近期在宁夏视察时特别提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格外关注”、“多加留意”、“不能亏待”，说得直白而简洁，既阐明了选用干部的重要标准，也充满了对这些好同志的深切情意。因此，党组织要保持“党员之家”的传统，真诚关爱每个干部，把保障他们权益、解决他们困难、帮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为他们搭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平台，使每个人都有上进之路，无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净化党内人和人的关系、上下级关系、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这也是惩防体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预示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提供有力保证。
（作者：红旗出版社副总编）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要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方针，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关系人心向背
党中央所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问题，是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的。
一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对利益的大胆追求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二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动，权钱交易的需要和可能同时出现。各利益主体为获取有限资源展开竞争，有的不惜重金收买公共权力；而某些掌握重要权力，又很少受监督制约的领导干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很强的不平衡感，经不住糖弹诱惑。从追求高消费到追求货币积累；又从追求货币积累到追求资本积累，胃口越来越大。最典型的是原四川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他贪污受贿1400多万元，在检察机关收缴赃款赃物时竟发现其中有一座正在运行的水电站。他用受贿的钱买了这个水电站，一边当政府的副市长，一边当电站老板，他被双规以后，电站还在每天发电给他挣钱。再就是利用改革不同步造成的腐败机会，把化公为私作为最迅速的积累途径。俄罗斯那么多亿万富翁是怎么冒出来的？没有谁是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完全是靠把苏联人民七十多年创造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而“一夜暴富”。国内有些腐败分子也想这样做，原四川省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用瞒天过海的手段，把资产超过46000万元的大型国有企业以4000万元低价卖给私人老板，就因为对方答应事成后给他个人1500万元的“好处费”，他计算够他一辈子花了。
还有，获得并巩固执政地位，是我们党造福民族和人民的重要条件。但也必须承认，随着转型过程中权力“含金量”的加大，为获取好处追逐权力、职位的人在增多。“潜规则”也应运而生。“潜规则”说起来很神秘，其实无外乎一个“侵入”、两个“崇拜”：一个“侵入”就是市场原则侵入非市场领域。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商品化了。最典型为买官卖官，还有权色交易等；两个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前者主要表现为把上下级之间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后者表现为在歪风邪气面前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恶化个人生存环境，于是随波逐流。“潜规则”不仅使上下级关系、人和人关系庸俗化，使党纪政纪的“正规则”失效，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也形成巨大的颠覆。因为“潜规则”会复制出更多按“潜规则”办事的人，不肯同流合污的干部，势必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因此，坏的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甚至是瘟疫，可以造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局部小环境，最近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往往都是导致几十甚至上百名领导干部落马的群体性腐败现象，就是例证。
总之，在权力和市场的考验下，领导干部身上滋生不正之风的危险性在增加。作为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本人，要多从主观世界找原因，不能把一切都推到环境和风气上。但作为党的组织，就必须看到，好的作风环境，可以使有些原来素质并不高的人，得到灵魂净化、情操陶冶；坏的作风环境，也可以毁掉很多原本不坏的干部。这也是中央高度重视预防腐败工作的原因之一。
我国现在有四大社会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其中干群矛盾起主导作用。人民对党的信任，本质上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任；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是以每个领导干部的作风来体现的。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作风问题就更加重要。很多矛盾激化都和干部作风不正有关。因此，总书记把作风建设的意义概括为“一个体现，三个关系”：即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反映了中央的高度忧患意识。
二、以权谋私的思想根源，是在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上出了问题
领导干部是个特殊群体，党和国家的权力必须通过各级领导干部方能行使。因此，一个领导干部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优良素养，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秉公用权、廉洁从政。
坚持秉公用权，就是要树立和实践权为民所用的正确权力观。谁破坏了这个规则，就会受到规则的惩罚。近些年来，为什么栽倒在高速公路建设上的省级交通厅局长这样多，有人说，是因为高速公路投資太大，中部地区平均每公里投资达1.5亿元，而承包商一旦中标，也意味着高额的利润。因此，掌握实际发包大权的交通厅局长，必然成为糖弹密集攻击的对象，行贿者为达到目的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领导干部稍微把持不住自己，就可能成为利欲和糖弹的俘虏。但另一个原因人们谈得较少，就是他们权钱交易的败露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对于资源紧缺的我国来说，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领导干部，必然处在社会的聚光灯下。如果不能秉公办事，企图个人或几个人侵占属于公众的资源，很难不被盯上。个人对资源的垄断程度越高，受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越多，自发的监督者越多。从这些案件的举报者就可以看出来，其中有因不公正的暗箱操作而落标的投标人，有被上级领导违反程序、“越俎代庖”的职能部门的干部，还有的是被那些制造豆腐渣工程触犯众怒而遭查处的包工头牵出来的。
以权谋私的思想根源，最后还是要归结到理想信念上。这问题有一定普遍性，我接触的一些大学生党员也说，总觉得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太空太虚太远，个别讲授马列主义的教师也在课堂上讲：“什么是社会主义啊？社会就这样了，主义你看着办。”这都是不正确的。坚定理想，不是要你对共产主义是什么样，何时能实现做这样那样的设想。因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有阶段的。在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连新民主主义社会都没有看到，但丝毫掩盖不了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而在今天，坚定理想，就是要扎扎实实地为我们党提出的“三步走”目标而奋斗；坚定信念，就是坚信我们党的十七大高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适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因而也必然能够成功的。
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我们党成立86年了，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已有五千年，有共产党员的时段还不到2%；我们党成立时只有几十名党员，即使以新中国建立时的300万党员计，也不到当时全国人口的1%。如果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这样一个党，怎么能把绝大多数中国人集聚到自己旗帜下，能在那样短时间内改变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
第二，从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角度看， 20世纪的中国，有三个最伟大的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人，一个是共产党最亲密和尊敬的朋友。即使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内云集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最优秀的人才，这也是当前任何社会势力都没有能力挑战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去年“七一”，胡锦涛总书记把党的奋斗史总结为干了“三件大事”。建立新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实行改革开放。这三件事可以相应地概括为三句话，就是说，我们几千万党员85年的所有奋斗、所有工作，用三句话就可以完全概括了，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党领导中华民族强起来，党领导人民群众富起来。”如果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则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富强中国。而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现阶段最具体的表现。
但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政客对我们的社会性质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他们为什么大力吹捧印度的经济比我们还有活力，有发展前途？表面上是讲印度中产阶级大、受教育水平高、IT产业发达、英语人口多等等。其实最根本的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印度是“民主国家”，和他们奉行相同价值观，而我们是所谓“共产党国家”。他们对此是分得十分清楚的。他们怎么可能让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呢？而我们党内有些人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对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中国坚持下去已失去信心，认为将来必然是“老板”的天下，迫不及待地要赶上“资本原始积累的末班车”。因此，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理想信念是关键，腐败都表现为丧失理想信念。
例如去年4月被执行死刑的河北省原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从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到堕落为人人唾弃的死刑犯，就和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理想信念动摇到完全丧失党员气节分不开。他利用担任省机电办主任审批进口汽车指标的权力，大肆索贿受贿。他反侦查能力很强，为了不露蛛丝马迹，他受贿不接受转账，只要现金，也不往银行存。为此在北京某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当金库，又索贿了一台高尔夫轿车当运钞车。他受贿的百元现钞的总重量将近半吨，总额达4644万元。最多一次受贿现金1640万元，用轿车拉了三趟才拉完。而且从停车场到他藏钱的房子有一段很长的路。而这160多公斤的现金，就靠他这样一个患有严重糖尿病的50多岁的小老头往返搬运。后来法官也感叹道：这绝对是个力气活。就是说，他干得也很不容易。但面对小山一样高的钱，他却很少挥霍，有时还到地摊吃饭；因为怕露富，他也从不给亲戚朋友钱物，包括一手抚养他长大、至今还靠为部队养猪过活的贫穷的姐姐，他去看望时，不但没留下一分钱，连东西都没买。那他弄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他交待说，唯一的嗜好就是到藏钱的房子里，把那些现金一摞一摞地铺在地下，坐在那里静静地“欣赏”，想着“我现在终于有钱了”。显然，他的信仰早已和共产党人无缘，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典型的“货币拜物教”。巴尔扎克写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那个对钱财痴迷吝啬到极点的老头与之相比，都如同“小巫见大巫”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案发后，李友灿的绝大部分赃款都被原封不动地追回了，他客观上是为社会承担了“积累资金”的功能。其他一些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也是一样，从他们的忏悔书来看，百分之百都谈到自己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他们身败名裂的结果，本身就说明了对形势判断的严重错误和丧失理想信念的危险。
三、重教育，更重制度
对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中央强调了三个“更加”，即：“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第一，抓好教育，是惩防体系建设的基础。
作风问题集中反映了领导干部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而这“三观”又来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干部党性修养、政治品质、道德境界的具体表现。正是渗透于一言一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优良作风，形成了许多优秀共产党人风华绝代的特殊气质。而后者又经常成为重要的敌我“识别标志”。很多从事过敌后工运或学运的老同志都有这种经历，不属于一个系统、各自“单线联系”的党员只要接触上一段时间，就会对彼此的真实身份猜出几分。即使在敌人营垒中，也无法完全遮蔽共产党人的人格之光。据说潜入敌人心脏的李克农将军脱险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恍然大悟，后悔不迭，懊恼自己为什么早没看出来，这个每天埋头工作十几个小时、不贪不奢不赌不嫖的人，怎么看都更像是个“共产党”，而不太像“自己人”。
因此，作风是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就有什么樣的作风。领导干部改进作风，不能当“模仿秀”，更不能搞人格分裂，做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两面人”。只能靠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磨炼和内省，刻苦改造世界观。
领导干部如果想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官员，要用党员对党员的态度处理上下级和同级关系，用党员对群众的态度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就会有党性、有风格、有高度；领导干部如果想到，自己也来自群众，是靠勤奋加机遇走上领导岗位，就能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倾尽全力为群众谋利益；领导干部如果想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自己的使命，就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心。作为公仆，要为新经济的创业者们搞好服务；作为个人，又要在经济上和他们谨慎地保持距离。
应当说，20多年前，当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时，绝大部分领导干部，想的都是怎样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城市里发展个体经济，是要为解决回城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开辟一条新路。在农村搞联产承包，是为了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改变农业生产凋敝的状况。那时我们的领导干部，没有谁想把自己摆在先富者的行列里。但随着“先富者”财富的膨胀，他们已不是过去的万元户、几十万元户，而是有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资产的富翁，在各大城市都已形成了他们单独居住的高尚住宅区、封闭的会员制的交际和消费场所，他们子女受教育的双语学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个富人阶层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一些经常接触求助自己的老板的领导干部，不断受前者阔绰的生活方式的刺激，有的意志薄弱者开始感到心理不平衡，甚至认为，无论社会地位、职业素质和受教育水平，自己都远超过那些“先富者”，让他们独享现代化成果是不公平的。“你们靠我发财，我该比你们更发财”的逻辑，便成为他们索贿受贿的心理基础。而且，他们羡慕的已不仅是老板们鼓囊囊的钱袋，还包括有些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因此，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并不是偶然的。前一段时间，各大报都刊登了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的消息。在我的记忆里，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例子并不少，但不提及政治、经济或刑事犯罪方面的问题，单纯以生活腐化堕落而公开曝光的高级干部案件，这大概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件。中央为什么这样做，应该说是意味深长的。
有人说，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比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重要的多。每个党员干部，也要懂得珍惜，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什么是非分之想。其实，领导干部和“大款”，本质上是两种人，要遵守两种不同规则。无论 “资本家”还是“知本家”，要遵守的是市场规则。只要不违反法律，是属于自己合法的财产和收入，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社会并不过多干预。承认人家的贡献，允许人家挣钱，就要允许人家花钱。当然也要对他们进行“八荣八耻”教育，鼓励他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但不能强制，只能引导。况且那种名车靓女的炫耀性消费，有时也是他们在商场上对自己“资信”进行包装的需要。而他们背后的殚精竭虑，他们经营中的甘苦与辛酸，他们经常人前陪笑而人后想哭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公职人员体会不到的。虽然他们掘的“第一桶金”未必干净，但发展到今天，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如果谁破坏市场规则，还想依靠收买权力来暴富，也是要碰到高压线的。
领导干部则不同。我们拥有的是公共权力，是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要遵守的是行政规则，也就是当公仆的规则。我们使用权力，支配资源，要按照授权者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个人需要。党和人民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但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我们必须断绝“发大财”的念头，只要在现在的岗位上，就不可能成为“大款”或者“富豪”。挥金如土、依红偎翠的生活是和我们无缘的。如果谁暴富起来，甚至养起情妇，必定会受到组织和监督部门的注意，即使他们没有注意，党员、群众也会举报你。即便他们对“大款”们类似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你却不会放过。因为“大款”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供养你的是纳税人的钱，人民没给你这笔钱，人们不是对你的隐私有兴趣，而是要问你的这些开支从哪里来，和你手中的公共权力有什么关系。还有前一段中央正在严查的干部入股煤矿问题也是如此。基层领导干部工资不高，存款放在银行里也没利息，个别人看到煤老板发了财眼热，就想入股分两个钱，可以理解。但且不说是否违纪，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尽管这些领导干部千叮咛万嘱咐“别说有我的股份”，但老板们不仅不会为你保密，还会到处宣扬，因为你的名字和职务，就是他吓退检查者或骚扰者的护身符，而有了你入股，他会更加胆大妄为、不顾煤矿安全，又使各种恶性事故的发生带有必然性。结果你不仅分不到多少钱，可能最后连党籍和公职也丢了。因此，要想发财，不挡你的路，可以辞职去当煤老板，但如果舍不得公职，就别做发大财的梦，二者只能择一，又当官又发财的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要重复这些事实，是为了提醒：这就是我们选择的“社会职业”和不能逾越的轨道。我们的责任很重，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这份信任。我们的待遇不算高，但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比，包括与已经实现小康的“中产阶级”比，也是幸运者。这当然包括我们获得的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可以施展才华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这些非货币因素。这是金钱买不来的。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正受到各色人等包围，特别在个别“潜规则”盛行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如果领导干部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失足。
第二，制度建設离不开民主参与。制度建设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制度，把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是构建惩防体系非常关键的一环。制度建设不是“建制度”，而是要建立一个保证制度健全和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制度体系。相对而言，订立制度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保证制度得到遵守，造成老实人吃亏，胆大妄为的反而占便宜，制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有些单位的制度建设看起来很热闹，“七不准”、“八不许”都上了墙，但多是管下级干部和群众的，在一些关键的权力上，给领导干部留了可以暗箱操作的口子，不是行内人还很难看出来。堵塞这些漏洞不能靠巡视组，而要靠广泛的民主参与。只有民主参与制定的制度，才能保证制度的执行得到民主监督。
还有，党组织加强监督，预防在先，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当然，强调预防腐败，绝不是忽视惩治腐败。因为，不坚决惩治腐败就不能还广大群众一个公道，也不利于教育和挽救更多干部。大家都知道，广东开平三任中行行长，卷走4.8个亿。出逃的手法也很无耻，是让自己的老婆和美国人假结婚，以尽快获得美国国籍，为他们找到落脚点。我国政府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他们引渡回来，绳之以法，余震东是个成功的例子。对国内一些腐败分子震撼很大。我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已经或正准备外逃的腐败分子，决不可能容忍他们盗窃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国有资产跑到国外去当寓公，去享受下半辈子，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抓回来。
最后，要对领导干部提要求，也要强调各级党组织的作用。领导干部不能对群众“冷”，要少说空话，多做暖人心的事；党组织也不能对干部“冷”，要少讲“官话”，当好干部的贴心人、家里人。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党员把一切依靠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作为天经地义的事。一想到组织就感到很神圣、很温暖。但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人和人关系的变化，在有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要对干部负责的观念也有所淡化。有条短信说：“什么是组织，当你遇到不公时，它要你正确对待；当你权益被侵害时，它要你顾全大局；当你受到诬陷时，它要你相信组织；当你需要帮助时，它说我们无能为力。”话说得尖刻、偏激，但并非完全空穴来风。确实有些干部感到，自己身边的“组织关心”越来越概念化，认为个人的事要是自己不跑不找，“天上不会掉馅饼”，干得再好也没用。这也是产生伸手要官、要待遇等不正之风的思想根源之一。因此，胡锦涛同志近期在宁夏视察时特别提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格外关注”、“多加留意”、“不能亏待”，说得直白而简洁，既阐明了选用干部的重要标准，也充满了对这些好同志的深切情意。因此，党组织要保持“党员之家”的传统，真诚关爱每个干部，把保障他们权益、解决他们困难、帮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为他们搭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平台，使每个人都有上进之路，无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净化党内人和人的关系、上下级关系、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这也是惩防体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预示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提供有力保证。
（作者：红旗出版社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