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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孩政策”落地后，许多家庭选择养育两个孩子。随着家庭育儿负担加重，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也快速上升。但由于年轻的父母照护婴幼儿的时间普遍有限，而且大多数幼儿园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入园，致使婴幼儿的看护问题成了很多年轻父母焦虑和头疼的一件事儿。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网民普遍认为，该《指导意见》的提出将有利于缓解当前婴幼儿照护的现实困难，其中提出的许多重要举措振奋人心，成效值得期待。
看护难，成为很多家庭的痛点
孙女士的女儿两岁半，目前从家政公司请了一位服务员来家里照顾孩子。“我们两口子都是外地人，如果请老人过来帮忙，不但水土不服会导致生活上的种种不习惯，而且还担心老人太操劳身体吃不消。”每个月5000元的保姆费基本与孙女士的月工资持平。“但是我不敢辞职，毕竟除了家庭之外，我还希望获得更多的社会价值感。虽然我的工资基本都交了保姆费，但是一码归一码，毕竟我现在坚持工作，会给自己以后的职场积累经验，而且我也担心万一辞职回家待上两三年，想再次回归社会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我们处在一个大信息量、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而且我们又大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民众。”孙女士说，就是因为担心有朝一日会被社会无情淘汰，所以现在不敢让自己松懈，而且她觉得现在大多数的企业、用人单位不会去挽留一个没有特殊技能又有家庭拖累、战斗力不强的员工。
像孙女士这样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咬牙坚持的人不在少数。一项统计显示，2018年全国高职院校、高等学校共开设婴幼儿照护专业点1151个，招生人数为29.6万人，但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照护服務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近80%的婴幼儿由祖辈参与看护和照料。如今，国家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尤其是从2019年1月1日起，新个人所得税法全面实施，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政府算是实实在在地给老百姓送上了一个“大礼包”，但是这对于抚养二孩的新增压力来说，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养儿难，首先就难在“看护”，全面二孩政策更是遭遇了孩子没人照顾的现实困境。
晚婚晚育，很大程度是在逃避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在一些农村地区，多养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个劳动力，养孩子会带来正收益，因此结婚生子就是必需行为，年轻人结婚也会尽早尽快。但在城市化的情况下，单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说，养孩子是负担，它实际上要求人们把对工作与事业的精力分出一部分到孩子身上去，而且由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对身体的消耗也越来越多，人们通常会考虑用社会保障以及商业保险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因此也逐渐削弱了未来对子女的经济依靠，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需要考虑等自己退休后靠子女来养的问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正在被逐渐淡化。在这样的各种情况下，养孩子变成了一件奢侈行为而非必需行为，只有在稳定了自己其他方面之后，才会考虑结婚生子这样的事，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晚婚晚育在一些城市成为普遍现象。实际上，从当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因其城市化进程远远走在前面，这也就必然出现大量人群不愿生育的现象，政府为此就得推出各种优惠措施来鼓励人们生育。
据介绍，如今美国2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已降至历史纪录的低点，且生育年龄逐渐增大。不仅是美国，日本、德国、芬兰、韩国等国家的人口专家也为此感到担忧，因为没有足够的新生儿。中国虽是人口大国，却也面临着婚育率快速下降的威胁，大龄未婚族、不婚族、丁克族、闪婚闪离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拥趸者众。《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进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现在的年轻人更趋于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事业和学业，繁重的生活压力和就业压力让一些人无暇自顾，晚婚晚育甚至成了现代家庭的一个难题，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想逃避压力，不愿面对现实。”顾宝昌说。现在一些大城市的职场一族越来越感受到压力，这个压力有的是来自内心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
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现状有望缓解
一方面很多人为了逃避育儿压力晚婚晚育，另一方面那些已经步入婚姻的人则面临着育儿的种种现实困难，尤其是孩子接送、看护问题更是让很多年轻夫妇倍感困扰。
“我和老公本身就属于晚婚晚育，我们双方父母年龄都比较大了，又都是外地的，来北京照顾小孩儿多有不便，请保姆来家里照顾孩子也不是特别放心，因为这完全是个良心活儿。”苏女士为了照顾孩子，一年前已经辞职当了全职妈妈，她其实并不愿意离开职场，但实在没有其他办法。现在她只盼着老公好好工作多挣点钱，为生二胎做好准备。
当前上班父母照护婴幼儿的时间普遍有限，而在大多数双职工家庭里，父亲照顾孩子的时间更少。父母时间的缺失，使得很多家庭不得不选择隔代养育，但即便老一辈付出了巨大代价，仍存在教育理念冲突、时间精力不足等问题，社会育儿服务成为很多家庭的一项基本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大多数幼儿园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入园，这使得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很多年轻妈妈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职场回归家庭。
“现在国家层面对于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看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都是通过家政服务等社会力量来解决，更多的家庭选择隔代抚养，但这种情况对于一些高龄婚育的夫妇来说不太现实，受其双方老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所限，只能由他们自己的小家庭来解决孩子照护问题。”国家育婴师职业培训首席专家、中华育婴协会会长郭建国说，市场需求旺盛与当前托育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已成为一对突出矛盾，即便有些早教机构能提供短时间的托育服务，但品质方面参差不齐并且也不普及。
《指导意见》公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中很多具体措施很是暖心。比如：全面落实产假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积极措施;将用人单位纳入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中来，支持用人单位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方式，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居住区要建设和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这些照护服务可以是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形式。
百姓有期待，政府有行动。《指导意见》的推出让家长们看到了希望，并期待着随着政策的深入落实，家里没人带娃的难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看护难，成为很多家庭的痛点
孙女士的女儿两岁半，目前从家政公司请了一位服务员来家里照顾孩子。“我们两口子都是外地人，如果请老人过来帮忙，不但水土不服会导致生活上的种种不习惯，而且还担心老人太操劳身体吃不消。”每个月5000元的保姆费基本与孙女士的月工资持平。“但是我不敢辞职，毕竟除了家庭之外，我还希望获得更多的社会价值感。虽然我的工资基本都交了保姆费，但是一码归一码，毕竟我现在坚持工作，会给自己以后的职场积累经验，而且我也担心万一辞职回家待上两三年，想再次回归社会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我们处在一个大信息量、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而且我们又大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民众。”孙女士说，就是因为担心有朝一日会被社会无情淘汰，所以现在不敢让自己松懈，而且她觉得现在大多数的企业、用人单位不会去挽留一个没有特殊技能又有家庭拖累、战斗力不强的员工。
像孙女士这样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咬牙坚持的人不在少数。一项统计显示，2018年全国高职院校、高等学校共开设婴幼儿照护专业点1151个，招生人数为29.6万人，但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照护服務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近80%的婴幼儿由祖辈参与看护和照料。如今，国家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尤其是从2019年1月1日起，新个人所得税法全面实施，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政府算是实实在在地给老百姓送上了一个“大礼包”，但是这对于抚养二孩的新增压力来说，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养儿难，首先就难在“看护”，全面二孩政策更是遭遇了孩子没人照顾的现实困境。
晚婚晚育，很大程度是在逃避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在一些农村地区，多养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个劳动力，养孩子会带来正收益，因此结婚生子就是必需行为，年轻人结婚也会尽早尽快。但在城市化的情况下，单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说，养孩子是负担，它实际上要求人们把对工作与事业的精力分出一部分到孩子身上去，而且由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对身体的消耗也越来越多，人们通常会考虑用社会保障以及商业保险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因此也逐渐削弱了未来对子女的经济依靠，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需要考虑等自己退休后靠子女来养的问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正在被逐渐淡化。在这样的各种情况下，养孩子变成了一件奢侈行为而非必需行为，只有在稳定了自己其他方面之后，才会考虑结婚生子这样的事，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晚婚晚育在一些城市成为普遍现象。实际上，从当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因其城市化进程远远走在前面，这也就必然出现大量人群不愿生育的现象，政府为此就得推出各种优惠措施来鼓励人们生育。
据介绍，如今美国2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已降至历史纪录的低点，且生育年龄逐渐增大。不仅是美国，日本、德国、芬兰、韩国等国家的人口专家也为此感到担忧，因为没有足够的新生儿。中国虽是人口大国，却也面临着婚育率快速下降的威胁，大龄未婚族、不婚族、丁克族、闪婚闪离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拥趸者众。《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进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现在的年轻人更趋于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事业和学业，繁重的生活压力和就业压力让一些人无暇自顾，晚婚晚育甚至成了现代家庭的一个难题，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想逃避压力，不愿面对现实。”顾宝昌说。现在一些大城市的职场一族越来越感受到压力，这个压力有的是来自内心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
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现状有望缓解
一方面很多人为了逃避育儿压力晚婚晚育，另一方面那些已经步入婚姻的人则面临着育儿的种种现实困难，尤其是孩子接送、看护问题更是让很多年轻夫妇倍感困扰。
“我和老公本身就属于晚婚晚育，我们双方父母年龄都比较大了，又都是外地的，来北京照顾小孩儿多有不便，请保姆来家里照顾孩子也不是特别放心，因为这完全是个良心活儿。”苏女士为了照顾孩子，一年前已经辞职当了全职妈妈，她其实并不愿意离开职场，但实在没有其他办法。现在她只盼着老公好好工作多挣点钱，为生二胎做好准备。
当前上班父母照护婴幼儿的时间普遍有限，而在大多数双职工家庭里，父亲照顾孩子的时间更少。父母时间的缺失，使得很多家庭不得不选择隔代养育，但即便老一辈付出了巨大代价，仍存在教育理念冲突、时间精力不足等问题，社会育儿服务成为很多家庭的一项基本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大多数幼儿园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入园，这使得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很多年轻妈妈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职场回归家庭。
“现在国家层面对于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看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都是通过家政服务等社会力量来解决，更多的家庭选择隔代抚养，但这种情况对于一些高龄婚育的夫妇来说不太现实，受其双方老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所限，只能由他们自己的小家庭来解决孩子照护问题。”国家育婴师职业培训首席专家、中华育婴协会会长郭建国说，市场需求旺盛与当前托育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已成为一对突出矛盾，即便有些早教机构能提供短时间的托育服务，但品质方面参差不齐并且也不普及。
《指导意见》公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中很多具体措施很是暖心。比如：全面落实产假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积极措施;将用人单位纳入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中来，支持用人单位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方式，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居住区要建设和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这些照护服务可以是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形式。
百姓有期待，政府有行动。《指导意见》的推出让家长们看到了希望，并期待着随着政策的深入落实，家里没人带娃的难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