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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推动创新的努力上，我们要剔除政治因素，乔西勒纳说。
过去几十年里，从字面上来说，全世界数千个政府项目都是为了鼓励新的创新型企业。虽然有一些——如以色列和新加坡的项目—极大地鼓励了创业和经营活动，但更多的项目遭遇惨败。同样的致命错误—再重复，最近大多数出现在推动清洁技术企业创新方面。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最终分配给具有很高潜力企业或与社会普遍相关企业的资金很少，却往往给那些势力强大的突发奇想项目较多。从马来西亚空荡荡的生物谷，到华盛顿特区那些实际上没产生什么创新的公司，它们却获得许多小企业创新研究基金，这个模式很让人熟悉，却令人很郁闷。相反，成功的项目拥有明确的投资流程，并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防范政治干预的危险。
面对刺激法案中大量的清洁技术资金，企业家们用最老套的方式作出回应：雇佣说客。美国能源部电池基金的最大赢——A123公司(请看TR50，第58页)——从2007年至2009年初，在华盛顿议员们身上花费了约100万美元。恩颐投资公司(New EnterpriseAssociates)的合作伙伴表示，去年三月，其25个清洁技术公司中至少一半雇佣了说客。
防止政治和其他压力错误引导公众投资创新企业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密切关注个人投资者认为可投资的公司。通过聚焦那些筹集到对等资金的支持公司，政府官员能够更成功地鼓励创新企业家。然而，近来许多对清洁技术公司的支持行动，都表现出了一种有意对市场信号无视的行为。看一看马萨诸塞州对电池制造商常青太阳能公司(Evergreen Solar)的支持。它的股价从2007年底的近19美元下跌到了今日的1.50美元，该州仍然继续资助这个公司，明显与自身的开支限制不符。这些决定中主要的考虑因素似乎不是创新的潜力，而是公司倒闭可能导致的公共关系噩梦。
高潜力的公司不会凭空出现。在过去15年里，日本政府致力于鼓励创新企业的失败，足以表明没有适合的环境，失败是必然的。美国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确保整个经济环境对企业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如保持长期资本收益的低边际税率)，使受补助的公司和风险基金能够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筹得对等资金，政府鼓励创新的项目能够以一种深思熟虑和透明的方式实现。
创新的步伐坚定不移
史蒂夫·尤尔韦特松认为创新和创业都在蓬勃发展中。
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计划性。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有一种模式就会出现。创新的速度在加快，并成了经济的外因。在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公司(Draper FisherJurvetson)，我们看到多样性和高质量的企业家思想模式进入我们的办公室。经济危机时期，科学家的思考速度并没有变慢。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新创公司的建议似乎更好。
关于创新速度的模型，考虑一下摩尔定律——计算机的能力或者数据储存容量每年增加一倍。正如雷·库兹威尔(Ray Ktazweil)所说的，从1890(穿孔卡片计算机)到2010年，这两项实现指数级的增加，见证无数的技术和社会戏剧。最近，我们看到摩尔定律使生命科学发生了变革，从基因组学到医疗成像，并在更大更多样的行业中发挥了它的魔力。
技术进步的非线性速度已经造成了市场的无数次震荡，也为新公司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机会。没有震荡，企业家和像我一样的风险资本家就不会存在了。
在之前的经济衰退中，错误的预言宣称创新死亡，因为在企业软件这样的成熟行业中，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创新。可预测的、稳定的行业抵制新进者。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不得不遵循市场的震荡。许多TR50的企业(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50强，译注)无疑将成为领军者。
为了在未来几年里提供各种动荡的机会，考虑一下这两个基础创新。
首先，2010年将产生第一部可升级的量子计算机。(我投资了D-Wave，一个建造了商用量子计算机的新公司)。如果遵循“罗斯定律”(根据D-Wave的创始人乔迪·罗斯命名)，未来10年里，每年的量子比特翻番，它就能轻易胜过地球上所有计算机之和。
这也将是首个人工合成生命形式诞生的一年：100％的DNA都从头开始制造，从化学烧杯开始。这将开启生物学中智能设计的新时代，技术人员将编写生命密码，就像编写计算机程序一样。能源和化工巨头将经历摩尔定律带来的改变，而生物科技公司每天都会创造并测试数十亿个新颖的微生物机器。
我不接受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Surowiecki)的悲观评价。我们还什么都没有看到呢。
能源变革
阿伦·马由姆达尔解释了政府基金怎样试图解决能源问题。
彻底的创新能改变整个行业的景观。这是新成立的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Agency for Energy)的目标，隶属于美国能源部。ARPA-E模仿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规划署(Defense Advanced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在去年通过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American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中，ARPA-E首次得到资助，寻求解决能源问题的改革方法。
最初，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ies)的一份报告《站在风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Storm)提到了ARPA-E。能源部长朱棣文——时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是委员会的成员，提议创建一个灵活的、创造性的机构。
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宣布这个计划后，我们收到了近3700份意见书。500个专家评审投入了近8700小时选择37个项目——所有意见书的1％。
通过能源部最严格的同行审查过程，这些项目被挑选出来。朱部长给主要的研究大学校长和工程师协会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说出全国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让这些人担任评审，这只是他们对自己国家和这个世界所承担的责任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聘请了实践科学家和工程师担任项目负责人。除了指导项目，他们还会寻找其他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我们资助的37个项目包括光谱——可再生能源、能源储存、工业和建筑能效、无石油车辆、碳捕捉等。这些想法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它们存在风险，许多都会失败。但这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如果有一两个想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技术，这将是我们所做的最好的投资。
我们决心吸引最棒最聪明的头脑来解决能源问题。这的确是这个时代的科学和工程挑战。过去，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有需要的时候帮助国家，现在又该是这么做的时候了。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伟大的想法曾经改变世界。然而新的能源方面的伟大想法可能不止是改变世界——也许还能帮助我们拯救它。
过去几十年里，从字面上来说，全世界数千个政府项目都是为了鼓励新的创新型企业。虽然有一些——如以色列和新加坡的项目—极大地鼓励了创业和经营活动，但更多的项目遭遇惨败。同样的致命错误—再重复，最近大多数出现在推动清洁技术企业创新方面。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最终分配给具有很高潜力企业或与社会普遍相关企业的资金很少，却往往给那些势力强大的突发奇想项目较多。从马来西亚空荡荡的生物谷，到华盛顿特区那些实际上没产生什么创新的公司，它们却获得许多小企业创新研究基金，这个模式很让人熟悉，却令人很郁闷。相反，成功的项目拥有明确的投资流程，并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防范政治干预的危险。
面对刺激法案中大量的清洁技术资金，企业家们用最老套的方式作出回应：雇佣说客。美国能源部电池基金的最大赢——A123公司(请看TR50，第58页)——从2007年至2009年初，在华盛顿议员们身上花费了约100万美元。恩颐投资公司(New EnterpriseAssociates)的合作伙伴表示，去年三月，其25个清洁技术公司中至少一半雇佣了说客。
防止政治和其他压力错误引导公众投资创新企业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密切关注个人投资者认为可投资的公司。通过聚焦那些筹集到对等资金的支持公司，政府官员能够更成功地鼓励创新企业家。然而，近来许多对清洁技术公司的支持行动，都表现出了一种有意对市场信号无视的行为。看一看马萨诸塞州对电池制造商常青太阳能公司(Evergreen Solar)的支持。它的股价从2007年底的近19美元下跌到了今日的1.50美元，该州仍然继续资助这个公司，明显与自身的开支限制不符。这些决定中主要的考虑因素似乎不是创新的潜力，而是公司倒闭可能导致的公共关系噩梦。
高潜力的公司不会凭空出现。在过去15年里，日本政府致力于鼓励创新企业的失败，足以表明没有适合的环境，失败是必然的。美国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确保整个经济环境对企业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如保持长期资本收益的低边际税率)，使受补助的公司和风险基金能够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筹得对等资金，政府鼓励创新的项目能够以一种深思熟虑和透明的方式实现。
创新的步伐坚定不移
史蒂夫·尤尔韦特松认为创新和创业都在蓬勃发展中。
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计划性。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有一种模式就会出现。创新的速度在加快，并成了经济的外因。在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公司(Draper FisherJurvetson)，我们看到多样性和高质量的企业家思想模式进入我们的办公室。经济危机时期，科学家的思考速度并没有变慢。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新创公司的建议似乎更好。
关于创新速度的模型，考虑一下摩尔定律——计算机的能力或者数据储存容量每年增加一倍。正如雷·库兹威尔(Ray Ktazweil)所说的，从1890(穿孔卡片计算机)到2010年，这两项实现指数级的增加，见证无数的技术和社会戏剧。最近，我们看到摩尔定律使生命科学发生了变革，从基因组学到医疗成像，并在更大更多样的行业中发挥了它的魔力。
技术进步的非线性速度已经造成了市场的无数次震荡，也为新公司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机会。没有震荡，企业家和像我一样的风险资本家就不会存在了。
在之前的经济衰退中，错误的预言宣称创新死亡，因为在企业软件这样的成熟行业中，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创新。可预测的、稳定的行业抵制新进者。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不得不遵循市场的震荡。许多TR50的企业(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50强，译注)无疑将成为领军者。
为了在未来几年里提供各种动荡的机会，考虑一下这两个基础创新。
首先，2010年将产生第一部可升级的量子计算机。(我投资了D-Wave，一个建造了商用量子计算机的新公司)。如果遵循“罗斯定律”(根据D-Wave的创始人乔迪·罗斯命名)，未来10年里，每年的量子比特翻番，它就能轻易胜过地球上所有计算机之和。
这也将是首个人工合成生命形式诞生的一年：100％的DNA都从头开始制造，从化学烧杯开始。这将开启生物学中智能设计的新时代，技术人员将编写生命密码，就像编写计算机程序一样。能源和化工巨头将经历摩尔定律带来的改变，而生物科技公司每天都会创造并测试数十亿个新颖的微生物机器。
我不接受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Surowiecki)的悲观评价。我们还什么都没有看到呢。
能源变革
阿伦·马由姆达尔解释了政府基金怎样试图解决能源问题。
彻底的创新能改变整个行业的景观。这是新成立的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Agency for Energy)的目标，隶属于美国能源部。ARPA-E模仿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规划署(Defense Advanced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在去年通过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American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中，ARPA-E首次得到资助，寻求解决能源问题的改革方法。
最初，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ies)的一份报告《站在风暴之上》(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Storm)提到了ARPA-E。能源部长朱棣文——时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是委员会的成员，提议创建一个灵活的、创造性的机构。
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宣布这个计划后，我们收到了近3700份意见书。500个专家评审投入了近8700小时选择37个项目——所有意见书的1％。
通过能源部最严格的同行审查过程，这些项目被挑选出来。朱部长给主要的研究大学校长和工程师协会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说出全国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让这些人担任评审，这只是他们对自己国家和这个世界所承担的责任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聘请了实践科学家和工程师担任项目负责人。除了指导项目，他们还会寻找其他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我们资助的37个项目包括光谱——可再生能源、能源储存、工业和建筑能效、无石油车辆、碳捕捉等。这些想法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它们存在风险，许多都会失败。但这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如果有一两个想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技术，这将是我们所做的最好的投资。
我们决心吸引最棒最聪明的头脑来解决能源问题。这的确是这个时代的科学和工程挑战。过去，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有需要的时候帮助国家，现在又该是这么做的时候了。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伟大的想法曾经改变世界。然而新的能源方面的伟大想法可能不止是改变世界——也许还能帮助我们拯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