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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008-02
编者按:活跃在外交界的王厚立大使,两次参加中苏边界谈判,六次受到利比亚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扎菲的单独接见。从中国到苏联,从苏联到利比亚,30多年间,王厚立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深刻含义。王厚立大使于1994年底从利比亚离任回国后受聘为外交部法律顾问,继续代表政府率团与许多国家谈判,签订各种司法协助条约,出席国际会议。本文是苏州大学“寻访东吴校友,开启智慧人生”专题调研组对王厚立先生的专访,希望大家能通过此稿对王厚立的传奇人生多一些了解,领悟王厚立大使“外交是艺术”的独特见解。
——本栏责任编辑 王文娟
在北京西直门的家里,儒雅温和、风度翩翩的王厚立大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走进王厚立的家,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雅致的书房在阳光映衬下显得愈加静谧,显示出主人不凡的文化修养。书架上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工艺品:古朴的荷兰木鞋,憨态可掬的俄罗斯木套娃娃,粗犷的肯尼亚乌木雕人像,造型优美的印度铜佛……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巧工艺品默默诉说着主人丰富的经历与见闻。
一、从教师到外交官
王厚立祖籍杭州,1930年出生在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家迁至上海。抗战胜利后,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附中。1948年,他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民光社” ,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后,他于1949年9月奉调北上,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继续学习。1950年3月,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他成为当时学校法律系最年轻的教师。
“我给法律专修班上课时才21岁,下面听课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解放区法院庭长、部队连长以上干部,年龄都比我大。” 回忆往事,王厚立不胜感慨。“当时,新中国法律体系还没有建立,学校也没有新的法学教材。我就和其他老师一起向在学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和中央政法部门的老同志请教,参考中外法学书籍,集体编写教材。”
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全身心投入,不但大大提高了他的教学能力,而且使他逐步掌握了大量的法学知识,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至1958年,王厚立作为访问学者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进修。回国后不久,国家急需外交人才。1961年,王厚立被调入外交部条法司,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教师和外交官,这两个职业我都喜欢。”对于人生道路的转变,王厚立很满意。
二、两次参加中苏边界谈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边界问题日渐凸显。1964年2月,时任外交部条法司副科长的王厚立以国际法专家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论证划界原则。
第一次边界谈判主要是解决东段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水界问题。谈判开始后,对于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苏联方面不予承认,双方争执不下。
“当时条约很笼统,不像现在这样精确,只是原则上规定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两国的界江。苏联方面在地图上把边界线紧贴着中国的江边画,黑龙江、乌苏里江靠近中方一边的许多岛屿都被划去了。他们还拿出一张条约附图,说江中的那条红线就是国界线。”
王厚立认为,这张附图是小比例尺图,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图上只有一个铅笔粗,没有也不可能把两江中的岛屿都标出。附图上的红线只能说明两国以江为界,无法划分出岛屿的归属。
“根据国际法,如果以江为界,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并据此确定岛屿的归属。这是国际法的规定,是各国公认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王厚立搜集了很多材料,引用了大量历史文件,包括苏联时任外长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辞典、苏联大学的国际法教科书、苏联同第三国签订的水界条约。这些资料都明确规定: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分通航的边界河流。
“我们把材料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一看,哑口无言。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张和实践。”后来,苏方只好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的归属。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原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轮谈判没有举行。1969年3月,中苏间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同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双方达成谅解,在解决边界问题前先达成一个协议: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
“10月20日,重开谈判,苏方说不存在争议地区,所有的地方都是他们的。为了‘争议地区’这个问题,双方从1969年谈到1978年9月,长达十年。”
其间,王厚立作为中国代表团专职团员,一直负责代表团内部事务。这次漫长的谈判,时间都消耗在争吵中,毫无实际成果。但是它使边境局势因有了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而得到缓和,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
三、准确预言苏联解体
1979年,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有苏联学习和工作经历的王厚立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主要研究苏联国内情况。
“当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我们的信息也比较闭塞,外出旅游调研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
在大使馆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王厚立几乎走遍了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在领略北方邻邦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风土人情的同时,他发现苏联的民族问题很严重。于是,他结合沿途见闻和国际形势写了一篇调研报告来分析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报告中,他预言苏联将解体,各加盟共和国也将有序独立。
“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在二战时期出兵强占的,并入苏联前就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高。他们认为自己不加盟苏联的话生活会更好,而且美国不承认苏联对这三国的控制,所以这三个国家独立情绪比较强,会先独立出来。高加索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对苏联也有离心倾向。中亚五国原来是游牧民族,加盟苏联后是受益的,很多人都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是也有民族矛盾,姑娘很少与俄罗斯民族通婚,他们最后也会从苏联独立出去。”
王厚立的预言在九十年代初期得到了准确的验证: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宣布独立,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最后脱离苏联,苏联解体。
四、卡扎菲六次单独接见
1989年,王厚立出任中国驻利比亚特命全权大使,迈向他外交生涯的顶峰。利比亚是个神秘而独特的国度,其国家领导人卡扎菲更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国际风云人物。卡扎菲一般不单独接见外国使节,而他却单独接见王厚立六次,这在外交使团中传为佳话。
“他为什么要见我呢?当时利比亚正因‘洛克比空难’事件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他希望得到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支持。此外,该事件有许多法律问题,他知道我是个法学家,想听听我个人的意见。”
王厚立向卡扎菲坦言,“与其说‘洛克比空难’事件是个法律案件,倒不如说是个政治案件;英美的真实目的不只要利比亚交出两名嫌疑人,还要利比亚明确承诺终止恐怖主义活动;除采取法律手段外,还须从政治上考虑来解决问题,首先是权衡同美国的关系。”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非常安静,非常耐心,讲话声音很轻,而且不打断你,非常有礼貌,这与他在公开场合那种挥舞拳头、声嘶力竭讲话的形象判若两人。”在王厚立的印象中,卡扎菲会耐心倾听他的每一句话,并频频点头。
1992年,中国在主张对利比亚进行制裁的联合国第748号决议中投了弃权票。后来,利比亚某高官会见王厚立时,对中国的投票进行质疑,认为中国屈服于美国。“虽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的是弃权票,但解释性发言的时候是表明反对制裁的。你要中国投反对票,可你的马格里布盟国投的却是弃权票。如果我们投反对票,这不是反对你们盟国了嘛。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受美国的影响,也不会受其他国家的影响。”王厚立的一番话既巧妙地回应了该高官的质疑,又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所以,外交是艺术。”
编者按:活跃在外交界的王厚立大使,两次参加中苏边界谈判,六次受到利比亚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扎菲的单独接见。从中国到苏联,从苏联到利比亚,30多年间,王厚立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深刻含义。王厚立大使于1994年底从利比亚离任回国后受聘为外交部法律顾问,继续代表政府率团与许多国家谈判,签订各种司法协助条约,出席国际会议。本文是苏州大学“寻访东吴校友,开启智慧人生”专题调研组对王厚立先生的专访,希望大家能通过此稿对王厚立的传奇人生多一些了解,领悟王厚立大使“外交是艺术”的独特见解。
——本栏责任编辑 王文娟
在北京西直门的家里,儒雅温和、风度翩翩的王厚立大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走进王厚立的家,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雅致的书房在阳光映衬下显得愈加静谧,显示出主人不凡的文化修养。书架上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工艺品:古朴的荷兰木鞋,憨态可掬的俄罗斯木套娃娃,粗犷的肯尼亚乌木雕人像,造型优美的印度铜佛……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巧工艺品默默诉说着主人丰富的经历与见闻。
一、从教师到外交官
王厚立祖籍杭州,1930年出生在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家迁至上海。抗战胜利后,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附中。1948年,他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民光社” ,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后,他于1949年9月奉调北上,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继续学习。1950年3月,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他成为当时学校法律系最年轻的教师。
“我给法律专修班上课时才21岁,下面听课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解放区法院庭长、部队连长以上干部,年龄都比我大。” 回忆往事,王厚立不胜感慨。“当时,新中国法律体系还没有建立,学校也没有新的法学教材。我就和其他老师一起向在学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和中央政法部门的老同志请教,参考中外法学书籍,集体编写教材。”
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全身心投入,不但大大提高了他的教学能力,而且使他逐步掌握了大量的法学知识,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至1958年,王厚立作为访问学者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进修。回国后不久,国家急需外交人才。1961年,王厚立被调入外交部条法司,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教师和外交官,这两个职业我都喜欢。”对于人生道路的转变,王厚立很满意。
二、两次参加中苏边界谈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边界问题日渐凸显。1964年2月,时任外交部条法司副科长的王厚立以国际法专家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论证划界原则。
第一次边界谈判主要是解决东段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水界问题。谈判开始后,对于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苏联方面不予承认,双方争执不下。
“当时条约很笼统,不像现在这样精确,只是原则上规定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两国的界江。苏联方面在地图上把边界线紧贴着中国的江边画,黑龙江、乌苏里江靠近中方一边的许多岛屿都被划去了。他们还拿出一张条约附图,说江中的那条红线就是国界线。”
王厚立认为,这张附图是小比例尺图,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图上只有一个铅笔粗,没有也不可能把两江中的岛屿都标出。附图上的红线只能说明两国以江为界,无法划分出岛屿的归属。
“根据国际法,如果以江为界,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并据此确定岛屿的归属。这是国际法的规定,是各国公认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王厚立搜集了很多材料,引用了大量历史文件,包括苏联时任外长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辞典、苏联大学的国际法教科书、苏联同第三国签订的水界条约。这些资料都明确规定: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分通航的边界河流。
“我们把材料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一看,哑口无言。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张和实践。”后来,苏方只好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的归属。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原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轮谈判没有举行。1969年3月,中苏间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同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双方达成谅解,在解决边界问题前先达成一个协议: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
“10月20日,重开谈判,苏方说不存在争议地区,所有的地方都是他们的。为了‘争议地区’这个问题,双方从1969年谈到1978年9月,长达十年。”
其间,王厚立作为中国代表团专职团员,一直负责代表团内部事务。这次漫长的谈判,时间都消耗在争吵中,毫无实际成果。但是它使边境局势因有了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而得到缓和,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
三、准确预言苏联解体
1979年,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有苏联学习和工作经历的王厚立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主要研究苏联国内情况。
“当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我们的信息也比较闭塞,外出旅游调研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
在大使馆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王厚立几乎走遍了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在领略北方邻邦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风土人情的同时,他发现苏联的民族问题很严重。于是,他结合沿途见闻和国际形势写了一篇调研报告来分析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报告中,他预言苏联将解体,各加盟共和国也将有序独立。
“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在二战时期出兵强占的,并入苏联前就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高。他们认为自己不加盟苏联的话生活会更好,而且美国不承认苏联对这三国的控制,所以这三个国家独立情绪比较强,会先独立出来。高加索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对苏联也有离心倾向。中亚五国原来是游牧民族,加盟苏联后是受益的,很多人都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是也有民族矛盾,姑娘很少与俄罗斯民族通婚,他们最后也会从苏联独立出去。”
王厚立的预言在九十年代初期得到了准确的验证: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宣布独立,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最后脱离苏联,苏联解体。
四、卡扎菲六次单独接见
1989年,王厚立出任中国驻利比亚特命全权大使,迈向他外交生涯的顶峰。利比亚是个神秘而独特的国度,其国家领导人卡扎菲更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国际风云人物。卡扎菲一般不单独接见外国使节,而他却单独接见王厚立六次,这在外交使团中传为佳话。
“他为什么要见我呢?当时利比亚正因‘洛克比空难’事件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他希望得到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支持。此外,该事件有许多法律问题,他知道我是个法学家,想听听我个人的意见。”
王厚立向卡扎菲坦言,“与其说‘洛克比空难’事件是个法律案件,倒不如说是个政治案件;英美的真实目的不只要利比亚交出两名嫌疑人,还要利比亚明确承诺终止恐怖主义活动;除采取法律手段外,还须从政治上考虑来解决问题,首先是权衡同美国的关系。”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非常安静,非常耐心,讲话声音很轻,而且不打断你,非常有礼貌,这与他在公开场合那种挥舞拳头、声嘶力竭讲话的形象判若两人。”在王厚立的印象中,卡扎菲会耐心倾听他的每一句话,并频频点头。
1992年,中国在主张对利比亚进行制裁的联合国第748号决议中投了弃权票。后来,利比亚某高官会见王厚立时,对中国的投票进行质疑,认为中国屈服于美国。“虽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的是弃权票,但解释性发言的时候是表明反对制裁的。你要中国投反对票,可你的马格里布盟国投的却是弃权票。如果我们投反对票,这不是反对你们盟国了嘛。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受美国的影响,也不会受其他国家的影响。”王厚立的一番话既巧妙地回应了该高官的质疑,又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所以,外交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