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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主要收藏匾额与楹联。迄今为止，收藏木石质匾额六百余面，木石质楹联数十幅，并应用匾额与楹联相互组合的艺术方式，搭建了展陈框架。古人匾联的匹配方式，千余年来已成为珠联璧合的艺术。正是这种收藏与应用，使笔者对楹联的兴趣愈发浓厚，尤其是对楹联理论研究更为关注。
楹联界定
什么是楹联？按粱章钜在《楹联丛话》中所言：“楹联。也称楹贴。后世题联于楹柱，故名”。梁章钜关于楹联的界定十分明确，楹柱是唯一条件，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之所以说梁章钜关于楹联的界定并不完备，在于它缺少了“匾额”这一界定的重要条件。不把与匾额相呼应作为条件的楹联则成为无头联。没有主题，联为谁而作？
匾额以巨大的榜书。彰显着建筑的等级身份。起到标识主旨大义的核心作用，而楹联则以符合联律的文字阐释和解说着匾额的深刻而又博雅的内涵。从建筑美学看，过去巨匾孤陈其下空白。是一种美中不足，及至置楹联于匾额之下，填补了这一段空白。从建筑文化看。匾额与楹联都是以文字和书法为手段构成了一道彰显建筑主题思想的文化景观。成熟的对联艺术移置于楹柱之上是匾额文化发展的结果。
楹联烘托了匾额，使匾额更引人注目，楹联又使匾额传扬得更久远。楹联自己也因立身于匾额之侧凸显了高贵地位，同匾额一样名声远扬垂名青史。
所以两相比较，在楹联与匾额组合之中。匾额无论位置和作用都处于主导地位，如果说匾额是红花。楹联则是绿叶，两相辉映共同辉煌。
依笔者之见，楹联当如此定义：凡文字与匾额相呼应，型制与匾额相匹配，书写粘贴或悬挂于楹柱之联语，均属楹联。或者：凡置于匾额之下悬挂于楹柱之上的联语都属于楹联。
“论联不言匾”的研究倾向是偏颇的。匾额与楹联的组合具有千年的传统，是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横匾高高在上如君，直联垂立两侧，有如君臣父子，是一种珠联璧合的匹配，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匾联以相同或相近的艺术形式，用语言艺术、造形艺术造就建筑物的空间艺术，标识着建筑的生命与灵魂。构成了建筑物最直接的文化景观。孤立的研究楹联，割裂匾额与楹联的关系，在理论研究上也难以畅通。
古人与当代一些有识学者。深悟这一道理，所以著学论说多是继承传统，匾联通论或匾联共赏不乏佳作。如苏州大学中文系曹林娣教授所著《苏州园林匾额楹联鉴赏》一书，二十余年多次再版就是典型。再有杨新先生的《故宫匾联导读》，李文君先生的《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也都成为研究楹联匾额必读之作。
对联体系划分
从古至今，面对名目繁杂，浩如烟海的对联，有无数人企望能删繁就简。合目显纲。楹联巨匠梁章钜是最早提出对联分类之人。他曾把楹联归结为十类，后世人们也曾尝试各种方式进行体系划分，但未见成果。之所以未见成果，原因在于楹联学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即：楹联在整个文学形式中就是一个大体系，其下已无体系可分，只有品类之别。这种观念钳制了人的思维，不愿作“不可为而为之”这样徒劳无功之事。但忽略了体系划分就是一种深层次的研究，是建立科学研究理论框架，同时也是形成学术理论研究体系的基础，楹联学的研究理论严重滞后于实际发展根源也在这里。
体系划分是以固态的艺术形式为表现手段，联为基础，并以依托建筑物为载体，以昭示社会的遗存为主。
实际上在古代凡称之联语的作品，无一不经以各种形式的展示得以传扬，之所以形成模式和习俗，正是受这种良好展示效果的影响。在古代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筑物几乎是唯一的展示之地，而这种展示不是为展示而展示，而是以这种展示表达建筑物主人的思想情怀。表达主人的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以文字和书法造就了建筑文化景观。据此提出对联体系划分的设想。
既然是依托建筑物来划分体系，那么就以依托建筑物的部位来命名，并依此分为以下三大体系。
楹联体系
楹联：凡属匾额之下题刻悬挂于楹柱之上的联语，均属楹联。
楹联的出现时间，有人说始唐，兴于宋，盛极于明清。从文化角度而言，楹书、楹贴的发展，联语的成熟，建筑文化的需求，礼仪制度精细化都是催生楹联诞生的重要因素。楹联，在应用上具有长久性或永久性的特征。
楹联的应用，也是匾额文化发展的结果。匾额的特征是简约千言于数字，或标识名称、或宣扬教化，状景写物或抒情言志，二字三字四字精炼之极，并非观者都能尽解其意。楹联的出现。用简洁文字语言，对匾额所蕴含的主旨大义进行全面又精辟的阐释与解说，弘扬匾额的主题大义。门联体系
所谓门联，是指楹柱以里凡属门的范围内，铭刻、粘贴。悬挂于门扇、门框、门墙上的联语皆属门联。这其中也涵盖春联及其它节庆喜联，这其中除铭刻于门上类似“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楹联，临时性居多。
墙联体系（堂联体系）
墙联，指一切粘贴或悬于壁的联语。范围相对宽泛。若指堂联，如所谓中堂类等有面窄小之嫌，对联应用于宫庭、官署，府第及民间。壁联几乎涵盖一切依墙之联语。
这三大体系的划分，涵盖了从古至今的一切联语。历史上也曾有人试图分官方对联和民间对联两大体系，但不易理清。还有一种尝试是从建筑物类别分，但宫联、殿联、楼联、台联、亭联、阁联、过于琐碎。除此之外，也有从用途分为寿联、婚联、生子联、升官、挽联，同样琐碎。至于以数字分类、以手法分类同样都有不完备之处。这些都是在体系之下。从不同角度的分类。因此不具有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
关于匾额
“论楹联而不说匾额”是当前楹联学界研究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无论是无意的疏漏，还是刻意的回避，亦或是为造成楹联独尊的地位，都是不可取的。这种倾向影响了楹联的研究。这种看来有点“重楹联而轻匾额“的倾向出现，关键在于不解楹联与匾额的关系。不知匾额在建筑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匾额作为一种标识名称的形式，在春秋战国时已有雏型。宋人洪迈在其所著《容斋随笔》中已有《列国城门名》的文章，文章中抄录了数十个城门名。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统一文字的同时规范了这种标示的名称的形式，并定名日：署书。 匾额，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产物，是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文字书法相结合，并融人多种技艺而形成的实用艺术形式，是传统文化的经典标志。
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诸多制度，匾额当是其中之一，只是未被关注。秦始皇崇尚黄老之学，对法家名学更是封为经典。他认为五帝三王之所以事业不成功，在于五帝三王法度不明，实不称名，故不长久。秦始皇深知，名正则治，名丧则乱的道理。深知名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大胆地尝试礼法兼用，并抓住了以礼治国的要害在于以名治国。他为了让名凸显，做到“贵贱并通、尚否陈前、靡有隐情”，建立了“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的制度。把礼法制度中的名分，用技术手段。使之物质化、艺术化，这就是匾额。
秦始皇用匾额彰显礼法制度，并成为礼法制度的标志，用以治国安邦，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匾额的形制及功用，被历代王朝所承袭，即使是辽、金、元、清入主中原，依然沿用，未曾易其形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匾额体系，共同实施标识和宣扬教化的功用。匾额的应用遍及九州，广泛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致千行百业，出现了“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文化景象，为中国赢来“礼仪之邦”的赞誉。匾额，用艺术形式承载了中国国学的全部经典，承载了优秀道德的精华。
匾联的完美组合
关于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中的匾联，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该馆展陈尽量用集藏的匾联，当藏品不适用的时候，由于博物馆布置的需要自己也尝试楹联对联的写作，以补馆藏楹联之缺，运用楹联这一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凸显其文化内涵。而中心则独出新裁地悬挂了一面直径1，2米木质仿古铜镜，文字“状元及第”作为让人猜想的横批。穿过明代石牌楼大门就会看到一个影壁，这座影壁粘一副笔者写的对联：“苦、太苦、苦在执著；难、太难、难在境界。”现在这座影壁已成为一处景观。有人理解为一家私立博物馆创办者在倾诉艰辛，更多的人认为此联写出了有追求人的共同心态，也有人称赞此联好在“难在境界”四个字。
绕过影壁是博物馆第一进院。五楹的仿古建筑一字横列。在中间的额枋上悬挂一面大匾，匾文为“励志堂”，门两侧楹柱上悬挂一幅自拟的长联：“古匾横陈端庄厚重榜书势如虹写尽千秋科举中华文脉；残额高悬典雅肃穆擘窠形胜斗彰显百代贤良民族精神。”
励志堂匾文及楹联均为北京著名书法家张济生先生题写。楹联文字则由笔者所拟。且不论这幅楹联水平高低，但遍查诗词没有找到为匾额所作诗句。这幅楹联表述了笔者对中国匾额及匾额文化的认识，也在告诉参观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就是因匾额的式微开始。
博物馆后院水榭最显眼处，悬挂了乾隆五十九年由两位江西大主考题写的匾额。匾文为“登科”两个端庄道劲的大字，在匾下两侧楹柱上悬挂了一幅原配楹联：“文章真宰科名爵位赖陶甄；笔花永灿列宿光联拥壁辉。”而题写人则是乡试大主考，一位是乾隆三十一年探花刘跃云，官至礼部侍郎，另一位署名者是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的钱拭。
与这幅匾联相对的序厅后门也是同样的陈列。大门之上高悬一面“鹏翮高举”黑地金字匾，两侧楹柱配置了一幅楹联，“堂构衍先型提椠怀铅泮水芹摘千古藻；箕裘传后裔分经守艺燕山桂植五枝荣。”
这是主人朋友为主人侄子考中举人题写的匾。“鹏翮高举”，四字既有对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的赞赏，也是对中举者的激励。这幅匾联也是原配楹联长近3米。
笔者还收藏了多幅木质嵌瓷字的状元楹联有待重新陈列对展出。最珍贵的一幅匾联当属陈列于“松茂山房”后墙上之匾联。这是一幅宋代书院所用的匾联，石质十分难得。正是在博物馆陈列过程中，使笔者加深了匾联组合的认识，也正是认识的提高使笔者看到楹联学研究的不足，看到了严格“界定”楹联的重要性。
笔者虽然集藏匾联，但于楹联研究而言尚属门外汉，对自己的藏品确有探究理论的偏好，此文略述几点浅见。班门弄斧，望专家学者批评赐教。
楹联界定
什么是楹联？按粱章钜在《楹联丛话》中所言：“楹联。也称楹贴。后世题联于楹柱，故名”。梁章钜关于楹联的界定十分明确，楹柱是唯一条件，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之所以说梁章钜关于楹联的界定并不完备，在于它缺少了“匾额”这一界定的重要条件。不把与匾额相呼应作为条件的楹联则成为无头联。没有主题，联为谁而作？
匾额以巨大的榜书。彰显着建筑的等级身份。起到标识主旨大义的核心作用，而楹联则以符合联律的文字阐释和解说着匾额的深刻而又博雅的内涵。从建筑美学看，过去巨匾孤陈其下空白。是一种美中不足，及至置楹联于匾额之下，填补了这一段空白。从建筑文化看。匾额与楹联都是以文字和书法为手段构成了一道彰显建筑主题思想的文化景观。成熟的对联艺术移置于楹柱之上是匾额文化发展的结果。
楹联烘托了匾额，使匾额更引人注目，楹联又使匾额传扬得更久远。楹联自己也因立身于匾额之侧凸显了高贵地位，同匾额一样名声远扬垂名青史。
所以两相比较，在楹联与匾额组合之中。匾额无论位置和作用都处于主导地位，如果说匾额是红花。楹联则是绿叶，两相辉映共同辉煌。
依笔者之见，楹联当如此定义：凡文字与匾额相呼应，型制与匾额相匹配，书写粘贴或悬挂于楹柱之联语，均属楹联。或者：凡置于匾额之下悬挂于楹柱之上的联语都属于楹联。
“论联不言匾”的研究倾向是偏颇的。匾额与楹联的组合具有千年的传统，是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横匾高高在上如君，直联垂立两侧，有如君臣父子，是一种珠联璧合的匹配，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匾联以相同或相近的艺术形式，用语言艺术、造形艺术造就建筑物的空间艺术，标识着建筑的生命与灵魂。构成了建筑物最直接的文化景观。孤立的研究楹联，割裂匾额与楹联的关系，在理论研究上也难以畅通。
古人与当代一些有识学者。深悟这一道理，所以著学论说多是继承传统，匾联通论或匾联共赏不乏佳作。如苏州大学中文系曹林娣教授所著《苏州园林匾额楹联鉴赏》一书，二十余年多次再版就是典型。再有杨新先生的《故宫匾联导读》，李文君先生的《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也都成为研究楹联匾额必读之作。
对联体系划分
从古至今，面对名目繁杂，浩如烟海的对联，有无数人企望能删繁就简。合目显纲。楹联巨匠梁章钜是最早提出对联分类之人。他曾把楹联归结为十类，后世人们也曾尝试各种方式进行体系划分，但未见成果。之所以未见成果，原因在于楹联学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即：楹联在整个文学形式中就是一个大体系，其下已无体系可分，只有品类之别。这种观念钳制了人的思维，不愿作“不可为而为之”这样徒劳无功之事。但忽略了体系划分就是一种深层次的研究，是建立科学研究理论框架，同时也是形成学术理论研究体系的基础，楹联学的研究理论严重滞后于实际发展根源也在这里。
体系划分是以固态的艺术形式为表现手段，联为基础，并以依托建筑物为载体，以昭示社会的遗存为主。
实际上在古代凡称之联语的作品，无一不经以各种形式的展示得以传扬，之所以形成模式和习俗，正是受这种良好展示效果的影响。在古代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筑物几乎是唯一的展示之地，而这种展示不是为展示而展示，而是以这种展示表达建筑物主人的思想情怀。表达主人的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以文字和书法造就了建筑文化景观。据此提出对联体系划分的设想。
既然是依托建筑物来划分体系，那么就以依托建筑物的部位来命名，并依此分为以下三大体系。
楹联体系
楹联：凡属匾额之下题刻悬挂于楹柱之上的联语，均属楹联。
楹联的出现时间，有人说始唐，兴于宋，盛极于明清。从文化角度而言，楹书、楹贴的发展，联语的成熟，建筑文化的需求，礼仪制度精细化都是催生楹联诞生的重要因素。楹联，在应用上具有长久性或永久性的特征。
楹联的应用，也是匾额文化发展的结果。匾额的特征是简约千言于数字，或标识名称、或宣扬教化，状景写物或抒情言志，二字三字四字精炼之极，并非观者都能尽解其意。楹联的出现。用简洁文字语言，对匾额所蕴含的主旨大义进行全面又精辟的阐释与解说，弘扬匾额的主题大义。门联体系
所谓门联，是指楹柱以里凡属门的范围内，铭刻、粘贴。悬挂于门扇、门框、门墙上的联语皆属门联。这其中也涵盖春联及其它节庆喜联，这其中除铭刻于门上类似“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楹联，临时性居多。
墙联体系（堂联体系）
墙联，指一切粘贴或悬于壁的联语。范围相对宽泛。若指堂联，如所谓中堂类等有面窄小之嫌，对联应用于宫庭、官署，府第及民间。壁联几乎涵盖一切依墙之联语。
这三大体系的划分，涵盖了从古至今的一切联语。历史上也曾有人试图分官方对联和民间对联两大体系，但不易理清。还有一种尝试是从建筑物类别分，但宫联、殿联、楼联、台联、亭联、阁联、过于琐碎。除此之外，也有从用途分为寿联、婚联、生子联、升官、挽联，同样琐碎。至于以数字分类、以手法分类同样都有不完备之处。这些都是在体系之下。从不同角度的分类。因此不具有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
关于匾额
“论楹联而不说匾额”是当前楹联学界研究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无论是无意的疏漏，还是刻意的回避，亦或是为造成楹联独尊的地位，都是不可取的。这种倾向影响了楹联的研究。这种看来有点“重楹联而轻匾额“的倾向出现，关键在于不解楹联与匾额的关系。不知匾额在建筑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匾额作为一种标识名称的形式，在春秋战国时已有雏型。宋人洪迈在其所著《容斋随笔》中已有《列国城门名》的文章，文章中抄录了数十个城门名。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统一文字的同时规范了这种标示的名称的形式，并定名日：署书。 匾额，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产物，是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文字书法相结合，并融人多种技艺而形成的实用艺术形式，是传统文化的经典标志。
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诸多制度，匾额当是其中之一，只是未被关注。秦始皇崇尚黄老之学，对法家名学更是封为经典。他认为五帝三王之所以事业不成功，在于五帝三王法度不明，实不称名，故不长久。秦始皇深知，名正则治，名丧则乱的道理。深知名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大胆地尝试礼法兼用，并抓住了以礼治国的要害在于以名治国。他为了让名凸显，做到“贵贱并通、尚否陈前、靡有隐情”，建立了“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的制度。把礼法制度中的名分，用技术手段。使之物质化、艺术化，这就是匾额。
秦始皇用匾额彰显礼法制度，并成为礼法制度的标志，用以治国安邦，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匾额的形制及功用，被历代王朝所承袭，即使是辽、金、元、清入主中原，依然沿用，未曾易其形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匾额体系，共同实施标识和宣扬教化的功用。匾额的应用遍及九州，广泛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致千行百业，出现了“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文化景象，为中国赢来“礼仪之邦”的赞誉。匾额，用艺术形式承载了中国国学的全部经典，承载了优秀道德的精华。
匾联的完美组合
关于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中的匾联，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该馆展陈尽量用集藏的匾联，当藏品不适用的时候，由于博物馆布置的需要自己也尝试楹联对联的写作，以补馆藏楹联之缺，运用楹联这一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凸显其文化内涵。而中心则独出新裁地悬挂了一面直径1，2米木质仿古铜镜，文字“状元及第”作为让人猜想的横批。穿过明代石牌楼大门就会看到一个影壁，这座影壁粘一副笔者写的对联：“苦、太苦、苦在执著；难、太难、难在境界。”现在这座影壁已成为一处景观。有人理解为一家私立博物馆创办者在倾诉艰辛，更多的人认为此联写出了有追求人的共同心态，也有人称赞此联好在“难在境界”四个字。
绕过影壁是博物馆第一进院。五楹的仿古建筑一字横列。在中间的额枋上悬挂一面大匾，匾文为“励志堂”，门两侧楹柱上悬挂一幅自拟的长联：“古匾横陈端庄厚重榜书势如虹写尽千秋科举中华文脉；残额高悬典雅肃穆擘窠形胜斗彰显百代贤良民族精神。”
励志堂匾文及楹联均为北京著名书法家张济生先生题写。楹联文字则由笔者所拟。且不论这幅楹联水平高低，但遍查诗词没有找到为匾额所作诗句。这幅楹联表述了笔者对中国匾额及匾额文化的认识，也在告诉参观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就是因匾额的式微开始。
博物馆后院水榭最显眼处，悬挂了乾隆五十九年由两位江西大主考题写的匾额。匾文为“登科”两个端庄道劲的大字，在匾下两侧楹柱上悬挂了一幅原配楹联：“文章真宰科名爵位赖陶甄；笔花永灿列宿光联拥壁辉。”而题写人则是乡试大主考，一位是乾隆三十一年探花刘跃云，官至礼部侍郎，另一位署名者是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的钱拭。
与这幅匾联相对的序厅后门也是同样的陈列。大门之上高悬一面“鹏翮高举”黑地金字匾，两侧楹柱配置了一幅楹联，“堂构衍先型提椠怀铅泮水芹摘千古藻；箕裘传后裔分经守艺燕山桂植五枝荣。”
这是主人朋友为主人侄子考中举人题写的匾。“鹏翮高举”，四字既有对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的赞赏，也是对中举者的激励。这幅匾联也是原配楹联长近3米。
笔者还收藏了多幅木质嵌瓷字的状元楹联有待重新陈列对展出。最珍贵的一幅匾联当属陈列于“松茂山房”后墙上之匾联。这是一幅宋代书院所用的匾联，石质十分难得。正是在博物馆陈列过程中，使笔者加深了匾联组合的认识，也正是认识的提高使笔者看到楹联学研究的不足，看到了严格“界定”楹联的重要性。
笔者虽然集藏匾联，但于楹联研究而言尚属门外汉，对自己的藏品确有探究理论的偏好，此文略述几点浅见。班门弄斧，望专家学者批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