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相约咖啡馆
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少学长抱怨导师总“失踪”，很多需要导师指导的研究经常因为找不到导师不得不往后一直推。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我特别在选导师的时候避开了在领域内颇有名气的大教授们，选择了比我们年纪大不了太多的新导师陈教授。与其跟着导师做大项目中的小实验，我更希望能够跟导师一起研究，真正让自己在实验设计和学术思维上有个大的提升。
开学后，陈教授约我们在校门口的咖啡吧里开会。咖啡吧开导师会？看来他还蛮会享受的。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陈教授已经坐在那里了。他穿着藏青色的衬衫，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跟我们并没有太多差别。见到我们，他马上站起来招呼我们过去。“临床心理学除了理论学习外，还需要参阅很多的案例材料，希望大家利用这段时间多阅读积累一些专业内容！”简单的介绍之后，他给我们布置了第一阶段的学习任务。“平时我也经常在这里看资料，你们有问题也可以来这儿找我！我们可以相约咖啡吧的！” 嘿！年轻导师可真会选地方！
第二天，我按照教授说的，将临床心理学的实验案例一一翻阅并记下笔记。不仅如此，我还对每一个经典的实验进行了新的拓展分析。其中1954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的“感觉剥夺实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临床心理学的经典实验通过让被试者暂时性地被限制听觉、视觉和触觉，来观察他们的心理状态变化。观察得出，被试者单独呆在实验室里，几个小时后就开始感到恐慌，进而产生幻觉。在实验室里连续呆了3天之后，被试者又产生了许多病理心理现象，如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紧张、恐惧等。
这个临床心理学中的经典实验说明了一个人在被剥夺感觉后，各种心理功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我总觉得还有一些可以提问和补充的空间。例如，被试者的性格、性别、年龄对于实验结果是否有影响？不同类型的感觉剥夺是否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先后顺序是否有别？这些病理心理现象会持续多久？……接二连三的问题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于是，我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连同我的读书报告一起，交给了陈教授。
咖啡吧里，陈教授跟我一起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查阅了几乎所有与“感觉剥夺实验”相关的资料。我总结得出：外向的人比性格内向的人更容易被感觉剥夺影响而产生病理心理现象；女性及未成年人比男性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感觉剥夺的影响；被试者产生视幻觉的几率更高……但是，不同类型的感觉剥夺是否会相应产生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这个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陈教授笑着说：“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还没有指向性的感觉剥夺产生相应病理心理现象的结论，因为这样的实验需要非常庞大的被试者群体和大量反复的实验，而且心理学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很多结论只能是普遍的而非绝对准确的。”看着我恍然大悟的样子，他提议：“看了这么久的材料，不如放松下，去打场球吧！”正合我意！
我们就像仓鼠兄弟
经过一个学期的理论和案例学习，第二学期我来到导师的实验室，开始跟着他做动物模型实验。陈教授向我介绍了实验室里他养的两只银狐仓鼠，帮我冲了一杯咖啡后就开始介绍起了动物模型。“我们经常用动物模型来模拟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中的一些情绪和心理状况。”
我接触的第一个动物模型实验是“不可逃避性应激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模拟人们在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拥挤、环境嘈杂、挫折等生活状态。你来试试看。”在陈教授的指导下，我将小鼠束缚在特制的圆柱筒里，使其无法逃脱，同时，我们对小鼠施加噪音，并每隔30分钟进行一次电击。12个小时后，我观察到小鼠发生了明显的精神性变化。“这就是现在心理应激的经典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纯粹的心理挫折应激。要好好掌握哦！”第一个模型就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的几天，陈教授又一一将“慢性温和应激的抑郁动物模型”、“群居接触焦虑模型”、“高架十字迷宫模型”、“心理冲突性应激模型”等十几个动物模型一一给我讲解、演示。
我突然来了灵感，现在的人们由于社会竞争压力大，或者环境陌生，往往都会产生易怒、焦躁的心理表现，我是不是也可以模拟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自制一个动物模型呢？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陈教授，他也很感兴趣。说做就做，我用两组大鼠模拟两个不同环境下生存的群体，将其中一组5只大鼠正常饲养，另一组1只大鼠连续12天进行昼夜颠倒环境的孤独饲养。第13天，我将这只孤独饲养的大鼠放入正常饲养的大鼠群体中间，这只大鼠由于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果然产生了焦躁的情绪，并且变得易怒好斗。我把这个模型形成文字，并根据大鼠的情绪反应进行了说明，交给了陈教授。“你小子挺有想法的，还能搞搞原创呢！”顿了一顿，他又问道：“为什么要饲养12天？”“这个嘛，我随意的！”他被我这么一个“草率”的回答给逗乐了：“哈哈哈！有个性！”
很多同学都觉得导师是权威，往往在导师面前像小绵羊一样。但其实只要你有想法，并且有付诸实践的行动力，就应该及时地跟导师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年轻的导师，他们更喜欢能够与学生“直接地对话”。陈教授就跟我说：“我希望我的学生是可以一起做研究的伙伴儿，就跟我的两个仓鼠兄弟一样。”
一起默契做课题
很快，我们一起做研究的愿望就实现了。研二的时候，我开始做自己的课题——《心理干预治疗对受AIDS影响儿童的影响效果研究》。目前，我们国家因为AIDS而失去母亲或者双亲的儿童已经有将近2000万，如果仅仅只是在物质上给予救助，而忽视心理方面的救助，会影响这些儿童的心理健康，所以这个研究还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我找陈教授去确认选题，没想到我跟他不谋而合，他正准备论文《个体化心理干预在AIDS患者中的临床研究》。“太好了！我们可以同期进行研究，你做患者的临床治疗，我负责去帮助受影响的孩子们！”我格外激动，陈教授也很兴奋！
我在资料库里选取了受AIDS影响的30名儿童，平均年龄13.65岁，这些孩子全都知道自己的家庭与AIDS有关。在陈教授的指导下，我采用了5个心理量表，集成了一份问卷，首先通过问卷来了解孩子们现在的心理状况。后来，我和陈教授又一起招募了30名志愿者，一对一地对他们进行了心理干预治疗。我们将整个干预过程分为建立关系、宣泄情绪、寻找社会支持和调整应对方式四个步骤，以心理游戏、经历分享和感受分享为主要的方式进行团体干预。
干预完成后，我们根据原先定的指标对孩子们的心理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证实，团体心理干预对受AIDS影响儿童的心理压力和痛苦的减弱和社会支持及心理韧性的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写的相关论文也发表在了国内的一本心理学杂志上。陈教授搭着我的肩膀说：“没想到你的论文发得比我还快！”“这你也要跟我比呀！”我对他的好胜心送去了一记白眼。我的这个研究也为陈教授的临床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辅证，我也因此成了他研究小组中的骨干力量。
从最初的咖啡馆之约到合作研究的完成，我渐渐成了导师口中“默契的研究伙伴”。其实与导师的沟通和合作并不困难，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主动学习的愿望和敢于破冰的勇气。
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少学长抱怨导师总“失踪”，很多需要导师指导的研究经常因为找不到导师不得不往后一直推。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我特别在选导师的时候避开了在领域内颇有名气的大教授们，选择了比我们年纪大不了太多的新导师陈教授。与其跟着导师做大项目中的小实验，我更希望能够跟导师一起研究，真正让自己在实验设计和学术思维上有个大的提升。
开学后，陈教授约我们在校门口的咖啡吧里开会。咖啡吧开导师会？看来他还蛮会享受的。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陈教授已经坐在那里了。他穿着藏青色的衬衫，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跟我们并没有太多差别。见到我们，他马上站起来招呼我们过去。“临床心理学除了理论学习外，还需要参阅很多的案例材料，希望大家利用这段时间多阅读积累一些专业内容！”简单的介绍之后，他给我们布置了第一阶段的学习任务。“平时我也经常在这里看资料，你们有问题也可以来这儿找我！我们可以相约咖啡吧的！” 嘿！年轻导师可真会选地方！
第二天，我按照教授说的，将临床心理学的实验案例一一翻阅并记下笔记。不仅如此，我还对每一个经典的实验进行了新的拓展分析。其中1954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的“感觉剥夺实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临床心理学的经典实验通过让被试者暂时性地被限制听觉、视觉和触觉，来观察他们的心理状态变化。观察得出，被试者单独呆在实验室里，几个小时后就开始感到恐慌，进而产生幻觉。在实验室里连续呆了3天之后，被试者又产生了许多病理心理现象，如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紧张、恐惧等。
这个临床心理学中的经典实验说明了一个人在被剥夺感觉后，各种心理功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我总觉得还有一些可以提问和补充的空间。例如，被试者的性格、性别、年龄对于实验结果是否有影响？不同类型的感觉剥夺是否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先后顺序是否有别？这些病理心理现象会持续多久？……接二连三的问题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于是，我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连同我的读书报告一起，交给了陈教授。
咖啡吧里，陈教授跟我一起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查阅了几乎所有与“感觉剥夺实验”相关的资料。我总结得出：外向的人比性格内向的人更容易被感觉剥夺影响而产生病理心理现象；女性及未成年人比男性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感觉剥夺的影响；被试者产生视幻觉的几率更高……但是，不同类型的感觉剥夺是否会相应产生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这个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陈教授笑着说：“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还没有指向性的感觉剥夺产生相应病理心理现象的结论，因为这样的实验需要非常庞大的被试者群体和大量反复的实验，而且心理学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很多结论只能是普遍的而非绝对准确的。”看着我恍然大悟的样子，他提议：“看了这么久的材料，不如放松下，去打场球吧！”正合我意！
我们就像仓鼠兄弟
经过一个学期的理论和案例学习，第二学期我来到导师的实验室，开始跟着他做动物模型实验。陈教授向我介绍了实验室里他养的两只银狐仓鼠，帮我冲了一杯咖啡后就开始介绍起了动物模型。“我们经常用动物模型来模拟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中的一些情绪和心理状况。”
我接触的第一个动物模型实验是“不可逃避性应激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模拟人们在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拥挤、环境嘈杂、挫折等生活状态。你来试试看。”在陈教授的指导下，我将小鼠束缚在特制的圆柱筒里，使其无法逃脱，同时，我们对小鼠施加噪音，并每隔30分钟进行一次电击。12个小时后，我观察到小鼠发生了明显的精神性变化。“这就是现在心理应激的经典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纯粹的心理挫折应激。要好好掌握哦！”第一个模型就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的几天，陈教授又一一将“慢性温和应激的抑郁动物模型”、“群居接触焦虑模型”、“高架十字迷宫模型”、“心理冲突性应激模型”等十几个动物模型一一给我讲解、演示。
我突然来了灵感，现在的人们由于社会竞争压力大，或者环境陌生，往往都会产生易怒、焦躁的心理表现，我是不是也可以模拟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自制一个动物模型呢？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陈教授，他也很感兴趣。说做就做，我用两组大鼠模拟两个不同环境下生存的群体，将其中一组5只大鼠正常饲养，另一组1只大鼠连续12天进行昼夜颠倒环境的孤独饲养。第13天，我将这只孤独饲养的大鼠放入正常饲养的大鼠群体中间，这只大鼠由于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果然产生了焦躁的情绪，并且变得易怒好斗。我把这个模型形成文字，并根据大鼠的情绪反应进行了说明，交给了陈教授。“你小子挺有想法的，还能搞搞原创呢！”顿了一顿，他又问道：“为什么要饲养12天？”“这个嘛，我随意的！”他被我这么一个“草率”的回答给逗乐了：“哈哈哈！有个性！”
很多同学都觉得导师是权威，往往在导师面前像小绵羊一样。但其实只要你有想法，并且有付诸实践的行动力，就应该及时地跟导师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年轻的导师，他们更喜欢能够与学生“直接地对话”。陈教授就跟我说：“我希望我的学生是可以一起做研究的伙伴儿，就跟我的两个仓鼠兄弟一样。”
一起默契做课题
很快，我们一起做研究的愿望就实现了。研二的时候，我开始做自己的课题——《心理干预治疗对受AIDS影响儿童的影响效果研究》。目前，我们国家因为AIDS而失去母亲或者双亲的儿童已经有将近2000万，如果仅仅只是在物质上给予救助，而忽视心理方面的救助，会影响这些儿童的心理健康，所以这个研究还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我找陈教授去确认选题，没想到我跟他不谋而合，他正准备论文《个体化心理干预在AIDS患者中的临床研究》。“太好了！我们可以同期进行研究，你做患者的临床治疗，我负责去帮助受影响的孩子们！”我格外激动，陈教授也很兴奋！
我在资料库里选取了受AIDS影响的30名儿童，平均年龄13.65岁，这些孩子全都知道自己的家庭与AIDS有关。在陈教授的指导下，我采用了5个心理量表，集成了一份问卷，首先通过问卷来了解孩子们现在的心理状况。后来，我和陈教授又一起招募了30名志愿者，一对一地对他们进行了心理干预治疗。我们将整个干预过程分为建立关系、宣泄情绪、寻找社会支持和调整应对方式四个步骤，以心理游戏、经历分享和感受分享为主要的方式进行团体干预。
干预完成后，我们根据原先定的指标对孩子们的心理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证实，团体心理干预对受AIDS影响儿童的心理压力和痛苦的减弱和社会支持及心理韧性的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写的相关论文也发表在了国内的一本心理学杂志上。陈教授搭着我的肩膀说：“没想到你的论文发得比我还快！”“这你也要跟我比呀！”我对他的好胜心送去了一记白眼。我的这个研究也为陈教授的临床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辅证，我也因此成了他研究小组中的骨干力量。
从最初的咖啡馆之约到合作研究的完成，我渐渐成了导师口中“默契的研究伙伴”。其实与导师的沟通和合作并不困难，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主动学习的愿望和敢于破冰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