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007年2月6日上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06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暨公安机关开展侦破命案工作有关情况。
　　发布会的基调，是宣告2006年“全国社会治安大局总体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有所增强”。全年公安机关共立各类刑事犯罪案件465.3万起，与2005年相比基本持平。其中，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减少，同比分别下降20.3%、12.8%、13.7%和4%；“两抢一盗”犯罪有所回落，共立364.6万起，同比下降1.6%；“黄赌毒”犯罪创近年来新低，案件同比下降16.2%；青少年犯罪降幅明显，25岁以下青少年作案人员同比下降5.5%，为近年来最大降幅。
　　相应地，公安机关破案率再创历史新高。2006年，初步实现了“全国命案发案数下降、命案逃犯数下降、命案破案率上升”的“两降一升”的奋斗目标。据统计，全国发生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放火、抢劫、强奸、绑架致人死亡等八类命案破案率达91.4%，全国有25个省（区、市）破案率超过90%。
　　发布会没有公布更详细的数据，所以，充满了好奇的人们无法得知犯罪者的经济社会特征，例如，年龄多大，收入多少，家庭状况如何。但在过往一桩桩个案报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可悲的影子，不仅是被害者，甚至行凶者本人，就是悲剧人物。
　　2004年，河南艾滋病患者李志星因为不堪忍受邻居的冷淡和歧视，挥刀砍向邻居，造成八死一伤的惨剧后，投井自尽。在围追李志星时，大伙儿问他为什么要杀人，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李志星说：“谁让你们瞧不起俺?谁让你们的小孩不与俺的小孩说话，欺负我们家小孩？”儿子被砍死的村民李献军对李志星的暴行非常愤怒，但承认，李志星并不是天生的杀人狂，“他也是被逼的”。
　　2005年9月，来京务工人员艾绪强，劫车杀死出租车司机，然后开车闯入王府井步行街冲撞人群，导致无辜路人两死六伤。他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辩解。据媒体报道，艾绪强在法庭上自述，生于农村家庭，初中文化，离婚；2000年到北京打工，在一沙场开铲车和装载机。在打工的几年当中，他数次被拖欠工资，向有关部门反映后均未得到答复和解决。只有2004年西城区劳动仲裁部门帮他要回了703元的拖欠工资，但那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他在遗书中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
　　2006年10月，在上海的一辆公交车上，女扒手程丽被抓住了。她第一次作案，偷了1500元钱。两个月后，检察官在翻阅案卷时，发现了来自程丽老家的、盖着贵州省某村委会公章的信件。信中称，该村村民程丽于当年8月到上海打工。她家庭贫困，遭丈夫遗弃，家中留有多病的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小女儿，另一个四岁的女儿被程丽带到上海。检察官心一紧，因为以前看到过因为母亲被羁押，孩子在家中饿死的报道。检察官赶紧查找女孩的下落。幸好，女孩所在的那家面向打工子弟的幼儿园园长，在没有程丽消息的情况下，一直好心收留着她的女儿。女扒手收获了众多同情。最后被判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
　　没有任何统计能够使公众了解，每年发生的重大命案事故中，有多少缘起这样或那样的悲剧。或者正是出于对降低犯罪率的期盼，人们才更愿意憧憬“和谐社会”。
　　2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2007年第3期，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文章——“政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文章内容颇耐人寻味，罗干指出，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这种社会现象很值得深思。
　　罗干举例指出，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不能只注重用刑罚震慑犯罪分子，还要着力把他们改造成不对抗社会的新人；在调处民商事纠纷时，在严格依法及时作出裁决的同时，还应当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探索实现罢访息诉的途径；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着力做好群众工作，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在维护治安秩序时，不能只依赖处罚使人服从，而要立足于使群众心悦诚服地遵守社會管理秩序，减少对立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