谆谆如父语 殷殷似友亲

　　当年在镇江师专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大多是失去了二十年好时光，好不容易捱到拨乱反正的中年英才，不仅功底深厚，而且珍视重登讲台的机会，教书育人非常用心。给我们授课的恩师——古代汉语的笪远毅、古代文学的祝诚、现代文学的周仲器、现代汉语的蒋文野、鲁迅研究的钱璱之、文学理论的石复生......共同的特点，一是教学认真、要求严格。现代汉语的测试，要对着录音机读课文。面对转动着的大录音机，我紧张得声音变调，手心里冒汗。古代文学课上，要被点名站起来背诗文。谁知道老师会点到谁、要求背诵哪一篇呢？只好天天起早背诵，做足准备。二是关爱学生，掏心掏肺。钱璱之老师是副校长，清早巡查宿舍，见我蒙头大睡，探手轻触，觉得我额头有点发烫，马上请来校医，第二天又来问是否好一点了。几年后钱老师调回家鄉常州工作，我恰好在教育学院兼职授课，钱老师晚上专门到宿舍去看我，亲切交谈、热情鼓励。毕业实习的时候，带队的胡鸿生老师在溧水三所实习学校之间奔波，关注着我们十三位初上讲台的实习生，操心大家的成长与波动。暮春阴冷雨天的傍晚，胡老师穿着雨衣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解宿舍是否漏雨、衣着是否单薄、伙食情况怎样。五十多岁的胡老师面容憔悴，头发滴着水，大头鞋和半截裤腿都湿漉漉的。“到学校实习十几天了，知道门卫师傅姓什么吗？进出大门向他问好了吗？油多菜不坏，礼多人不怪啊！”
　　1986年深秋，我和张建秋同学在镇江培训，抽空回母校闲逛。在中文系的走廊上，先后遇到笪远毅老师、祝诚老师、尹美英老师、杨国祥老师。一见面，老师们马上就叫出我们的名字。置身梦溪校园，握着恩师们的手，我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老师们传递过来的那种父兄之爱。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当年，改革开放初启，学习热潮高涨，校园里“只争朝夕”“把被‘四人帮’耽误掉的时光补回来”的氛围很浓。同学们的课堂学习、课外阅读都很自觉，晚上阅览室、自修室总是坐得满满的。规定的熄灯时间到了，很多同学就在走廊上、盥洗室继续看书。夏日的夜晚，就扎堆到凉快一点的防空洞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做作业。
　　同学们普遍用功，广泛涉猎、认真学习、思考辨析。学校图书馆每两周可以去借一次书，但每个人最多只能借六本，还书之后才能再借。我们3409舍友就约定在借书登记前碰头，尽量避免借重复的书。回到宿舍，大家交叉阅读。那时候精力旺盛，读书犹如饿汉入席，边看边做笔记，一叠书几天就读完了。后来觉得校图书馆不易借到“精品”，我和张东明同学还经常去镇江市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
　　在提高专业水平方面，同学们都有自己的“法宝”。我向年长的同学学到一个“窍门”——做好课堂笔记。课堂上认真记，隔两个星期“回头看”，把学习心得、讨论成果不断增、校、补，脉络清晰，学得扎实，专业课考试就比较轻松。
　　说到“窍门”，我在师专还练就了一个“偷懒”法子。大家一早起床诵读诗文，我躺在床上假寐，专注地听某位舍友的大声诵读，听几遍觉得自己能背下来了，再把注意力定向到另一位舍友。这样，一个早晨也能“不动声色”地记住若干段古诗文，游刃有余地去应付课堂上的背诵抽查了。

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

　　的镇江师专当时办学条件很简陋。刚入学的时候，地震后搭建的一个简易大棚，算是食堂，上千名学生在这里吃桌餐。另一座大棚算是体育馆兼开水房。主教学楼、男生宿舍楼、食堂等等，都是我们在校期间陆续新建的。
　　那时候，多数同学家境贫寒。同宿舍的，戴顺良冬天床上没有棉褥，草席下铺着旧报纸，盖的被子也很薄，所以他天天早睡早起，清晨跑步以抵御寒意。张东明的父亲是上海皮鞋厂的工人，有稳定的收入，可我们去他家，发现午餐主食竟是大麦粥。为了筹措书费，王后生同学暑假骑着自行车在农村卖棒冰，黄成宏同学寒假去集镇上写字卖春联。所幸师专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发伙食费、生活补助。那点钱，在当时真是解决了大问题，保证了基本的温饱。那时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因为家里没钱接济，平时就得忍着饥饿，有计划地用着饭菜票。但到月底，总有靠冬瓜汤甚至酱油汤“续命”的一两天。眼巴巴地盼到了发饭菜票的日子，看到生活委员彭磊镜出现，那感觉，就是身披霞光的女神下凡啊！

　　虽然绝大部分时间是教室、餐厅、宿舍三点一线，但大学生活依然充满乐趣。运动场上，篮球、排球、羽毛球，似乎所有人都是运动健将。宿舍楼中，口琴、笛子、二胡，交响乐一般。体育比赛，徐国金打乒乓弧圈球拉得神鬼莫测；王士金、何玉宏、周贤领衔的校长跑队在省里摘金夺银。文艺汇演，赵远的扬琴演奏技惊四座；夏逸民一首《克拉玛依之歌》余音绕梁。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场豪气井喷的深夜游行：1981年11月12日晚上，我们挤在一台黑白电视前，屏息凝视足球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中国队的比赛。先失两球，然后连扳四球，中国队4：2胜了。虽然已经过了熄灯时间，但“中国队赢了”的欢呼响成一片。急匆匆的脚步声裹挟着各式口号，很多男生出了宿舍，聚到楼下。有人把脸盆敲打起来，有人把笤帚点着举起来作为火把，有人用报纸和草垫子燃了火堆。也不知什么人领头喊了一嗓子，霎时点燃了情绪。女生也纷纷加入了进来，大家把能发声的全都拿了出来，敲着铅桶敲着盆，喊着口号，汇成汹涌的人流。“振兴中华！”“中国万岁！”热血沸腾的同学们举着火把、打着手电，像一条长龙冲出了校门，与其他高校的队伍汇合，浩浩荡荡地在城区走了一大圈。回到学校时已是次日凌晨了。一场足球胜利引发的集体狂欢，年轻灵魂充满激情的燃烧，我至今记忆犹新。

人生交契无老少 论交何必先同调

　　当时校园里的学生，后来被称作“新三届”的这一拨，年龄、经历都相差悬殊。七七级、七八级的师兄，好多胡子拉碴，有的拉家带口，甚至孩子都读初中了。我们班同学也有十岁左右的年龄跨度，不少人已有几年的工作经历。年龄相差悬殊，却并没有“代沟”。同学三年，彼此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无论是平素交往中互称“老张”“老汤”，还是熄灯之后舍友的“卧谈会”，言辞激烈的争论、争辩、争吵，从没有长幼尊卑的心理障碍。虽然，我曾因未满十八岁不能参加人大代表选举而被传为同学“笑谈”，但更多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老大哥们送来的温暖。徐国金老班长早锻炼点名时对我的缺席故意视作不见，沈嘉祥大哥每月一次的义务理发总会主动招呼我，裁缝手艺绝佳的朱智灵还帮我做了条长裤。年龄相仿、兴趣相近的同学，相处得更是亲兄弟一样。我和戴顺良经常星期天结伴去南山探幽、焦山拓碑、江边听涛。几根油条、一瓶黄酒，就是我们的午餐。
　　大学时代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三年同窗产生了胜似兄弟姐妹的亲情。前不久去扬中聚会，刘勇主动提出和祝晓红睡一间房，半夜里他却在微信群里诉苦“祝晓红的呼噜声，真受不了。”谁能想到呢，如今总腻在一起说笑打闹的两个人，当年一个练武术、一个爱拳击，谁也不服谁，“乌眼鸡”似的在教室楼顶上“比武”、掐架。“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们还不止一次去围观呢。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毕业时，我们服从组织分配，“面向农村，面向老区”，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走上了工作岗位。
　　回首工作历程，我们在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岗位上，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在学校工作的同学，把毕生心血和精力奉献给了教书育人的事业，不仅被评为教授、高级教师，担任校长、主任，还出了很多教学成果。何玉宏同学更是成为了交通社会学的知名学者。在机关、基层担任领导职务的，保持了学者本色，有建树、出成果，张丹、张建秋等同学还被著名高校聘为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创作的几位同学，赵远、夏逸民等分别获得过省“迎春花奖”、全军优秀创作奖。我有机会在家乡建设“中国一流旅游目的地”，用心血和汗水填写了一份建设家乡的考卷，也无比自豪。
　　“精彩总在最后”。如今，我们陆续步入退居二线、退休的阶段，同学聚会渐趋频繁。我深切地感受到，同学聚会，不仅是回味同学时光、感怀青春年华，更是充实生活、分享欢乐的人生加油站。“同学情，一世亲”。我期待着二十年后的同学聚会，再来一曲“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