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了。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能容易办到的。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
　　如何预防这两种堕落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两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作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你的闲暇往往决定你的终身。英国19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即使你做了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功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叫做费希特的教授,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50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科学家巴斯德终日埋头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2000万法郎的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称颂巴斯德的功绩:“法国给了德国50万万法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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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
　　名胡适,字适之。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
　　1932年6月27日,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当年应届毕业大学生“临别赠言”—— 以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为“方子”,防止学生时代的理想和求知欲望被泯灭后的堕落。
　　作者口气平和,字里行间蕴藏着诚恳与真情,谆谆嘱咐,娓娓而谈,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使人感动奋发。这不但是为人的根本,也正是为文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