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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些文体，是从某种修辞手法发展而来的，比如铺张手法发展出了辞赋，对偶手法发展出了骈文。而寓言，则由比喻手法发展而来。我国人民似乎天生擅长形象思维，即使抽象说理，也多形象性。因此，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也可以是很精彩的文学作品，有些甚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产生重大影响，如《庄子》《孟子》等。这在西方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在还没有“著作”之前，我国人民即使日常讲话说理，也爱用富有形象性的比喻。如上古早期的文献《尚书》中，有一篇记录殷商帝王的著名演讲《盘庚》（上），内容是动员臣民赞成迁都，说旧都好比是腐朽的“颠木”，而新都则是新生的富有活力的“由蘖”。君臣上下要团結一心，“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倘若有人煽动抵制，后果就如同“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无法扑灭，等等。到了后来，如语录体的《论语》，也有不少诸如“杀鸡焉用牛刀”“待价而沽”等经典的比喻。总之，在孔子及其之前，借助感性表达理性，在感性事实上进行抽象立论，已是人们说理论辩的基本方法和鲜明特色。
到了战国，这类简单的比喻逐渐发展为短小的故事。孟子游说国君，与国君辩论，着重推理。推理靠逻辑，逻辑是抽象的，故孟子多讲故事，以增强感性，如揠苗助长、齐人乞墦之类。《孟子》还只是较长篇的语录，而此后其他诸子乃至西汉的专题论文、著作，更往往用故事来说明观点。《庄子》有邯郸学步、庖丁解牛、朝三暮四等，《韩非子》有守株待兔，《战国策》有鹬蚌相争、三人成虎，《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淮南子》有塞翁失马，等等。
此类故事的特点是，在具体、特殊的感性基础上进行普遍性的概括，抽象道理与感性情节相得益彰。许多故事比较接近现实人生，如五十步笑百步、塞翁失马，仅仅作为某一论点的例子。故事是从属于论述的，从逻辑上说，具有类比推理的功能，没有独立性，不能成为一种文体。不少故事的寓意比较深厚，主角往往为动物，情节超越现实，虚拟性很强，如鹬蚌相争、朝三暮四等，成为成语、典故，在书面和口头广泛传播，往往脱离上下文，被反复引用，论述反倒被忽略了。有了这样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就具备了寓言的性质。
寓言要成为文体，关键是不再从属于议论，具有完全独立性，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俄国的克雷洛夫寓言。但成为独立的寓言，成为文体以后，议论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情节加结论就成为寓言的基本结构。精练的结论，往往成为广泛运用的成语或者格言。
寓言的故事情节，不同于一般的故事。一般的故事并不一定把道理直接讲出来，而成熟的寓言在最后把道理概括出来。寓言之道理从属于故事。寓言的道理，与一般论说文的结论不同。《文心雕龙·论说》中的“说”作为一种文体，其结论是要从类比推理中层层推演出来的。如刘基的《虎说》，第一个层次，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与虎斗，必败无疑；接着说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吃虎肉，享用虎皮。第二个层次，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第三个层次，这种转化不仅存在于老虎与人，而且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主要是掌权者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掌权者就算很有本事，但只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都是老虎一类。而寓言的道理是直接下结论，文章就结束了，并不需要层层类比推演。这一特点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不约而同。
刘基《郁离子》是脍炙人口的寓言体政论散文集，其中《良桐》《狙公》《赵人患鼠》被选入台湾地区高中语文课本。下面对这三则寓言作详细解析。
第一则：《良桐》
工之侨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自以为天下之美也。献之太常，使国工视之，曰：“弗古。”还之。
工之侨以归，谋诸漆工，作断纹焉，又谋诸篆工，作古裒焉。匣而埋诸土，期年出之，抱以适市。贵人过而见之，易之以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日：“希世之珍也。”
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终。
《良桐》情节的好处是，对比极其强烈。
对比的第一层次：琴是极品评价却极低。
质料是良桐，性能是上佳（“金声而玉应”），第一流的（“天下之美也”）；却遭到全国最权威的行家（“国工”）的否定，理由是“弗古”——不是古代的，不管多优越的性能，也要遭到拒绝。这是对比的第一层次，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对比的第二层次：同样的琴，做了仿古的工艺，加了“断纹”“古裒”，埋在土里做了旧，于是不但身价百倍，而且被视为“希世之珍”。第二重对比，使其荒谬性更加显而易见。
寓言的道理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从具体的感性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这并不是一物的孤立事件，而是人世普遍的现象。第二，如果不早作打算，可能与这个世道一起完蛋（“不早图之，其与亡矣”）。
这个结论，不像一般寓言那样为单纯的格言，最后用的是假定句法：如果不，就怎样。结局带着神秘的意味（“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终”）。也许，是慑于元朝的思想统治不便明言。文章写于刘基辞元朝官职隐居之时，可能反映了他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后来他果然改变了对汉族起义军的立场，成为明王朝的开国功臣。结论中隐含着某种个人化的意味，而不仅仅是普遍的客观规律。
结论的语言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特点，那就是与故事叙述简洁、不作抒情相反，用了感叹词语，是相当抒情的。郁离子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这样抒情的语言与伊索寓言不同。在伊索寓言中，故事结束，都是“这个故事说明”，大都是客观的、反讽的。例如，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结论是“有些人，做不成事，却说时机还不成熟”，这与抒情是绝缘的。
《良桐》最后的结论却是抒情的，其源可能出自中国史传。史传叙述客观，记言记事，不直接褒贬，更不抒情，但在叙述之后，则可以直接褒贬，《左传》有“书曰”，《史记》有“太史公曰”。“郁离子”显然是把中国史传文学的手法用到了寓言里。结论的抒情性与情节语言简洁的叙述性相得益彰。 开头九句皆为短句，最长为第一句（七字），最短两字（“还之”）。皆为叙述，不作描写。桐之良，琴何状，如何鼓，皆不着一字。国工视态，为琴者表情，皆无形容，唯一的形容是“金声而玉应”中“金”“玉”二字而已。至于“还之”，则极简，无可再简。谋诸漆工、篆工，埋诸土，出土，抱适市，得售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短句并列。其间时空之转换，因果关系，无连续词（只有一个“又”字），动作心态皆留白。
第二则：《狙公》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眾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
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故事以前后对比取胜，与《良桐》相似。但是，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故事的主角为动物，使得文章的寓言色彩更加鲜明。
狙公育狙，使之入山求草木之实。文章强调的不是取之多，狙公仅以自给为足。文章最表层的意思是狙公取之无道：草木之实，非狙公所植，出于自然生息。文章显示，比之取之无道更重要的是取之无“术”。文章开头交代，狙公“养狙以为生”，也就是说，此人不是凭空剥夺众狙，而是为众狙提供生活资料的。其次，狙公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也就是，他做了组织、分工，即管理工作。付出了这么多，仅仅取其山果十分之一“以自奉”，只是维持生活而已。是不是可以说，取之不是绝对无道？
文章之旨更在讽喻其取之以暴，取之无“术”。“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纯粹以暴力恐怖统治，可以震慑于一时，一旦众狙觉悟到狙公没有理由暴取，乃窃其所积，逃亡林中。狙公乃饿毙。
文脉中的“以术使民”“其术穷矣”皆是文眼。强取者本为强者，被取者本为弱者，弱不敌强，弱者虽畏苦，亦不敢违抗。一旦强者过暴，刺激弱者觉悟其施暴无理，采取报复行动，强者不但转化为弱者，而且馁毙。故事的深刻意义在于，表面上的强者似拥天然之权力施暴，然而，强者权力是建立在弱者不敢反抗的基础上的。一旦超越了弱者忍受的程度，弱者乃先有觉悟，次有行动，强者生命所系不复存在。
故事的结论与《良桐》一样，从特殊的故事引申出普遍的道理：从人与动物拓展到人与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上来。批评狙公这样的统治者，“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弄得不遵守法度。老百姓在通常情况下，“昏而未觉”，敢怒而不敢言，但是，过度暴虐，却使其变得觉悟起来，“其术穷矣”，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文章的语言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众狙的对话：“公所树与？”“否也，天生也。”“非公不得而取与？”“否也，皆得而取也。”“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其中的语气词，对表达众狙对话的心态是不可少的。但并不是每一句都同样生动，一些短句如“否也”“天生也”“非公不得而取与”，似乎比之“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这样的长句要传神得多。看来，短句比较到位，原因是符合众狙推理简单的特点，复杂长句不但绕口，而且不太符合动物的特点。最后的结论虽有长句“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亦无妨，因为这是“郁离子”的，当然最后带感叹词的“其如狙公乎”“其术穷矣”更精彩。
第三则：《赵人患鼠》
赵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鸡，月余，鼠尽而其鸡亦尽。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诸？”其父日：“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无鸡。夫有鼠，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坏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不病于无鸡乎？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这一则，患鼠而育猫，鼠尽而其鸡亦尽。为保鸡，是否要驱猫？答案是否定的。故事简单，道理却含有哲理性。患鼠与无鸡，孰重？患鼠导致饥寒，无鸡则无患于饥寒，故不当去猫。从理论上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无绝对的好，亦无绝对的坏。好与坏、利与弊、善与恶、正与反、生与死，都相反相成，处于同一体之中。有益中亦可能蕴含着有害，这是普遍规律。但是，这并非说事物就不能定性了。矛盾双方如利与弊，并不绝对平衡，在益与害的矛盾中，不但要衡量其质，而且要衡量其量。事物的性质，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在这里，鼠害的主要方面是导致饥寒，危及生存，而鸡亡仅失美味而已，故不当废猫。如一见有害，即弃之，则如西谚所云，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从实践上来说，两害相比，取其轻；两益相衡，取其大。
这里还有个思想方法问题，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可以助我们在政治、军事、商业、行政等决策上，全面权衡利弊。其实，它涉及人生的一切方面，爱情可能产生的失恋，购物必要的付出，体育运动不可避免的伤害，药品的副作用，空气中的雾霾，都应两者相权取其轻。否则人类就不能生存，文明就不能发展。
到了战国，这类简单的比喻逐渐发展为短小的故事。孟子游说国君，与国君辩论，着重推理。推理靠逻辑，逻辑是抽象的，故孟子多讲故事，以增强感性，如揠苗助长、齐人乞墦之类。《孟子》还只是较长篇的语录，而此后其他诸子乃至西汉的专题论文、著作，更往往用故事来说明观点。《庄子》有邯郸学步、庖丁解牛、朝三暮四等，《韩非子》有守株待兔，《战国策》有鹬蚌相争、三人成虎，《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淮南子》有塞翁失马，等等。
此类故事的特点是，在具体、特殊的感性基础上进行普遍性的概括，抽象道理与感性情节相得益彰。许多故事比较接近现实人生，如五十步笑百步、塞翁失马，仅仅作为某一论点的例子。故事是从属于论述的，从逻辑上说，具有类比推理的功能，没有独立性，不能成为一种文体。不少故事的寓意比较深厚，主角往往为动物，情节超越现实，虚拟性很强，如鹬蚌相争、朝三暮四等，成为成语、典故，在书面和口头广泛传播，往往脱离上下文，被反复引用，论述反倒被忽略了。有了这样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就具备了寓言的性质。
寓言要成为文体，关键是不再从属于议论，具有完全独立性，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俄国的克雷洛夫寓言。但成为独立的寓言，成为文体以后，议论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情节加结论就成为寓言的基本结构。精练的结论，往往成为广泛运用的成语或者格言。
寓言的故事情节，不同于一般的故事。一般的故事并不一定把道理直接讲出来，而成熟的寓言在最后把道理概括出来。寓言之道理从属于故事。寓言的道理，与一般论说文的结论不同。《文心雕龙·论说》中的“说”作为一种文体，其结论是要从类比推理中层层推演出来的。如刘基的《虎说》，第一个层次，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与虎斗，必败无疑；接着说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吃虎肉，享用虎皮。第二个层次，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第三个层次，这种转化不仅存在于老虎与人，而且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主要是掌权者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掌权者就算很有本事，但只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都是老虎一类。而寓言的道理是直接下结论，文章就结束了，并不需要层层类比推演。这一特点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不约而同。
刘基《郁离子》是脍炙人口的寓言体政论散文集，其中《良桐》《狙公》《赵人患鼠》被选入台湾地区高中语文课本。下面对这三则寓言作详细解析。
第一则：《良桐》
工之侨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自以为天下之美也。献之太常，使国工视之，曰：“弗古。”还之。
工之侨以归，谋诸漆工，作断纹焉，又谋诸篆工，作古裒焉。匣而埋诸土，期年出之，抱以适市。贵人过而见之，易之以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日：“希世之珍也。”
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终。
《良桐》情节的好处是，对比极其强烈。
对比的第一层次：琴是极品评价却极低。
质料是良桐，性能是上佳（“金声而玉应”），第一流的（“天下之美也”）；却遭到全国最权威的行家（“国工”）的否定，理由是“弗古”——不是古代的，不管多优越的性能，也要遭到拒绝。这是对比的第一层次，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对比的第二层次：同样的琴，做了仿古的工艺，加了“断纹”“古裒”，埋在土里做了旧，于是不但身价百倍，而且被视为“希世之珍”。第二重对比，使其荒谬性更加显而易见。
寓言的道理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从具体的感性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这并不是一物的孤立事件，而是人世普遍的现象。第二，如果不早作打算，可能与这个世道一起完蛋（“不早图之，其与亡矣”）。
这个结论，不像一般寓言那样为单纯的格言，最后用的是假定句法：如果不，就怎样。结局带着神秘的意味（“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终”）。也许，是慑于元朝的思想统治不便明言。文章写于刘基辞元朝官职隐居之时，可能反映了他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后来他果然改变了对汉族起义军的立场，成为明王朝的开国功臣。结论中隐含着某种个人化的意味，而不仅仅是普遍的客观规律。
结论的语言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特点，那就是与故事叙述简洁、不作抒情相反，用了感叹词语，是相当抒情的。郁离子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这样抒情的语言与伊索寓言不同。在伊索寓言中，故事结束，都是“这个故事说明”，大都是客观的、反讽的。例如，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结论是“有些人，做不成事，却说时机还不成熟”，这与抒情是绝缘的。
《良桐》最后的结论却是抒情的，其源可能出自中国史传。史传叙述客观，记言记事，不直接褒贬，更不抒情，但在叙述之后，则可以直接褒贬，《左传》有“书曰”，《史记》有“太史公曰”。“郁离子”显然是把中国史传文学的手法用到了寓言里。结论的抒情性与情节语言简洁的叙述性相得益彰。 开头九句皆为短句，最长为第一句（七字），最短两字（“还之”）。皆为叙述，不作描写。桐之良，琴何状，如何鼓，皆不着一字。国工视态，为琴者表情，皆无形容，唯一的形容是“金声而玉应”中“金”“玉”二字而已。至于“还之”，则极简，无可再简。谋诸漆工、篆工，埋诸土，出土，抱适市，得售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短句并列。其间时空之转换，因果关系，无连续词（只有一个“又”字），动作心态皆留白。
第二则：《狙公》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眾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
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故事以前后对比取胜，与《良桐》相似。但是，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故事的主角为动物，使得文章的寓言色彩更加鲜明。
狙公育狙，使之入山求草木之实。文章强调的不是取之多，狙公仅以自给为足。文章最表层的意思是狙公取之无道：草木之实，非狙公所植，出于自然生息。文章显示，比之取之无道更重要的是取之无“术”。文章开头交代，狙公“养狙以为生”，也就是说，此人不是凭空剥夺众狙，而是为众狙提供生活资料的。其次，狙公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也就是，他做了组织、分工，即管理工作。付出了这么多，仅仅取其山果十分之一“以自奉”，只是维持生活而已。是不是可以说，取之不是绝对无道？
文章之旨更在讽喻其取之以暴，取之无“术”。“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纯粹以暴力恐怖统治，可以震慑于一时，一旦众狙觉悟到狙公没有理由暴取，乃窃其所积，逃亡林中。狙公乃饿毙。
文脉中的“以术使民”“其术穷矣”皆是文眼。强取者本为强者，被取者本为弱者，弱不敌强，弱者虽畏苦，亦不敢违抗。一旦强者过暴，刺激弱者觉悟其施暴无理，采取报复行动，强者不但转化为弱者，而且馁毙。故事的深刻意义在于，表面上的强者似拥天然之权力施暴，然而，强者权力是建立在弱者不敢反抗的基础上的。一旦超越了弱者忍受的程度，弱者乃先有觉悟，次有行动，强者生命所系不复存在。
故事的结论与《良桐》一样，从特殊的故事引申出普遍的道理：从人与动物拓展到人与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上来。批评狙公这样的统治者，“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弄得不遵守法度。老百姓在通常情况下，“昏而未觉”，敢怒而不敢言，但是，过度暴虐，却使其变得觉悟起来，“其术穷矣”，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文章的语言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众狙的对话：“公所树与？”“否也，天生也。”“非公不得而取与？”“否也，皆得而取也。”“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其中的语气词，对表达众狙对话的心态是不可少的。但并不是每一句都同样生动，一些短句如“否也”“天生也”“非公不得而取与”，似乎比之“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这样的长句要传神得多。看来，短句比较到位，原因是符合众狙推理简单的特点，复杂长句不但绕口，而且不太符合动物的特点。最后的结论虽有长句“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亦无妨，因为这是“郁离子”的，当然最后带感叹词的“其如狙公乎”“其术穷矣”更精彩。
第三则：《赵人患鼠》
赵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鸡，月余，鼠尽而其鸡亦尽。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诸？”其父日：“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无鸡。夫有鼠，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坏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不病于无鸡乎？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这一则，患鼠而育猫，鼠尽而其鸡亦尽。为保鸡，是否要驱猫？答案是否定的。故事简单，道理却含有哲理性。患鼠与无鸡，孰重？患鼠导致饥寒，无鸡则无患于饥寒，故不当去猫。从理论上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无绝对的好，亦无绝对的坏。好与坏、利与弊、善与恶、正与反、生与死，都相反相成，处于同一体之中。有益中亦可能蕴含着有害，这是普遍规律。但是，这并非说事物就不能定性了。矛盾双方如利与弊，并不绝对平衡，在益与害的矛盾中，不但要衡量其质，而且要衡量其量。事物的性质，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在这里，鼠害的主要方面是导致饥寒，危及生存，而鸡亡仅失美味而已，故不当废猫。如一见有害，即弃之，则如西谚所云，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从实践上来说，两害相比，取其轻；两益相衡，取其大。
这里还有个思想方法问题，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可以助我们在政治、军事、商业、行政等决策上，全面权衡利弊。其实，它涉及人生的一切方面，爱情可能产生的失恋，购物必要的付出，体育运动不可避免的伤害，药品的副作用，空气中的雾霾，都应两者相权取其轻。否则人类就不能生存，文明就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