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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第14个年头。此前，中国经历了工商改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三反五反，经过了反右和大跃进。到1963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影响至今的城乡分治结构已经形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产品统购统销的价格体系、城镇市民和国家职工的供应体系和工资体系均已建立。
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大跃进特色的工作方式明显降温。一年后，中国的人口出生曲线回升。今天，你无论从身边随机抽样，还是通过报刊上出现的人物观察，都能感受到1963年出生的人口比前几年多。事实上你感觉对了，那一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三千万，超过1960年和1961年的总和，也是新中国历年来的峰值。
那时国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前几年的饥馑，也标志着这一年出生的人们比大他们一两岁的哥哥姐姐们幸运。
在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传统社会主义年代，出生在农村和城镇的孩子的命运差别，比今天更大。这意味着，那一年，中国的总人口开始接近七亿，其中，七分之一的人口在农村。这意味着，在那一年出生的近三千万新生婴儿，有大约两千五百万在农村生长。这相当于说，那一年出生的孩子，有不到七分之一，也就是不足四百万的孩子有机会上幼儿园。当时，城市的小学教育也尚未普及，农村孩子不仅没有学前教育，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复式班”——大孩子和小孩子在一起上课。
当生于1963年的孩子睁大眼睛看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特殊时期。在1970年他们上学以前，“文革”从爆发进入平稳期。“文革”在农村和城镇只有方式不同，同样轰轰烈烈。生于1963年的孩子看着哥哥姐姐“停课闹革命”，还轮不到自己参与。至于成人社会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情况，更不到理解的时候。
但是，当时即便在农村也能感受到惊人的氛围，甚至听得到枪声。他们开始接触社会语言时，大人们在谈论谁被批斗，谁死于非命，谈论“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邓小平，并且“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及至入学，学校开始批判“贼林彪、孔老二”，说他们“都是坏东西”，课堂上，跟哥哥姐姐一样听毛主席归纳出来的“十次路线斗争”，文化教育相当次要。
在他们小学和初中时期，无论城乡都会遇到课本短缺和随时停课。学校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流行三支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公共文化极度苍白，可以看到的电影是少有的几部战争片和样板戏。1949年以前或50年代出版的国内外人文社科书籍，成为禁书，自觉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反叛行为。现在看来，那个时代没有荒废学业的只是少数孩子。
生于1963的孩子在10岁的时候，赶上学校出现了一会儿“正规”时期，那是因为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刮起右倾翻案风”。但是，这一年出生的孩子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与“文革”叠在一起。“文革”结束的标志是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控制。不过，一个13岁的孩子，再敏感，除了知道“国家出大事了”，应该很难听懂“十月里，响春雷”的弦外之音。
他们的少年时期在社会混乱、教育缺失和物资匮乏中结束了。那时的学校教育，一度采用“速成式”，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生于1963的孩子赶上了前一段。在“文革”结束，学校教育开始崇尚分数和高考的时候，他们进入中学。学习毕竟是少年最擅长的事，加入高考大军的时候，他们迅速把学业荒废得更多的哥哥姐姐挤出大学门外。他们中的幸运儿在80年代初进入大学。
1980年，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万，录取率8.4%。而当时许多农村地区的高中录取率也不会比这个比例高。这意味着当年三千万青年，今天50岁的人们，绝大部分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甚至义务教育也是缺失的。在80年代，读完大学等于有了铁定的工作。但没有上过大学，工作的门路相当狭窄，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步入轨道。于是，城市失业率开始上升（一个著名的概念“待业青年”诞生了）。而农村已经实行了“责任田”，6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成为农村所不需要的劳动力。
当二十多万精英在80年代上半叶的大学学习时，他们中的两千万兄弟姐妹，小部分在城市彷徨，大部分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禁锢后的社会一旦稍有放松，青年处于失业状态的特殊现象又出现了。也许现在看来，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并不是那么严峻，但1983年开始的严打，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赶上了。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经济转型的第一轮震荡。物质尚还匮乏，物价开始上涨。而生于大跃进后第一个人口峰值的1963年的人们，开始进入结婚生子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生育峰值。那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严厉的时期。到今天，又过了二十五年左右，他们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他们开始缔结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这是一种伦理断裂和养老困难的家庭模式。
他们经历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洗礼。今天，中国各行业中，生于1963的精英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领军人物。按照中国党政官员的年龄规定，在体制中拾级而上并且成长顺利的，已经步入国家中层或上层领导行列。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可能在“下岗买断”潮中遭遇逆境，如果他正好在一个不太景气的国有企业的话。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在住房改革制度的时候，可能赶上了彻底商品化之前的某种国家保障。他们中的农村人口，在城市需要大量蓝领劳工的时候，满足了城市的需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他们都是主要的劳动者和生产力。
生于1963年的人们已经走过半个世纪，走过人生的盛年，走进了人生担子最重的时期，家庭和社会一样都撂不下。他们是“四二一”家庭的重要支柱，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担当。他们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压力层：他们今天的劳动，既要支持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以及更早的人们的养老，还要保证后继的社会保障的可持续，但他们的身体正由盛而衰，体力劳动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体力劳动者。
他们中的幸运者从中学到大学，凭借知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历经三十余年的磨励和打拼，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娱乐、体育等各个领域成为领军者和实干家，他们人数之多、成就之突出都具有代表意义
按孔子对人生阶段的经典描绘，生于1963年的人们，而今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从积极的方面说，这时的人生进入“抛弃幻想，结合实际，踏实工作”的好时期。这也是一个“智慧的门槛”，意味着人生进入成熟和丰收的年代。但也可以说，站在50岁的门槛，瞻前顾后，“大势已定”，虽然对某些人来说，50岁以后仍可建功立业。
而生于1963年的人们生活过的这50年，比他们的容颜改变得更快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的人生格外值得书写。在2013年的岁尾，我们以生于1963为标记，来观察一代人的命运，也透过他们来理解这个时代。
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大跃进特色的工作方式明显降温。一年后，中国的人口出生曲线回升。今天，你无论从身边随机抽样，还是通过报刊上出现的人物观察，都能感受到1963年出生的人口比前几年多。事实上你感觉对了，那一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三千万，超过1960年和1961年的总和，也是新中国历年来的峰值。
那时国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前几年的饥馑，也标志着这一年出生的人们比大他们一两岁的哥哥姐姐们幸运。
在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传统社会主义年代，出生在农村和城镇的孩子的命运差别，比今天更大。这意味着，那一年，中国的总人口开始接近七亿，其中，七分之一的人口在农村。这意味着，在那一年出生的近三千万新生婴儿，有大约两千五百万在农村生长。这相当于说，那一年出生的孩子，有不到七分之一，也就是不足四百万的孩子有机会上幼儿园。当时，城市的小学教育也尚未普及，农村孩子不仅没有学前教育，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复式班”——大孩子和小孩子在一起上课。
当生于1963年的孩子睁大眼睛看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特殊时期。在1970年他们上学以前，“文革”从爆发进入平稳期。“文革”在农村和城镇只有方式不同，同样轰轰烈烈。生于1963年的孩子看着哥哥姐姐“停课闹革命”，还轮不到自己参与。至于成人社会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情况，更不到理解的时候。
但是，当时即便在农村也能感受到惊人的氛围，甚至听得到枪声。他们开始接触社会语言时，大人们在谈论谁被批斗，谁死于非命，谈论“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邓小平，并且“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及至入学，学校开始批判“贼林彪、孔老二”，说他们“都是坏东西”，课堂上，跟哥哥姐姐一样听毛主席归纳出来的“十次路线斗争”，文化教育相当次要。
在他们小学和初中时期，无论城乡都会遇到课本短缺和随时停课。学校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流行三支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公共文化极度苍白，可以看到的电影是少有的几部战争片和样板戏。1949年以前或50年代出版的国内外人文社科书籍，成为禁书，自觉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反叛行为。现在看来，那个时代没有荒废学业的只是少数孩子。
生于1963的孩子在10岁的时候，赶上学校出现了一会儿“正规”时期，那是因为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刮起右倾翻案风”。但是，这一年出生的孩子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与“文革”叠在一起。“文革”结束的标志是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控制。不过，一个13岁的孩子，再敏感，除了知道“国家出大事了”，应该很难听懂“十月里，响春雷”的弦外之音。
他们的少年时期在社会混乱、教育缺失和物资匮乏中结束了。那时的学校教育，一度采用“速成式”，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生于1963的孩子赶上了前一段。在“文革”结束，学校教育开始崇尚分数和高考的时候，他们进入中学。学习毕竟是少年最擅长的事，加入高考大军的时候，他们迅速把学业荒废得更多的哥哥姐姐挤出大学门外。他们中的幸运儿在80年代初进入大学。
1980年，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万，录取率8.4%。而当时许多农村地区的高中录取率也不会比这个比例高。这意味着当年三千万青年，今天50岁的人们，绝大部分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甚至义务教育也是缺失的。在80年代，读完大学等于有了铁定的工作。但没有上过大学，工作的门路相当狭窄，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步入轨道。于是，城市失业率开始上升（一个著名的概念“待业青年”诞生了）。而农村已经实行了“责任田”，6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成为农村所不需要的劳动力。
当二十多万精英在80年代上半叶的大学学习时，他们中的两千万兄弟姐妹，小部分在城市彷徨，大部分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禁锢后的社会一旦稍有放松，青年处于失业状态的特殊现象又出现了。也许现在看来，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并不是那么严峻，但1983年开始的严打，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赶上了。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经济转型的第一轮震荡。物质尚还匮乏，物价开始上涨。而生于大跃进后第一个人口峰值的1963年的人们，开始进入结婚生子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生育峰值。那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严厉的时期。到今天，又过了二十五年左右，他们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他们开始缔结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这是一种伦理断裂和养老困难的家庭模式。
他们经历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洗礼。今天，中国各行业中，生于1963的精英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领军人物。按照中国党政官员的年龄规定，在体制中拾级而上并且成长顺利的，已经步入国家中层或上层领导行列。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可能在“下岗买断”潮中遭遇逆境，如果他正好在一个不太景气的国有企业的话。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在住房改革制度的时候，可能赶上了彻底商品化之前的某种国家保障。他们中的农村人口，在城市需要大量蓝领劳工的时候，满足了城市的需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他们都是主要的劳动者和生产力。
生于1963年的人们已经走过半个世纪，走过人生的盛年，走进了人生担子最重的时期，家庭和社会一样都撂不下。他们是“四二一”家庭的重要支柱，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担当。他们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压力层：他们今天的劳动，既要支持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以及更早的人们的养老，还要保证后继的社会保障的可持续，但他们的身体正由盛而衰，体力劳动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体力劳动者。
他们中的幸运者从中学到大学，凭借知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历经三十余年的磨励和打拼，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娱乐、体育等各个领域成为领军者和实干家，他们人数之多、成就之突出都具有代表意义
按孔子对人生阶段的经典描绘，生于1963年的人们，而今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从积极的方面说，这时的人生进入“抛弃幻想，结合实际，踏实工作”的好时期。这也是一个“智慧的门槛”，意味着人生进入成熟和丰收的年代。但也可以说，站在50岁的门槛，瞻前顾后，“大势已定”，虽然对某些人来说，50岁以后仍可建功立业。
而生于1963年的人们生活过的这50年，比他们的容颜改变得更快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的人生格外值得书写。在2013年的岁尾，我们以生于1963为标记，来观察一代人的命运，也透过他们来理解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