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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4月13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位民国元老于在北京创办中国大学。比起孙中山后来创办的“黄埔军校”,以及孙中山后来下令合并的“中山大学”,都整整早了11年。
中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又不是一所普通的私立大学。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深感贯彻革命的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非养成革命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于是他与黄兴、宋教仁规划计议,由宋教仁出面创办中国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此后黄兴、黄云鹏、林长民、王印川、姚憾、王正廷、何其巩曾先后担任过中大校长。
中国大学初名为“国民大学”。中国大学创办典礼上,彭允彝代表第二任校长黄兴,在演说中声明:国民大学要与官立京师大学“立于反对地位”,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为中国培养“模范国民”。
1914年元旦,国民大学因经费所迫与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成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中国公学停办后,改名为“中国大学”。
1937年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教育部指令中国大学留在北平继续办校,“作造就沦陷区青年遣送内地之枢纽,并为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机关。”
虽然挺过了八年沦陷期,中国大学却在抗战胜利后发生经费竭蹶。1948年4月4日编就的《中国大学校史》如此记载:“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然政府对于艰苦不移之本校未能加以奖励与援助,坐视我校为经费拮据发生罢教、罢课情形,同学、教授虽尽力呼吁,政府从未有所补助,致使同学于1946年决定请求改为国立大学,免使国父创办之学府因经费困难而绝终”。
1947年9月,董事会在上海召开,虽然选出孙中山之子孙科为董事长,但仍未能使改“国立”成功。
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26日,中国大学训导长吕复向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递交了“请求政府接管中大”的信件,中国大学自此宣告停办。
中大停办后,理学院各系、文学院哲教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理学院又并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各院系学生多数投考华北联合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或参加南下工作团。教职员工多数转入华北联合大学工作。
中大解散以后,校友之间一直没有联系。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才重新被发现。在资料征集的过程中,中大的校友们开始联系。刘铁城说:“在整理历史以后,比我年岁大的同学就觉得中国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于是段君毅、史立德、杨易辰、张友渔、张致祥、浦洁修等老学长们就开始准备恢复中国大学。”
1994年9月16日,北京逸仙学院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开学典礼。著名导演、中国大学老校友凌子风为学院题写校名,全国政协委员、黄兴之子黄鼐,孙中山之孙女孙穗芳为名誉顾问。
2000年7月,当何嗣(王必)在广州拜访任仲夷时,任仲夷说:“我准备以我和‘一二九’时期中大的学生会主席史立德的名义给政府写信,争取恢复中国大学,希望他们支持、扶植这个学校,要他们再经费上给予支持。”当时任仲夷的秘书还对何嗣(王必)说:“任老为这件事很着急,从来没有这么动情过。”但任仲夷的信没有产生明显效果,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看到中大完全恢复。
如今,只有北京二十九中院门上的“孙中山创办中国大学及附属中学史料展”几个字,留给我们关于中国大学的记忆。
中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又不是一所普通的私立大学。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深感贯彻革命的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非养成革命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于是他与黄兴、宋教仁规划计议,由宋教仁出面创办中国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此后黄兴、黄云鹏、林长民、王印川、姚憾、王正廷、何其巩曾先后担任过中大校长。
中国大学初名为“国民大学”。中国大学创办典礼上,彭允彝代表第二任校长黄兴,在演说中声明:国民大学要与官立京师大学“立于反对地位”,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为中国培养“模范国民”。
1914年元旦,国民大学因经费所迫与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成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中国公学停办后,改名为“中国大学”。
1937年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教育部指令中国大学留在北平继续办校,“作造就沦陷区青年遣送内地之枢纽,并为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机关。”
虽然挺过了八年沦陷期,中国大学却在抗战胜利后发生经费竭蹶。1948年4月4日编就的《中国大学校史》如此记载:“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然政府对于艰苦不移之本校未能加以奖励与援助,坐视我校为经费拮据发生罢教、罢课情形,同学、教授虽尽力呼吁,政府从未有所补助,致使同学于1946年决定请求改为国立大学,免使国父创办之学府因经费困难而绝终”。
1947年9月,董事会在上海召开,虽然选出孙中山之子孙科为董事长,但仍未能使改“国立”成功。
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26日,中国大学训导长吕复向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递交了“请求政府接管中大”的信件,中国大学自此宣告停办。
中大停办后,理学院各系、文学院哲教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理学院又并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各院系学生多数投考华北联合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或参加南下工作团。教职员工多数转入华北联合大学工作。
中大解散以后,校友之间一直没有联系。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才重新被发现。在资料征集的过程中,中大的校友们开始联系。刘铁城说:“在整理历史以后,比我年岁大的同学就觉得中国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于是段君毅、史立德、杨易辰、张友渔、张致祥、浦洁修等老学长们就开始准备恢复中国大学。”
1994年9月16日,北京逸仙学院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开学典礼。著名导演、中国大学老校友凌子风为学院题写校名,全国政协委员、黄兴之子黄鼐,孙中山之孙女孙穗芳为名誉顾问。
2000年7月,当何嗣(王必)在广州拜访任仲夷时,任仲夷说:“我准备以我和‘一二九’时期中大的学生会主席史立德的名义给政府写信,争取恢复中国大学,希望他们支持、扶植这个学校,要他们再经费上给予支持。”当时任仲夷的秘书还对何嗣(王必)说:“任老为这件事很着急,从来没有这么动情过。”但任仲夷的信没有产生明显效果,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看到中大完全恢复。
如今,只有北京二十九中院门上的“孙中山创办中国大学及附属中学史料展”几个字,留给我们关于中国大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