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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破天惊的批判力量
日本作家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这样记录鲁迅先生灯下写作的情景：
“有一天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的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透过台灯的青色灯罩发出的青色的光，在漆黑的夜里，只有一个窗门照耀着，那不是月光，但我好像感到这时的鲁迅是在月光里……在月光一样明朗，但带着悲凉的光辉里，他注视着民族的将来。”
1925年4月29日夜，鲁迅坐在灯光下写作。这一次鲁迅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暴政。鲁迅深邃的目光洞察一切，他深入解剖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特点，指出封建暴君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国民的愚昧麻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只有两个时代：一是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无论何种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这种论断何等精辟，何等深刻！它就像振聋发聩的一声惊雷，震动了沉寂的神州大地，唤醒了铁屋子里熟睡的国民。这一论断自然而然让我们想起鲁迅在1918年5月《狂人日记》中的一段同样精彩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部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篇是杂文，一篇是小说，但同样发出了千钧之力。
这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在列举了人所共知的史实，进行了严密的推理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些人所共知的史实，某些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去看，或者不愿意正视罢了。
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两种时代中反反复复发展了“三千余年古国古”。乱后求治，是人之常情，但如若“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治”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乱”固然不好，“治”又有何可贵呢?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和复古的历史学家美化封建等级制度，目的是欺骗百姓，让百姓安于奴隶地位，在人间的“好地狱”中不要反抗，使他们的统治得以继续下去。
二、以小见大的论证方式
一篇思考中国历史，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批判国民的奴性人格和奴才传统的大作，入题时却是叙述一件日常小事：如何相信国家银行而将银元换成钞票，又如何因政局不稳要将钞票转换成银元而不得，听说暗中有了行情又如何赶去兑换，即使打了折扣也在所不惜。这人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在一般人看来可能并无深意，鲁迅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日常生活与国家大事间的联系，把最平凡的最普通的，引入了最重大的最深刻的。将银元换成钞票时，那一定是“治世”，将钞票转换成银元而不得时显然是“乱世”。“乱世”时钞票打六折儿去换银元还“非常高兴”，“治世”时“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由此推理，人们自然愿意生活在“治世”，不愿意生活在“乱世”。鲁迅进而分析：“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这里的“暴力”则是造成“乱世”的原因，而在“乱世”中人连牛马都不如，是“下于奴隶”的。
三、入木三分的语言风格
鲁迅是语言的大师，即使是在以说理抒情为主的杂文中鲁迅的语言也是极具特色的。幽默、讽刺、嘲笑，愤怒、同情、批判，如匕首似投枪，处处显示出无比的力度。那出发点，正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所说：“就是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鲁迅还说过：“历举对手之语，从头到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以致命的重伤者。”可以说，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檄文，在两个阵营的对垒中，在你死我的活的搏斗中，没有沉重的给敌人致命重伤的力量如何战斗呢?在《灯下漫笔》就有不少就这样有力量的句子。如“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是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愚弄民众的手段历来只有一个，即让百姓由“不及牛马”升到“等于牛马”。如“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到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是揭示了民不聊生，民众遭受蹂躏，在黑暗统治下挣扎沉浮的悲惨遭遇。如“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是揭露成功夺得天下的统治者的阴险、残暴本性。如“现在入了哪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从下文看，作者是了然的。说“不了然”是说中国封建统治下的黑暗历史古今一致，百姓的际遇是一样的，官兵与强盗相与为祸，百姓始终处于受摆布、受迫害的地位。
当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鲁迅文章中的语言不可能说得十分直接。但即使是较含蓄的话语，表达出的意思和情感也足以使人明白，并形成作者的语言风格。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写道：“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在《灯下漫笔》第二部分中，他写道：“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所以，鲁迅始终是一个战士(鲁迅不愿意称自己为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富于创造性的。他的反帝反封意志，他的对民族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决定着他的思想的动机和目的，也决定着他的思想方法。他一生的战斗，使他发掘了和积蓄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反映与发扬了人民大众宝贵的思想和智慧，创造了大量的热和光，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总之，鲁迅是一个天才的战士，是一个有创造性思想的战士，而杂文正是他锋利的武器，因此诸如《灯下漫笔》这样的众多杂文才会发出夺目的光辉。
日本作家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这样记录鲁迅先生灯下写作的情景：
“有一天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的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透过台灯的青色灯罩发出的青色的光，在漆黑的夜里，只有一个窗门照耀着，那不是月光，但我好像感到这时的鲁迅是在月光里……在月光一样明朗，但带着悲凉的光辉里，他注视着民族的将来。”
1925年4月29日夜，鲁迅坐在灯光下写作。这一次鲁迅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暴政。鲁迅深邃的目光洞察一切，他深入解剖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特点，指出封建暴君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国民的愚昧麻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只有两个时代：一是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无论何种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这种论断何等精辟，何等深刻！它就像振聋发聩的一声惊雷，震动了沉寂的神州大地，唤醒了铁屋子里熟睡的国民。这一论断自然而然让我们想起鲁迅在1918年5月《狂人日记》中的一段同样精彩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部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篇是杂文，一篇是小说，但同样发出了千钧之力。
这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在列举了人所共知的史实，进行了严密的推理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些人所共知的史实，某些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去看，或者不愿意正视罢了。
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两种时代中反反复复发展了“三千余年古国古”。乱后求治，是人之常情，但如若“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治”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乱”固然不好，“治”又有何可贵呢?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和复古的历史学家美化封建等级制度，目的是欺骗百姓，让百姓安于奴隶地位，在人间的“好地狱”中不要反抗，使他们的统治得以继续下去。
二、以小见大的论证方式
一篇思考中国历史，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批判国民的奴性人格和奴才传统的大作，入题时却是叙述一件日常小事：如何相信国家银行而将银元换成钞票，又如何因政局不稳要将钞票转换成银元而不得，听说暗中有了行情又如何赶去兑换，即使打了折扣也在所不惜。这人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在一般人看来可能并无深意，鲁迅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日常生活与国家大事间的联系，把最平凡的最普通的，引入了最重大的最深刻的。将银元换成钞票时，那一定是“治世”，将钞票转换成银元而不得时显然是“乱世”。“乱世”时钞票打六折儿去换银元还“非常高兴”，“治世”时“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由此推理，人们自然愿意生活在“治世”，不愿意生活在“乱世”。鲁迅进而分析：“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这里的“暴力”则是造成“乱世”的原因，而在“乱世”中人连牛马都不如，是“下于奴隶”的。
三、入木三分的语言风格
鲁迅是语言的大师，即使是在以说理抒情为主的杂文中鲁迅的语言也是极具特色的。幽默、讽刺、嘲笑，愤怒、同情、批判，如匕首似投枪，处处显示出无比的力度。那出发点，正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所说：“就是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鲁迅还说过：“历举对手之语，从头到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以致命的重伤者。”可以说，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檄文，在两个阵营的对垒中，在你死我的活的搏斗中，没有沉重的给敌人致命重伤的力量如何战斗呢?在《灯下漫笔》就有不少就这样有力量的句子。如“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是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愚弄民众的手段历来只有一个，即让百姓由“不及牛马”升到“等于牛马”。如“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到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是揭示了民不聊生，民众遭受蹂躏，在黑暗统治下挣扎沉浮的悲惨遭遇。如“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是揭露成功夺得天下的统治者的阴险、残暴本性。如“现在入了哪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从下文看，作者是了然的。说“不了然”是说中国封建统治下的黑暗历史古今一致，百姓的际遇是一样的，官兵与强盗相与为祸，百姓始终处于受摆布、受迫害的地位。
当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鲁迅文章中的语言不可能说得十分直接。但即使是较含蓄的话语，表达出的意思和情感也足以使人明白，并形成作者的语言风格。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写道：“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在《灯下漫笔》第二部分中，他写道：“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所以，鲁迅始终是一个战士(鲁迅不愿意称自己为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富于创造性的。他的反帝反封意志，他的对民族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决定着他的思想的动机和目的，也决定着他的思想方法。他一生的战斗，使他发掘了和积蓄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反映与发扬了人民大众宝贵的思想和智慧，创造了大量的热和光，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总之，鲁迅是一个天才的战士，是一个有创造性思想的战士，而杂文正是他锋利的武器，因此诸如《灯下漫笔》这样的众多杂文才会发出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