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冷战时期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仍在东亚地区安全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最为突出的就是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二战后，美日同盟一直是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石。而美韩同盟则是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中合作水平最高的同盟。在统一指挥权方面，美韩同盟超过了美日同盟；在军事设施建设和工作分担方面，美韩同盟的合作紧密度甚至超过了北约。
　　5月以来，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出现了新动向，有的甚至具有历史性的突破意义。双方签署了《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互提供军需物资服务协定》，成为自1948年韩国建国以来，日韩两国之间的首批军事协定。5月18日，日本宇宙研发机构和三菱重工业公司将韩国研制的“阿里郎3号”卫星送上太空。这是日本首次为外国卫星提供发射服务，实现了日本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业务“零的突破”。
　　于是，有人再次提出，作为美国在东亚的两大“铁杆”盟友，日韩加紧军事和安全合作，是否是为下一步结为同盟关系作准备？
　　其实，“日韩同盟说”并非新论，而是一个不时被提起的老话题。从表面上看，日韩有着结盟的需求与条件。特别是自2010年“天安”号和延坪岛事件以及金正恩执掌政权后，美日韩三方联合军演的频度和一体化协同的程度不断提高，日韩军事合作更呈呼应之势。
　　不过，笔者认为，日韩走近，只是以美国为媒介的最低军事协调，是一种对策性的应对，并不意味着两者将结成军事同盟。
　　单纯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日韩结盟存在不少原生障碍性因素。政治上，日韩两国国民感情一向不睦。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36年的殖民统治，令韩国国内对韩日军事合作十分敏感。经济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日韩均以外向性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路径具有同质性，两国产业竞争率高达60%～70%。此外，诸如日军慰安妇问题、日本教科书问题、日韩岛屿争端等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让日韩两国磕磕碰碰了几十年。
　　从深层次分析，当前，亚太格局中出现了两条明显的权力线，一条是操在美国手中的安全权力线，另一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权力线。这两条线，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影响到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力量格局的变化和组合。投射在东北亚地区，日韩两国的反应尤为敏感。
　　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问题影响，美国在东亚经济议题上乏善可陈，而在安全议题上却颇为得心应手。其凭借冷战时代构筑的地缘政治格局，继续操弄整个亚太安全局势。美国新军事战略不仅将军事重点转向亚太，也更重视地区盟友的力量，在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军事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度）等小多边战略对话，意在通过网络式联动，加大相互间的战略呼应和政策协调。
　　作为盟友，日韩必须履行盟友之义务，配合美国的新亚太安全战略。特别是在本地区尚未有综合性安全机制的情况下，日韩还期望从以均势为基础的同盟框架中寻求对本国安全的保障。不过，美国安全权力线反过来也限制了日韩结盟。日韩认为，只要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获得了某种意义的“再保险”机制，就已经足以应对预期中的不稳定局势，特别是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因此，日韩并没有意愿也没有需要突破在东亚地区现行的、美国主导下的“辐射式”军事同盟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权力线也在对亚太经济版图产生强有力的辐射效应，对“韩日结盟”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掣肘。
　　中国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庞大的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被多方看重。韩日在拉紧与美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在竭力维护对华合作关系。特别是近年来，韩国出现了对日的竞争态势，抛开日本“单干”的意图十分明显。例如，韩国对外自贸区谈判本以日本为重心，拟在韩日达成自贸区协定后，再与中方谈判自贸区协定。但2003年韩日谈判启动以来，由于双方在一些敏感领域的问题上难以妥协，导致谈判长期停滞。最终，韩国“弃日就华”，与中国率先达成自贸区协定。
　　未来一段时期，亚太特别是东北亚格局中的经济权力线与安全权力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运动将会进一步加剧。韩日不愿“得罪”中美任何一方，最可能的方式就是一方面继续被动参与美国力推的东亚盟友网络化合作；另一方面则对周边力量变化保持渐进调整，继续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