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成为美国博士第一培育大国”
2008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学历背景的分析显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3所学校是清华大学577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随后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等。在前50位中，中国高校还有复旦大学(数字不详)，中国科技大学163人，南京大学155人，南开大学147人，上海交通大学144人。
该报告还指出，若以来源国家和地区统计，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包括香港)4.236人，韩国1510人。印度1479人，中国台湾609人，加拿大533人，土耳其430人，日本240人，泰国217人，墨西哥201人，英国198人，罗马尼亚191人，俄罗斯183人，巴西157人。
据悉，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大陆(含香港)17763名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倾向于继续留在美国的比例，为全球之最。2000～2001年达91.4％，2002～2005年为90.4％。而在同期所有非美国公民的博士中，倾向于留在美国的平均比例约为70％。全世界只有伊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调查数字与中国的接近。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中国成为美国博士第一培育大国”的话题为社会广为关注。笔者认为这一话题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信息更值得分析。
解读“美国博士的第一培育大国”
如果从供需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这样解读相关的信息：目前我国人才发展需求已经超出了国内教育体系容量。试想一下，假如这些海外留学生全部在国内接受博士教育，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否能够承载?上哪儿去找如此之多的优秀老师和科研基地?教育培训中质量是硬道理。如果我们无法满足本国人才成长对良好教育的要求，甚至连学习机会都不能提供，那么就只剩下抱残守缺了。
当然还可解读出：我国研究生培养水平不够。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有关方面从不否认和避讳自身同发达国家在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着的某些差距；我们在过去的学习、交流与合作中也得到很多友好的帮助；当然在一些别人不愿对我们开放的领域从没有放弃对自主创新、自主培养的执著。
中国大量学生能够在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并获得学位，首先表明中国基础教育的培育质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很多学生都已能够顺利迈过先进国家研究生教育门槛，其次，有如此之多的学生不满足于现状，在追求上进或高水准的教育，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民族自身那种好学上进的共同动力所导致的结果。第三，在开放条件下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体验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这对民族未来长远发展而言是好事，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体现。
还有，当然这一现象还可能隐含着国人对学历的崇拜已延伸到对洋学历的崇拜。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研究通过对美国职业协会的数据库与侨办的数据库的比较发现，美国职业协会统计的中国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比侨办的数据少12％，硕士学位人数少8.6％。这其中可能有由于登记或统计口径不同所导致的问题，但也存在这样的因素，有的人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本土的学位。
人才的得与失
还有人指出：这一现象突显了我方的人才流失，且可带来难以设想的科技安全、产业安全等问题。虽然博士同人才还不能直接画等号，博士候选人在外乡也并不等同于人才流失，但这种担比意识有着积极的一面。在人才方面需要始终强调一点：人才是针对社会发展需要或能否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言的。这一实用性或实践性标准决定了这样一个命题哪里有社会需要或待解决的问题，哪里才是人才培养或成长的沃土。我相信当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热土，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连续至少30年的高速发展。
我们不能忽视，当前在高等教育选择中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有志成才的学子都希望能在多个名校获得经历，在不同的校园文化背景下熏陶自己、提高自己。譬如大多数能够进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学生，他们有很强烈的个人事业发展的欲望，更希望能够选择不同的名校来丰富和历练自己，师从世界一流大师或学科领军人物以求获得真知真传。这是优秀学生的共性选择，也是他们设计自己生涯的合理模式。
针对出国求学者的目的、动机、求学模式、成才路径、条件需求等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深入分析，应当说，这些现象和数据具有很深的政策意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也暗示着政府和教育机构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现象可能会产生两面性的结果：有利的是，这样可以使我国共享全球的教育资源，培养国内所需人才；不利的是，由于国内外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学生经过若干年的熏陶，在本土使用上难免会遇到文化、政策法规及管理上的一些障碍。
在人才问题分析和深入研究方面，如果单纯强调自我为中心，那么你将始终面临人才紧缺、人才流失这样的魔咒；因为问题没有解决、目标没有达到，你就是觉得人才不够用，由此，人们现在更多是谈论“人才交流”、“人才获得”、“人才流通”、“人才融合”、“柔性流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等说法，就是想从更大的视角拓宽人才资源观和使用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现代科技创新步伐加快，知识和能力折旧加快，这造成这样一个现象——人才难以储备，几乎没有人愿意做人才储备。于是乎我们看到，只有能够持续创新、推进科技或学术前沿进步的学校、科研基地以及企业，才有能力储备人才；其他大量的社会机构只是在人才流动、流通中找寻自己所需的人才。
如何利用开放环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环境日益开放。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学子出国深造，也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接受教育，包括学历、学位教育和专业培训。现在要更好地利用开放环境加快培养优势人才，这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趋势下，我认为，培养优势人才应当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深入了解成才需求，配置好教育资源。应深入调查研究出国留学人员的成才需求，把握好政策和工作的着力点。应把最好的资源(名师资源、教育资源)提供给最好的学生，包括本国的，也包括来中国学习的，让最有才华的学生在中国就会获得最好的学历、学位教育，并有最好的发展。
第二，创新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应根据学生的需求，借鉴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更多地开展国内外教育机构的联合培养。这样可促使国外好的教育资源、人才培养模式同中国当前发展的需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提高教育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继续开辟一些渠道来增加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力量。比起在国外有众多的中国学生攻读高级学位而言，让在中国已获得高级学位的人员再出国为他人所用，这一情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吸引高水平科技人才，一定要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基础研究投入。为此，我们必须把用于支持基础和前沿领域科研的资金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除中央政府要保证增加投入外，还要引导地方政府、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奖励机制等，共同来提高这方面的投入，为优秀人才在国内的发展营造好的环境。
第四，要倡导新的人才价值观。教育要出人才，也必须出人才。但人才的价值不取决于学历学位：与洋学历洋学位的关系更谈不上。纵观历史，人才的涌现和发挥作用同他／她所在民族、所在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力跃升期，它将呼唤着大量人才脱颖而出。
第五，积极开展面向全球化的教育。记得小平同志很早就向我国的基础教育提出了“三个面向”的要求。当初的“面向世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面向全球化”。过去的面向世界主要是为了曾经较为封闭的人们了解世界，确立开放的、积极的世界观；现在面向全球化，则需要以更深入、更透彻的理解和能力来融入、利用和主导全球化。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培养全球化所需的人才就是最佳途径。
一个民族的自信、开放和进取都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大门向外打开的同时也首先向内打开，愿意为我们民族最有才华的人(包括在海外学有所成的华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
2008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学历背景的分析显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3所学校是清华大学577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随后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等。在前50位中，中国高校还有复旦大学(数字不详)，中国科技大学163人，南京大学155人，南开大学147人，上海交通大学144人。
该报告还指出，若以来源国家和地区统计，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包括香港)4.236人，韩国1510人。印度1479人，中国台湾609人，加拿大533人，土耳其430人，日本240人，泰国217人，墨西哥201人，英国198人，罗马尼亚191人，俄罗斯183人，巴西157人。
据悉，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大陆(含香港)17763名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倾向于继续留在美国的比例，为全球之最。2000～2001年达91.4％，2002～2005年为90.4％。而在同期所有非美国公民的博士中，倾向于留在美国的平均比例约为70％。全世界只有伊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调查数字与中国的接近。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中国成为美国博士第一培育大国”的话题为社会广为关注。笔者认为这一话题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信息更值得分析。
解读“美国博士的第一培育大国”
如果从供需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这样解读相关的信息：目前我国人才发展需求已经超出了国内教育体系容量。试想一下，假如这些海外留学生全部在国内接受博士教育，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否能够承载?上哪儿去找如此之多的优秀老师和科研基地?教育培训中质量是硬道理。如果我们无法满足本国人才成长对良好教育的要求，甚至连学习机会都不能提供，那么就只剩下抱残守缺了。
当然还可解读出：我国研究生培养水平不够。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有关方面从不否认和避讳自身同发达国家在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着的某些差距；我们在过去的学习、交流与合作中也得到很多友好的帮助；当然在一些别人不愿对我们开放的领域从没有放弃对自主创新、自主培养的执著。
中国大量学生能够在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并获得学位，首先表明中国基础教育的培育质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很多学生都已能够顺利迈过先进国家研究生教育门槛，其次，有如此之多的学生不满足于现状，在追求上进或高水准的教育，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民族自身那种好学上进的共同动力所导致的结果。第三，在开放条件下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体验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这对民族未来长远发展而言是好事，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体现。
还有，当然这一现象还可能隐含着国人对学历的崇拜已延伸到对洋学历的崇拜。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研究通过对美国职业协会的数据库与侨办的数据库的比较发现，美国职业协会统计的中国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比侨办的数据少12％，硕士学位人数少8.6％。这其中可能有由于登记或统计口径不同所导致的问题，但也存在这样的因素，有的人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本土的学位。
人才的得与失
还有人指出：这一现象突显了我方的人才流失，且可带来难以设想的科技安全、产业安全等问题。虽然博士同人才还不能直接画等号，博士候选人在外乡也并不等同于人才流失，但这种担比意识有着积极的一面。在人才方面需要始终强调一点：人才是针对社会发展需要或能否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言的。这一实用性或实践性标准决定了这样一个命题哪里有社会需要或待解决的问题，哪里才是人才培养或成长的沃土。我相信当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热土，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连续至少30年的高速发展。
我们不能忽视，当前在高等教育选择中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有志成才的学子都希望能在多个名校获得经历，在不同的校园文化背景下熏陶自己、提高自己。譬如大多数能够进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学生，他们有很强烈的个人事业发展的欲望，更希望能够选择不同的名校来丰富和历练自己，师从世界一流大师或学科领军人物以求获得真知真传。这是优秀学生的共性选择，也是他们设计自己生涯的合理模式。
针对出国求学者的目的、动机、求学模式、成才路径、条件需求等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深入分析，应当说，这些现象和数据具有很深的政策意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也暗示着政府和教育机构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现象可能会产生两面性的结果：有利的是，这样可以使我国共享全球的教育资源，培养国内所需人才；不利的是，由于国内外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学生经过若干年的熏陶，在本土使用上难免会遇到文化、政策法规及管理上的一些障碍。
在人才问题分析和深入研究方面，如果单纯强调自我为中心，那么你将始终面临人才紧缺、人才流失这样的魔咒；因为问题没有解决、目标没有达到，你就是觉得人才不够用，由此，人们现在更多是谈论“人才交流”、“人才获得”、“人才流通”、“人才融合”、“柔性流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等说法，就是想从更大的视角拓宽人才资源观和使用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现代科技创新步伐加快，知识和能力折旧加快，这造成这样一个现象——人才难以储备，几乎没有人愿意做人才储备。于是乎我们看到，只有能够持续创新、推进科技或学术前沿进步的学校、科研基地以及企业，才有能力储备人才；其他大量的社会机构只是在人才流动、流通中找寻自己所需的人才。
如何利用开放环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环境日益开放。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学子出国深造，也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接受教育，包括学历、学位教育和专业培训。现在要更好地利用开放环境加快培养优势人才，这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趋势下，我认为，培养优势人才应当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深入了解成才需求，配置好教育资源。应深入调查研究出国留学人员的成才需求，把握好政策和工作的着力点。应把最好的资源(名师资源、教育资源)提供给最好的学生，包括本国的，也包括来中国学习的，让最有才华的学生在中国就会获得最好的学历、学位教育，并有最好的发展。
第二，创新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应根据学生的需求，借鉴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更多地开展国内外教育机构的联合培养。这样可促使国外好的教育资源、人才培养模式同中国当前发展的需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提高教育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继续开辟一些渠道来增加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力量。比起在国外有众多的中国学生攻读高级学位而言，让在中国已获得高级学位的人员再出国为他人所用，这一情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吸引高水平科技人才，一定要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基础研究投入。为此，我们必须把用于支持基础和前沿领域科研的资金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除中央政府要保证增加投入外，还要引导地方政府、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奖励机制等，共同来提高这方面的投入，为优秀人才在国内的发展营造好的环境。
第四，要倡导新的人才价值观。教育要出人才，也必须出人才。但人才的价值不取决于学历学位：与洋学历洋学位的关系更谈不上。纵观历史，人才的涌现和发挥作用同他／她所在民族、所在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力跃升期，它将呼唤着大量人才脱颖而出。
第五，积极开展面向全球化的教育。记得小平同志很早就向我国的基础教育提出了“三个面向”的要求。当初的“面向世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面向全球化”。过去的面向世界主要是为了曾经较为封闭的人们了解世界，确立开放的、积极的世界观；现在面向全球化，则需要以更深入、更透彻的理解和能力来融入、利用和主导全球化。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培养全球化所需的人才就是最佳途径。
一个民族的自信、开放和进取都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大门向外打开的同时也首先向内打开，愿意为我们民族最有才华的人(包括在海外学有所成的华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