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教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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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编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教材于2017年秋季开始在全国使用。与人教社2006年版教材对比,统编版教材在编排思想、价值取向、编排体例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笔者结合教材做具体分析。
  编排思想:弘扬求真的唯物史观
  真相是历史的生命之所在。中学历史教材作为最严肃的出版物,应本着客观的态度、求真的精神,最大限度地还原史实,让历史真实可信。统编教材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如引入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采用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和材料等,让编排的内容更具说服力。
  1.注重突出史实的整体真相
  尊重史实首先要尊重史实的整体,要分清个体在整体中的作用与地位,而不应以偏概全、避实就虚,让历史为我所用。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2006年版教材主要突出了其“抗击洋枪队”的史实,目的是反映太平天国运动在反抗外来侵略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运动属于农民起义的一部分,它主要反对的是封建统治阶级。虽然它提出的“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薄赋税,均贫富”等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在革命后期,它也发布了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愿望的纲领,但这都不能改变其“属于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斗争产物”的根本性质,更不足以证明其革命宗旨是反抗外来侵略,因为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抗击洋枪队”只是他们的偶然行为,不能就此掩盖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本质属性。统编版正视这个问题,编写时不仅系统介绍了发生在晚清这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产生的起因、过程、革命纲领和结果,还删掉了原来的抗击洋枪队的内容。这样处理就还原了历史真相。
  2.确保史料运用的真实可靠
  引用真实的史料是确保历史事件真实可信的重要保障。统编版教材删除或替换了2006年版教材中不够严谨的史料,使教材更具权威性。
  2006年版教材中使用了这样一则史料:“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东北军总司令張学良发了一道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这道密电充分证明,东北的丢失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直接后果,并非张学良的责任。然而,近年关于“谁下达了不抵抗命令”的资料揭秘中,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学良曾自疚地告诉他:“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我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揭秘:张学良是否下达过“不抵抗”命令》,《纵横》2011年第9期)这几句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自己发出的。
  针对社会的争论,编者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密电原稿,所以统编教材未采用原版教材的说法,而是删去了这部分内容。这样就避免了误导和争议,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3.史论相关联
  历史教材出具了许多带有指导性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史学家根据课程标准要求,依据科学史观和正确的认知依据得出的,对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重要作用。这句话中有两个词十分重要:一是“正确的认知依据”,它指所有结论都要从史实中得出,因为离开了具体史实的结论不仅难以让人信服,反而会给人强词夺理之感;二是“科学史观”,它指对史实的解读要以唯物史观为依据,要将史实放在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而不能一叶障目。
  在“史论”结合方面,“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新旧教材对辛亥革命胜利成果不幸被袁世凯窃取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对具有定性的词语“窃取”的解释,新旧教材使用的印证材料完全不同。旧版教材仅仅对袁世凯被起用及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做了介绍。这些材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能让人信服袁世凯属于“窃取”,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巨大破坏,读者难免会生出这样的疑问:难道临时大总统只能是孙中山吗?我们是否用先入为主的情感因素在审视袁世凯呢?统编教材补充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法律确立了民主建国思想和体制,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补充了袁世凯枪杀宋教仁、复辟帝制事件;补充了二次革命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这些材料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体制,开历史倒车,复辟封建帝制,完全抛弃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与人民为敌,与革命为敌,他答应革命党人遵从共和的许诺是欺骗性的。这些材料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形成史实与解释的证据链,具有足够的信服力。
  价值取向:突出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通常被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是研究历史的一种理论模式,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在数千年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比如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领土完整的主权意识等。
  1.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
  中国近代史既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这个过程中,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团结逐渐增强。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所有炎黄子孙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才取得了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性格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统编教材对抗战历史做了深入挖掘。
  首先是扩大了篇幅。教材增加了《正面战场的抗战》《敌后战场的抗战》两课。
  其次,强调了民族团结意识。教材增加了武汉大会战、长沙保卫战等国民党艰难抗战、誓死抗战的史实。这种改变超越了党派和阶级矛盾,体现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誓死不屈的精神,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现。
  再次,再现了抗战的艰巨性。原版的抗战部分只记载了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三场战争,让人觉得抗战都是我们取得胜利,过程很轻松,结果很顺利。这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性。统编教材补充了大量艰苦抗战的过程性材料。这些牺牲的英雄人物、拼杀的场面、中外时空交织的抗战场景形成苦难民族的悲情抗战,更加易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四,肯定抗战的全面性。统编教材明确抗战的起点为“九一八事变”,这是对人民自发抗战属于抗日战争一部分的充分肯定。在“七七事变”后,教材立体呈现了抗战的情况,如中国远征军的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等,体现出全民族抗战的公正立场。
  2.把握领土完整的主权意识
  历史往往与现实是紧密联系的,解决现实问题往往要从历史发展中寻找真相。统编教材对于国家主权的高度尊重,既是历史学科功能的需要,更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回答。
  统编教材对当前涉及国家主权的历史问题都有阐述。例如:关于台湾和钓鱼岛问题,原教材引用《马关条约》的相关条款时使用的是“台湾及附属岛屿”,统编教材依据《马关条约》第二款第2条将其修改为“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修改后的文字不仅忠实于《马关条约》,而且证明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钓鱼岛属于当时“所有附属各岛屿”的一部分。
  关于香港的领土问题,统编教材除介绍了《南京条约》中关于香港岛的问题外,还补充了九龙和新界等。如:第2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补充了中英《北京条约》“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第5课《甲午中日战争与瓜分中国狂潮》中出示了“各国在华强租海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情况表”,明确了英国人强租新界的内容。这些史实便于学生理解香港回归问题的来源和法理依据。
  3.肯定政治文明制度建设成果
  统编教材缩减了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内容,增加了政治史的篇幅。对于具有重大影响进程的历史事件,统编教材的叙述更为细致。八年级上册主要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方面做了增补。“辛亥革命”增补了“革命志士的奋斗”“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军阀割据”等内容,对辛亥革命的发生背景、过程、成果、成果的破坏和革命后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详细介绍。有了这些内容,学生就更容易理解辛亥革命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进而感受到辛亥革命对民主革命的重大贡献,从而对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奋斗精神充满崇敬。在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中,统编教材注意主题思想的完整性。如:在“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两个影响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事件中,统编教材分别补充了《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瓜分中国的狂潮”等内容,让学生较全面地看到这些重大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制度建设方面,统编教材记述了《天朝田亩制度》、百日维新变法诏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放区土地改革等内容。它们清晰地展现出民主进程,渗透着法治社会思维,能让学生通过了解民主制度建设的艰难奋斗历程,理解社会主义制度是对前人优秀成果的吸收和发扬,从而热爱我们的社会制度,树立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信念。
  编排体系:以明确的时序为标准
  統编教材在体例上完全遵照时间的发展顺序,以相近时间发生的史实突出主题。这种编排体系符合初中生的认知规律。从多年的教学实践看,学生很容易因地域变化而记错相关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教材按时间体系编排,有助于学生根据学习内容的先后,顺利地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寻找到前后事件的内在联系。
  例如,旧教材把“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前置,把“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后置,而新教材颠倒了两者之间的顺序。这样颠倒的原因:一是符合了正常的时间顺序;二是因为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处于危机时刻,康有为等知识分子才公车上书,光绪帝才表示“不甘作亡国之君”,实行变法,二者之间是因果关系。
  (作者单位:黄石市黄石港区教研室)
  “胡飞跃名师工作室”是黄石市名师工作室,由12名初中历史骨干教师组成。团队成员中有全国劳模教师1人,黄石名师2人。工作室以“聚焦课堂、健康育人、实践课改、团队成长”为宗旨,致力于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和学科素养落地研究。
  工作室主持人胡飞跃是湖北省骨干教师、黄石名师、黄石中学历史教育学会副会长,先后在省级以上专业报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主编、参与编写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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