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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初当雾霾肆虐京津冀，一些未遭光顾之地的民众尚能暗自庆幸乃至略发嘲讽，但这次他们却再笑不出来。
从12月1日左右开始，持续一周有余，一场突如其来的雾霾袭击了从杭州、南京到上海的长三角，再蔓延至中国南方大部地区。多个城市AQI（空气质量指数）屡冲新高，PM2.5指数爆表，橙色直至红色预警拉响。
曾被认为是北方“专属”的霾，一年间就让南方地区也“享受”到了。
除了气象因素，此次长三角雾霾出现的主要原因被普遍认为还是因为污染排放物过大，说明“大气污染不仅仅是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也很严重”。在燃煤电厂之外，石油化工、汽车尾气等则被视为罪魁祸首。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雾霾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持续时间和污染程度不遑多让，雾霾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不少专家的共识。而在建立有效应急机制的同时，如何推动雾霾治理从运动式到长效化，从单地或区域性到全国范围的综合治理，已然刻不容缓。
长三角最严重雾霾
12月6日清早，当很多上海市民匆匆步出家门赶去上班时，都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白雾茫茫的世界。冬日散落一地的金黄树叶、前方的车辆和道路都模糊不清，太阳也隐身在灰暗的天幕间几乎消失不见。往来皆是在口罩严实包裹下显得面色凝重的人群。在摩天大楼林立的陆家嘴从制高点放眼望去，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一众地标建筑如悬“仙境”。上海似乎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都”。
就在当天，上海继12月2日后再次出现六级重度污染天气，空气质量指数更创下发布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日均AQI飙至465。上海市环保局的监测还显示，中午13时，全市PM2.5小时浓度平均值高达602.5微克/立方米，是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日均75微克/立方米的8倍。这也是有PM2.5监测数据以来，上海第一次PM2.5指数爆表。
不光上海，整个长三角都遭遇了严重雾霾。12月4日，浙江11个地市中，9个城市已陷入重度以上污染。同一天，南京市发布大气污染红色预警，这是南京首次启动大气污染红色预警。
按照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的说法，这是“长三角地区最严重的一次雾霾”， 体现为“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能见度最低”。
与以往北方持续雾霾有所不同，南方地区在这场雾霾中首当其冲。从地域分布来看，除华北以外，整个华东地区都受到影响。雾霾还从长三角开始向南方大部地区蔓延。7日晚，武汉市环保局发布数据显示，武汉城区严重污染。福州、湖南乃至海口等多个省市也先后被雾霾笼罩。
中国气象局的权威数据说，此次雾霾共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覆盖了将近一半的国土，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52年来之最。而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
在“十面霾伏”之际，笑不出的民众依然发挥着娱乐精神，在各种场合以自嘲宣泄着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的焦虑。诸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遛狗不见狗，狗绳提在手，见绳不见手，狗叫我才走”等段子不断被吐槽。还有人调侃上海的雾霾与北京不同，“一个带有涮肉的酣畅感，一个带有猫屎咖啡的细腻和情趣”。
污染物排放是主因
有关此次长三角和南方“罕见”雾霾的成因，静稳天气、外来污染、本地排放乃至秸秆燃烧等说法都被提及。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程金平表示，霾的形成有三方面条件，包括水平上的静风、垂直上的逆风和空气污染。这次雾霾与冷空气不活跃、北方集中供暖燃煤污染迁徙、地区工业排污和汽车尾气排放、建设工地扬尘还有农田秸秆焚烧等都有关系。
相比一些官方人士更多强调极端的气象条件与输入性污染，对本地污染源往往淡化甚至只字不提不同，多数专家均认为，天气因素是触发和加剧雾霾影响的直接因素，但根本因素是持续的污染物排放，主要大气污染排放总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
程金平也赞同，“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只要气象条件稍微改变，就会产生霾。”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称，雾霾是因原来经济结构过“重”和城市发展过于集中，对环境的影响长期累积由量变到质变，突破环境承载能力后便显著表现出来。
在李志青看来，尽管长三角经济结构已经在调整，重化工业转移到其他地方，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但在结构变迁的同时，经济总量也在每年大幅增长，这意味着原有的重化工业的存量可能并未显著下降。此外城市发展过程中，私人机动车增加，全国每年新增机动车超过2000万辆，北京、上海的汽车尾气排放对PM2.5贡献率都占两成以上。
具体分析雾霾污染源的贡献率，通过对比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地PM2.5中无机物的来源可以发现，北京是硫酸盐略占多数，比例达30%左右，到了南方，这30%则变成了硝酸铵。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认为，这证明后者除了和燃煤电厂有关外，与石油化工、汽车尾气等也有着较大关系。
长三角和长江流域还有着相当密集的石化工业，在和汽车相关的塑料、橡胶、轮胎等制造上，同样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此外，密集的电子工业、制造业、喷涂等都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形成雾霾的来源。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媒体主任林孜也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工业污染排放才是造成雾霾的根源。2011年长三角的浙江、江苏、上海三地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86677.1亿立方米，与之相比，京津冀区域2011年三省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91000亿立方米。长三角与京津冀的面积相仿，工业废气排放量也很接近。
从行业来看，2012年江苏水泥产量达到16775万吨，位居全国第一，而整个长三角的水泥产量超过京津冀地区一倍，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3.3%。另外在钢铁方面，无论粗钢、钢材还是生铁，2012年江苏省的产量都是全国的三甲。林孜告诉记者，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过度发展必然依赖庞大的煤炭消费。长三角2011年共消费了4.83亿吨原煤，超过京津冀地区的3.84亿吨原煤近1亿吨。这些工业生产排放出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三种大气污染物是形成PM2.5的主要前体物，也就是雾霾的根源。 而且，根据绿色和平日前最新整理编制的全国煤电厂数据库显示，到2011年，中国已建成运行的6MW以上的煤电厂总计2355个，装机容量达752GW，超过美国和欧盟的煤电装机容量之和。其中，长三角的江苏就位居全国煤电装机容量首位。
一些专家的研究数据，亦可证明这场雾霾并非偶然。广东省气象局首席专家吴兑援引气象监测数据称，珠三角、京津冀地区每年霾日（空气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0%，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从2004、2005年均已出现拐点，广州的霾日已经控制在每年60天以下，北京也降到了每年100天以下。但近年来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城市，每年霾日都普遍维持在200天以上，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也就是说，长三角事实上是处于全国最严重的霾重灾区。
上海市气象局局长汤绪2013年3月也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对策和建议”院士沙龙上透露，近年来上海出现霾的日数占全年61%，霾天气主要出现在12月份和1月份。
亟待长效化和全国范围治理
12月9日以后，雾霾逐渐退散。然而，12月19日起新一轮雾霾污染重现上海，20日12时，上海空气质量指数为218，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PM2.5浓度为214.7微克/立方米。
复旦大学李志青对《中国经贸聚焦》表示，随着雾霾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出现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雾霾的常态化已经是既成事实。“2013年11月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已明确表示，中国大气污染比较严重，雾霾天气几乎常态化。”
面对雾霾当道，各地纷纷拉响应急响应，包括高速封路、机场“停摆”，工地停工、学校停课，加速出台“大气污染应急预案”等措施纷纷推出。
近日，辽宁还开出了国内首张“雾霾罚单”，对下辖八市开出总额达5420万元的罚单，以惩罚这些城市空气质量超标。
在李志青看来，辽宁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值得肯定，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空气严重污染需下猛药。“它表明了省级政府的决心。从环境事权角度而言，也意味着环保从过去的同级管理到上收的信号，未来不排除中央政府向省级政府开罚单的做法会出现。此外，显示地方政府承担环保责任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对地方考核机制上有所变化。还宣示污染排放造成雾霾要有经济上的代价。”
当然，从长期而言，雾霾治理还需制度化。李志青认为，像罚单这样的行政手段随意性很大，有失稳定性和科学性，不能服众，也不利于长期执行。“引入法律的话，就能对标准、地方政府财政分担关系、排污主体和受害人的区分、排污权利的界定等方面做到明晰。尤其排污权的界定是保护环境最重要的一环。经济学家科斯就说过，产权有清晰界定，市场交易总能令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李志青指出，对排污权界定在环境保护法等上位法里要有说法，否则环保官司就很难打。中国现在很多环保纠纷的解决，最后靠的往往是道德层面以及大的公共事件的压力，这就是源于权利界定不清，排污权先是给了企业后来又被迫给了公众。
同时，要有基本的环境价值底线，也就是目前在提的生态红线，政府对危险的污染比如辐射等，对重点排污源特别是违反规定的偷排漏排要管住。
李志青特别强调，在政府和法律的强硬介入之外，在不触及环境底线的情形下，要充分发挥市场软性手段的作用。可在环境承受容量之内，实行碳排放交易。“政府过度干预肯定是低效的。环境利用说到底和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没有区别，要素配置都是以市场配置为最有效。目前问题是排污权利很多都是低效企业在使用，如果通过市场去甄别，谁能承担最高的价格谁就是最有效率的，就能将环境要素用得最充分。”
而区域性乃至更大范围的雾霾治理亦被呼吁。
“加快治霾，淘汰‘两高’产能是首要任务。”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黄玮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但长三角至今却还没有出台类似《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区域联合防控计划。”
据悉，2013年10月，上海已发布了《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明确总体目标是：到2017年，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空气质量明显改善，PM2.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0%。黄玮表示，“绿色和平希望江苏、浙江、上海三地政府能尽快携手，出台具体的治霾实施细则，江苏、浙江也应尽快制定煤炭消费量的削减目标。”
李志青则进一步指，中央需要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综合治理雾霾问题。
出台空气清洁法案路漫漫
2013年6月，中国已经颁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清洁空气行动，从城市、省到国家在今后五年将展开大规模的空气治理。但在多数专家看来，包括雾霾等污染治理肯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即便在英国、美国实施空气清洁法案后，也将近经历20年才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中国雾霾治理要经过的时间不会比这短。而类似做法尽管有借鉴意义，在中国目前条件却还不成熟。”李志青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分析说。
据称，一方面，环境事权还分散在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之间，需要进行梳理和集中；另一方面，相关法律尚且缺失。《环境公益诉讼法》目前还待审议，并且环境公益诉讼可能门槛甚高，诉讼主体被只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更关键的是，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在排污权界定方面搞得很清楚。此外，环境保护费改税，目前就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关于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的表态看，可能很难推出，也遭遇钢铁、煤炭大企业的强烈反对。“中国要出台空气清洁法案，还有很长一段准备的路要走。”
李志青还专门提出，在雾霾已经常态化和难以短期内取得更大治理成效的客观现实下，容易被忽略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许就是从政府到民众都要去“适应雾霾”。不仅政府要引导、有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和包括交通、卫生等方面应急机制，企业也要学会应对，民众不应陷于恐慌或是逃避，并从自己做起，扭转消费行为，减少用车污染等。“事实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就是应对和适应两条腿走路。而国内谈得更多的是治理，对于适应这块还不够重视。”
从12月1日左右开始，持续一周有余，一场突如其来的雾霾袭击了从杭州、南京到上海的长三角，再蔓延至中国南方大部地区。多个城市AQI（空气质量指数）屡冲新高，PM2.5指数爆表，橙色直至红色预警拉响。
曾被认为是北方“专属”的霾，一年间就让南方地区也“享受”到了。
除了气象因素，此次长三角雾霾出现的主要原因被普遍认为还是因为污染排放物过大，说明“大气污染不仅仅是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也很严重”。在燃煤电厂之外，石油化工、汽车尾气等则被视为罪魁祸首。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雾霾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持续时间和污染程度不遑多让，雾霾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不少专家的共识。而在建立有效应急机制的同时，如何推动雾霾治理从运动式到长效化，从单地或区域性到全国范围的综合治理，已然刻不容缓。
长三角最严重雾霾
12月6日清早，当很多上海市民匆匆步出家门赶去上班时，都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白雾茫茫的世界。冬日散落一地的金黄树叶、前方的车辆和道路都模糊不清，太阳也隐身在灰暗的天幕间几乎消失不见。往来皆是在口罩严实包裹下显得面色凝重的人群。在摩天大楼林立的陆家嘴从制高点放眼望去，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一众地标建筑如悬“仙境”。上海似乎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都”。
就在当天，上海继12月2日后再次出现六级重度污染天气，空气质量指数更创下发布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日均AQI飙至465。上海市环保局的监测还显示，中午13时，全市PM2.5小时浓度平均值高达602.5微克/立方米，是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日均75微克/立方米的8倍。这也是有PM2.5监测数据以来，上海第一次PM2.5指数爆表。
不光上海，整个长三角都遭遇了严重雾霾。12月4日，浙江11个地市中，9个城市已陷入重度以上污染。同一天，南京市发布大气污染红色预警，这是南京首次启动大气污染红色预警。
按照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的说法，这是“长三角地区最严重的一次雾霾”， 体现为“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能见度最低”。
与以往北方持续雾霾有所不同，南方地区在这场雾霾中首当其冲。从地域分布来看，除华北以外，整个华东地区都受到影响。雾霾还从长三角开始向南方大部地区蔓延。7日晚，武汉市环保局发布数据显示，武汉城区严重污染。福州、湖南乃至海口等多个省市也先后被雾霾笼罩。
中国气象局的权威数据说，此次雾霾共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覆盖了将近一半的国土，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52年来之最。而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
在“十面霾伏”之际，笑不出的民众依然发挥着娱乐精神，在各种场合以自嘲宣泄着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的焦虑。诸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遛狗不见狗，狗绳提在手，见绳不见手，狗叫我才走”等段子不断被吐槽。还有人调侃上海的雾霾与北京不同，“一个带有涮肉的酣畅感，一个带有猫屎咖啡的细腻和情趣”。
污染物排放是主因
有关此次长三角和南方“罕见”雾霾的成因，静稳天气、外来污染、本地排放乃至秸秆燃烧等说法都被提及。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程金平表示，霾的形成有三方面条件，包括水平上的静风、垂直上的逆风和空气污染。这次雾霾与冷空气不活跃、北方集中供暖燃煤污染迁徙、地区工业排污和汽车尾气排放、建设工地扬尘还有农田秸秆焚烧等都有关系。
相比一些官方人士更多强调极端的气象条件与输入性污染，对本地污染源往往淡化甚至只字不提不同，多数专家均认为，天气因素是触发和加剧雾霾影响的直接因素，但根本因素是持续的污染物排放，主要大气污染排放总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
程金平也赞同，“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只要气象条件稍微改变，就会产生霾。”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称，雾霾是因原来经济结构过“重”和城市发展过于集中，对环境的影响长期累积由量变到质变，突破环境承载能力后便显著表现出来。
在李志青看来，尽管长三角经济结构已经在调整，重化工业转移到其他地方，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但在结构变迁的同时，经济总量也在每年大幅增长，这意味着原有的重化工业的存量可能并未显著下降。此外城市发展过程中，私人机动车增加，全国每年新增机动车超过2000万辆，北京、上海的汽车尾气排放对PM2.5贡献率都占两成以上。
具体分析雾霾污染源的贡献率，通过对比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地PM2.5中无机物的来源可以发现，北京是硫酸盐略占多数，比例达30%左右，到了南方，这30%则变成了硝酸铵。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认为，这证明后者除了和燃煤电厂有关外，与石油化工、汽车尾气等也有着较大关系。
长三角和长江流域还有着相当密集的石化工业，在和汽车相关的塑料、橡胶、轮胎等制造上，同样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此外，密集的电子工业、制造业、喷涂等都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形成雾霾的来源。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媒体主任林孜也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工业污染排放才是造成雾霾的根源。2011年长三角的浙江、江苏、上海三地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86677.1亿立方米，与之相比，京津冀区域2011年三省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91000亿立方米。长三角与京津冀的面积相仿，工业废气排放量也很接近。
从行业来看，2012年江苏水泥产量达到16775万吨，位居全国第一，而整个长三角的水泥产量超过京津冀地区一倍，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3.3%。另外在钢铁方面，无论粗钢、钢材还是生铁，2012年江苏省的产量都是全国的三甲。林孜告诉记者，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过度发展必然依赖庞大的煤炭消费。长三角2011年共消费了4.83亿吨原煤，超过京津冀地区的3.84亿吨原煤近1亿吨。这些工业生产排放出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三种大气污染物是形成PM2.5的主要前体物，也就是雾霾的根源。 而且，根据绿色和平日前最新整理编制的全国煤电厂数据库显示，到2011年，中国已建成运行的6MW以上的煤电厂总计2355个，装机容量达752GW，超过美国和欧盟的煤电装机容量之和。其中，长三角的江苏就位居全国煤电装机容量首位。
一些专家的研究数据，亦可证明这场雾霾并非偶然。广东省气象局首席专家吴兑援引气象监测数据称，珠三角、京津冀地区每年霾日（空气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0%，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从2004、2005年均已出现拐点，广州的霾日已经控制在每年60天以下，北京也降到了每年100天以下。但近年来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城市，每年霾日都普遍维持在200天以上，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也就是说，长三角事实上是处于全国最严重的霾重灾区。
上海市气象局局长汤绪2013年3月也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对策和建议”院士沙龙上透露，近年来上海出现霾的日数占全年61%，霾天气主要出现在12月份和1月份。
亟待长效化和全国范围治理
12月9日以后，雾霾逐渐退散。然而，12月19日起新一轮雾霾污染重现上海，20日12时，上海空气质量指数为218，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PM2.5浓度为214.7微克/立方米。
复旦大学李志青对《中国经贸聚焦》表示，随着雾霾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出现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雾霾的常态化已经是既成事实。“2013年11月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已明确表示，中国大气污染比较严重，雾霾天气几乎常态化。”
面对雾霾当道，各地纷纷拉响应急响应，包括高速封路、机场“停摆”，工地停工、学校停课，加速出台“大气污染应急预案”等措施纷纷推出。
近日，辽宁还开出了国内首张“雾霾罚单”，对下辖八市开出总额达5420万元的罚单，以惩罚这些城市空气质量超标。
在李志青看来，辽宁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值得肯定，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空气严重污染需下猛药。“它表明了省级政府的决心。从环境事权角度而言，也意味着环保从过去的同级管理到上收的信号，未来不排除中央政府向省级政府开罚单的做法会出现。此外，显示地方政府承担环保责任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对地方考核机制上有所变化。还宣示污染排放造成雾霾要有经济上的代价。”
当然，从长期而言，雾霾治理还需制度化。李志青认为，像罚单这样的行政手段随意性很大，有失稳定性和科学性，不能服众，也不利于长期执行。“引入法律的话，就能对标准、地方政府财政分担关系、排污主体和受害人的区分、排污权利的界定等方面做到明晰。尤其排污权的界定是保护环境最重要的一环。经济学家科斯就说过，产权有清晰界定，市场交易总能令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李志青指出，对排污权界定在环境保护法等上位法里要有说法，否则环保官司就很难打。中国现在很多环保纠纷的解决，最后靠的往往是道德层面以及大的公共事件的压力，这就是源于权利界定不清，排污权先是给了企业后来又被迫给了公众。
同时，要有基本的环境价值底线，也就是目前在提的生态红线，政府对危险的污染比如辐射等，对重点排污源特别是违反规定的偷排漏排要管住。
李志青特别强调，在政府和法律的强硬介入之外，在不触及环境底线的情形下，要充分发挥市场软性手段的作用。可在环境承受容量之内，实行碳排放交易。“政府过度干预肯定是低效的。环境利用说到底和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没有区别，要素配置都是以市场配置为最有效。目前问题是排污权利很多都是低效企业在使用，如果通过市场去甄别，谁能承担最高的价格谁就是最有效率的，就能将环境要素用得最充分。”
而区域性乃至更大范围的雾霾治理亦被呼吁。
“加快治霾，淘汰‘两高’产能是首要任务。”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黄玮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但长三角至今却还没有出台类似《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区域联合防控计划。”
据悉，2013年10月，上海已发布了《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明确总体目标是：到2017年，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空气质量明显改善，PM2.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0%。黄玮表示，“绿色和平希望江苏、浙江、上海三地政府能尽快携手，出台具体的治霾实施细则，江苏、浙江也应尽快制定煤炭消费量的削减目标。”
李志青则进一步指，中央需要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综合治理雾霾问题。
出台空气清洁法案路漫漫
2013年6月，中国已经颁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清洁空气行动，从城市、省到国家在今后五年将展开大规模的空气治理。但在多数专家看来，包括雾霾等污染治理肯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即便在英国、美国实施空气清洁法案后，也将近经历20年才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中国雾霾治理要经过的时间不会比这短。而类似做法尽管有借鉴意义，在中国目前条件却还不成熟。”李志青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分析说。
据称，一方面，环境事权还分散在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之间，需要进行梳理和集中；另一方面，相关法律尚且缺失。《环境公益诉讼法》目前还待审议，并且环境公益诉讼可能门槛甚高，诉讼主体被只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更关键的是，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在排污权界定方面搞得很清楚。此外，环境保护费改税，目前就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关于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的表态看，可能很难推出，也遭遇钢铁、煤炭大企业的强烈反对。“中国要出台空气清洁法案，还有很长一段准备的路要走。”
李志青还专门提出，在雾霾已经常态化和难以短期内取得更大治理成效的客观现实下，容易被忽略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许就是从政府到民众都要去“适应雾霾”。不仅政府要引导、有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和包括交通、卫生等方面应急机制，企业也要学会应对，民众不应陷于恐慌或是逃避，并从自己做起，扭转消费行为，减少用车污染等。“事实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就是应对和适应两条腿走路。而国内谈得更多的是治理，对于适应这块还不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