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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千百年来，民间社会形成了一套与官方话语体系相适应的民间经验，广大民众借助它们表达着底层社会的廉政观念。以河南淮阳县为例，“骂年”一词是有关包公下陈州的故事中衍生出的极具地方特色的俚语，它是一种“文化的记忆”的产物。当下廉政文化建设在完善顶层制度设计的同时，也需要从底层社会汲取廉政文化的民间经验。
关键词：廉政文化；民间经验；“骂年”
一、“骂年”一词的的由来
“骂年”一词是河南淮阳县一带的俚语，是指人们对45周岁时的数字忌讳。当地人在这一年往往会往小里减一岁或者往大里加一岁，若是想把自己的实际年龄告诉给对方，便称自己到了骂年。关于“骂年”的由来，据说是包公陈州放粮时（今天的淮阳县）发生的故事有关。故事的大致梗概是：包拯为拯救陈州灾民，从京城汴京（今开封）到陈州惩治贪官污吏。国舅庞昱听西宫娘娘传信说，包拯要来，就严密封锁陈州城门，不让包拯进城。包公恰巧碰到妓女林氏被国舅召幸，便替林氏赶驴，冒充妓女老鸨混进陈州城。包公时年45岁，因此直到现在，陈州人还忌讳45岁，凡是45岁的人都称到了“骂年”的年龄，或者说成44或46歲。
人们对“骂年”的忌讳，从直观层面表达的是对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的忌讳，对包公为伸张正义而忍辱负重的同情、怜悯；从更深层次表达的是对贪腐恶政的厌恶和对清官廉吏的推崇。包拯的吏治思想，对上竭忠于君，对下施爱于民，贯通之间的是公道正义。“骂年”通过民间叙事的方式将包公抽象成一个有关惩治贪腐、为民请命的正义符号。总之，民众对年龄的禁忌，实质是对包公的信仰或者对清官廉吏崇敬的产物。
二、“骂年”的基本要义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骂年”的产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不断强化的产物。那么它与“社会性的记忆”的差别在于，如果说“社会性的记忆”是对社会记忆的历史发展的客观描述，那么“文化的记忆”则这种记忆的动态发展演进，将其中的精华融于文化，并作为社会价值反复持续地灌输和影响子孙后代。许倬云曾将“文化的记忆”打过比方，经过文化圈的熏陶的人，就能生活得如鱼得水。而文化圈的不同又会演化出咸水鱼和淡水鱼，每一种鱼都要学会在各自的环境中生活。儒家文化与犹太教的文化记忆和规范绝对是不一样的，从而形成一个个文化圈的边界。作为“文化的记忆”的组成，“骂年”一词从产生时起就在淮阳民众生活中扎根，由一代代淮阳人口耳相传，成为淮阳民众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符号。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淮阳人来说，经过历史更迭以及长期的文化熏陶，他们已经把“骂年”作为自己话语体系的要素，并且内化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作为一种“文化的记忆”，“骂年”还隐含着中国宗法伦理的深层结构——“报”的观念。简单来说，“报”的基本内涵是“反哺”，即行为个体对有恩于己的上辈，行情感或利益的还偿。包公为拯救淮阳的黎民百姓不惜舍弃名节，淮阳民众对包公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骂年”一词正是这种情感表达的见证。从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到王朝政治的运作，无不贯彻着“报”的意识。
三、“骂年”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积极培育廉政文化的社会土壤。费孝通曾说过，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人们情感表达更多的是通过文字以外的其他方式完成，包公下陈州惩治贪官污吏的故事，不仅成为豫剧经典选段为人们所熟知，还演化出像“骂年”这样带有禁忌色彩的词汇，在民众中口耳相传。可见，廉政文化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使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二）为官从政要有敬畏之心。“骂年”一词体现了民众对清官廉吏的敬畏之心，演化为一种民间禁忌，体现了“畏”的哲学。俗语说，“抬头三尺有神明”。只有对权力心存敬畏，始终牢记“政权民授”，才能避免载舟覆舟的历史循环。“物必自腐而虫后生之”。廉政文化建设要强化官员道德修养和作风建设，使官员从内心养成“不想腐”的道德品格，从心理层面根除腐败的念头。
（三）以榜样的力量促进廉政文化深入人心。习近平指出，道德模范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观，是道德实践的榜样。时至今日，人们提及包公、海瑞，往往会将他们作为法律正义的代名词，他们不畏强权、惩恶扬善，在民众心中树立起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廉政文化说到底是由人创造的，因此绝不能忽视先进人物的榜样力量。只有在社会中培育和树立起更多的不畏强权的包公式榜样，才能引导和激发民众的廉政观念，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重视发掘传统民族精神的优秀因素。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法律体系的构建绝不能忽视民族精神的作用，更不能否定、抹杀它的存在。透过“骂年”对年龄的忌讳，反映了人们敬天畏命的报应论，它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侧面体现。因此，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汲取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四、结语
“骂年”民俗俚语起源于周口淮阳地区，并且具有鲜明的周口地域特色，是代表性的“周口故事”，以此为契机，研究周口的民俗文化。“骂年”的由来还要从历史传说“陈州放粮 ”说起，是民众为纪念包拯的刚正不阿而产生的，是发掘豫东南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教育的重要本土资源。本文力争将地方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根本渊源进行梳理，从而体现廉政文化在民间的实践与经验；努力讲好周口故事，提升周口软实力发展，力求为地方特色文化发展进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许倬云自选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关键词：廉政文化；民间经验；“骂年”
一、“骂年”一词的的由来
“骂年”一词是河南淮阳县一带的俚语，是指人们对45周岁时的数字忌讳。当地人在这一年往往会往小里减一岁或者往大里加一岁，若是想把自己的实际年龄告诉给对方，便称自己到了骂年。关于“骂年”的由来，据说是包公陈州放粮时（今天的淮阳县）发生的故事有关。故事的大致梗概是：包拯为拯救陈州灾民，从京城汴京（今开封）到陈州惩治贪官污吏。国舅庞昱听西宫娘娘传信说，包拯要来，就严密封锁陈州城门，不让包拯进城。包公恰巧碰到妓女林氏被国舅召幸，便替林氏赶驴，冒充妓女老鸨混进陈州城。包公时年45岁，因此直到现在，陈州人还忌讳45岁，凡是45岁的人都称到了“骂年”的年龄，或者说成44或46歲。
人们对“骂年”的忌讳，从直观层面表达的是对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的忌讳，对包公为伸张正义而忍辱负重的同情、怜悯；从更深层次表达的是对贪腐恶政的厌恶和对清官廉吏的推崇。包拯的吏治思想，对上竭忠于君，对下施爱于民，贯通之间的是公道正义。“骂年”通过民间叙事的方式将包公抽象成一个有关惩治贪腐、为民请命的正义符号。总之，民众对年龄的禁忌，实质是对包公的信仰或者对清官廉吏崇敬的产物。
二、“骂年”的基本要义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骂年”的产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不断强化的产物。那么它与“社会性的记忆”的差别在于，如果说“社会性的记忆”是对社会记忆的历史发展的客观描述，那么“文化的记忆”则这种记忆的动态发展演进，将其中的精华融于文化，并作为社会价值反复持续地灌输和影响子孙后代。许倬云曾将“文化的记忆”打过比方，经过文化圈的熏陶的人，就能生活得如鱼得水。而文化圈的不同又会演化出咸水鱼和淡水鱼，每一种鱼都要学会在各自的环境中生活。儒家文化与犹太教的文化记忆和规范绝对是不一样的，从而形成一个个文化圈的边界。作为“文化的记忆”的组成，“骂年”一词从产生时起就在淮阳民众生活中扎根，由一代代淮阳人口耳相传，成为淮阳民众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符号。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淮阳人来说，经过历史更迭以及长期的文化熏陶，他们已经把“骂年”作为自己话语体系的要素，并且内化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作为一种“文化的记忆”，“骂年”还隐含着中国宗法伦理的深层结构——“报”的观念。简单来说，“报”的基本内涵是“反哺”，即行为个体对有恩于己的上辈，行情感或利益的还偿。包公为拯救淮阳的黎民百姓不惜舍弃名节，淮阳民众对包公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骂年”一词正是这种情感表达的见证。从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到王朝政治的运作，无不贯彻着“报”的意识。
三、“骂年”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积极培育廉政文化的社会土壤。费孝通曾说过，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人们情感表达更多的是通过文字以外的其他方式完成，包公下陈州惩治贪官污吏的故事，不仅成为豫剧经典选段为人们所熟知，还演化出像“骂年”这样带有禁忌色彩的词汇，在民众中口耳相传。可见，廉政文化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使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二）为官从政要有敬畏之心。“骂年”一词体现了民众对清官廉吏的敬畏之心，演化为一种民间禁忌，体现了“畏”的哲学。俗语说，“抬头三尺有神明”。只有对权力心存敬畏，始终牢记“政权民授”，才能避免载舟覆舟的历史循环。“物必自腐而虫后生之”。廉政文化建设要强化官员道德修养和作风建设，使官员从内心养成“不想腐”的道德品格，从心理层面根除腐败的念头。
（三）以榜样的力量促进廉政文化深入人心。习近平指出，道德模范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观，是道德实践的榜样。时至今日，人们提及包公、海瑞，往往会将他们作为法律正义的代名词，他们不畏强权、惩恶扬善，在民众心中树立起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廉政文化说到底是由人创造的，因此绝不能忽视先进人物的榜样力量。只有在社会中培育和树立起更多的不畏强权的包公式榜样，才能引导和激发民众的廉政观念，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重视发掘传统民族精神的优秀因素。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法律体系的构建绝不能忽视民族精神的作用，更不能否定、抹杀它的存在。透过“骂年”对年龄的忌讳，反映了人们敬天畏命的报应论，它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侧面体现。因此，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汲取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四、结语
“骂年”民俗俚语起源于周口淮阳地区，并且具有鲜明的周口地域特色，是代表性的“周口故事”，以此为契机，研究周口的民俗文化。“骂年”的由来还要从历史传说“陈州放粮 ”说起，是民众为纪念包拯的刚正不阿而产生的，是发掘豫东南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教育的重要本土资源。本文力争将地方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根本渊源进行梳理，从而体现廉政文化在民间的实践与经验；努力讲好周口故事，提升周口软实力发展，力求为地方特色文化发展进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许倬云自选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