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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档案:邬吉成，1927年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荣庄子村，1938年2月参加革命。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军区副司令，并长期做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
从晋绥边区到延安
1945年初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
当时我在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刚刚打完宁武东南日军的一个据点，正在做战后调整，我突然接到了去军分区学习的通知。支队里和我一起被抽调的，还有于旭伟同志。和我俩同往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岢岚县的，还有支队特务连的一个班长，他带了两名战士，将一名日本战俘押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到司令部后，我们又被告知还要转赴晋绥军区。
大约是3月20日前后，我们到了驻在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住进了政治部招待所。几天之内，陆陆续续又有许多晋绥军区其他部队的指战员汇聚到这里。几天后，从延安中央警备团来了一名干部，叫方仲实，曾是中央警备团二营五连的连长。他说：“调你们去延安，去保卫毛主席，保卫总司令，保卫党中央。……”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延安。进延安时，已是晚上，能看到巍峨的清凉山，宝塔在夜空的剪影，还能看见山上的窑洞透过窗户的灯光。因山势高低起伏，显得层叠错落。我当时还以为是高楼大厦，感觉到延安真是与晋绥大不相同啊！
走过大、小砭沟，我们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的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祯是政治部主任。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张耀祠来给大家讲话，说：“大家都从前方来，很辛苦。到这里从事保卫工作很光荣……”紧接着，我和几个一同来的人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一连的驻地和营部，都在杨家岭。毛主席曾在杨家岭后沟的凤凰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的一些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也住在这里。一连东面的山上是中央通讯处、机要处，沟中段是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处挨得很近。
中央大礼堂的西面有一排窑洞，第一孔住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周恩来住在他旁边，再过依次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夫妇，中央民运委员会书记邓发，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最后是王明。原来住杨家岭的毛主席，此刻已经搬到了枣园。
由战斗员转为警卫员，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决定命运的大转变，我以后的人生走向、一系列不平凡的经历，都系于这个大转变。
我的第一班哨
我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在这儿站岗和在前方不一样，前方是流动的，可以走走，可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延安时期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也居然没怎么听说过他。因为在前方基层，我们只知道党中央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开始连他们长的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直到我立了功，得到一枚奖章，奖章上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才知道了他们的模样。而周副主席的画像就从来没见到过，也没有人向我形容过他的相貌特征，所以我不认识他。
周副主席院子的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就在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我记得他当时并没有穿像其他根据地首长类似的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看他像个首长的样子，当时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挡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挡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我最终没有挡。
可我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下岗后，我立即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我站岗时进去了一个人，我看他像个首长，不像是坏人，就什么也没说放行了。”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
见我对周副主席一无所知，石玉玺就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而且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糊里糊涂放了个人，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更没想到，我一生中会有一段和周副主席很"密切"的关系，在他弥留之际，最后提出要见的一个人，竟然就是我邬吉成。
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警备团两家组成临时警卫处，指派警备团团长吴烈和社会部的陈龙为负责人。警卫处下设内勤、警卫、防空三个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负责，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中央警备团一营营长刘辉山、教导员莫异明负责，担任礼堂门卫、会场周围、代表驻地、开会往返路线上的巡逻任务；防空组由二营营长罗滋淮负责，担任对空监视和驻地周围山上的警戒。
作为一名普通的警卫人员，我只知道这是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的部分内容，是后来学习才知道的。具体到我们个人身上的感觉，就是警卫任务量增加了，一方面为会议会场做保卫工作；一方面要继续承担原来在首长家门口站岗的任务。
我连的分工是负责大会会场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大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验，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延河桥的警卫。一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的外面值勤，见一辆首长乘坐的小车，从枣园那边经延河大桥开了过来。
那种小车比较特殊，样子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得知是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赠的。车子的两边的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就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在以往，我还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所以当时就觉得很新鲜，而且判断是首长来了。
我虽然从得过的奖章上看到过毛主席的像，但那只是个很小的头像，和真人总是有一点差别，而且也看不出个头高低来。车子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子里面走出来，警卫人员护卫在他身边。
看着这个高大的人，我感觉他像是奖章上的毛主席，又有警卫人员护卫着，猜想这大概就是毛主席。所以我没有上前阻挡他们，而且目送他们走进了大礼堂。
事后，我还是把在哨位上经历的情况，向石玉玺描述了一遍："我觉得他长得像毛主席。"石玉玺听了说：“你猜得不错，你见到的肯定是毛主席，因为在延安，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乘那辆车。”
听石玉玺一说，我心情激动起来：虽在部队多年，也因作战勇敢受过表彰，但由于准备介绍我入党的武密柱突然牺牲，到此刻还没有入党，可是组织上却这么信任我，让我守卫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还见到了毛主席，并在礼堂外为他站岗……
被做思想工作
在延安从事了一段警卫工作后，一些从前线新调来的人员，生出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在前线，虽说与死神相伴，但有张有弛，富于变幻。但在延安搞警卫，整天在一个哨位上站着，单调乏味，千篇一律，还三天两头搞生产，许多人感到不太适应。在前线，我是个比较调皮、爱说笑的“鬼头”，平时常干点捉野鸽子、掏麻雀之类的嘎咕事，得了个“邬小鬼”的外号。所以当有人提出要回前方去时，我也是个积极的响应者。于是，团里的领导就给我们这些人做思想工作。
1942年秋，军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延安地区的现状，为了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少奇、陈云、彭真、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担负好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广播电台、新华社及国际友人的警卫任务，决定将原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同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组成中央警备团。
10月20日，在中央警备团正式成立大会上，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的秘书长李富春、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李克农等都到场。由此可见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在会上，叶剑英讲道：“中央警备团应该改名字，不叫警备团，叫‘钢盔团’。钢盔是做什么用的?是保护脑袋的。警备团就像钢盔一样，保护好全党的脑袋———党中央。”
经领导这么一做工作，我们也不好非闹着走了。但老实说，我的思想上还是有些疙瘩没有完全解开。我那时还没有入党，当然有突然情况耽搁的因素，但也有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太积极的原因。总觉得当了党员，凡事都得带头，看党员老开会，偶尔发个牢骚就要受批评，约束、限制太多，觉得自己受不了，就没有很努力地争取。所以我的入党问题，直到1946年冬季才解决。
留守延安
1945年8月15日傍晚六点左右，我正在李富春住所门前站岗，见邓发从隔壁周副主席的住处一出来，就高声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他这一喊，惊动了我守卫的窑洞里的新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蔡畅，她匆匆跑出来，急切地问邓发：“是日本投降了吗?”邓发依然很激动地大声回答：“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
整个杨家岭都沸腾了起来。人们从各自的住所跑出来，欢呼雀跃之声使宝塔山、延河水一起震颤。整整八年呀！中华民族为这一胜利喜讯的到来，付出了怎样的流血牺牲!然而当一阵激动过去，那些牺牲了的曾经和我并肩作战的烈士们的音容，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忍受了一百余年的屈辱，终于赢得了第一场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胜利，在之后的许多天，延安都沉寂不下来。待到终于沉寂下来的时候，人们都舒了一口气，以为可以铸剑为犁回家种地了。
但毛主席并不这么看。在日军尚未投降之际，他就预见到一俟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遂将面对两种前途的选择。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毛主席向党的高级干部阐释了抢先进入东北地区的重要意义。当苏联红军穿过蒙古，进入东北，中国共产党亦开始调动自己的部队和干部，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北推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拟将中共领导核心，从陕甘宁边区迁移到晋察热辽解放区的承德，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先行赴热河，做中共中央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工作。
为此，中央警备团也分为两部分，抽调二营五、六连和团机关部分干部近300人，又从中央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抽调了一个连，计400余人，新组成一个先行中央警备团。先行团的团长由吴烈担任；政委是原西北公学的副校长李逸民；老供给处的主任樊学文也随先行团走了。
留守延安的警备团，则由原参谋长刘辉山任团长；原政治部主任张廷祯任政委；原政治处副主任张耀祠转为主任；原团部参谋兼警卫队队长古远兴担任副参谋长；原军需股长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关于这一变动的真实内部原因，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知道大批干部和部队调往东北，我还以为老团长吴烈带着一部分人也是去东北搞接收了。
他们走后，警备团的工作一下子繁重起来。这主要和后勤供给紧张有关，人员本来就有所减少，还要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去搞生产。冬天来临，又要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到劳山的大炭沟里去烧木炭。继续从事警卫值勤的人，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我也被派到劳山的大炭沟去烧炭。烧炭是项技术活，木材的摆放、点火、封顶等都有许多讲究，掌握不好，要么烧不透，要么烧成一堆灰。我是个新手，只能干点力气活，每天去砍那种叫做“青冈树”的木材，这种木材质地好，烧出来的炭燃烧时间长。此外，就是干运料、装窑、出炭等要力气的粗活。
烧炭的任务完成后，我和战友郑耀先还在山里看了一阵摊儿，因为活计不多，我度过了一段悠闲安静读书的时光。我弄到一套旧武侠小说，夜晚不睡觉，点着松枝，伴着郑耀先的鼾声看书。开始因许多字不认识，看得磕磕绊绊，后来连猜带蒙，还认了不少字，看得也顺畅了。一天夜里，我正看得上瘾，忽然听到有叩门的声音。我想这深山老林大半夜的，会是什么人来敲门呢?再细听，感觉声音不对，就把郑耀先喊了起来。他听了听，说：“这是豹子。”
在枣园做警卫
进入1946年后，内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部队已经在为打仗做准备。我从劳山返回连队时，连队已经转移到枣园，负责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以及苏联人员设在枣园西山上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
在枣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有院墙。和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则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的警戒。
一次，我在毛主席院门口站岗时，恰遇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我站在自家门口，也许是觉得我年轻，而且面孔比较生疏吧，就一边走，一边直直地盯着我看。我也看着毛主席，心在嘭嘭地跳，直到毛主席走进门。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毛主席，事后回想起来，我就责怪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想到问候一声主席好，向他敬一个礼呀！
在毛主席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共九眼窑洞。西头第一家是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他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娱乐，就是找彭德怀下两盘象棋。他若是一躺下睡着了，就鼾声大作。在这种时候，值勤的哨兵，不仅要注意安全，还要注意安静，不能影响了他的休息。
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他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都悠缓地迈方步。而且他一个人行走时，总是目不旁顾，从来也不和哨兵交谈。
最东面是彭老总的办公室兼宿舍。他常常办公办到很晚才休息，在办公的过程中，他习惯隔一段时间就出窑洞外溜达溜达，小事休憩。而每次出来，他都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哨兵："现在几点钟啦?"有时在黄昏或夜幕降临以后，公务不是那么急，他出来溜达，身边又没有别的首长或工作人员，他就和哨兵拉家常。他好像特别喜欢年轻的战士。但是在白天，或者人比较多的场合，他就不和哨兵打什么招呼了，而且一脸的严肃。因为这排窑洞都没有院墙，哨兵站岗，就在门窗前面不远的地方，因此窑洞里面讲话声音稍微高一点，外面就可以听清楚。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彭老总的窑洞前，有一棵沙果树，在果实成熟的季节，沙果树的一个树杈被值勤的哨兵撅了下来，果实落了一地。彭总看到地上的果子，没有发脾气，而是和蔼地告诫警卫们要爱护公物，特别要注意爱护老百姓的东西。我和许多警卫因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枣园的西边沟里，是中央社会部的机关，除了一室、二室外，康生、李克农等部领导，也住在那里。他们有事到枣园大院落时，都走院落西北的小门，那里没有布置岗哨。我们在这一带站岗时，感觉是康生和李克农经常出入那个小门，而社会部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走的。
转往王家坪
到了下半年，战争空气更浓了。虽说党中央所在的核心地带，不可能马上和敌人步兵有什么接触，但防备敌机的空袭，敌人伞兵的空降，却是一点也不敢懈怠的。那时警卫部队的一项重要训练，就是如何打敌人的伞兵。紧接着，住在枣园大院落的中央首长们，开始疏散到几个地方。毛主席先是搬到枣园后沟，随去的我们距主席的住所只隔一道山梁，主席出入都通过隧道，经过我们住的窑洞，我们继续保卫着毛主席的外围。
1947年2月，毛主席搬到了王家坪，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毛主席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便于指挥已在各战场展开的战争。王家坪的上面就是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就在山上。隔着延河眺望，正面的右方是延安古城，再往南是延安的商业区新市场，左侧则是宝塔山。
毛主席搬往王家坪的时候，朱总司令搬去了距警备团团部不远的侯家沟。侯家沟目标小，比较安全，我所在的班被派到这里担任朱老总的警卫。3月10日，朱德总司令离开延安，转移到瓦窑堡，但我们班没有跟着走，仍住在原地等待命令。同一天前往瓦窑堡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首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很多人都跑到窑洞外面看。过了一阵子，就看见东南方向的上空出现了一队队的飞机，有人说：“飞机来了，有事了。”继而，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音，我们团里的重机枪也开始对空射击。
那天的轰炸，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断断续续持续了9个小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轮番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看着四处扬起的硝烟，人们都感到：“和国民党的战争，降临到延安了，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前线，已经没有什么后方了。”
毛主席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
从3月11日到18日，敌人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
我们班回到王家坪时，毛主席、周副主席还都住在这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几天里，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
每在敌机轰炸开始前，我们的连队就到驻地的前半山腰隐蔽。在这里，我们看到敌机投下一颗颗炸弹；看到架在各个山顶上的防空火器，向敌机射击，当部分敌机被击中后，其他的敌机便不敢无所顾忌地低飞了；还看到车队、骡马驮队和长长的人流越过延河向东面蠕动，这是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8日的傍晚，延安已成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家属，包括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城外，枪炮之声由远而近，杨家岭、大砭沟等处，一些敌机投下没有爆炸的燃烧弹，都被集中起来点着了，熊熊火焰耀得四处通明。匆忙清理拆卸后的街面杂物，文件销毁的灰烬还冒着几缕青烟，看上去有些乱糟糟的。
可毛主席还没撤，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彭总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呆了!”这才硬把毛主席推上了车。
毛主席、周副主席，带部队的彭老总，还有被毛主席、周副主席召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毛主席、江青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带领的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那是美军观察小组走时留下的。周副主席和他的几个警卫，坐第二辆吉普车。我所在的班，成为随卫毛主席的两个班之一，我们坐着一辆美国造的中吉普车，一辆带拖斗的小吉普车紧随后面。
在我们后面，是警卫团的骑兵连。警备团有三个特殊连，一个手枪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机枪连的机枪是苏联造的，是那种可以高射也可以平射的重机枪。
我们的车队经过了延安飞机场，1945年秋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就是从这里乘飞机起飞的。备战期间，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我们乘坐吉普车走过这里，人被颠得就像筛煤球似的。副班长郭玉占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颠了出去。我们赶快叫停车，他才又爬上来。
到三十里堡后，周副主席吩咐队伍停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的人在撤退时，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副主席说："这些东西还带着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艰险的转战
经过一阵急行军，我们在一个叫刘家渠的小村子宿营，它在现今延川县永坪镇的西南。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都放在村外。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主席和我们乘坐的车子，都用地里堆放的高粱垛子做了伪装，但不知是哪辆车没伪装好，大概是玻璃没盖严，太阳光射在上面有反光，被国民党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
在村子里的指战员听到扫射声，就出窑洞支起枪要射击。周副主席连忙制止说：“不能开枪，否则就暴露目标了。都回到窑洞里去!”敌机扫射了一阵子，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
到了夜晚，我们才又开始行动。行动时随卫人员没有再乘车，而是步行。我听说毛主席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被打穿了。里面的座位上也有子弹孔。也许，反光的玻璃，就是毛主席这辆吉普车上的。毛主席看见挡风玻璃上的弹眼，风趣地说：“这也不错嘛，给我添了一朵花。”
4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了三边的王家湾。连里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主席的警卫班接过六七支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支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随时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警卫任务。我也被选中了，班长由杜林森担任。
在王家湾过了近两个月，胡宗南的干将刘戡率四个半旅直扑王家湾，企图一举消灭中央前委。我们连的张希真等同志侦悉敌军动向，回来向毛主席等首长报告。由于紧张，表述得不清楚，周副主席连忙说：“不要慌，慢慢讲。”
听了张希真的报告及内部情报，毛主席决定以小股部队抵挡一阵即可，中央警备团遂留下二连的一个排。这个排和刘戡的四个半旅对峙了数小时，只有一人受伤，而刘戡以为遇到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敢贸然推进，为中央前委的撤离赢得了时间。
因为跟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身边，我们看到了领袖们之间相互关心体贴的情景。例如在小河村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住一个小院。院内是三眼相通的窑洞，毛主席住一头，周副主席住一头，任弼时同志住中间。任弼时同志睡着了鼾声如雷，影响了毛主席休息，他就起身在院子里溜达。周副主席发现了，就想去推推任弼时，毛主席示意他不要惊动任弼时同志，让任好好睡一觉。
在转战陕北期间，其他领袖们的夫人都没有跟随前委行动，唯独江青一直跟着毛主席。那时候的江青，比较注意联系群众，待人也不错。当然，偶尔她也会发点小脾气。江青喜欢骑马，不行军时也会骑着大青马跑一圈，那是贺龙送给毛主席的一匹良骥。有一张一个战士牵着毛泽东骑的马在前，江青骑着马在后的照片。在反映转战陕北题材的书籍、影视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那是在从朱官寨到神泉堡的路途中拍的。牵马的，就是毛主席警卫班的警卫员王振海。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生活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有时候军情危急，像在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前夜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不超过20华里。像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底下。
当时，我们的心都提起来了，担忧阵地后面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安全。可毛主席却镇静地说：“没关系，过不了两个小时，他们就会撤走的。”果然，在约摸两小时后，敌军像听了毛主席的指挥一样撤走了，当时唯一的感觉是：我们的毛主席神了!
尽管艰难危险，我们有时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我们从不感到消沉，从不曾产生过失望。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那年中秋时节，中央前委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中央警备团得到了一次大补充，山西太行地区部队的300多人加了进来。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讲了话。
护卫朱总司令去华野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机关和部队从吴堡县川口村南的螅蜊峪渡过黄河。毛主席等首长过了河，进入原后委驻地后，就乘车先走了，跟随警卫的任务改由骑兵连担负。我们连以每天80华里的徒步行军，在后面跟着。
部队经临县、兴县、岢岚、五寨后，就到了我的故乡神池县，住在神池县城内的天主教堂里。处于对战友的关心和巩固军心，郭玉占同志知道我的老家在这里，便不辞劳苦，热心地帮我寻找亲人，终于打探到我的姐姐的消息，并通过地方政府通知我姐姐从冷饭坡村连夜赶到部队看我。
我的姐姐和我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赶到部队驻地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姐姐见到我就大哭一场，叙说我离家十余年的苦难。但因为部队要出发，时间紧迫，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早饭，就匆匆分手了。
由于我离家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所以有关自己家庭的情况，还是这次和姐姐见面时得知的。同时，我这才知道自己的姓是“邬”，而此前我一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吴吉成”。
从神池继续东行，经宁武阳方口入雁门关，走代县、五台，毛主席一行前往河北省阜平县，我们则直奔河北省建屏县的西柏坡，和毛主席等前委首长暂时分离。在毛主席等前委尚未到达西柏坡期间，一连挑选了七八个精明强干的警卫战士，组成一个小分队，护卫朱老总去华东野战军，我成为其中一员。朱老总、秘书、机要人员和我们加在一起约十二三个人，分乘三辆美式吉普，外带一辆拉辎重的四轮大卡车，途径石家庄、邯郸等城镇，到达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朱老总不断与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们交谈，并连续召开了几个范围不同的会议。为了防止敌人袭扰，会议都是在夜晚掌灯举行的。在这里，朱老总做了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被调去毛主席的警卫班
从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返回到西柏坡不久，中共中央的前委、后委、工委在西柏坡汇合，自陕北枣林沟会议后分散的中共中央五位书记，重新齐聚在一起。五大书记、军委作战室、中央的机要、警卫、服务机构，都驻西柏坡；而刘少奇同志、朱老总、周副主席的警卫班则驻在东柏坡，两坡相距不到一华里，来往方便，毛主席等还到东柏坡的小礼堂看过几次戏。
在西柏坡，警卫班子进行了调整整编，成立了警卫处，汪东兴任处长。他住在西柏坡西边的一户农家小院，和我们一连的驻地紧挨着。
警卫处下设警卫科，李树槐任科长，毛崇横任指导员。中央的五位书记，每人都配一个警卫班，合称警卫排，排长由阎长林担任，但他并不过问其他警卫班的事情，只管毛主席的警卫班。
我被调到了毛主席的警卫班。原警卫班的多数老警卫，都被毛主席送出去学习或调到其他部门了。我到来时，班里大约有十五六个人。班长是张瑞岐、武象廷，现在还能记得名字的有杨占竟、李凤华、金悟森、孙勇、王振海、王全喜、张保金、安科兴、张希真……还有一个只记得姓卜。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管毛主席的饮食起居。
毛主席的警卫班最初在军委作战室的后面，因为西柏坡的后山寸草不生，在夏天烈日暴晒下，毫无遮蔽的房屋里如同蒸笼一般。幸好在作战室的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就都躲到防空洞里纳凉。后来，我们又搬到董老住所前，与王明隔壁的新房里，情况就好了一些。
调往中央警备团工作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提高机关和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以利于政权的接管工作，提上了日程。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从各部门抽调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担任语文、数学教员。学员分高、中、低三个班，每周上三次课，学习语文、数学和一些自然地理常识，此外还训练写毛笔字。
开学典礼时，朱总司令到会讲话。他对我们说：“你们大家都是农家苦孩子，过去没有机会念书。现在机关办学，你们要努力学习，最低也要学会挂账(算账)、看报纸。有了文化，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好革命理论，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苦孩子，但我对读书一直怀着强烈的愿望，想多掌握一些知识，所以对上业余学校很积极。学习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可我个人感到收益不小，对我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
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毛主席的警卫班，调到中央警备团的团部工作。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主席住香山双清别墅。4月初在“西郊治安会议”上，研究北平布防。这时我被任命为副连长。新扩编的五团被调到北平地区担任警卫任务，我所在的二营的主要防区是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开国大典不久，我到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到地方还是留部队，我表示愿意留部队。就这样，我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在部队和公安系统干了大半生警卫工作。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不论是当司号员还是当战斗员，不论是从延安的核心警卫还是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不论是从外宾警卫创始还是到为金日成等外国首脑担任卫士长，不论是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还是到“文革”期间兼管江青的警卫工作，不论从与美国密情局一起为尼克松访华保驾还是到武装逮捕“四人帮”；不论是从为毛主席站最后一班岗还是后来的一切，我觉得我没有辜负党和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没有什么抱憾和戚怨，只感到幸福和骄傲。
从晋绥边区到延安
1945年初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
当时我在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刚刚打完宁武东南日军的一个据点，正在做战后调整，我突然接到了去军分区学习的通知。支队里和我一起被抽调的，还有于旭伟同志。和我俩同往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岢岚县的，还有支队特务连的一个班长，他带了两名战士，将一名日本战俘押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到司令部后，我们又被告知还要转赴晋绥军区。
大约是3月20日前后，我们到了驻在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住进了政治部招待所。几天之内，陆陆续续又有许多晋绥军区其他部队的指战员汇聚到这里。几天后，从延安中央警备团来了一名干部，叫方仲实，曾是中央警备团二营五连的连长。他说：“调你们去延安，去保卫毛主席，保卫总司令，保卫党中央。……”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延安。进延安时，已是晚上，能看到巍峨的清凉山，宝塔在夜空的剪影，还能看见山上的窑洞透过窗户的灯光。因山势高低起伏，显得层叠错落。我当时还以为是高楼大厦，感觉到延安真是与晋绥大不相同啊！
走过大、小砭沟，我们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的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祯是政治部主任。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张耀祠来给大家讲话，说：“大家都从前方来，很辛苦。到这里从事保卫工作很光荣……”紧接着，我和几个一同来的人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一连的驻地和营部，都在杨家岭。毛主席曾在杨家岭后沟的凤凰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的一些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也住在这里。一连东面的山上是中央通讯处、机要处，沟中段是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处挨得很近。
中央大礼堂的西面有一排窑洞，第一孔住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周恩来住在他旁边，再过依次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夫妇，中央民运委员会书记邓发，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最后是王明。原来住杨家岭的毛主席，此刻已经搬到了枣园。
由战斗员转为警卫员，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决定命运的大转变，我以后的人生走向、一系列不平凡的经历，都系于这个大转变。
我的第一班哨
我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在这儿站岗和在前方不一样，前方是流动的，可以走走，可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延安时期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也居然没怎么听说过他。因为在前方基层，我们只知道党中央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开始连他们长的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直到我立了功，得到一枚奖章，奖章上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才知道了他们的模样。而周副主席的画像就从来没见到过，也没有人向我形容过他的相貌特征，所以我不认识他。
周副主席院子的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就在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我记得他当时并没有穿像其他根据地首长类似的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看他像个首长的样子，当时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挡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挡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我最终没有挡。
可我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下岗后，我立即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我站岗时进去了一个人，我看他像个首长，不像是坏人，就什么也没说放行了。”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
见我对周副主席一无所知，石玉玺就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而且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糊里糊涂放了个人，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更没想到，我一生中会有一段和周副主席很"密切"的关系，在他弥留之际，最后提出要见的一个人，竟然就是我邬吉成。
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警备团两家组成临时警卫处，指派警备团团长吴烈和社会部的陈龙为负责人。警卫处下设内勤、警卫、防空三个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负责，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中央警备团一营营长刘辉山、教导员莫异明负责，担任礼堂门卫、会场周围、代表驻地、开会往返路线上的巡逻任务；防空组由二营营长罗滋淮负责，担任对空监视和驻地周围山上的警戒。
作为一名普通的警卫人员，我只知道这是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的部分内容，是后来学习才知道的。具体到我们个人身上的感觉，就是警卫任务量增加了，一方面为会议会场做保卫工作；一方面要继续承担原来在首长家门口站岗的任务。
我连的分工是负责大会会场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大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验，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延河桥的警卫。一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的外面值勤，见一辆首长乘坐的小车，从枣园那边经延河大桥开了过来。
那种小车比较特殊，样子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得知是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赠的。车子的两边的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就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在以往，我还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所以当时就觉得很新鲜，而且判断是首长来了。
我虽然从得过的奖章上看到过毛主席的像，但那只是个很小的头像，和真人总是有一点差别，而且也看不出个头高低来。车子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子里面走出来，警卫人员护卫在他身边。
看着这个高大的人，我感觉他像是奖章上的毛主席，又有警卫人员护卫着，猜想这大概就是毛主席。所以我没有上前阻挡他们，而且目送他们走进了大礼堂。
事后，我还是把在哨位上经历的情况，向石玉玺描述了一遍："我觉得他长得像毛主席。"石玉玺听了说：“你猜得不错，你见到的肯定是毛主席，因为在延安，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乘那辆车。”
听石玉玺一说，我心情激动起来：虽在部队多年，也因作战勇敢受过表彰，但由于准备介绍我入党的武密柱突然牺牲，到此刻还没有入党，可是组织上却这么信任我，让我守卫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还见到了毛主席，并在礼堂外为他站岗……
被做思想工作
在延安从事了一段警卫工作后，一些从前线新调来的人员，生出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在前线，虽说与死神相伴，但有张有弛，富于变幻。但在延安搞警卫，整天在一个哨位上站着，单调乏味，千篇一律，还三天两头搞生产，许多人感到不太适应。在前线，我是个比较调皮、爱说笑的“鬼头”，平时常干点捉野鸽子、掏麻雀之类的嘎咕事，得了个“邬小鬼”的外号。所以当有人提出要回前方去时，我也是个积极的响应者。于是，团里的领导就给我们这些人做思想工作。
1942年秋，军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延安地区的现状，为了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少奇、陈云、彭真、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担负好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广播电台、新华社及国际友人的警卫任务，决定将原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同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组成中央警备团。
10月20日，在中央警备团正式成立大会上，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的秘书长李富春、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李克农等都到场。由此可见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在会上，叶剑英讲道：“中央警备团应该改名字，不叫警备团，叫‘钢盔团’。钢盔是做什么用的?是保护脑袋的。警备团就像钢盔一样，保护好全党的脑袋———党中央。”
经领导这么一做工作，我们也不好非闹着走了。但老实说，我的思想上还是有些疙瘩没有完全解开。我那时还没有入党，当然有突然情况耽搁的因素，但也有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太积极的原因。总觉得当了党员，凡事都得带头，看党员老开会，偶尔发个牢骚就要受批评，约束、限制太多，觉得自己受不了，就没有很努力地争取。所以我的入党问题，直到1946年冬季才解决。
留守延安
1945年8月15日傍晚六点左右，我正在李富春住所门前站岗，见邓发从隔壁周副主席的住处一出来，就高声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他这一喊，惊动了我守卫的窑洞里的新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蔡畅，她匆匆跑出来，急切地问邓发：“是日本投降了吗?”邓发依然很激动地大声回答：“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
整个杨家岭都沸腾了起来。人们从各自的住所跑出来，欢呼雀跃之声使宝塔山、延河水一起震颤。整整八年呀！中华民族为这一胜利喜讯的到来，付出了怎样的流血牺牲!然而当一阵激动过去，那些牺牲了的曾经和我并肩作战的烈士们的音容，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忍受了一百余年的屈辱，终于赢得了第一场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胜利，在之后的许多天，延安都沉寂不下来。待到终于沉寂下来的时候，人们都舒了一口气，以为可以铸剑为犁回家种地了。
但毛主席并不这么看。在日军尚未投降之际，他就预见到一俟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遂将面对两种前途的选择。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毛主席向党的高级干部阐释了抢先进入东北地区的重要意义。当苏联红军穿过蒙古，进入东北，中国共产党亦开始调动自己的部队和干部，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北推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拟将中共领导核心，从陕甘宁边区迁移到晋察热辽解放区的承德，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先行赴热河，做中共中央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工作。
为此，中央警备团也分为两部分，抽调二营五、六连和团机关部分干部近300人，又从中央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抽调了一个连，计400余人，新组成一个先行中央警备团。先行团的团长由吴烈担任；政委是原西北公学的副校长李逸民；老供给处的主任樊学文也随先行团走了。
留守延安的警备团，则由原参谋长刘辉山任团长；原政治部主任张廷祯任政委；原政治处副主任张耀祠转为主任；原团部参谋兼警卫队队长古远兴担任副参谋长；原军需股长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关于这一变动的真实内部原因，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知道大批干部和部队调往东北，我还以为老团长吴烈带着一部分人也是去东北搞接收了。
他们走后，警备团的工作一下子繁重起来。这主要和后勤供给紧张有关，人员本来就有所减少，还要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去搞生产。冬天来临，又要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到劳山的大炭沟里去烧木炭。继续从事警卫值勤的人，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我也被派到劳山的大炭沟去烧炭。烧炭是项技术活，木材的摆放、点火、封顶等都有许多讲究，掌握不好，要么烧不透，要么烧成一堆灰。我是个新手，只能干点力气活，每天去砍那种叫做“青冈树”的木材，这种木材质地好，烧出来的炭燃烧时间长。此外，就是干运料、装窑、出炭等要力气的粗活。
烧炭的任务完成后，我和战友郑耀先还在山里看了一阵摊儿，因为活计不多，我度过了一段悠闲安静读书的时光。我弄到一套旧武侠小说，夜晚不睡觉，点着松枝，伴着郑耀先的鼾声看书。开始因许多字不认识，看得磕磕绊绊，后来连猜带蒙，还认了不少字，看得也顺畅了。一天夜里，我正看得上瘾，忽然听到有叩门的声音。我想这深山老林大半夜的，会是什么人来敲门呢?再细听，感觉声音不对，就把郑耀先喊了起来。他听了听，说：“这是豹子。”
在枣园做警卫
进入1946年后，内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部队已经在为打仗做准备。我从劳山返回连队时，连队已经转移到枣园，负责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以及苏联人员设在枣园西山上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
在枣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有院墙。和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则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的警戒。
一次，我在毛主席院门口站岗时，恰遇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我站在自家门口，也许是觉得我年轻，而且面孔比较生疏吧，就一边走，一边直直地盯着我看。我也看着毛主席，心在嘭嘭地跳，直到毛主席走进门。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毛主席，事后回想起来，我就责怪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想到问候一声主席好，向他敬一个礼呀！
在毛主席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共九眼窑洞。西头第一家是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他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娱乐，就是找彭德怀下两盘象棋。他若是一躺下睡着了，就鼾声大作。在这种时候，值勤的哨兵，不仅要注意安全，还要注意安静，不能影响了他的休息。
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他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都悠缓地迈方步。而且他一个人行走时，总是目不旁顾，从来也不和哨兵交谈。
最东面是彭老总的办公室兼宿舍。他常常办公办到很晚才休息，在办公的过程中，他习惯隔一段时间就出窑洞外溜达溜达，小事休憩。而每次出来，他都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哨兵："现在几点钟啦?"有时在黄昏或夜幕降临以后，公务不是那么急，他出来溜达，身边又没有别的首长或工作人员，他就和哨兵拉家常。他好像特别喜欢年轻的战士。但是在白天，或者人比较多的场合，他就不和哨兵打什么招呼了，而且一脸的严肃。因为这排窑洞都没有院墙，哨兵站岗，就在门窗前面不远的地方，因此窑洞里面讲话声音稍微高一点，外面就可以听清楚。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彭老总的窑洞前，有一棵沙果树，在果实成熟的季节，沙果树的一个树杈被值勤的哨兵撅了下来，果实落了一地。彭总看到地上的果子，没有发脾气，而是和蔼地告诫警卫们要爱护公物，特别要注意爱护老百姓的东西。我和许多警卫因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枣园的西边沟里，是中央社会部的机关，除了一室、二室外，康生、李克农等部领导，也住在那里。他们有事到枣园大院落时，都走院落西北的小门，那里没有布置岗哨。我们在这一带站岗时，感觉是康生和李克农经常出入那个小门，而社会部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走的。
转往王家坪
到了下半年，战争空气更浓了。虽说党中央所在的核心地带，不可能马上和敌人步兵有什么接触，但防备敌机的空袭，敌人伞兵的空降，却是一点也不敢懈怠的。那时警卫部队的一项重要训练，就是如何打敌人的伞兵。紧接着，住在枣园大院落的中央首长们，开始疏散到几个地方。毛主席先是搬到枣园后沟，随去的我们距主席的住所只隔一道山梁，主席出入都通过隧道，经过我们住的窑洞，我们继续保卫着毛主席的外围。
1947年2月，毛主席搬到了王家坪，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毛主席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便于指挥已在各战场展开的战争。王家坪的上面就是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就在山上。隔着延河眺望，正面的右方是延安古城，再往南是延安的商业区新市场，左侧则是宝塔山。
毛主席搬往王家坪的时候，朱总司令搬去了距警备团团部不远的侯家沟。侯家沟目标小，比较安全，我所在的班被派到这里担任朱老总的警卫。3月10日，朱德总司令离开延安，转移到瓦窑堡，但我们班没有跟着走，仍住在原地等待命令。同一天前往瓦窑堡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首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很多人都跑到窑洞外面看。过了一阵子，就看见东南方向的上空出现了一队队的飞机，有人说：“飞机来了，有事了。”继而，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音，我们团里的重机枪也开始对空射击。
那天的轰炸，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断断续续持续了9个小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轮番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看着四处扬起的硝烟，人们都感到：“和国民党的战争，降临到延安了，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前线，已经没有什么后方了。”
毛主席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
从3月11日到18日，敌人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
我们班回到王家坪时，毛主席、周副主席还都住在这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几天里，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
每在敌机轰炸开始前，我们的连队就到驻地的前半山腰隐蔽。在这里，我们看到敌机投下一颗颗炸弹；看到架在各个山顶上的防空火器，向敌机射击，当部分敌机被击中后，其他的敌机便不敢无所顾忌地低飞了；还看到车队、骡马驮队和长长的人流越过延河向东面蠕动，这是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8日的傍晚，延安已成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家属，包括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城外，枪炮之声由远而近，杨家岭、大砭沟等处，一些敌机投下没有爆炸的燃烧弹，都被集中起来点着了，熊熊火焰耀得四处通明。匆忙清理拆卸后的街面杂物，文件销毁的灰烬还冒着几缕青烟，看上去有些乱糟糟的。
可毛主席还没撤，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彭总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呆了!”这才硬把毛主席推上了车。
毛主席、周副主席，带部队的彭老总，还有被毛主席、周副主席召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毛主席、江青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带领的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那是美军观察小组走时留下的。周副主席和他的几个警卫，坐第二辆吉普车。我所在的班，成为随卫毛主席的两个班之一，我们坐着一辆美国造的中吉普车，一辆带拖斗的小吉普车紧随后面。
在我们后面，是警卫团的骑兵连。警备团有三个特殊连，一个手枪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机枪连的机枪是苏联造的，是那种可以高射也可以平射的重机枪。
我们的车队经过了延安飞机场，1945年秋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就是从这里乘飞机起飞的。备战期间，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我们乘坐吉普车走过这里，人被颠得就像筛煤球似的。副班长郭玉占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颠了出去。我们赶快叫停车，他才又爬上来。
到三十里堡后，周副主席吩咐队伍停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的人在撤退时，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副主席说："这些东西还带着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艰险的转战
经过一阵急行军，我们在一个叫刘家渠的小村子宿营，它在现今延川县永坪镇的西南。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都放在村外。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主席和我们乘坐的车子，都用地里堆放的高粱垛子做了伪装，但不知是哪辆车没伪装好，大概是玻璃没盖严，太阳光射在上面有反光，被国民党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
在村子里的指战员听到扫射声，就出窑洞支起枪要射击。周副主席连忙制止说：“不能开枪，否则就暴露目标了。都回到窑洞里去!”敌机扫射了一阵子，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
到了夜晚，我们才又开始行动。行动时随卫人员没有再乘车，而是步行。我听说毛主席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被打穿了。里面的座位上也有子弹孔。也许，反光的玻璃，就是毛主席这辆吉普车上的。毛主席看见挡风玻璃上的弹眼，风趣地说：“这也不错嘛，给我添了一朵花。”
4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了三边的王家湾。连里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主席的警卫班接过六七支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支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随时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警卫任务。我也被选中了，班长由杜林森担任。
在王家湾过了近两个月，胡宗南的干将刘戡率四个半旅直扑王家湾，企图一举消灭中央前委。我们连的张希真等同志侦悉敌军动向，回来向毛主席等首长报告。由于紧张，表述得不清楚，周副主席连忙说：“不要慌，慢慢讲。”
听了张希真的报告及内部情报，毛主席决定以小股部队抵挡一阵即可，中央警备团遂留下二连的一个排。这个排和刘戡的四个半旅对峙了数小时，只有一人受伤，而刘戡以为遇到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敢贸然推进，为中央前委的撤离赢得了时间。
因为跟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身边，我们看到了领袖们之间相互关心体贴的情景。例如在小河村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住一个小院。院内是三眼相通的窑洞，毛主席住一头，周副主席住一头，任弼时同志住中间。任弼时同志睡着了鼾声如雷，影响了毛主席休息，他就起身在院子里溜达。周副主席发现了，就想去推推任弼时，毛主席示意他不要惊动任弼时同志，让任好好睡一觉。
在转战陕北期间，其他领袖们的夫人都没有跟随前委行动，唯独江青一直跟着毛主席。那时候的江青，比较注意联系群众，待人也不错。当然，偶尔她也会发点小脾气。江青喜欢骑马，不行军时也会骑着大青马跑一圈，那是贺龙送给毛主席的一匹良骥。有一张一个战士牵着毛泽东骑的马在前，江青骑着马在后的照片。在反映转战陕北题材的书籍、影视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那是在从朱官寨到神泉堡的路途中拍的。牵马的，就是毛主席警卫班的警卫员王振海。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生活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有时候军情危急，像在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前夜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不超过20华里。像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底下。
当时，我们的心都提起来了，担忧阵地后面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安全。可毛主席却镇静地说：“没关系，过不了两个小时，他们就会撤走的。”果然，在约摸两小时后，敌军像听了毛主席的指挥一样撤走了，当时唯一的感觉是：我们的毛主席神了!
尽管艰难危险，我们有时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我们从不感到消沉，从不曾产生过失望。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那年中秋时节，中央前委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中央警备团得到了一次大补充，山西太行地区部队的300多人加了进来。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讲了话。
护卫朱总司令去华野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机关和部队从吴堡县川口村南的螅蜊峪渡过黄河。毛主席等首长过了河，进入原后委驻地后，就乘车先走了，跟随警卫的任务改由骑兵连担负。我们连以每天80华里的徒步行军，在后面跟着。
部队经临县、兴县、岢岚、五寨后，就到了我的故乡神池县，住在神池县城内的天主教堂里。处于对战友的关心和巩固军心，郭玉占同志知道我的老家在这里，便不辞劳苦，热心地帮我寻找亲人，终于打探到我的姐姐的消息，并通过地方政府通知我姐姐从冷饭坡村连夜赶到部队看我。
我的姐姐和我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赶到部队驻地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姐姐见到我就大哭一场，叙说我离家十余年的苦难。但因为部队要出发，时间紧迫，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早饭，就匆匆分手了。
由于我离家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所以有关自己家庭的情况，还是这次和姐姐见面时得知的。同时，我这才知道自己的姓是“邬”，而此前我一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吴吉成”。
从神池继续东行，经宁武阳方口入雁门关，走代县、五台，毛主席一行前往河北省阜平县，我们则直奔河北省建屏县的西柏坡，和毛主席等前委首长暂时分离。在毛主席等前委尚未到达西柏坡期间，一连挑选了七八个精明强干的警卫战士，组成一个小分队，护卫朱老总去华东野战军，我成为其中一员。朱老总、秘书、机要人员和我们加在一起约十二三个人，分乘三辆美式吉普，外带一辆拉辎重的四轮大卡车，途径石家庄、邯郸等城镇，到达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朱老总不断与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们交谈，并连续召开了几个范围不同的会议。为了防止敌人袭扰，会议都是在夜晚掌灯举行的。在这里，朱老总做了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被调去毛主席的警卫班
从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返回到西柏坡不久，中共中央的前委、后委、工委在西柏坡汇合，自陕北枣林沟会议后分散的中共中央五位书记，重新齐聚在一起。五大书记、军委作战室、中央的机要、警卫、服务机构，都驻西柏坡；而刘少奇同志、朱老总、周副主席的警卫班则驻在东柏坡，两坡相距不到一华里，来往方便，毛主席等还到东柏坡的小礼堂看过几次戏。
在西柏坡，警卫班子进行了调整整编，成立了警卫处，汪东兴任处长。他住在西柏坡西边的一户农家小院，和我们一连的驻地紧挨着。
警卫处下设警卫科，李树槐任科长，毛崇横任指导员。中央的五位书记，每人都配一个警卫班，合称警卫排，排长由阎长林担任，但他并不过问其他警卫班的事情，只管毛主席的警卫班。
我被调到了毛主席的警卫班。原警卫班的多数老警卫，都被毛主席送出去学习或调到其他部门了。我到来时，班里大约有十五六个人。班长是张瑞岐、武象廷，现在还能记得名字的有杨占竟、李凤华、金悟森、孙勇、王振海、王全喜、张保金、安科兴、张希真……还有一个只记得姓卜。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管毛主席的饮食起居。
毛主席的警卫班最初在军委作战室的后面，因为西柏坡的后山寸草不生，在夏天烈日暴晒下，毫无遮蔽的房屋里如同蒸笼一般。幸好在作战室的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就都躲到防空洞里纳凉。后来，我们又搬到董老住所前，与王明隔壁的新房里，情况就好了一些。
调往中央警备团工作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提高机关和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以利于政权的接管工作，提上了日程。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从各部门抽调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担任语文、数学教员。学员分高、中、低三个班，每周上三次课，学习语文、数学和一些自然地理常识，此外还训练写毛笔字。
开学典礼时，朱总司令到会讲话。他对我们说：“你们大家都是农家苦孩子，过去没有机会念书。现在机关办学，你们要努力学习，最低也要学会挂账(算账)、看报纸。有了文化，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好革命理论，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苦孩子，但我对读书一直怀着强烈的愿望，想多掌握一些知识，所以对上业余学校很积极。学习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可我个人感到收益不小，对我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
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毛主席的警卫班，调到中央警备团的团部工作。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主席住香山双清别墅。4月初在“西郊治安会议”上，研究北平布防。这时我被任命为副连长。新扩编的五团被调到北平地区担任警卫任务，我所在的二营的主要防区是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开国大典不久，我到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到地方还是留部队，我表示愿意留部队。就这样，我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在部队和公安系统干了大半生警卫工作。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不论是当司号员还是当战斗员，不论是从延安的核心警卫还是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不论是从外宾警卫创始还是到为金日成等外国首脑担任卫士长，不论是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还是到“文革”期间兼管江青的警卫工作，不论从与美国密情局一起为尼克松访华保驾还是到武装逮捕“四人帮”；不论是从为毛主席站最后一班岗还是后来的一切，我觉得我没有辜负党和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没有什么抱憾和戚怨，只感到幸福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