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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教宗方济各登场，全球瞩目。然而，举世关注却并非举世认可，这些年，天主教的丑闻很多，恋童癖的神父，渐渐搞臭了这个“品牌”。这是一个肤浅的时代，崇尚物质皮相的人泛滥，人类逐渐混淆了是非，连教宗的权威也出现裂痕。天主教的神父孪童丑闻不断，本笃十六世身心俱疲，他本来很想重整人类的道德基础，但时不我予。六百年来，从来没有教宗自动逊位，本笃十六世至少知道年寿苦短，而天命永恒。
新任教宗方济各在一片疑惑中即位。教宗的权威已不比往日，更为可怖的，是这个世界渐正邪难分。圣经的启示录本来预言“敌基督将会崛起，这个人必有一天在世间出现”，一千多年以来，谁是敌基督，有种种传闻。美国前总统布什一度被知识分子指为“他就是敌基督”，但总统并无反应，换了在另一个大国，封报纸、关电视台、抓人，不在话下。凭此一点，我相信，敌基督即使已现身，也绝对不会在美国。
二十世纪确实有三四个敌基督相继出现，希特勒就是一个。希特勒的出现，动摇了西方文明信仰的根本：1939年，希特勒发动欧战，闪电占领波兰，继而挥军法国。一海之隔的英国还以为希特勒只是另一个拿破仑，只想收复《凡尔赛条约》屈辱失去的国土。但希特勒的野心，绝不止于拿破仑。
拿破仑只有个人自大和雄才伟略，他横扫欧洲，并无释放仇恨。相反，拿破仑尊重文明，即使称帝，也编辑了《拿破仑大典》，与《大英百科全书》争雄。但是希特勒1940年轰炸伦敦，然后开始以制定法律的方式逐步清洗犹太人。希特勒释放的是撒旦般的仇恨，将一个种族，不论老幼，只因为其血裔出生，定性为消灭的对象，认定他们没有资格在地球生存。
敌基督之降世，《启示录》里第十三章第五节，讲得有点模糊，只是说是一头猛兽。“它”有一张嘴巴，发出高傲之言，亵渎神明之词，而且行使统治世界的权力长达四十二个月。它诽谤上帝之名，以及天堂里的圣者。敌基督获得授权，对圣人宣战，而且征服圣人。然后它对所有部落族长有权柄，统治所有的国家和人。从此，地上所有的人，将会崇拜这只猛兽，在它的名册上，没有的名字，一概当做羔羊，即随意可杀戮，排斥在造物主之外。
“启示录”的敌基督形象，虽然暧晦不明，但敌基督的性格行为，却非常清楚。首先，善恶的标准逆倒，正邪的两极易位，许多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在敌基督统治之下，先受到怀疑，继而变为谬论。相反，本来荒谬而脏劣的恶行，忽然变成“常规”。总之，丑的变成美，美受到践踏。环视四周，美国挥兵伊拉克、奢侈消费造成金融海啸、拼命印钞、欧盟动荡、华尔街金融霸权、世界日渐失去道德信仰，你还会怀疑敌基督的阴影正在笼罩大地吗？
人类是否在此十字路口迟疑而沉沦呢？英国十七世纪宗教作家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是我在英国读高中时喜爱的一本文学小说。书里的孤独主角“基督徒”（Christian），有一天在荒野中醒来，忽然觉得要自救。他一人披荆斩棘在传道者和天使的指引下上路。他首先杀死了一只象征傲慢的叫阿波里恩的巨兽，继而又跨越“沮丧泥沼”（Slough of Despondency），最后他穿越“死亡阴影幽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the Death），找到了善美和得救之路。
去年我回英国，开车到伦敦北部的贝德福，那是当年班扬因言获罪被囚禁的古镇，我想找班扬住过的监狱，但早已拆除。班扬的铜像，立在公园的一角，我走了二十分钟路，在班扬的雕像前默默凭吊：二十多年前，我看了你的作品，当时似懂非懂，考试压力在前，今天这一切惶惑都已散去，在心头向这位引导我走出蒙昧的智者，献上一束鲜花。
金蔷薇
我高中是在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的，前几年有事回武汉，抽空跑去学校看看，那是离开学校接近四十年以后了。在里面一个人走，没有人认识我，法国梧桐的嫩叶婆娑，阳光透过树叶倾泄到地上，织造了一张舞动的图案，朦胧中好像走在1966年的7月份，突然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鲁萌来了。
当时校长是个精致优美的中年女子，叫鲁开先，个子小小，说话带明显四川口音，是那种林徽因型的精彩的知识分子，举手投足，完全不像中学背景的人，倒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气质，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才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略微知道校长的背景，她的前夫是大诗人曾卓，在1954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被株连遭逮捕劳改，她改嫁当时的先生李成文，武汉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被斗争，吃了好多苦头。
鲁开先和曾卓有一女，叫做鲁萌，她低我两级，是一个典雅、睿智、情绪化的美女，在学校里很出名。1964年抗美援越，学校演出活报剧，她在舞台上赤脚演个越南女兵，引人注目。后来因为一个朋友的关系，我和她也相熟了。她借给我看了几本她自己喜欢的书，其中一本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集《金蔷薇》。
记得那是1966年夏天，大概是8月份，我晚上找到学校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在路灯下看着1950年代国内出版的那个薄薄的译本，微弱的灯光，看那些文字有种颤动的感觉，树影在书页上摇曳，而字也在眼前摇曳。那种色彩斑斓的文字是我不熟悉的，就好像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感觉结构不熟悉一样，但是却很撼动人心。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命运都颠沛流离，1967年初期，华中工学院有个学生叫做鲁礼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大字报，他的那个小组织好像叫做“北斗星学社”，这张大字报轰动武汉，一时间到处流传。鲁萌来找我，说介绍我去见见鲁礼安，她说这个人绝对是人才。我就去见了，讲了一会话，都是他讲，我在旁边听，好多红卫兵“粉丝”围着，讲的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寻思鲁礼安的观点对鲁萌在思想上更加走向反“血统论”、主张民主化有很大的影响。她随即发表了一些涉及反血统论、提倡初期的民主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些言论终于在1968年导致她给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估计吃了好多的苦头。而那一年，我也下乡了，也因为那几次见鲁礼安，我也在农村受到清洗和批斗，被关进学习班半年，自那之后大家音信全无。 “文革”结束后，鲁萌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研究生。我当时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记得第一次再见到她，是她到我隔壁的程亚林宿舍聊天，听说我在，突然推门进来，那是我和她1967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隔十多年了，她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说话直率，思想跳跃。我问她在研究什么，她说“皮尔·金特”，我因为从小听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交响诗《皮尔·金特》，对易卜生的这个作品有所了解，说：“好啊好啊，你去找格里格的作品听听吧。”她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谢谢你的《金蔷薇》啊！”大家都还记得1966年浓荫夏天的故事，没有再讲什么，她会心一笑，一阵风似的走了。
1994年，鲁萌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做社会伦理思想研究，也做外国哲学研究。她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影响之深，我是从她的书里面看到的。比如《升腾与坠落》、《情绪与语式》等等，基本是《金蔷薇》的方式，不是严谨的研究，而是自己体会、情绪、感受的融合，如果要分类，她的书不容易归类。她在好多场合还是把自己归纳于“诗人”。
鲁萌比我小几岁，总是很乐观，计划多，富于创意，好像一个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人。但是没想到一个活泼的、精神和身体都很健康的人，居然会患上绝症。熟悉她的人告诉我说她得了脑部疾病，发现的时候是在2006年，在医院治疗了好多个月，化疗电疗，很折磨人，据说人的模样都变了，她的生存意志力很强，一直在病床上计划病好要做的事情，但是终于在2006年8月撒手人寰。她的去世，我浑然不知，之后一个月，突然有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那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已经给她开过一个低调的追悼会了。参加的人包括周国平、徐友渔、靳希平、陈嘉映、梁治平、何怀宏、朱正琳、许医农、赵越胜等等。接到这个消息，我静坐在书房里想想《金蔷薇》，想想十多年前见到她还想说退休后跟她请教巴乌斯托夫斯基，她却突然静悄悄走了，人生短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大选
春季的台湾，气候温暖、百花盛开，成为人们赏花的心仪之地， 我很荣幸受邀和已经购买了万通台北2011这个度假物业的业主和即将成为业主的一些朋友，一起参加阳明山樱花雅集活动。
前几天有个新闻，说李登辉参加演讲，现场多名大陆交换学生发问时称其为“地区领导人李先生”，引起在场台湾学生嘘声四起。在大陆，现在就是政府说什么，老百姓就说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台湾不是这样。在台湾，你可以言论自由，也可以民主投票。相比大陆，台湾更民主更自由。
台湾是个有趣的地方，有着很特别的文化。民宿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来台湾，有机会一定要去民宿看看，台湾有许多各形各异的特色民宿，集聚了很多民间艺术家。在宜兰那边就有一对夫妻经营了一家媲美五星级饭店的高档精致民宿，他们喜欢跟房客们聊天交朋友，有从法国来台湾学音乐的房客，这对夫妻就可以和她聊音乐。如果这家民宿的主人是木匠，那房间的家具就会手工精良；如果主人是画家，那就会充满艺术气息。这些民宿主人开民宿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他们更想要借此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交流一些新的话题。但是在大陆，就没有民宿一说，说民宿其实就是农家院。什么东西一提到“农”字，就很乡土，很不入流。在台湾则完全相反。
2012年，我和王石来台湾参观“总统大选”。选举的行程表上日期时间活动细节都很紧凑，我们还说不相信完全会遵循这个时间。结果发现参观“大选”还是个体力活，按着时间一点不差。台湾人把一场选举搞得跟超级杯一样热闹，他们可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大选”结果出炉。前一天还在为选举活动疯狂，选举当天街道却全然的净空，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台湾这种文化是很有趣也很难得一见的。不像在大陆，必须在认同党的同时，也必须认同这个领导，台湾人可以认同这个领导却又不一定认同这个政党，而认同这个政党，却又不一定会认同这个领导。“大选”时，马英九和蔡英文都会跟每一位民众握手，据说马英九，手都握疼了。蔡英文把手都握脱臼了。如果在大陆十几亿人口，要是握手，恐怕选举完人就握没了。
其实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都是因为上上世代的关系，分别了两方，多了一些微妙的关系。如今借着万通台北2011这个项目，大家总算有机会可以再住在一块儿，认识台湾特别的文化。我明年开始也会和大家一起住在这里，一起喝着啤酒，一边看着“台湾大选”。到了2016年，或许我们也可以成立个什么组织，参与其中。在大陆，我们都管台湾来的叫“台胞”，那以后，我们就是台湾的第一批“陆胞”，希望能用我们的智慧，开创两岸生活的不同格局。所以说在台湾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跟很多朋友们聊天，我发现大家普遍无意中流露出对台湾自然、人文的非常之欣赏。特别是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饮食文化的传承、延续、发挥、发扬，渗透到了每一个小的细节、礼仪、人际交流，在每一个台湾人身上你会感觉到一种礼貌、清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尊敬和淡定、怡然和安定。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发现台湾社会确实比较安定，土地永久产权后让私有财产得以延续。交一回钱，几辈子受用，而且税很清楚，加税要通过“议会”，还有反对党，以及媒体的监督，买个房子，放在这儿心里踏实，将来给孩子遗产继承，税不到11%，很靠谱。
有客人们跟我调侃说，冯总说得对，台湾真的叫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人民都很踏实，而且人民不怕官，这事儿挺好。否则，人民老怕官，人民老想变成官，然后老巴结官。这事儿全世界人民都不爽。再一个，中国人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在台湾感觉很自在。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认识台湾，了解台湾，能在这里更好的感受台湾，慢慢享受这里的生活。
那些关于高尔夫的浪漫事儿
早春二月，在中国，是围绕着春节、元宵节而展开的一段日子，是一段被烟花、爆竹、团聚、酒宴等诸多元素包裹的喜庆日子，但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或是冰雪覆盖，或是春寒料峭，应该说，从季节、气候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年中最美好怡人的时光。然而，此时，若你有机会来到美国的凤凰城（Phoenix），你会惊讶地发现，在北纬33°的地方（大致在中国的郑州和合肥之间），冬季或者说早春时节居然可以如此温暖晴朗。 是的，凤凰城（Phoenix）气候干燥，年平均温度居全美主要城市之首。所以，这个城市的夏季堪称世界上最炎热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年有89天的温度超过100华氏度（38摄氏度）。但凤凰城的冬季和早春时节的气候却是全美最舒服怡人的。因此，凤凰城成了美国的避寒、疗养胜地和冬季旅游胜地，也是美国高尔夫运动发展的重镇之一。我正是在农历春节的二月来到凤凰城的，来到这个举办过众多大型赛事、拥有诸多在全美乃至世界均有较大影响的国际一流球场的高尔夫胜地。
谈到凤凰城，谈到凤凰城的高尔夫，不能不谈到一个人，不能不谈到这个人所赋予高尔夫的魅力、浪漫和温馨。他就是菲尔·米克尔森，当今美国高坛一个传奇人物。
米克尔森是一位左手挥杆的高尔夫球员，且因其在高尔夫的成就而被称为“金左撇子”。米克尔森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但他在高尔夫运动领域的辉煌成就却是从凤凰城起步的。他曾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大学期间连续3年夺得全美大学锦标赛冠军。由此起步，米克尔森从凤凰城走向了全美，走向了全世界，在其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获得了3个大满贯赛事冠军和37个PGA巡回赛冠军。2012年5月7日，正式列入世界高尔夫名人堂，成为高尔夫领域万人景仰的殿堂级人物。
米克尔森尤其被人称道的，是在其事业巅峰之际，在其向世界第一冲击的关键时刻，因为爱妻身患癌症而选择休赛的感人故事。
2009年，米克尔森连续赢得两项重要比赛，世界排名积分直逼老虎伍兹，迎来了登上世界第一宝座的最好时机。但是到了5月，爱妻艾米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他决定休赛一段时间，先回家照顾太太和3个孩子。“作为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我当然希望参加重大的比赛并赢得冠军。但对于我来说家庭是第一位的，我决定放弃下周在坦伯利举行的英国公开赛。”
退出2009英国公开赛意味着终结连续61次出战大满贯的个人纪录。但是他很坚定。“高尔夫不是我的全部。现在，我的妻子需要照顾，3个孩子更需要我的关心，我要尽到为人父为人夫的职责。”
凤凰城那些关于高尔夫的浪漫事儿，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凤凰城公开赛。
熟悉高尔夫赛事的人都知道，凤凰城公开赛（Phoenix Open）比起美国名人赛等四大高尔夫赛事而言，自然逊色不少，这只是美巡赛的普通一站。但这一站却是历年美巡赛中观战人数最多的一站，四天的比赛估计约有50万人前往观看。能吸引这么多观众，有两个因素不可忽略。一是这个球场的16号洞，四周建了像体育场一样的看台，这让大批观众前往观战提供了可能性；二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就在球场附近，每到比赛，好多学生赶来，从而使其成为美巡赛各个比赛中最热闹、最喧嚣的一场盛会。
当我置身于16号洞那个最著名的看台时，想象着比赛时某个激动人心处从看台上发出的山呼海啸声，想象着某个球员打了臭球，球迷就大声起哄，打了好球，他们就大声叫好的情景。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凤凰城的浪漫，属于凤凰城的传奇，只有不拘一格、浪漫狂放的凤凰城人，才能将高尔夫这个绅士运动的赛事变成了一次狂欢，变成了一个PARTY。
也许正是这种放荡不羁的比赛氛围的感染，凤凰城公开赛中曾诞生了几个令人叫绝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比赛记录。
1997年， 老虎伍兹刚出道，就在此洞打了个一杆进洞，当时球迷把能扔到空中的东西都扔起来了。从此，老虎伍兹好运连连，迈向了通往世界第一的康庄大道。2001年，Andrew Magee 在标准杆4杆， 332码的17洞， 一杆入洞，这是PGA巡回赛历史上第一次打出4杆洞的一杆进洞。
这就是凤凰城，一个诞生神话和浪漫故事的地方。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儿子，你听过《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吗？肯定听过。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爸爸曾经在家里用长笛吹过这首曲子，而且吹了无数次。还记得吗？2005年时，爸爸从美国买回了一支长笛，925银质的，那时爸爸甚至于从鲍家街43号的书店买了伴奏带，让音响里庞大的乐队为自己伴奏，一遍遍地重复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有个会用长笛吹奏亚麻色头发少女的父亲，有个特别喜欢《亚麻色头发少女》的父亲，是不是很好？是不是能让你越过爸爸那许多弱点、毛病，让你厌恶之极的地方，而有时能够感觉到幸运呢？是不是能让你意识到原来爸爸也有着跟你一样渴望柔情，而又多愁善感呢？儿子，两代人渐渐演化为天敌，但是，类似于《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样富有情感的东西又往往会成为和平天使，让对立的双方领略另外一种景象，那里的色彩使人类的呼吸变得纯净。
德彪西写了这首作品，你可能没有太注意过他，爸爸还吹过他另外作品的一个开头—《牧神之午后》，因为那开头本身就是长笛演奏的。他的作品很多比如《大海》，人们说到他，就会又说起印象派，会想到塞尚那些人。你在音乐辞典上可以查到，在谷歌上随便一搜就会有一大堆，许多人都特别喜欢说这类“知识”。爸爸懒得对你说“知识”，多少年来都懒得对你说，因为过多扯这些，违反爸爸的天性，让爸爸这样的人感觉到痛苦。人们渴求知识，但是爸爸在相当多的时候讨厌知识，更讨厌那些仅仅拥有知识，并且还以此为荣的人。但是，知识与情感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你一定会这样问，你从小就这样问。爸爸投降了，好吧，必要的知识还是需要的，没有知识，情感也往往不那么高级，优雅。爸爸只是讨厌那些把知识作为概念，而根本没有用情感去怀抱它的人。总算说清楚了，可是，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更加地不清楚了。
儿子，爸爸其实是有感而发，是情绪化了，2013年4月24号，对于爸爸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我在那天晚上听了马泽尔指挥慕尼黑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从十八九岁开始，就在北京听音乐会了。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下着雪，爸爸刚从遥远的新疆喀什噶尔来到北京，就踩着雪，朝红塔礼堂匆匆走去，因为那里有音乐会。从那个时候起，不知道听了多少音乐会，从红塔礼堂，到广播剧场，海淀剧院，到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到今天的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是爸爸生活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要流浪在北京，为什么当时在寒风中挣扎也要留在北京，就是因为北京有音乐会。可是，那天的音乐会是二十多年来最好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听过马泽尔指挥，记忆中他没有那么出色呀，为什么这次那么好。曾经去过慕尼黑，喝过啤酒，却没有听过音乐会，不知道那里的交响乐团能好到这种程度。爸爸曾经说过，看一个乐队好坏，要看他们圆号吹的音头，木管一般都过得去。可是，慕尼黑交响乐团的木管却是那么璀璨，《罗密欧与朱丽叶》木管一出来，就像落日那样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照亮了。 儿子，我们为什么感伤，为什么对于这个世界有时会非常留恋？很可能是因为有音乐，文学，否则，我们的内心不会那么冲动而复杂。那天的音乐会上还有一个中国人，跟你年龄差不多，他先是弹了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在返场时，就弹了这首让爸爸无比怀旧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全场都惊呆了，他如此敏感，细腻，让钢琴成了有气息，有揉弦的乐器。他的演奏，让爸爸想起了所有这些年的感动和委屈。《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一首如果你反复听，就会反复流泪，如果你经常听，就会经常流泪的作品。你可以在音乐网站上去搜，许多乐器都在演奏，长笛，小提琴，小号，吉它，钢琴，人声，大乐队都在演奏，难道听音乐就是为了哭吗？爸爸说了那么多眼泪。对了，爸爸现在对你说起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就是想让你在读着那些美国的法律条文，反复思考着那些外国人的案例时，在音乐中去哭哭的，在音乐中哭泣对于一个法律人有好处。
还是不要用语言去形容音乐了，那很愚蠢。你还是去听听吧，今晚就听。如果可能，还应该记住一个中国音乐家的名字：张昊辰。不是因为知识，而是他用《亚麻色头发的少女》给世界带来的感动。
见鬼的布尔乔亚
越难定义的事物越暧昧，“中产阶级”就是典型。《福布斯》一篇题为《2013年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的报告称， 2012年年末，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026万。报告又称，预计到2013年年底，中国的大众富裕阶层将达1202万人。通常情况下，中产阶级在现代传媒里被中性地印刷为“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似乎这才是真身。其实这种政治正确，倒回去几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很长一段时间，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享一个概念“bourgeois”，即汉译中的“布尔乔亚”。英国人三四百年前从法国引进这个单词时，并没有细究它的分野。大约在中世纪的晚期，法国人从意大利人那里舶来“bourgeois”以及它的复数形式“bourgeoisie”时，也没有考虑它的来历。更早的意大利人将希腊语中的“pyrgos”（村庄）转化为“borgo”（城镇），再发展出自己的“borghesia”（城里人），似乎亦是自然而然。因此说到底，无论概念上发生了多大的历史变化，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本属同根，他们都是“住在城里的自由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民，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律师、学徒等等。只是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他们才逐渐从剧烈震荡的布尔乔亚大家庭中分离出去。
从词源的追溯我们发现，中产阶级的肖像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由希腊人勾勒了轮廓。当时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过中产阶级的行为特性以及社会意义。他在《政治学》里给自己规定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或弱化富人与穷人的政治冲突，而要调解城市中的这种冲突，离不开中产阶级的作用。他这样写道：“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而不正义的行为要么通过傲慢产生，要么通过恶毒产生。”骄奢淫逸者从不习惯于被统治，一贫如洗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奴颜婢膝。他们避免统治和希望统治的过度渴求都会对政治产生危害。相反，那些拥有中等数量财产的人不一样。他们在行为上更倾向于理性，无论被统治还是统治，都有充分的准备。
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应该保持少数。他们的作用是限制而非强化，故而不可能成为美德的源泉，而只能做美德的温床。言下之意，中产阶级与其说具有美德，不如说没有恶德—他们是平庸者。
不管怎么说，以财产而不是荣誉、血缘、权力等“高贵”的事物为标准，这意味着中产阶级这一称谓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贬损含义。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数量上的急剧膨胀，这幅线条粗鄙的肖像才变得色彩斑斓起来。一时间，在旧有的社会精英，譬如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成为觊觎权力的野心家。在底层民众眼里，他们则是好高骛远的势利眼。而在越来越有自我意识的中产阶级看来，他们代表着前进的方向，乃是时代的象征。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S. Mill）就高调表扬过中产阶级。他说：“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其价值、与日俱增的人数和重要性，是受到普遍承认的。这阶级长久以来都被他们的上级视为英国的荣光。”
可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分化为多个阶层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有强劲的攫取欲和进取心。这幅肖像的头顶逐渐升入云层之中，脚却陷进泥泞里。凸显在外的，是一段包裹在矫揉造作里的呆板身躯。以至于他们中的异类，特别是艺术家们对这一形象咬牙切齿。在这些人里头，法国作家福楼拜骂得格外卖力。他在书信中曾经署名“仇布者”（Bourgeoisophobus），还专门写了一本名为《庸见词典》的小册子来挖苦中产阶级。1867年5月，在写给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封信里，福楼拜更扬言：“铁律：仇恨布尔乔亚是一切德行的开端。”
其实从那时候起，中产阶级的自我感觉也不佳。他们变得忧心忡忡神经兮兮。19世纪后期，他们常用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之类的专门术语来描绘自己内心难以名状的压抑和焦虑。很快，席勒所谓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马克思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等等，各种怪异的笔触纷纷涂抹到了中产阶级的肖像画上。其实事情没那么复杂，无非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现实与他们的想象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差。
有人情愿自我毁灭，也不愿忍受这种焦虑。作家莫泊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给朋友写信：“我得梅毒了！终于得了！货真价实！不是不入流的性病，不是，不是，就是要了弗兰西斯一世命的那一种……我感到骄傲，无比的骄傲。”
最后他还不忘添一句：“布尔乔亚见鬼去吧！”
新任教宗方济各在一片疑惑中即位。教宗的权威已不比往日，更为可怖的，是这个世界渐正邪难分。圣经的启示录本来预言“敌基督将会崛起，这个人必有一天在世间出现”，一千多年以来，谁是敌基督，有种种传闻。美国前总统布什一度被知识分子指为“他就是敌基督”，但总统并无反应，换了在另一个大国，封报纸、关电视台、抓人，不在话下。凭此一点，我相信，敌基督即使已现身，也绝对不会在美国。
二十世纪确实有三四个敌基督相继出现，希特勒就是一个。希特勒的出现，动摇了西方文明信仰的根本：1939年，希特勒发动欧战，闪电占领波兰，继而挥军法国。一海之隔的英国还以为希特勒只是另一个拿破仑，只想收复《凡尔赛条约》屈辱失去的国土。但希特勒的野心，绝不止于拿破仑。
拿破仑只有个人自大和雄才伟略，他横扫欧洲，并无释放仇恨。相反，拿破仑尊重文明，即使称帝，也编辑了《拿破仑大典》，与《大英百科全书》争雄。但是希特勒1940年轰炸伦敦，然后开始以制定法律的方式逐步清洗犹太人。希特勒释放的是撒旦般的仇恨，将一个种族，不论老幼，只因为其血裔出生，定性为消灭的对象，认定他们没有资格在地球生存。
敌基督之降世，《启示录》里第十三章第五节，讲得有点模糊，只是说是一头猛兽。“它”有一张嘴巴，发出高傲之言，亵渎神明之词，而且行使统治世界的权力长达四十二个月。它诽谤上帝之名，以及天堂里的圣者。敌基督获得授权，对圣人宣战，而且征服圣人。然后它对所有部落族长有权柄，统治所有的国家和人。从此，地上所有的人，将会崇拜这只猛兽，在它的名册上，没有的名字，一概当做羔羊，即随意可杀戮，排斥在造物主之外。
“启示录”的敌基督形象，虽然暧晦不明，但敌基督的性格行为，却非常清楚。首先，善恶的标准逆倒，正邪的两极易位，许多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在敌基督统治之下，先受到怀疑，继而变为谬论。相反，本来荒谬而脏劣的恶行，忽然变成“常规”。总之，丑的变成美，美受到践踏。环视四周，美国挥兵伊拉克、奢侈消费造成金融海啸、拼命印钞、欧盟动荡、华尔街金融霸权、世界日渐失去道德信仰，你还会怀疑敌基督的阴影正在笼罩大地吗？
人类是否在此十字路口迟疑而沉沦呢？英国十七世纪宗教作家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是我在英国读高中时喜爱的一本文学小说。书里的孤独主角“基督徒”（Christian），有一天在荒野中醒来，忽然觉得要自救。他一人披荆斩棘在传道者和天使的指引下上路。他首先杀死了一只象征傲慢的叫阿波里恩的巨兽，继而又跨越“沮丧泥沼”（Slough of Despondency），最后他穿越“死亡阴影幽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the Death），找到了善美和得救之路。
去年我回英国，开车到伦敦北部的贝德福，那是当年班扬因言获罪被囚禁的古镇，我想找班扬住过的监狱，但早已拆除。班扬的铜像，立在公园的一角，我走了二十分钟路，在班扬的雕像前默默凭吊：二十多年前，我看了你的作品，当时似懂非懂，考试压力在前，今天这一切惶惑都已散去，在心头向这位引导我走出蒙昧的智者，献上一束鲜花。
金蔷薇
我高中是在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的，前几年有事回武汉，抽空跑去学校看看，那是离开学校接近四十年以后了。在里面一个人走，没有人认识我，法国梧桐的嫩叶婆娑，阳光透过树叶倾泄到地上，织造了一张舞动的图案，朦胧中好像走在1966年的7月份，突然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鲁萌来了。
当时校长是个精致优美的中年女子，叫鲁开先，个子小小，说话带明显四川口音，是那种林徽因型的精彩的知识分子，举手投足，完全不像中学背景的人，倒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气质，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才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略微知道校长的背景，她的前夫是大诗人曾卓，在1954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被株连遭逮捕劳改，她改嫁当时的先生李成文，武汉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被斗争，吃了好多苦头。
鲁开先和曾卓有一女，叫做鲁萌，她低我两级，是一个典雅、睿智、情绪化的美女，在学校里很出名。1964年抗美援越，学校演出活报剧，她在舞台上赤脚演个越南女兵，引人注目。后来因为一个朋友的关系，我和她也相熟了。她借给我看了几本她自己喜欢的书，其中一本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集《金蔷薇》。
记得那是1966年夏天，大概是8月份，我晚上找到学校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在路灯下看着1950年代国内出版的那个薄薄的译本，微弱的灯光，看那些文字有种颤动的感觉，树影在书页上摇曳，而字也在眼前摇曳。那种色彩斑斓的文字是我不熟悉的，就好像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感觉结构不熟悉一样，但是却很撼动人心。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命运都颠沛流离，1967年初期，华中工学院有个学生叫做鲁礼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大字报，他的那个小组织好像叫做“北斗星学社”，这张大字报轰动武汉，一时间到处流传。鲁萌来找我，说介绍我去见见鲁礼安，她说这个人绝对是人才。我就去见了，讲了一会话，都是他讲，我在旁边听，好多红卫兵“粉丝”围着，讲的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寻思鲁礼安的观点对鲁萌在思想上更加走向反“血统论”、主张民主化有很大的影响。她随即发表了一些涉及反血统论、提倡初期的民主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些言论终于在1968年导致她给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估计吃了好多的苦头。而那一年，我也下乡了，也因为那几次见鲁礼安，我也在农村受到清洗和批斗，被关进学习班半年，自那之后大家音信全无。 “文革”结束后，鲁萌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研究生。我当时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记得第一次再见到她，是她到我隔壁的程亚林宿舍聊天，听说我在，突然推门进来，那是我和她1967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隔十多年了，她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说话直率，思想跳跃。我问她在研究什么，她说“皮尔·金特”，我因为从小听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交响诗《皮尔·金特》，对易卜生的这个作品有所了解，说：“好啊好啊，你去找格里格的作品听听吧。”她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谢谢你的《金蔷薇》啊！”大家都还记得1966年浓荫夏天的故事，没有再讲什么，她会心一笑，一阵风似的走了。
1994年，鲁萌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做社会伦理思想研究，也做外国哲学研究。她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影响之深，我是从她的书里面看到的。比如《升腾与坠落》、《情绪与语式》等等，基本是《金蔷薇》的方式，不是严谨的研究，而是自己体会、情绪、感受的融合，如果要分类，她的书不容易归类。她在好多场合还是把自己归纳于“诗人”。
鲁萌比我小几岁，总是很乐观，计划多，富于创意，好像一个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人。但是没想到一个活泼的、精神和身体都很健康的人，居然会患上绝症。熟悉她的人告诉我说她得了脑部疾病，发现的时候是在2006年，在医院治疗了好多个月，化疗电疗，很折磨人，据说人的模样都变了，她的生存意志力很强，一直在病床上计划病好要做的事情，但是终于在2006年8月撒手人寰。她的去世，我浑然不知，之后一个月，突然有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那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已经给她开过一个低调的追悼会了。参加的人包括周国平、徐友渔、靳希平、陈嘉映、梁治平、何怀宏、朱正琳、许医农、赵越胜等等。接到这个消息，我静坐在书房里想想《金蔷薇》，想想十多年前见到她还想说退休后跟她请教巴乌斯托夫斯基，她却突然静悄悄走了，人生短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大选
春季的台湾，气候温暖、百花盛开，成为人们赏花的心仪之地， 我很荣幸受邀和已经购买了万通台北2011这个度假物业的业主和即将成为业主的一些朋友，一起参加阳明山樱花雅集活动。
前几天有个新闻，说李登辉参加演讲，现场多名大陆交换学生发问时称其为“地区领导人李先生”，引起在场台湾学生嘘声四起。在大陆，现在就是政府说什么，老百姓就说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台湾不是这样。在台湾，你可以言论自由，也可以民主投票。相比大陆，台湾更民主更自由。
台湾是个有趣的地方，有着很特别的文化。民宿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来台湾，有机会一定要去民宿看看，台湾有许多各形各异的特色民宿，集聚了很多民间艺术家。在宜兰那边就有一对夫妻经营了一家媲美五星级饭店的高档精致民宿，他们喜欢跟房客们聊天交朋友，有从法国来台湾学音乐的房客，这对夫妻就可以和她聊音乐。如果这家民宿的主人是木匠，那房间的家具就会手工精良；如果主人是画家，那就会充满艺术气息。这些民宿主人开民宿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他们更想要借此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交流一些新的话题。但是在大陆，就没有民宿一说，说民宿其实就是农家院。什么东西一提到“农”字，就很乡土，很不入流。在台湾则完全相反。
2012年，我和王石来台湾参观“总统大选”。选举的行程表上日期时间活动细节都很紧凑，我们还说不相信完全会遵循这个时间。结果发现参观“大选”还是个体力活，按着时间一点不差。台湾人把一场选举搞得跟超级杯一样热闹，他们可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大选”结果出炉。前一天还在为选举活动疯狂，选举当天街道却全然的净空，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台湾这种文化是很有趣也很难得一见的。不像在大陆，必须在认同党的同时，也必须认同这个领导，台湾人可以认同这个领导却又不一定认同这个政党，而认同这个政党，却又不一定会认同这个领导。“大选”时，马英九和蔡英文都会跟每一位民众握手，据说马英九，手都握疼了。蔡英文把手都握脱臼了。如果在大陆十几亿人口，要是握手，恐怕选举完人就握没了。
其实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都是因为上上世代的关系，分别了两方，多了一些微妙的关系。如今借着万通台北2011这个项目，大家总算有机会可以再住在一块儿，认识台湾特别的文化。我明年开始也会和大家一起住在这里，一起喝着啤酒，一边看着“台湾大选”。到了2016年，或许我们也可以成立个什么组织，参与其中。在大陆，我们都管台湾来的叫“台胞”，那以后，我们就是台湾的第一批“陆胞”，希望能用我们的智慧，开创两岸生活的不同格局。所以说在台湾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跟很多朋友们聊天，我发现大家普遍无意中流露出对台湾自然、人文的非常之欣赏。特别是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饮食文化的传承、延续、发挥、发扬，渗透到了每一个小的细节、礼仪、人际交流，在每一个台湾人身上你会感觉到一种礼貌、清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尊敬和淡定、怡然和安定。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发现台湾社会确实比较安定，土地永久产权后让私有财产得以延续。交一回钱，几辈子受用，而且税很清楚，加税要通过“议会”，还有反对党，以及媒体的监督，买个房子，放在这儿心里踏实，将来给孩子遗产继承，税不到11%，很靠谱。
有客人们跟我调侃说，冯总说得对，台湾真的叫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人民都很踏实，而且人民不怕官，这事儿挺好。否则，人民老怕官，人民老想变成官，然后老巴结官。这事儿全世界人民都不爽。再一个，中国人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在台湾感觉很自在。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认识台湾，了解台湾，能在这里更好的感受台湾，慢慢享受这里的生活。
那些关于高尔夫的浪漫事儿
早春二月，在中国，是围绕着春节、元宵节而展开的一段日子，是一段被烟花、爆竹、团聚、酒宴等诸多元素包裹的喜庆日子，但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或是冰雪覆盖，或是春寒料峭，应该说，从季节、气候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年中最美好怡人的时光。然而，此时，若你有机会来到美国的凤凰城（Phoenix），你会惊讶地发现，在北纬33°的地方（大致在中国的郑州和合肥之间），冬季或者说早春时节居然可以如此温暖晴朗。 是的，凤凰城（Phoenix）气候干燥，年平均温度居全美主要城市之首。所以，这个城市的夏季堪称世界上最炎热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年有89天的温度超过100华氏度（38摄氏度）。但凤凰城的冬季和早春时节的气候却是全美最舒服怡人的。因此，凤凰城成了美国的避寒、疗养胜地和冬季旅游胜地，也是美国高尔夫运动发展的重镇之一。我正是在农历春节的二月来到凤凰城的，来到这个举办过众多大型赛事、拥有诸多在全美乃至世界均有较大影响的国际一流球场的高尔夫胜地。
谈到凤凰城，谈到凤凰城的高尔夫，不能不谈到一个人，不能不谈到这个人所赋予高尔夫的魅力、浪漫和温馨。他就是菲尔·米克尔森，当今美国高坛一个传奇人物。
米克尔森是一位左手挥杆的高尔夫球员，且因其在高尔夫的成就而被称为“金左撇子”。米克尔森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但他在高尔夫运动领域的辉煌成就却是从凤凰城起步的。他曾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大学期间连续3年夺得全美大学锦标赛冠军。由此起步，米克尔森从凤凰城走向了全美，走向了全世界，在其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获得了3个大满贯赛事冠军和37个PGA巡回赛冠军。2012年5月7日，正式列入世界高尔夫名人堂，成为高尔夫领域万人景仰的殿堂级人物。
米克尔森尤其被人称道的，是在其事业巅峰之际，在其向世界第一冲击的关键时刻，因为爱妻身患癌症而选择休赛的感人故事。
2009年，米克尔森连续赢得两项重要比赛，世界排名积分直逼老虎伍兹，迎来了登上世界第一宝座的最好时机。但是到了5月，爱妻艾米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他决定休赛一段时间，先回家照顾太太和3个孩子。“作为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我当然希望参加重大的比赛并赢得冠军。但对于我来说家庭是第一位的，我决定放弃下周在坦伯利举行的英国公开赛。”
退出2009英国公开赛意味着终结连续61次出战大满贯的个人纪录。但是他很坚定。“高尔夫不是我的全部。现在，我的妻子需要照顾，3个孩子更需要我的关心，我要尽到为人父为人夫的职责。”
凤凰城那些关于高尔夫的浪漫事儿，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凤凰城公开赛。
熟悉高尔夫赛事的人都知道，凤凰城公开赛（Phoenix Open）比起美国名人赛等四大高尔夫赛事而言，自然逊色不少，这只是美巡赛的普通一站。但这一站却是历年美巡赛中观战人数最多的一站，四天的比赛估计约有50万人前往观看。能吸引这么多观众，有两个因素不可忽略。一是这个球场的16号洞，四周建了像体育场一样的看台，这让大批观众前往观战提供了可能性；二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就在球场附近，每到比赛，好多学生赶来，从而使其成为美巡赛各个比赛中最热闹、最喧嚣的一场盛会。
当我置身于16号洞那个最著名的看台时，想象着比赛时某个激动人心处从看台上发出的山呼海啸声，想象着某个球员打了臭球，球迷就大声起哄，打了好球，他们就大声叫好的情景。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凤凰城的浪漫，属于凤凰城的传奇，只有不拘一格、浪漫狂放的凤凰城人，才能将高尔夫这个绅士运动的赛事变成了一次狂欢，变成了一个PARTY。
也许正是这种放荡不羁的比赛氛围的感染，凤凰城公开赛中曾诞生了几个令人叫绝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比赛记录。
1997年， 老虎伍兹刚出道，就在此洞打了个一杆进洞，当时球迷把能扔到空中的东西都扔起来了。从此，老虎伍兹好运连连，迈向了通往世界第一的康庄大道。2001年，Andrew Magee 在标准杆4杆， 332码的17洞， 一杆入洞，这是PGA巡回赛历史上第一次打出4杆洞的一杆进洞。
这就是凤凰城，一个诞生神话和浪漫故事的地方。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儿子，你听过《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吗？肯定听过。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爸爸曾经在家里用长笛吹过这首曲子，而且吹了无数次。还记得吗？2005年时，爸爸从美国买回了一支长笛，925银质的，那时爸爸甚至于从鲍家街43号的书店买了伴奏带，让音响里庞大的乐队为自己伴奏，一遍遍地重复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有个会用长笛吹奏亚麻色头发少女的父亲，有个特别喜欢《亚麻色头发少女》的父亲，是不是很好？是不是能让你越过爸爸那许多弱点、毛病，让你厌恶之极的地方，而有时能够感觉到幸运呢？是不是能让你意识到原来爸爸也有着跟你一样渴望柔情，而又多愁善感呢？儿子，两代人渐渐演化为天敌，但是，类似于《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样富有情感的东西又往往会成为和平天使，让对立的双方领略另外一种景象，那里的色彩使人类的呼吸变得纯净。
德彪西写了这首作品，你可能没有太注意过他，爸爸还吹过他另外作品的一个开头—《牧神之午后》，因为那开头本身就是长笛演奏的。他的作品很多比如《大海》，人们说到他，就会又说起印象派，会想到塞尚那些人。你在音乐辞典上可以查到，在谷歌上随便一搜就会有一大堆，许多人都特别喜欢说这类“知识”。爸爸懒得对你说“知识”，多少年来都懒得对你说，因为过多扯这些，违反爸爸的天性，让爸爸这样的人感觉到痛苦。人们渴求知识，但是爸爸在相当多的时候讨厌知识，更讨厌那些仅仅拥有知识，并且还以此为荣的人。但是，知识与情感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你一定会这样问，你从小就这样问。爸爸投降了，好吧，必要的知识还是需要的，没有知识，情感也往往不那么高级，优雅。爸爸只是讨厌那些把知识作为概念，而根本没有用情感去怀抱它的人。总算说清楚了，可是，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更加地不清楚了。
儿子，爸爸其实是有感而发，是情绪化了，2013年4月24号，对于爸爸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我在那天晚上听了马泽尔指挥慕尼黑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从十八九岁开始，就在北京听音乐会了。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下着雪，爸爸刚从遥远的新疆喀什噶尔来到北京，就踩着雪，朝红塔礼堂匆匆走去，因为那里有音乐会。从那个时候起，不知道听了多少音乐会，从红塔礼堂，到广播剧场，海淀剧院，到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到今天的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是爸爸生活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要流浪在北京，为什么当时在寒风中挣扎也要留在北京，就是因为北京有音乐会。可是，那天的音乐会是二十多年来最好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听过马泽尔指挥，记忆中他没有那么出色呀，为什么这次那么好。曾经去过慕尼黑，喝过啤酒，却没有听过音乐会，不知道那里的交响乐团能好到这种程度。爸爸曾经说过，看一个乐队好坏，要看他们圆号吹的音头，木管一般都过得去。可是，慕尼黑交响乐团的木管却是那么璀璨，《罗密欧与朱丽叶》木管一出来，就像落日那样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照亮了。 儿子，我们为什么感伤，为什么对于这个世界有时会非常留恋？很可能是因为有音乐，文学，否则，我们的内心不会那么冲动而复杂。那天的音乐会上还有一个中国人，跟你年龄差不多，他先是弹了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在返场时，就弹了这首让爸爸无比怀旧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全场都惊呆了，他如此敏感，细腻，让钢琴成了有气息，有揉弦的乐器。他的演奏，让爸爸想起了所有这些年的感动和委屈。《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一首如果你反复听，就会反复流泪，如果你经常听，就会经常流泪的作品。你可以在音乐网站上去搜，许多乐器都在演奏，长笛，小提琴，小号，吉它，钢琴，人声，大乐队都在演奏，难道听音乐就是为了哭吗？爸爸说了那么多眼泪。对了，爸爸现在对你说起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就是想让你在读着那些美国的法律条文，反复思考着那些外国人的案例时，在音乐中去哭哭的，在音乐中哭泣对于一个法律人有好处。
还是不要用语言去形容音乐了，那很愚蠢。你还是去听听吧，今晚就听。如果可能，还应该记住一个中国音乐家的名字：张昊辰。不是因为知识，而是他用《亚麻色头发的少女》给世界带来的感动。
见鬼的布尔乔亚
越难定义的事物越暧昧，“中产阶级”就是典型。《福布斯》一篇题为《2013年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的报告称， 2012年年末，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026万。报告又称，预计到2013年年底，中国的大众富裕阶层将达1202万人。通常情况下，中产阶级在现代传媒里被中性地印刷为“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似乎这才是真身。其实这种政治正确，倒回去几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很长一段时间，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享一个概念“bourgeois”，即汉译中的“布尔乔亚”。英国人三四百年前从法国引进这个单词时，并没有细究它的分野。大约在中世纪的晚期，法国人从意大利人那里舶来“bourgeois”以及它的复数形式“bourgeoisie”时，也没有考虑它的来历。更早的意大利人将希腊语中的“pyrgos”（村庄）转化为“borgo”（城镇），再发展出自己的“borghesia”（城里人），似乎亦是自然而然。因此说到底，无论概念上发生了多大的历史变化，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本属同根，他们都是“住在城里的自由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民，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律师、学徒等等。只是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他们才逐渐从剧烈震荡的布尔乔亚大家庭中分离出去。
从词源的追溯我们发现，中产阶级的肖像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由希腊人勾勒了轮廓。当时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过中产阶级的行为特性以及社会意义。他在《政治学》里给自己规定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或弱化富人与穷人的政治冲突，而要调解城市中的这种冲突，离不开中产阶级的作用。他这样写道：“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而不正义的行为要么通过傲慢产生，要么通过恶毒产生。”骄奢淫逸者从不习惯于被统治，一贫如洗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奴颜婢膝。他们避免统治和希望统治的过度渴求都会对政治产生危害。相反，那些拥有中等数量财产的人不一样。他们在行为上更倾向于理性，无论被统治还是统治，都有充分的准备。
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应该保持少数。他们的作用是限制而非强化，故而不可能成为美德的源泉，而只能做美德的温床。言下之意，中产阶级与其说具有美德，不如说没有恶德—他们是平庸者。
不管怎么说，以财产而不是荣誉、血缘、权力等“高贵”的事物为标准，这意味着中产阶级这一称谓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贬损含义。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数量上的急剧膨胀，这幅线条粗鄙的肖像才变得色彩斑斓起来。一时间，在旧有的社会精英，譬如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成为觊觎权力的野心家。在底层民众眼里，他们则是好高骛远的势利眼。而在越来越有自我意识的中产阶级看来，他们代表着前进的方向，乃是时代的象征。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S. Mill）就高调表扬过中产阶级。他说：“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其价值、与日俱增的人数和重要性，是受到普遍承认的。这阶级长久以来都被他们的上级视为英国的荣光。”
可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分化为多个阶层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有强劲的攫取欲和进取心。这幅肖像的头顶逐渐升入云层之中，脚却陷进泥泞里。凸显在外的，是一段包裹在矫揉造作里的呆板身躯。以至于他们中的异类，特别是艺术家们对这一形象咬牙切齿。在这些人里头，法国作家福楼拜骂得格外卖力。他在书信中曾经署名“仇布者”（Bourgeoisophobus），还专门写了一本名为《庸见词典》的小册子来挖苦中产阶级。1867年5月，在写给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封信里，福楼拜更扬言：“铁律：仇恨布尔乔亚是一切德行的开端。”
其实从那时候起，中产阶级的自我感觉也不佳。他们变得忧心忡忡神经兮兮。19世纪后期，他们常用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之类的专门术语来描绘自己内心难以名状的压抑和焦虑。很快，席勒所谓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马克思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等等，各种怪异的笔触纷纷涂抹到了中产阶级的肖像画上。其实事情没那么复杂，无非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现实与他们的想象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差。
有人情愿自我毁灭，也不愿忍受这种焦虑。作家莫泊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给朋友写信：“我得梅毒了！终于得了！货真价实！不是不入流的性病，不是，不是，就是要了弗兰西斯一世命的那一种……我感到骄傲，无比的骄傲。”
最后他还不忘添一句：“布尔乔亚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