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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刚门”事件由一起交通肇事案件演变成一个危机事件，体现了网络日渐扩大的影响力。继爆出一系列由网友搜索到的“内幕”之后，网络围攻、网络暴力甚至“媒介审判”也就如期而至。面对如此现实，传统媒体应该彰显媒体的职业精神，客观、平衡、准确地进行报道，还原事实真相，同时通过言论及时、正确地引导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理性的、建设性的观点。
关键词：“李刚门”；信任危机；真相；言论立本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63-02
“李刚门”事件无疑为2010年热热闹闹的网络舆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网民们刚刚从“小月月”的围观中归来，意犹未尽，李启铭恰到好处地为网民送上了一道大餐。麦克卢汉说：“电子速度会取消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即使事件一件接一件，也不存在任何延迟的效果。”[1]“李刚门事件”中诸多“门”的制造，证明了麦克卢汉的预言并非虚妄，在百度输入“李刚门”，只用0.007秒的时间即搜到网页93,300篇。网民对“小月月”事件基本是围观，对“李刚门”事件则是围攻。“围观”体现的是虚拟社区里集体寂寞的狂欢，“围攻”则集中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出现了亟需解决而又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一、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信任危机首当其冲
不管后来事态发展怎样，我们不能否定，“李刚门”最初只是一起交通肇事案（有法学人士认为应该定性为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但随着一句“我爸是李刚”（依据媒体的报道），短短几天内就发酵成了一场公共危机事件。“李刚门”与之前的邓玉娇事件、“七十码”事件、“躲猫猫”事件一样，演绎着共同的特征，即这些案例无一例外地都是强势的一方——政府官员、执法者、“官二代”、“富二代”等——由于在某一方面激怒了公众而遭到网民的围攻，网民一贯的方法是在事情的真相还未出来之前，先“戴帽子”，然后再找证据。如果从法理上来说，这完全违背了程序，但问题是，网民的愤怒不允许等待。为什么网民对“我爸是李刚”的反应这么敏感？为什么认定这句话一定有潜台词，继而穷追猛打，甚至挖地三尺？为什么一旦有导火索，民众的情绪就一触即发，星星之火终至燎原？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信任危机又首当其冲（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个人之间的信任，而是指公众对政府及代表政府的官员和占有资源优势的强势群体的信任），而信任危机的出现又是由于屡次的不信任被验证为事实，所以是一种恶性循环。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2]看似偶然而实则必然的危机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危机事件中网络媒介唱主角，传统媒体力不从心
从近年众多的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其互动性及相对开放的自由度，“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不仅在网络舆论事件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推进事件圆满解决方面正向作用也十分突出。”[3]
与轰轰烈烈的网络舆论监督相对照，传统媒体在很多危机事件中显得力不从心。这与传统媒体自身的作为有很大关系。首先，部分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忽视平衡原则。比如在“李刚门”事件中，央视之所以陷入“作秀门”，这与它只把镜头对准李刚父子而无视受害者一方有直接关系。也许央视主观上不是有意要这样，但客观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观众有理由质疑——这不是报道，是“作秀”！甚至有网友很愤激地说央视是站在袒护犯罪分子的立场上。其次，部分传统媒体失语或没立场地跟风。笔者粗略查阅（注：从事发至10月30日），河北大学所在地的《保定日报》、《保定晚报》等在事发后都只言未发，河北省《燕赵都市报》、《河北日报》也只相继在18日和19日分别发了简单的消息。《石家庄日报》19日的报道《醉驾男子河北大学肇事逃逸》，稿件来源居然是石家庄新闻网。外地的报纸除了《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在对事件做了比较充分报道的同时配发评论《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楚天都市报》等少数发表评论外，其它纸媒基本上对这一舆论事件淡然处之。而盲目跟风的媒体，不是不经核实转载网上的消息，就是在报道中突出这一事件的娱乐化成分，比如网上疯传的造句比赛。
三、传统媒体在信任危机事件中应如何担当
网络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成为发挥舆论监督的生力军，但另一方面，由于充满很多道听途说、不符合事实的言说，网络又可能助长不信任因素的增加。面对如此现实，传统媒体如何担当？
（一）彰显媒体的职业精神——报道客观、准确，还原事实真相。李普曼认为，公众没有准确和无偏见的消息来源，便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到笔者写这篇文章之时，网民们狂轰滥炸的很多“门”，很多都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但却是很多人想要看到的事实。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时评人笑蜀在10月28日《南方周末》的评论中讲到：“以眼下的河北大学车祸案而论，即不乏阴影：肇事者到底说过‘我爸是李刚’没有？如果说过，到底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受害女生张某是否真的因利益牵连而在镜头前三缄其口？事件的诸多关键细节，至今云遮雾罩，以致流言四起。建立在流言基础上的粗鄙的道德裁判，也就颇有市场。所有这些阴影，无非发端于一个元素，即知情人的缺席。”这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来看看媒体对于引起网络围攻的这句台词细节是如何报道的。
10月19日的《新京报》报道《河北大学撞人案疑犯被拘》，在“还原”一节中称：“肇事车司机是一名年轻男性，被保安和同学叫下车后并无任何歉意。在场有多名学生证实，听到这名男子大声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现场有多位学生闻到司机身上浓烈的酒味。” 《南方周末》网10月22日：《河北大学车祸肇事者之父李刚现身道歉》：在场目击者称，肇事者李启铭被拦下后态度骄横，口称：“看把我（的）车（给）刮的！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李刚！”而《南方都市报》10月27日的报道《死者父亲：并不想李刚儿子判死刑》中提到“河北成立工作组处理河北大学车祸事件，纪委将调查李刚是否有5套豪宅。据称其（李启铭）被截停后曾叫嚣‘我爸爸是李刚’”（目前没有证据或实名目击者证明）。”3家报道明显存在分歧，而且用词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是“大声”还是“叫嚣”？或者“态度骄横，口称”？
事实上，这个细节很容易求证，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传统媒体不是去接近事情的本源，而是相互打马虎眼，甚至随意转载网络上的消息，我们不得而知。但对这样的作为，受众不会原谅，也不会接受。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已经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似乎一夜之间，我们迎来了媒介融合时代，但笔者认为，对传统媒体而言，最根本的不是外在的技术超越和地盘扩张，而是把新闻的生命维护好，即客观、公正、平衡地报道新闻，并还原事情的真相。而这也是媒体帮助引导社会减少（至少不助长）不信任因素的第一关键。
（二）及时、正确地进行舆论引导——言论立本。很多网民在网上呼吁一定要判李启铭死刑，否则难平公愤。与对李启铭的态度恰好相反的是，在2008年上海杨佳袭警案中，网民对杨佳行为大加赞赏，称其为“沪上刀客”，替民除害，很多人都认为不能判其死刑，甚至不判刑。网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非常明白——该怎么判刑，是法院的事。面对网络上侮辱谩骂、人身攻击、失去理性甚至恶意的言论时，传统媒体应该把握公众心理，通过言论及时、正确地进行舆论引导，疏导怨恨。唐纳德•肖和麦克斯韦尔•麦科姆斯说：“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即它所具有的建构公众思想和引发他们的认知变化的能力——就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4]报道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报道体现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同样，言论也体现了媒体的这一功能。那么，传统媒体在信任危机事件中应该如何立论？首先，应该认真分析产生不信任的原因。笔者查阅“李刚门”事件的相关评论，大部分是对权力本身的申讨，如敬一山的《“我爸是李刚”背后的权力骄横》（《新京报》），李松林的《谁来关闭“李刚门”》（《中国青年报》），傅万夫的《“我爸爸是李刚”的潜意识》（《楚天都市报》）等，笔者认为这是媒体良知的体现，是值得推崇的。但是，针对网民为何使用网络暴力（语言暴力）围攻当事人，甚至出现“媒介审判”，传统媒体却没有独立的声音，未进行及时的疏导和引导。具体到此次事件，我们应该冷静地、有理有据地（在真实报道的基础上）剖析李启铭这句话背后的心理及社会公众对这句话的反应，从当事人角度、政府角度、公众角度反思这一事件，而不是想当然地一顿批判，还打着正义、良知的旗号。其次，积极疏导，倡导公众理性对待。查看网上言论，网民的愤怒之词言犹在耳。亚里士多德曾非常形象地说：“怒气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听从逻各斯的，不过没有听对，就像急性子的仆人没有听完就急匆匆地跑出门，结果把事情做错了。它又像一只家犬，一听到敲门声就叫，也不看清来的是不是一个朋友。怒气也是这样。由于本性热烈而急躁，它总是还没有听清命令，就冲上去报复。”[5]当然，我们不能说在“李刚门”事件中，网民的怒气没有道理，但在文明社会，发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语言暴力或“媒介审判”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不应该通过象征性地鼓励或是奖励侵犯社会秩序的方式，来削弱法律与秩序的力量。”[6]我们要靠理性和法治意识才能推动事物朝良性的方向发展。最后，言论要负责任的、充满善意并富于建设性。梁启超曾说：“国民若使永远专持‘否定’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拿出来，恐怕成了世界上虚无的国民”。[7]就此次事件，网络上的言论很多都是否定的、消极的、泄愤式的，就传统媒体而言，大部分言论还是体现了建设性主张。但也有言论笔调戏谑，把一件严肃的事当做娱乐的调侃对象，没有任何积极性的作用。如《新京报》10月21日的言论《她会不会爱上说“我爸是李刚”的中国帅男》。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李普曼75岁生日前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普利策说，社论是一份报纸的灵魂。他出版的《世界报》尽管因为煽情主义和黄色新闻备受诟病，但因为高质量的社论，使得他和他的报纸成为推动美国社会改革的急先锋。相形之下，我们的媒体应该站在更高的视点为公众提供富有启发的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建议。“李刚门”事件远未结束，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利益格局、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矛盾冲突不可避免。我们期待建立法治、理性、秩序、整合、凝聚力强的社会，在社会出现信任危机之时，传统媒体不要跟风炒作，而应该通过公正、客观的报道，揭示真相，并及时疏导。
参考文献：
[1] 宋素红.网络媒体与舆论监督[C].展江主编.舆论监督紫皮书[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
[2] 沈士光.公共事件中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救治途径[J].中国行政管理,2009(8).
[3] 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4).
[4]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荷)丹尼斯•麦奎尔.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7] 罗志田.否定性的国民?[N].南方周末,2010-10–27.
关键词：“李刚门”；信任危机；真相；言论立本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63-02
“李刚门”事件无疑为2010年热热闹闹的网络舆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网民们刚刚从“小月月”的围观中归来，意犹未尽，李启铭恰到好处地为网民送上了一道大餐。麦克卢汉说：“电子速度会取消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即使事件一件接一件，也不存在任何延迟的效果。”[1]“李刚门事件”中诸多“门”的制造，证明了麦克卢汉的预言并非虚妄，在百度输入“李刚门”，只用0.007秒的时间即搜到网页93,300篇。网民对“小月月”事件基本是围观，对“李刚门”事件则是围攻。“围观”体现的是虚拟社区里集体寂寞的狂欢，“围攻”则集中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出现了亟需解决而又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一、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信任危机首当其冲
不管后来事态发展怎样，我们不能否定，“李刚门”最初只是一起交通肇事案（有法学人士认为应该定性为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但随着一句“我爸是李刚”（依据媒体的报道），短短几天内就发酵成了一场公共危机事件。“李刚门”与之前的邓玉娇事件、“七十码”事件、“躲猫猫”事件一样，演绎着共同的特征，即这些案例无一例外地都是强势的一方——政府官员、执法者、“官二代”、“富二代”等——由于在某一方面激怒了公众而遭到网民的围攻，网民一贯的方法是在事情的真相还未出来之前，先“戴帽子”，然后再找证据。如果从法理上来说，这完全违背了程序，但问题是，网民的愤怒不允许等待。为什么网民对“我爸是李刚”的反应这么敏感？为什么认定这句话一定有潜台词，继而穷追猛打，甚至挖地三尺？为什么一旦有导火索，民众的情绪就一触即发，星星之火终至燎原？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信任危机又首当其冲（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个人之间的信任，而是指公众对政府及代表政府的官员和占有资源优势的强势群体的信任），而信任危机的出现又是由于屡次的不信任被验证为事实，所以是一种恶性循环。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2]看似偶然而实则必然的危机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危机事件中网络媒介唱主角，传统媒体力不从心
从近年众多的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其互动性及相对开放的自由度，“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不仅在网络舆论事件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推进事件圆满解决方面正向作用也十分突出。”[3]
与轰轰烈烈的网络舆论监督相对照，传统媒体在很多危机事件中显得力不从心。这与传统媒体自身的作为有很大关系。首先，部分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忽视平衡原则。比如在“李刚门”事件中，央视之所以陷入“作秀门”，这与它只把镜头对准李刚父子而无视受害者一方有直接关系。也许央视主观上不是有意要这样，但客观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观众有理由质疑——这不是报道，是“作秀”！甚至有网友很愤激地说央视是站在袒护犯罪分子的立场上。其次，部分传统媒体失语或没立场地跟风。笔者粗略查阅（注：从事发至10月30日），河北大学所在地的《保定日报》、《保定晚报》等在事发后都只言未发，河北省《燕赵都市报》、《河北日报》也只相继在18日和19日分别发了简单的消息。《石家庄日报》19日的报道《醉驾男子河北大学肇事逃逸》，稿件来源居然是石家庄新闻网。外地的报纸除了《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在对事件做了比较充分报道的同时配发评论《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楚天都市报》等少数发表评论外，其它纸媒基本上对这一舆论事件淡然处之。而盲目跟风的媒体，不是不经核实转载网上的消息，就是在报道中突出这一事件的娱乐化成分，比如网上疯传的造句比赛。
三、传统媒体在信任危机事件中应如何担当
网络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成为发挥舆论监督的生力军，但另一方面，由于充满很多道听途说、不符合事实的言说，网络又可能助长不信任因素的增加。面对如此现实，传统媒体如何担当？
（一）彰显媒体的职业精神——报道客观、准确，还原事实真相。李普曼认为，公众没有准确和无偏见的消息来源，便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到笔者写这篇文章之时，网民们狂轰滥炸的很多“门”，很多都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但却是很多人想要看到的事实。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时评人笑蜀在10月28日《南方周末》的评论中讲到：“以眼下的河北大学车祸案而论，即不乏阴影：肇事者到底说过‘我爸是李刚’没有？如果说过，到底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受害女生张某是否真的因利益牵连而在镜头前三缄其口？事件的诸多关键细节，至今云遮雾罩，以致流言四起。建立在流言基础上的粗鄙的道德裁判，也就颇有市场。所有这些阴影，无非发端于一个元素，即知情人的缺席。”这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来看看媒体对于引起网络围攻的这句台词细节是如何报道的。
10月19日的《新京报》报道《河北大学撞人案疑犯被拘》，在“还原”一节中称：“肇事车司机是一名年轻男性，被保安和同学叫下车后并无任何歉意。在场有多名学生证实，听到这名男子大声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现场有多位学生闻到司机身上浓烈的酒味。” 《南方周末》网10月22日：《河北大学车祸肇事者之父李刚现身道歉》：在场目击者称，肇事者李启铭被拦下后态度骄横，口称：“看把我（的）车（给）刮的！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李刚！”而《南方都市报》10月27日的报道《死者父亲：并不想李刚儿子判死刑》中提到“河北成立工作组处理河北大学车祸事件，纪委将调查李刚是否有5套豪宅。据称其（李启铭）被截停后曾叫嚣‘我爸爸是李刚’”（目前没有证据或实名目击者证明）。”3家报道明显存在分歧，而且用词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是“大声”还是“叫嚣”？或者“态度骄横，口称”？
事实上，这个细节很容易求证，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传统媒体不是去接近事情的本源，而是相互打马虎眼，甚至随意转载网络上的消息，我们不得而知。但对这样的作为，受众不会原谅，也不会接受。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已经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似乎一夜之间，我们迎来了媒介融合时代，但笔者认为，对传统媒体而言，最根本的不是外在的技术超越和地盘扩张，而是把新闻的生命维护好，即客观、公正、平衡地报道新闻，并还原事情的真相。而这也是媒体帮助引导社会减少（至少不助长）不信任因素的第一关键。
（二）及时、正确地进行舆论引导——言论立本。很多网民在网上呼吁一定要判李启铭死刑，否则难平公愤。与对李启铭的态度恰好相反的是，在2008年上海杨佳袭警案中，网民对杨佳行为大加赞赏，称其为“沪上刀客”，替民除害，很多人都认为不能判其死刑，甚至不判刑。网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非常明白——该怎么判刑，是法院的事。面对网络上侮辱谩骂、人身攻击、失去理性甚至恶意的言论时，传统媒体应该把握公众心理，通过言论及时、正确地进行舆论引导，疏导怨恨。唐纳德•肖和麦克斯韦尔•麦科姆斯说：“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即它所具有的建构公众思想和引发他们的认知变化的能力——就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4]报道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报道体现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同样，言论也体现了媒体的这一功能。那么，传统媒体在信任危机事件中应该如何立论？首先，应该认真分析产生不信任的原因。笔者查阅“李刚门”事件的相关评论，大部分是对权力本身的申讨，如敬一山的《“我爸是李刚”背后的权力骄横》（《新京报》），李松林的《谁来关闭“李刚门”》（《中国青年报》），傅万夫的《“我爸爸是李刚”的潜意识》（《楚天都市报》）等，笔者认为这是媒体良知的体现，是值得推崇的。但是，针对网民为何使用网络暴力（语言暴力）围攻当事人，甚至出现“媒介审判”，传统媒体却没有独立的声音，未进行及时的疏导和引导。具体到此次事件，我们应该冷静地、有理有据地（在真实报道的基础上）剖析李启铭这句话背后的心理及社会公众对这句话的反应，从当事人角度、政府角度、公众角度反思这一事件，而不是想当然地一顿批判，还打着正义、良知的旗号。其次，积极疏导，倡导公众理性对待。查看网上言论，网民的愤怒之词言犹在耳。亚里士多德曾非常形象地说：“怒气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听从逻各斯的，不过没有听对，就像急性子的仆人没有听完就急匆匆地跑出门，结果把事情做错了。它又像一只家犬，一听到敲门声就叫，也不看清来的是不是一个朋友。怒气也是这样。由于本性热烈而急躁，它总是还没有听清命令，就冲上去报复。”[5]当然，我们不能说在“李刚门”事件中，网民的怒气没有道理，但在文明社会，发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语言暴力或“媒介审判”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不应该通过象征性地鼓励或是奖励侵犯社会秩序的方式，来削弱法律与秩序的力量。”[6]我们要靠理性和法治意识才能推动事物朝良性的方向发展。最后，言论要负责任的、充满善意并富于建设性。梁启超曾说：“国民若使永远专持‘否定’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拿出来，恐怕成了世界上虚无的国民”。[7]就此次事件，网络上的言论很多都是否定的、消极的、泄愤式的，就传统媒体而言，大部分言论还是体现了建设性主张。但也有言论笔调戏谑，把一件严肃的事当做娱乐的调侃对象，没有任何积极性的作用。如《新京报》10月21日的言论《她会不会爱上说“我爸是李刚”的中国帅男》。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李普曼75岁生日前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普利策说，社论是一份报纸的灵魂。他出版的《世界报》尽管因为煽情主义和黄色新闻备受诟病，但因为高质量的社论，使得他和他的报纸成为推动美国社会改革的急先锋。相形之下，我们的媒体应该站在更高的视点为公众提供富有启发的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建议。“李刚门”事件远未结束，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利益格局、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矛盾冲突不可避免。我们期待建立法治、理性、秩序、整合、凝聚力强的社会，在社会出现信任危机之时，传统媒体不要跟风炒作，而应该通过公正、客观的报道，揭示真相，并及时疏导。
参考文献：
[1] 宋素红.网络媒体与舆论监督[C].展江主编.舆论监督紫皮书[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
[2] 沈士光.公共事件中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救治途径[J].中国行政管理,2009(8).
[3] 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4).
[4]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荷)丹尼斯•麦奎尔.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7] 罗志田.否定性的国民?[N].南方周末,2010-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