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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呼吁建立翻译学，经过一些争论之后，似乎已有共识。但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翻译学，则有不同的提法。其中一种意见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本文将结合几个经典的传统译学理论和西方译学理论，对“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提法提出几点看法。
关键词：中国特色；翻译学；呼吁
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翻译标准，或大相径庭，例如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直译和意译，或相辅相成，例如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的三原则和严复的信达雅；到现代，更涌现了一些比较严格甚至“科学化”的标准：西方有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动态对等”，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語义翻译”和“传意翻译”，中国则有人运用语言学和数学模式来衡量等值度，从而对译作进行定量分析。[1]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呼吁建立翻译学，经过一些争论之后，似乎已有共识。但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翻译学，则有不同的提法。一种意见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或（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学，或“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另一种意见则是要建立“翻译学”，并反对强调民族特色[2]。我们真的能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些中西译论。
一、对几个中国传统议论的回顾：
1.严复的“信、达、雅”：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在译序中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便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则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3]
关于信、达、雅三者的关系，严复的认识也是比较清楚的。这从他对这三字的排列及论述的顺序，即可看出。他认为翻译应求其信，但如不达，等于没译。所以在信之外还要求其达。他提到中西文的句法的不同：“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多者数十百倍。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消减取径，又恐意义有漏。”因而他认为译者必须“讲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他明确提出：“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4]
2.周氏兄弟的译论：
鲁迅（周树人，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兄弟俩也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鲁迅于1902年去日本留学，在1903年开始翻译活动，最初是从日文转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儒勒·凡尔纳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等。周作人于1906年夏秋之间赴日留学，在1904年便开始从英文翻译《侠女奴》等小说。他们合作从事翻译活动，是在日本开始的，时在1907年。周氏兄弟当时不仅积极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译学见解。其中最主要的约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他们深受梁启超等人有关翻译主张的影响，强调翻译工作对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的重大意义；同时，他们又注目于”异域文术新宗“的艺术性，强调翻译文学作品的移情和涵养神思的作用。
周氏兄弟在译学理论方面的第二个较大贡献，确地提出了有关“直译”的观点，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高张一帜。大概在20年代初，周氏兄弟就鲜明的使用“直译”这个术语来概括他们的译学主张。1920年4月17日，周作人在他的译文集《点滴》的序中说，他的这几篇译作有“两个特别的地方，”，其中第一件便是“直译的文体”。鲁迅在1924年11月22日为所译的《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也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鲁迅在1925年12月3日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写的《后记》中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3.钱钟书的“化境”：
中国当代最令人骄傲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钱钟书，也对翻译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钱氏有关翻译的文章主要有：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1981年重写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和《管锥篇》中的《译事三难》、《反艺术开宗明义》、《译诗》、《译音字望文穿凿》等几则札记。在这些文章中，钱氏作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论述。
首先是关于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的独特见解。令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是，他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竟然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在《林纾的翻译》的一开头，他写到：
汉代文学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意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地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函数意”，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5]
钱氏所说的“化”，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而他对历来被打多数翻译者奉为准则的“信、达、雅”三字，也作了精湛的评论：
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以风格以出，斯之为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犹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6]
这段话，及其辩证的阐明了信、达、雅三者的关系。信不仅是第一位的，而且也被统摄和包含着达和雅。达是信的必要条件，不达不可能是信；而雅则并不是有些人误会的润饰美化的意思。严格按照原文的意旨和风格以译，就是达和雅，同时也就是信。
以上是我国传统译论中三则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从中不难看出这些翻译家的译论不外乎要指导如何“译”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翻译理论是应用翻译学。
二、引进西方译论的选择性：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学者翻译和介绍了许多外国译论，，以补传统译论的不足。外国的翻译理论，林林总总，但为中国译论界所重视的，大部分以语言学为基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外国译论的译介工作，是受传统译论的一些影响和制约的。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大家颇为熟悉的奈达和纽马克的译论。
1.奈达：
奈达以翻译即沟通为前提，提出了动态对等的原则，他认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7]。或者说，“接受者语言中的信息接受者（应能）产生与原语中的接受者基本相同的反应”。这个理论采取“实质上是符号学的途径”[8]，比传统翻译理论可谓前进了一大步。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理论把焦点如此明确的放在接受者的反应上，而没有了接受者，信息的传递过程就不可能完成。在理论上，这样一种新的翻译途径可结束几百年来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因为赖以评价翻译的标准将不再仅是译文与原文的比较，而是原文与译文同各自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究竟直译还是意译，已经无关宏旨了。[9]
2.纽马克：
纽马克认为，从翻译的需要来考虑，文本类型与其按照内容来区分，倒不如按照语言的功能，也就是使用语言的目的来区分[10]
根据雅各布森(Jakobson)修改的比勒(Buhler)的语言理论，纽马克提出了一套由他扩充了的文本分类法：
（1）抒发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2）资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3）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4）审美功能(aesthetic function)，（5）应酬功能(phatic function)，（6）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
纽马克又把翻译方法分为八种，从最侧重来源语言到最侧重目标语言，依次为：逐字译、直译、信实翻译、语义翻译、传意翻译、地道翻译、意译、改译；但是意译已经“根本不是翻译”，而只有语义翻译和传意翻译才能达到翻译的两大目标，就是准确、经济。语义翻译用语抒发文本，传意翻译用于资讯和呼唤文本[11]
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以指导实践为目的，强调“等值”或“对等”，与中国传统译论不谋而合，同属于以“忠实”为目标的应用翻译学，自然容易让中国译学理论研究者所接受。
三、两种文化转向
1.20世纪80年代初，在多元系统论的启发下，一些后来被称为“操纵学派”的学者开始积极从事理论性和描述性的翻译研究，导致这个学科的“大规模扩展”。后来，当图里仍专注于文学多元系统时，这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了“文化研究模式”，把“赞助人、社会条件、经济、建制操纵等文学外因素”与“翻译的选择及其在文学系统中的作用方式”联系起来研究，从而作出了所谓“文化转向”，但他们因为嫌多元系统论未能研究翻译与各种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足够的框架，所以离开了这套理论的“过分结构主义的根源”。[12]
2.面对国际上这种翻译理论研究的新动向，我国一些一写学者也开始积极地为中国译论的发展探索新的道路。
谢天振在他的《翻译理论新视野》的《序言》中写道：“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是局限了翻译理论的范围，把翻译理论仅仅理解为对‘怎么译’的探讨，也即仅仅局限在应用性理论上……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理论的功能简单化了，使人们以为似乎理论只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其实，理论，包括我们所说的翻译理论，除了有指导实践的功能以外，它还有帮助我们认识实践的功能……[13]
四、结语：
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的误区是谈到翻译理论或翻译学时，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的提法，从而忽视了理论的共通性。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当然也不会否认，由于翻译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同，因此各国、各民族的翻译必然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更多的是反映在翻译的实践层面，或者部分的反映在应用性翻译理论上，而不是在翻译的纯理论层面。
其实，我们之所以反对在讨论翻译理论时片面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的提法，是因为我们担心这种提法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或是因热衷于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或是以“自成体系”借口，盲目自大自满，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的拔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理论的探讨。
香港嶺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说得好，他认为，我国翻译研究界对西方许多译论，特别是对新翻译理论并不熟悉，更谈不上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念，大多处在微观、具体操作层面上，是应用性理论而非纯理论。“特色派”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其后果就会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强化了民族偏见。
参考文献：
[1][2][9][10][11][12]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4][5][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8]Eugeng A. Nid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3]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中国特色；翻译学；呼吁
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翻译标准，或大相径庭，例如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直译和意译，或相辅相成，例如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的三原则和严复的信达雅；到现代，更涌现了一些比较严格甚至“科学化”的标准：西方有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动态对等”，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語义翻译”和“传意翻译”，中国则有人运用语言学和数学模式来衡量等值度，从而对译作进行定量分析。[1]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呼吁建立翻译学，经过一些争论之后，似乎已有共识。但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翻译学，则有不同的提法。一种意见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或（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学，或“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另一种意见则是要建立“翻译学”，并反对强调民族特色[2]。我们真的能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些中西译论。
一、对几个中国传统议论的回顾：
1.严复的“信、达、雅”：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在译序中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便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则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3]
关于信、达、雅三者的关系，严复的认识也是比较清楚的。这从他对这三字的排列及论述的顺序，即可看出。他认为翻译应求其信，但如不达，等于没译。所以在信之外还要求其达。他提到中西文的句法的不同：“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多者数十百倍。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消减取径，又恐意义有漏。”因而他认为译者必须“讲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他明确提出：“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4]
2.周氏兄弟的译论：
鲁迅（周树人，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兄弟俩也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鲁迅于1902年去日本留学，在1903年开始翻译活动，最初是从日文转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儒勒·凡尔纳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等。周作人于1906年夏秋之间赴日留学，在1904年便开始从英文翻译《侠女奴》等小说。他们合作从事翻译活动，是在日本开始的，时在1907年。周氏兄弟当时不仅积极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译学见解。其中最主要的约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他们深受梁启超等人有关翻译主张的影响，强调翻译工作对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的重大意义；同时，他们又注目于”异域文术新宗“的艺术性，强调翻译文学作品的移情和涵养神思的作用。
周氏兄弟在译学理论方面的第二个较大贡献，确地提出了有关“直译”的观点，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高张一帜。大概在20年代初，周氏兄弟就鲜明的使用“直译”这个术语来概括他们的译学主张。1920年4月17日，周作人在他的译文集《点滴》的序中说，他的这几篇译作有“两个特别的地方，”，其中第一件便是“直译的文体”。鲁迅在1924年11月22日为所译的《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也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鲁迅在1925年12月3日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写的《后记》中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3.钱钟书的“化境”：
中国当代最令人骄傲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钱钟书，也对翻译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钱氏有关翻译的文章主要有：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1981年重写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和《管锥篇》中的《译事三难》、《反艺术开宗明义》、《译诗》、《译音字望文穿凿》等几则札记。在这些文章中，钱氏作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论述。
首先是关于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的独特见解。令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是，他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竟然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在《林纾的翻译》的一开头，他写到：
汉代文学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意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地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函数意”，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5]
钱氏所说的“化”，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而他对历来被打多数翻译者奉为准则的“信、达、雅”三字，也作了精湛的评论：
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以风格以出，斯之为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犹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6]
这段话，及其辩证的阐明了信、达、雅三者的关系。信不仅是第一位的，而且也被统摄和包含着达和雅。达是信的必要条件，不达不可能是信；而雅则并不是有些人误会的润饰美化的意思。严格按照原文的意旨和风格以译，就是达和雅，同时也就是信。
以上是我国传统译论中三则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从中不难看出这些翻译家的译论不外乎要指导如何“译”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翻译理论是应用翻译学。
二、引进西方译论的选择性：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学者翻译和介绍了许多外国译论，，以补传统译论的不足。外国的翻译理论，林林总总，但为中国译论界所重视的，大部分以语言学为基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外国译论的译介工作，是受传统译论的一些影响和制约的。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大家颇为熟悉的奈达和纽马克的译论。
1.奈达：
奈达以翻译即沟通为前提，提出了动态对等的原则，他认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7]。或者说，“接受者语言中的信息接受者（应能）产生与原语中的接受者基本相同的反应”。这个理论采取“实质上是符号学的途径”[8]，比传统翻译理论可谓前进了一大步。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理论把焦点如此明确的放在接受者的反应上，而没有了接受者，信息的传递过程就不可能完成。在理论上，这样一种新的翻译途径可结束几百年来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因为赖以评价翻译的标准将不再仅是译文与原文的比较，而是原文与译文同各自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究竟直译还是意译，已经无关宏旨了。[9]
2.纽马克：
纽马克认为，从翻译的需要来考虑，文本类型与其按照内容来区分，倒不如按照语言的功能，也就是使用语言的目的来区分[10]
根据雅各布森(Jakobson)修改的比勒(Buhler)的语言理论，纽马克提出了一套由他扩充了的文本分类法：
（1）抒发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2）资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3）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4）审美功能(aesthetic function)，（5）应酬功能(phatic function)，（6）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
纽马克又把翻译方法分为八种，从最侧重来源语言到最侧重目标语言，依次为：逐字译、直译、信实翻译、语义翻译、传意翻译、地道翻译、意译、改译；但是意译已经“根本不是翻译”，而只有语义翻译和传意翻译才能达到翻译的两大目标，就是准确、经济。语义翻译用语抒发文本，传意翻译用于资讯和呼唤文本[11]
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以指导实践为目的，强调“等值”或“对等”，与中国传统译论不谋而合，同属于以“忠实”为目标的应用翻译学，自然容易让中国译学理论研究者所接受。
三、两种文化转向
1.20世纪80年代初，在多元系统论的启发下，一些后来被称为“操纵学派”的学者开始积极从事理论性和描述性的翻译研究，导致这个学科的“大规模扩展”。后来，当图里仍专注于文学多元系统时，这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了“文化研究模式”，把“赞助人、社会条件、经济、建制操纵等文学外因素”与“翻译的选择及其在文学系统中的作用方式”联系起来研究，从而作出了所谓“文化转向”，但他们因为嫌多元系统论未能研究翻译与各种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足够的框架，所以离开了这套理论的“过分结构主义的根源”。[12]
2.面对国际上这种翻译理论研究的新动向，我国一些一写学者也开始积极地为中国译论的发展探索新的道路。
谢天振在他的《翻译理论新视野》的《序言》中写道：“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是局限了翻译理论的范围，把翻译理论仅仅理解为对‘怎么译’的探讨，也即仅仅局限在应用性理论上……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理论的功能简单化了，使人们以为似乎理论只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其实，理论，包括我们所说的翻译理论，除了有指导实践的功能以外，它还有帮助我们认识实践的功能……[13]
四、结语：
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的误区是谈到翻译理论或翻译学时，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的提法，从而忽视了理论的共通性。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当然也不会否认，由于翻译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同，因此各国、各民族的翻译必然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更多的是反映在翻译的实践层面，或者部分的反映在应用性翻译理论上，而不是在翻译的纯理论层面。
其实，我们之所以反对在讨论翻译理论时片面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的提法，是因为我们担心这种提法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或是因热衷于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或是以“自成体系”借口，盲目自大自满，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的拔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理论的探讨。
香港嶺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说得好，他认为，我国翻译研究界对西方许多译论，特别是对新翻译理论并不熟悉，更谈不上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念，大多处在微观、具体操作层面上，是应用性理论而非纯理论。“特色派”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其后果就会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强化了民族偏见。
参考文献：
[1][2][9][10][11][12]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4][5][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8]Eugeng A. Nid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3]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