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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去国家剧院，是为了看莫泊桑的《吝啬鬼》(大陆一译《悭吝人》)，并不是因马丁·艾米斯。
那天去得早，因为秋日夕阳下的泰晤士河很美，河边成排的小书摊很有趣，因为国家剧院一楼的大厅中，总有优雅的室内乐。
然而看到他演讲的广告，便抛开了其他一切。
他要介绍、朗读并与读者讨论他的新书《时间之箭》，当然，事后，也要签名售书。
奥利维尔剧场的圆形舞台很大，台上悬着黑纱的薄幔，立着钢铁的扶梯，这些是《吝啬鬼》的道具。听众只坐了半场，剧场便显得极静、极空落，台上的马丁·艾米斯穿了套姜黄色的便装，白衬衫没有领带，站在一支可放一本书一杯水的小木架前，与那大舞台似乎很不相称。门口虽有人管收门票，台上却没有主持人，他静静地站在台上等听众，六点敲过，没有人再进来，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
他个头虽小，嗓门却大，同样的大脑袋和大鼻子。
看去，他与街上的每一个普通的英国男人无甚差异。
然而，他却写着奇奇怪怪很特别的小说，他的小说很不英国。
《时间之箭》并不是他的第一部小说，自从一九七四年发表《雷切尔的纸》(The Rachel Papers)以来，他的《钱》(Money，一九八四)，《爱因斯坦的魔鬼》(Einstein’sMonsters，一九八七)和《伦敦地》(LondonFields，一九八九)本本都很有名，虽然读的人并不多。
他的有名还在于他有一位著名的爸爸：金斯莱·艾米斯(Kin-gsleyAmis)。书香世家，牛津子弟，似乎得天独厚。也许正因如此，评论家们便不客气，四十四岁的人了，还被称为“青年作家”，为父的宝刀不老，做儿子的便常常被挂在其父的名下被人品评，什么“坏孩子”(enfantterrible)啦，什么“儿子照常升起”(thesonalsorises)啦，无论褒贬，英国评论家最爱嚼舌头。
当年，十六岁的马丁在父亲的出版社JonathanCape打工见习时，便曾拒不承认过他与那位名作家有任何关系，但一日金斯莱来出版社送稿，马丁竟脱口而出“爸爸，你漏了第260页啦！”从此以后，他便学会了以不战而败，以攻为守的战略来对付评论界的揶揄，索性常常提父亲的大名，从不讳言：“我很受家父的影响，我们是极好的朋友，我们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围城》中只说夫妻同行有此功用，岂知子承父业也能增强信心。
英国人常常爱不明说的曲里拐弯的智慧和幽默，马丁这一招便很不英国。
马丁并不在乎，“我一直试图不成为一个‘英国’作家”，这是他的信条和努力，他从不以英国作家惯常关心的婚恋及事业为主题，他下笔之处是诅咒，斗殴，吸毒、酗酒、赌博、电视、快餐之类，他写的是“严重的腐败，极端的粗鄙，完完全全的二十世纪”。他更属美国味。英人常常小觑美国英文及文化，马丁则不，“在写《钱》时，我希望我的主人公不像英国小说里惯有的其他人物那样，在美国却看不起美国，我希望他能仰视美国。我就很尊视美国，无论怎么说，二十世纪的小说是属于美国的。”他少年时代吮吸的虽然是狄更斯，真正让他成熟的，却是索尔·贝娄和纳布可夫。
于是，他的小说没有细致缜密(婆婆妈妈)的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也少了让英国人舒舒服服的温雅和幽默，却比一般英国作家更充满现代意识，更表现现代社会给人的危胁、焦灼与恐惧。他的风格是颠荡、摇曳、味浓，富有进攻性，属重量级。一九七六年，他竟曾把自己的一部小说题为《死婴》(DeadBabies)，让一些老文人坐卧不宁，第二年出平装本时，不得不收敛一些，将题目改为《黑暗之秘》(DarkSecrets)。
于是，常常能听到英国读者抱怨：“我真受不了马丁·艾米斯！”
无论是受得了受不了，却不得不承认他路子野，招数多，便如他的《时间之箭》。
这是一个关于纳粹军医和奥茨维基大屠杀的故事。
这类题材，向来为小说家所避讳，很多人以为，此等惨事，只能保存在历史档案文献中，不宜做小说家言。
然而，马丁·艾米斯却偏要玩这别人玩不转的主题，纯粹用小说家的笔法，而且在技巧上走向极端：倒过来写。
故事开始于一位名为托德的风烛残年垂死的老人，他年龄渐轻，变名为约翰尼，成为纽约一位颇成功的开业医生。然后，他离开美国，在梵蒂冈改名奥地罗，回到德国，成为奥茨维基集中营中的德国军医。在那里，死去的和被肢解的犹太人经他的手被重新组合、复原，最后都健康地离开集中营……时间再回溯，小说结束在主人公的家乡，他在母体中等待出生……
于是，一切都颠倒了：健康人走进医院去看医生，出来时则病体不支；排泄时是人体吸收粪便，吃饭时则是口中吐出食物；运垃圾的车子也不是清理街道，而是把垃圾随处乱扔，人们从家中出来把垃圾捡回加以利用……
于是，“我们的衣服从房间的各处向我们飞来，一只鞋子像一枚旧子弹从暗影中射出，被一只手一把抓住，风车般的裤子缠在脚踝，在踢动的腿上穿好……”
于是，大屠杀变成大好事，结束时犹太人笑容满面……
人们不禁要问，小艾米斯在开什么玩笑？
不，马丁不开玩笑，他是个严肃而深刻的作家，作文追求道德及价值判断，平时连英国人惯爱说的俏皮话都不太说。
他是先打算写一部倒叙的小说，这类尝试，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人，例如冯尼古特的《第五号屠场》，便有一段关于主人公倒着看一部关于二战的电影的描写：飞机倒着飞，炸弹被收回，城市被复原，武器被拆散送回原产地，不再伤害任何人。然而冯尼古特的描写只是一段，而且是关于物体。马丁想倒着写活人的生活，写一整本，他觉得倒着写更利于表达反讽，倒着的对话才更有意味，更能发人深省。
选择这个题材来迎合这种手法，则是在读了他的朋友罗伯特·李夫顿(RobertLifton)的《纳粹医生》(TheNaziDoctor)之后，“那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所接触的最不同寻常的主题，纳粹医生是颠倒世界中的最典型的例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从治病变为杀人。”一个人怎么能在清晨吻别妻儿，便去集中营中肢解人体？这是一种精神的错位，一种非正常的思路，是一种颠倒。
《时间之箭》的叙述者是那位托德一约翰尼一奥地罗本人，更确切的说，是那个脱离了他垂死的身体的灵魂，一个虚晃的影子，在炼狱中受着煎熬，在地狱之门前徘徊。它审视那肉体的一生，它或许也不理解自己分裂的人格，于是，为求安宁，它便强迫那肉体去回溯，因为只有在倒着的体验中，才能使他罪孽的一生合理，虽然这要以种种日常生活的不合理做代价。于是，马丁倒着写这个故事，便也有了人物心理做基础，不只是为技巧而技巧了。
对读者来说，读这样的文字觉得荒谬可笑，但也让你思考，许多事颠倒过来便不可接受，比如吃饭，比如排泄，而唯有屠杀颠倒过来却能为人接受，于是，一路上别别扭扭地读下这部小说后，你会觉得奥茨维奇更令人发指，更惨更痛，这是一种读卡夫卡的小说会有的感觉。
这也是马丁·艾米斯希望这部回文小说能蕴积的力量。
MartinAmisTime’sArrow，JonathanCape1991，176pp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清明
英伦文事
那天去得早，因为秋日夕阳下的泰晤士河很美，河边成排的小书摊很有趣，因为国家剧院一楼的大厅中，总有优雅的室内乐。
然而看到他演讲的广告，便抛开了其他一切。
他要介绍、朗读并与读者讨论他的新书《时间之箭》，当然，事后，也要签名售书。
奥利维尔剧场的圆形舞台很大，台上悬着黑纱的薄幔，立着钢铁的扶梯，这些是《吝啬鬼》的道具。听众只坐了半场，剧场便显得极静、极空落，台上的马丁·艾米斯穿了套姜黄色的便装，白衬衫没有领带，站在一支可放一本书一杯水的小木架前，与那大舞台似乎很不相称。门口虽有人管收门票，台上却没有主持人，他静静地站在台上等听众，六点敲过，没有人再进来，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
他个头虽小，嗓门却大，同样的大脑袋和大鼻子。
看去，他与街上的每一个普通的英国男人无甚差异。
然而，他却写着奇奇怪怪很特别的小说，他的小说很不英国。
《时间之箭》并不是他的第一部小说，自从一九七四年发表《雷切尔的纸》(The Rachel Papers)以来，他的《钱》(Money，一九八四)，《爱因斯坦的魔鬼》(Einstein’sMonsters，一九八七)和《伦敦地》(LondonFields，一九八九)本本都很有名，虽然读的人并不多。
他的有名还在于他有一位著名的爸爸：金斯莱·艾米斯(Kin-gsleyAmis)。书香世家，牛津子弟，似乎得天独厚。也许正因如此，评论家们便不客气，四十四岁的人了，还被称为“青年作家”，为父的宝刀不老，做儿子的便常常被挂在其父的名下被人品评，什么“坏孩子”(enfantterrible)啦，什么“儿子照常升起”(thesonalsorises)啦，无论褒贬，英国评论家最爱嚼舌头。
当年，十六岁的马丁在父亲的出版社JonathanCape打工见习时，便曾拒不承认过他与那位名作家有任何关系，但一日金斯莱来出版社送稿，马丁竟脱口而出“爸爸，你漏了第260页啦！”从此以后，他便学会了以不战而败，以攻为守的战略来对付评论界的揶揄，索性常常提父亲的大名，从不讳言：“我很受家父的影响，我们是极好的朋友，我们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围城》中只说夫妻同行有此功用，岂知子承父业也能增强信心。
英国人常常爱不明说的曲里拐弯的智慧和幽默，马丁这一招便很不英国。
马丁并不在乎，“我一直试图不成为一个‘英国’作家”，这是他的信条和努力，他从不以英国作家惯常关心的婚恋及事业为主题，他下笔之处是诅咒，斗殴，吸毒、酗酒、赌博、电视、快餐之类，他写的是“严重的腐败，极端的粗鄙，完完全全的二十世纪”。他更属美国味。英人常常小觑美国英文及文化，马丁则不，“在写《钱》时，我希望我的主人公不像英国小说里惯有的其他人物那样，在美国却看不起美国，我希望他能仰视美国。我就很尊视美国，无论怎么说，二十世纪的小说是属于美国的。”他少年时代吮吸的虽然是狄更斯，真正让他成熟的，却是索尔·贝娄和纳布可夫。
于是，他的小说没有细致缜密(婆婆妈妈)的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也少了让英国人舒舒服服的温雅和幽默，却比一般英国作家更充满现代意识，更表现现代社会给人的危胁、焦灼与恐惧。他的风格是颠荡、摇曳、味浓，富有进攻性，属重量级。一九七六年，他竟曾把自己的一部小说题为《死婴》(DeadBabies)，让一些老文人坐卧不宁，第二年出平装本时，不得不收敛一些，将题目改为《黑暗之秘》(DarkSecrets)。
于是，常常能听到英国读者抱怨：“我真受不了马丁·艾米斯！”
无论是受得了受不了，却不得不承认他路子野，招数多，便如他的《时间之箭》。
这是一个关于纳粹军医和奥茨维基大屠杀的故事。
这类题材，向来为小说家所避讳，很多人以为，此等惨事，只能保存在历史档案文献中，不宜做小说家言。
然而，马丁·艾米斯却偏要玩这别人玩不转的主题，纯粹用小说家的笔法，而且在技巧上走向极端：倒过来写。
故事开始于一位名为托德的风烛残年垂死的老人，他年龄渐轻，变名为约翰尼，成为纽约一位颇成功的开业医生。然后，他离开美国，在梵蒂冈改名奥地罗，回到德国，成为奥茨维基集中营中的德国军医。在那里，死去的和被肢解的犹太人经他的手被重新组合、复原，最后都健康地离开集中营……时间再回溯，小说结束在主人公的家乡，他在母体中等待出生……
于是，一切都颠倒了：健康人走进医院去看医生，出来时则病体不支；排泄时是人体吸收粪便，吃饭时则是口中吐出食物；运垃圾的车子也不是清理街道，而是把垃圾随处乱扔，人们从家中出来把垃圾捡回加以利用……
于是，“我们的衣服从房间的各处向我们飞来，一只鞋子像一枚旧子弹从暗影中射出，被一只手一把抓住，风车般的裤子缠在脚踝，在踢动的腿上穿好……”
于是，大屠杀变成大好事，结束时犹太人笑容满面……
人们不禁要问，小艾米斯在开什么玩笑？
不，马丁不开玩笑，他是个严肃而深刻的作家，作文追求道德及价值判断，平时连英国人惯爱说的俏皮话都不太说。
他是先打算写一部倒叙的小说，这类尝试，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人，例如冯尼古特的《第五号屠场》，便有一段关于主人公倒着看一部关于二战的电影的描写：飞机倒着飞，炸弹被收回，城市被复原，武器被拆散送回原产地，不再伤害任何人。然而冯尼古特的描写只是一段，而且是关于物体。马丁想倒着写活人的生活，写一整本，他觉得倒着写更利于表达反讽，倒着的对话才更有意味，更能发人深省。
选择这个题材来迎合这种手法，则是在读了他的朋友罗伯特·李夫顿(RobertLifton)的《纳粹医生》(TheNaziDoctor)之后，“那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所接触的最不同寻常的主题，纳粹医生是颠倒世界中的最典型的例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从治病变为杀人。”一个人怎么能在清晨吻别妻儿，便去集中营中肢解人体？这是一种精神的错位，一种非正常的思路，是一种颠倒。
《时间之箭》的叙述者是那位托德一约翰尼一奥地罗本人，更确切的说，是那个脱离了他垂死的身体的灵魂，一个虚晃的影子，在炼狱中受着煎熬，在地狱之门前徘徊。它审视那肉体的一生，它或许也不理解自己分裂的人格，于是，为求安宁，它便强迫那肉体去回溯，因为只有在倒着的体验中，才能使他罪孽的一生合理，虽然这要以种种日常生活的不合理做代价。于是，马丁倒着写这个故事，便也有了人物心理做基础，不只是为技巧而技巧了。
对读者来说，读这样的文字觉得荒谬可笑，但也让你思考，许多事颠倒过来便不可接受，比如吃饭，比如排泄，而唯有屠杀颠倒过来却能为人接受，于是，一路上别别扭扭地读下这部小说后，你会觉得奥茨维奇更令人发指，更惨更痛，这是一种读卡夫卡的小说会有的感觉。
这也是马丁·艾米斯希望这部回文小说能蕴积的力量。
MartinAmisTime’sArrow，JonathanCape1991，176pp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清明
英伦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