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傍晚时分，我们从广东坪返回，在北宽坪街以南向右手进沟，来到白家山。白安善老人家就在路边住，家里还开有小商店，老婆和孙子在家。老白说：“我哥死了，没人说戏了，也没戏本子了，只有我安良兄弟会一些，我马上给联系人。”几年前，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小贾来过多次，人也熟了，老白也热情。他说他爷那会儿就弄皮影，解放前，他伯跟着演牛皮影子还到关中户县、华县。
　　老白给安良打通了电话，说在山上给飞鼠采柏朵子去了。一位老年妇女引着孙女，娃哭闹着，她给买了个棒棒糖，这才笑着跑开了。在等安良期间，我们到门口看那一簇簇百合花，各种颜色都有，我们几个争相选角度用手机拍照。百合地里栽着西红柿、辣椒、豆角，都是果实压弯了枝干。涧边上一丛竹子青翠得要流绿油一般。想起苏东坡诗中所写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在农村与竹子作伴居住很普遍，在城里却成了奢侈。老白爱好皮影戏，也许精神里就有着竹子的气节吧。
　　我们又到屋里喝水，等着。老白说：“我二大叫白应德，也就是安良他大，记性特别好，戏本子看三遍就能记下全本戏。‘文革’时，牛皮影子给交一些，偷的留了一些，戏本子全被抄走了。后来自己又做了一些。”老白说他祖先从沙河子白涧搬过来的。
　　老白小心翼翼地从木楼上把牛皮影子箱子搬下来，也小心地从箱子拿出来，牛皮影做的很薄，很精致，也很逼真。安良回来了，50来岁的人，瘦高个，大眼睛，他家里养着飞鼠，现在一斤飞鼠屎卖到29.5元，效益还行。他从小就跟他大四处演出。后来又跟太子河的长命学，还跟伯父和安治哥学耍扦子。能唱20多个皮影戏。安良边说边耍扦子，他说要把戏背过哩，才能知道啥时候上啥人呢，他是全过程能做的。他先后演过《封神榜》《大闹天宫》《劈山救母》《杨门女将》等戏。他说唱的是商洛道情，耍武戏好看，文戏没看头。小贾说，唱的时候不奏乐，奏乐的时候不唱了。安良喝了一口水，又说道：“记得七几年就跟老人在各地转的演哩，啥都不懂，瞎学哩么。我主要是耍扦子。到时候手嘴脑都得用哩。七八个人就能开唱，一个拉胡胡子的，一个吹笛子的，一个敲水灵子的，一个说的，再是耍的。”安良也是在唱皮影戏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结婚生子，日子也踏实。儿子都二十好几了，在外面上大学。老白说申遗是2006年成功的，只是现在娃些个都出去打工了，没人学了，他担心着再没人学咋办。
　　说到日本人来的那一次，全部过程人家都录像了。群众也好奇，日本人到底啥样子，围上来一看黑不溜秋的，跟咱没二样。老白说，日本人要高价钱买咱的牛皮影子，村上人一口腔：出多少钱都不卖。安良也感慨地说：“这都是祖先给留下来的，一卖就啥都没有了。”
　　白家山姓白的近40户，在家的人也没多少了，大家相处的跟一家人一样。逢年过节还张罗张罗皮影戏。
　　天黑了，老白留我们，我们笑着说：“啥时候演皮影戏时，要叫我们哩。”安良也笑着说：“记下电话了，春节给打电话来看牛皮影子戏哦。”我们也一哇声应承了。
　　在返回车上，小贾说，商洛道情皮影戏还有个传承人叫王建良，他是头枕丹江水，在河边柳树下学成的。商洛道情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古老的戏种，是道教化缘时的诵经调，也是陕西道情的始祖。常常以二人转的击打形式，用商洛方言演唱，最能表现苦音。道情为“板腔体”，以“说唱体”（静板）为主。道白、唱词在音乐的间歇中进行，唱词以7句、10句为主，称作“穿句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拍成电影的《一文钱》就是商洛道情，很有影响。王建良14岁上跟师傅王彦杰学习，他很有心计， 把师傅教的内容全部用笔记下。一般人得学10年，他3年就登台了。连伴奏的板子、渔鼓、简板手锣等乐器，他都能熟练操作。有一年正月里，在商州的黑山定了二十场戏，师傅感冒突然发不出声，20岁的他登台，为上千人表演了皮影戏《火焰山》，一下子出了名。师傅过世后，大家推他为班主。他买来牛皮，自己又做了一套新皮影。每到正月，他们皮影戏班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去演。一次在洛南演出时，一位老艺人晚上睡在一家，第二天突然去世。房东要索赔，家属要偿命，这事给他打击很大，从此，他解散了戏班子。如今，他儿女都成家，他还想着啥时候再组建商洛道情皮影戏班。
　　当晚，我从书橱里翻到《商县文史资料》（1987年10月印），里面有段德功整理、李仁杰口述的《我知道的商县皮影戏》。让我对丹江边的皮影戏有了较全面了解。李老人家是丹江边麻街史家沟人，祖孙三代唱皮影戏。明末清初，有个外号叫“白米虫”（爱吃米饭）的单身汉，在商县与洛南交界的药子岭安家，收几个穷孩子，农闲了学戏。在方圆数十里演皮影戏。辛亥革命后，皮影戏班发展到30多个，从艺人员达到250多人。正月、二月是皮影小戏的旺季，还有每年的7月到11月，农村人给虫腊神、龙王神、马王神、土地神、火神过会唱戏。每台戏为四场（两个晚场，一个中午场，一个下午场），每场是一本三参（一个本戏三个折子戏）。“戏把式”首推“说戏的”（又叫坐前台的），再是“扦手”（又叫耍扦子的）和“笛手”。说戏把式就是主唱人，生旦净末丑到十杂，唱啥像啥。同时，还要敲鼓板，拍渔鼓，捏夹子，敲手锣。扦手，把皮影戏表演得惟妙惟肖，对台口人物、下杂（各类道具）摆设干净利落。台口所有人由他调遣，多么激烈的战斗，由他指挥。看戏就看的是扦手的技艺。笛手，用笛子吹奏指挥乐队。剧目以传统神话为主，比如，《封神榜》中的“阴门阵”“黄河阵”;《西游记》中的“白鼠洞”“通天河”;神鬼戏里的“升天桥”“八仙台”;民間风情戏里的“三英图”“金钟记”;还有其他传统剧目。如“金沙滩”“铡美案”等。每台戏最后一场，还要加演“捎戏子”，不然，群众不散场。“捎戏子”就是在唱完一本三参之后，再加场几段小折子戏。如“老鼠告猫”“审丽猫”“三怕婆娘”等。多为喜剧，常带“酸劲”，逗乐。皮影戏的音乐特点是唱时无伴奏，伴奏时不说不唱。板路有：“慢板”“二六板”“紧板”“尖板”“滚板”等。道情还有独特曲牌，如“栽花”“尖尖花”等。乐器以笛子为主，还有四弦、二胡、月琴等。皮影班人员结构，有“七紧、八慢、九逍停”之说。七个人的戏班子较紧张，一个戏头子（主唱），一个耍扦子的（扦手），一个执三件子的（敲大锣、钗、梆子），一个吹笛、吹唢呐的（乐队上手），一个拉四弦或板胡的（乐队下手），一个担箱带敲梆子的（杂务），一个外交。八慢，由八人组成的戏班子，除按七人戏班分工外，再增加一个扦手，通常是徒弟。九逍停就在八人组成的戏班子外，再增加一个反调板胡，较为逍闲。皮影制作以小牛皮为最佳。先把选好的牛皮在水里浸泡（夏天三四天，冬天七八天），然后将牛皮铺平，钉在墙上。等风干后，用刀把毛刮净，细心刮掉素肉，将牛皮刮成三张白纸那么厚。制作的样式多是模仿，还有自行设计的。刀具很讲究，有多少皮影花纹，就得有多少刀具，最少也不下30多种。刻皮影最费工的是眼睛，皮影眼珠小，工艺要求细。上颜色也难，一般专用透明的颜色。刻好后，进行热处理。把砖块放到木炭火上烧热，烧到60多度，把刻好的皮影用白纸夹住，放在烧热的两块砖中间，平放一顿饭时间就行了。

十一

　　罗公砭是清代康熙十八年（1753），时任商州知州的罗文思，用自己节俭的奉银五百多两，组织人力在山岩上凿成的一条道。罗文思在《续商州志》中收有他写的《新修东路砭记》，文中记载“丹江绕其下，奔流箭激，危石狰狞水中，俯视黝黑”。悬崖一线，行人多有危险。乾隆二十三年（1757）修成了宽七八尺的石砭。后人为了纪念罗公，叫罗公砭。
　　那是夏日雨后的一天早晨，地上还湿漉漉的，天阴沉着，我们一块来到罗公砭。这里是过去的312国道必经之地，也就是有了罗公砭才为修国道打下了基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道改到丹江南岸，这条道也被冷落了，路也被拉沙石的大卡车砸的凸凹不平。丹江河里的石头在路上也丢了不少。小贾、老喻对石头感兴趣，低头找着。老喻感叹道：“那时的官员人品才叫高尚哩，拿自己的工资给百姓修路，让现在贪官比照比照，真是天地之差呀。”小贾捡到上有一只兔子很逼真的石头。他开玩笑说：“说不定都是罗文思老人家把玩过的，还能感觉到他的温度哩。”在路边靠北有一个很大的红砂岩洼洼子，有几百平米，这曾是古代造钱币的地方。罗公砭上方半岩上有不少洞穴。北大的考古专家来过多次，初步认定是汉代的崖墓群。这一带全是红砂岩，山上只有几个小树和草，在挣扎地活着。黝黑暗红的山体，雨后湿润发亮，沟槽处水流成小瀑布，很壮观。

十二

　　从罗公砭向东没走几步，就能听到水的轰鸣声。这里就是会峪河改河工程所在地。站在桥上朝下看，刚发过洪水的隧道口，有黄河壶口瀑布的气势，飞流直下几十米，一泻入了丹江。震得桥都在晃动。我们从桥左边下到洞口边，多年的流水把砂岩冲刷成了深深的壕沟。老师要给学生讲“滴水穿石”，这儿是最鲜活的教材了。洞口上方隐隐能看到用钎子凿出的：会峪改河工程。边上的时间模糊地看不清楚。
　　这个改河洞子，我很熟悉。当年在夜村中学上学时，学校的农场就在会峪西边的古路峪。我们学工学农，要去农场种地。十二三岁的一拨同学，两个人抬一桶尿水，我个子矮，走前面，大个的根子在后面耍怪，左右摇，拽的我趔趔趄趄，尿水都洒出来了，气的我骂他。走十几里路，才能到农场。从洞子走，近许多。平常不发大水时，会峪村人也从洞子出出进进。记得有一次发洪水，夜村街一位同学的父亲到会峪种地，回来时刚走到洞子中间，洪水来了，吓得他抓住洞边的炮眼。就这样连惊带怕，到第二天下午水小了，人才出来。家里以为让水冲走了，才准备到月日滩找寻，安排后事呀。对这个洞子的历史，我知道的不多。站在这里看了半天，也想了想少年的自己。正要走开时，来了一位老人，叫杨福顺，73岁，老人清瘦驼背，是东边杨塬村人。老人说下雨了，闲的没事，到地里转。老人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小陈上前给老人递上香烟，点着，老人狠狠抽了一口烟，说：“好烟么。说这洞子么，打了两三年哩，夜村、杨塬、会峪、乐园、将军腿大队都来修来。修了一弯地有300多亩，当时全靠人工挖，钢钎子、铁锤打。一天进不了一米。两天下来，人手上都是一串串血泡。干一天活，队里给记13分工，一分工只图三分钱，一天下来也就是3毛来钱，开始吃饭在自家屋里，队里一天补助毛粮二三两。”老人又狠咂了一口烟，笑着说：“修这洞子放炮弄啥，没死一个人噢。”
　　我们来到312国道与会峪沟路的交叉口。这里是杨塬村道塬组，也是商州区蟒岭绿道的起点。在道塬的村卫生室门口，见到一位中年男子，叫杨栓民，57岁。他只记得1972年洞子打通了，让学生从洞子抬过土渣。通水时，学生组成方队参加过通水仪式，场面很热闹。他指着他家楼房后的涧下面说，那就是改河修的地，几百亩，过去全是稻田。现在搞大棚香菇，还种了一大片叫啥子薰衣草，香香的，叫人来看哩么。他家门口有花草，还有木栅栏，是旅游公司给弄的。
　　到道塬北面，见路边农家门口有一堆人在说说笑笑。问改河一事，一个说洞子100米，一个说500米，另一个大声说：“那得问老村长去，人家一直参加来么。”有人就喊来老村长于忠善，老人瘦瘦的，高个子，说话不紧不慢。这洞子90来米长，10米宽，5米高，是1969年动工修的，1972年通水的。秋季里开始打的，先头有夜村、会峪、将军腿、乐园都参加了。打了一段时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夜村退了。分两队人马从南北两边打。南边上20多人，北边30多人，一天上劳也就50多个。用的是钢钎、铁锤、钢凿子，用报纸包着黑色炸药，后来才用上黄色炸药。开始点蜡烛、点煤油灯照亮，人个个被熏得跟挖煤工一样黑。每天收工前放炮，只有一辆架子车拉运渣料，更多的都是靠肩挑背驮。炮打下来大石块了，四抬的，八抬的都有。后来，水电局给拿来矿压机风钻打了三个月，渣子太多出不来，塞的没法打了，只有人工继续打。打透了，县上才从二龙山水库、南秦水库撤来人援助，会战了三个月。忠善老人在现场负责安全，特别对查炮排炮要做到一一登记，谁不登记处罚谁。每回炮一放毕，上一班不清理，下一班不准接班。这样才保证了没出问题。工程修到快一半时，会峪河发大水，冲走了人，村里人就緊张了，有人说这是挖了霸王寨，吓跑了金燕子。金燕子居住的崖下跟大海相通，惹怒了龙王爷，这才把人带走了么。县水电局安技术员给大家讲科学，叫大家不要信迷信。咱打咱的，一点也出不了事，有啥事他负责，大家这才又继续打了。安技术员对工作很负责，还从县里争取了炸药雷管等物资。打了三年洞子，人家一直都在工地上，新修成的370多亩地，杨塬村占七成，会峪跟乐园村占三成。这是拿工分硬分的。老于也是打洞子的功臣，三年里没一天离开过工地。
　　又来了一个说话有点沙哑的老人，叫于铁蛋，73岁。他那时是副村长，后来当村长了。那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哪儿苦就在哪儿扛着。洞子打透时才3米高，又继续下了2米。最苦难还是吃不饱肚子，给上级汇报后，国家给每人一天补半斤苞谷，还办了灶。这山叫霸王山，说是啥朝代有个霸王从这儿走过的。他陪安技术员上寨子架线，测量没打成洞子的长度。两边都打过50多米了，咋还没透，一边往上打，一边往下打，打了2米多就听见响声了。不久，一钎子就给打透了。夜村区公所重视了，县上蹲点的，区上蹲点的都来了。省水校学生六七个来实习，有个小伙子姓易，天天都到现场，两边跑，坡上一条窄窄的小路，走一处要一个多小时。到1973年秋季洞子通了，会峪河的水从洞子流到丹江，群众看到新修的一大片地，高兴得流着眼泪放鞭炮庆祝。 　　三十多年前，家父在邮电所工作，我跟来读书，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离开这么多年，街上的变化很大。初中同学魏毛根，学名叫魏芳良，大我一岁。在街上开了一家门市，办联通业务，兼卖种子。上初中时他人高马大，吼一声都叫人害怕哩。我那会儿人小，加之又是从苗沟山里来的，就有同学欺负，一旦他得知，大吼一声，那些同学吓得跑地没影了。他就是我那时的“保护神”。初中毕业上高中，我们俩又在高一一班坐了一个多月，我就去上师范了，他继续上高中。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了。在村里也算是有影响的人，村委会有啥不到位的事情，他能站出来主持正义，也被选为村文书。加上他善交朋友，联系广泛，联通公司在街上设了个点让他负责，他就开了这个店。有一次来找我，说村上要给刚合并回来的四岭村修路，得要三十多万，叫我想法争取。我在市里正好联系这一块工作，让他以村上名义上报材料，他快言快语地说：“材料你给弄，我不会，要不下钱，咱俩今后就别见面了。”他就是这人，干啥都硬吃硬压。钱要到了，他却找我说不让给了，那些干部不实在。他气呼呼地来给我说：“老同学，知道你看脸求人，那些狗日的就不是东西，不能让国家的钱进了私人腰包，我放弃了。”果不然一位村干部就蹲了大牢。上学那会儿，我和另一个同學偷吃了他家厕所上那树梨树上的梨，他知道后，没把我咋样，狠狠教训了那位同学。多年以后，他才告诉我说：“你那时小不点一个，打都打不住的么。”
　　他知道我在调研丹江的事情，叫来他妻子的姑父，和老同学何天世的父亲。见到天世父亲，很亲切，老人我过去就认识，看着变化不大，只是耳朵有点笨了，毕竟是80多的人了么。坐了一会说还有个事儿，过会儿再来。毛根又叫来天世，他都有孙子了。我俩上学时是同桌。他现在日子也过得不错。说话间，过了一会儿，毛根的姑父来了。他在夜村三组，叫李书正，69岁，人红光满面，我也认识，他一听说我父亲的名字，站起来大声说：“老李可是个好人呀！可惜过世我都不知道，我们都是好朋友哩。” 说话中间，毛根被人叫去办手机号码了。老李当年20来岁，家境贫困，只上过6年学，就回家劳动了。打会峪洞子时，是村上民兵连长，带领村上十几个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从南朝北打。回来时架子车连着搭成土火车，从土地岭一下子就到街里东塬了。他说：“那时做饭的是将军腿的人，眼睛不好，吃饭时，碗里放一个铁皮做的签子，只要听到‘叮当’一声，老汉就给打饭。我街里几个耍怪哩，拿石子在碗里一砸，哄得老汉给打了饭，签子还在手里，多吃了不少馍哩。”毛根忙完出来了，说：“我街里人到哪儿都没吃过亏。”老李说他去打洞子，第一炮都是他自己用火柴给点的导火线。一天一个人从家里拿半斤粮，队上给补一斤，一年油只有3两。一般都是打进多少米，记多少工，一天10分，加班再加2分。老李惋惜地说：“洞子打通时，让垫地哩，村干部说太远了，这就放弃了，没要地。”毛根也跟着说：“对着哩，那时没修公路，翻土地岭去收庄稼，担担子不划算么。丹江河南河塬的地也没要么。”毛根说的土地岭，就是我们中学后面的山岭。那时那儿有一个水磨坊，边上是一个苹果园，都是夜村队上的。我们不上课去看水磨，一块偷过好几次苹果哩，我自然是放哨的了。
　　过了一会儿，天世他父亲又来了，他说打洞子他参加的少，修双惠渠是他和王世珍一块跑了好多次给设计的。说起那些事儿，老人连哪一天干的啥，都记得很清楚。王世珍是个能人，文化不高，灵得很，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的。老人走路跟年轻人一样轻快，耳笨了。
　　问毛根丹江边上的泉水，他说水还在流，现在都不用了，吃上自来水。那时我们放学后，天天下到河边担水，河畔有一股浸水有胳膊粗朝出涌，用手掬着喝，甜甜的。其实每到下午说是担水，多数在丹江河里玩，玩够了，才急急忙忙担水去。天又下起雨来，很想去看看那眼泉，毛根说：“12点多了，走到国道后面饭店吃饭走，今儿我请大家。烂泉有啥看的，下次来引你去。”到酒店，他掏出500元押在前台，说：“今儿我买单，多退少补，你要收了别人的钱，小心你唩狗头。”老板连连点头说是。我也开玩笑说：“到你地盘上了，不吃你吃谁呀，还要喝你的哩么。”毛根豪爽地说：“上酒，先拿两瓶六年西凤。”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双惠渠是引会峪河的水，浇夜村街一带的地，也是丹江边上修建最早的人工渠，算是夜村的“红旗渠”。那天在了解会峪改河工程时，见到道塬的于铁蛋老人，他告诉我们，这渠是1957年修的。开始是公社水利员王世珍和他的搭档何新山一块测量来。一年多时间就修成了，能浇五六个村的地，也在上千亩。在打寨子岩到白虎崖300多米时，中间全是悬崖峭壁，只好把人吊到二三十米的空里打炮眼，跟修红旗渠时一模一样。现在渠不行了，土地岭国道加宽了，渡槽没架。
　　我们上到土地岭双惠渠边。夏日的雨下过地上泥泞，草上有露珠。渠里不是毛草，就是土石，没有一点水，有好几处被人种上苞谷，苞谷穗也有一尺长了。土地岭朝南，翻过去就是夜村中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那里上学时，经常在渡槽上玩。高考时，坐在学校操场边的水渠旁，不到两个早上，就把100多道政治复习题背得滚瓜烂熟。那水渠里还有小鱼和螃蟹。
　　到夜村街见到老同学的父亲，何新山老人，85岁了。说到双惠渠，老人很自豪地木轮的功能发电。试验成功后，自制了水泥管子和双击式水轮机，从兴平买回一台20千瓦的发电机，建成三级水力发电站，供夜村区、公社机关单位和大队120多户群众照明用电。这一消息传开后，县上、地区、省里，还有国家水利部都来人参观。陕西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写了《夜村不夜，夜如昼》发表在《陕西日报》头版上。
　　他又组织群众移动土石方2000多立方，填平了老街被水冲出的壕沟，盖了十四间两层楼房，一座戏楼。买了戏箱，办起了农民戏校，招收了三十多名小演员，请县剧团名家马忠倩手把手教。先后排演了20多部戏。自己编导的《一只羊》被省电台录放。县里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在全县推广他们的经验。他带着自家的剧团到县城唱了七天七夜。还跑到柞水、丹凤演出。
　　1957年，为了夜村周边的旱地都能浇上水，他带上搭档何新山，跑了好几天。他说：“七十里会峪脚不干，会峪河才是好水源。”他带领大队干部到现场看地形、测水势。在多次反复踏勘下，决定修这条能浇地、能发电，双重实惠的双惠渠。没有仪器，就用大小手指，三点一线测，一人一人向上翻，翻过风垭往下翻，一直到河床面，测出落差27米，渠长25里。这才给县水电局写了报告。水电局的技术员在此基础上很快就拿出设计图纸，县政府批准了，采取“民办公助”。在杨塬村中三塬设立指挥部，王世珍任副总指挥。组建了民兵团，下设3个营，9个连，27个排，87个班，800多人。大家吃住在工地，军事化管理。干部带头，群众也干劲足，热情高。劳动休息时，还高兴地唱着“一把钎子，一把锤，民工干劲增百倍，日战太阳夜战星，渠不通水不收兵”。连续奋战57个日日夜夜，修成了长25里的双惠渠，六个大队1300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
　　1973年老人当了夜村公社水利员。他跑遍了公社的沟沟岔岔、角角落落，找水源，谋规划，他参与设计的水利工程有十多处。修通了黑沟水库3000多米的灌溉渠，解决了四岭、杨塬、夜村、将军腿四个大队坡塬地浇水问题。还有2000多米的杨塬渠。修建了高桥、夜村、会峪、将军腿四个抽水站，灌溉5000多亩，使百分之八十的地旱涝保收。
　　1984年，老人辞去水利员，60岁上焕发出新的生机，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自筹资金3万元，办起了农机具修造厂、面粉加工厂、饲料加工厂。一年下来最少收入也在万把元。老人先后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十大标兵”、全国信得过个体工商户，还任全国个体协会理事。1983年被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老人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五次会，每次提议案都没下过五条。
　　为了把商洛列为贫困地区，人大会期间和其他代表一块去找曾经在商洛战斗过的陈先瑞、程志华。为了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会上。老人多次骑着自行车下丹凤，跑商南，过洛南，去山阳，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在丹凤视察时，听到群众埋怨：“连国民党要员都成统战对象，他们的坟谁敢挖？可烈士巩德芳的坟都快被人挖完了。”他及时反映到县里，政府拨钱重修了烈士坟墓。
　　2006年，82岁的老人把他一生的所见所闻收集，写了32万字的书。华商报上也刊登了“八旬老人在网上开博客”，也被中央电视台报道。
　　王军善给我抱来他父亲的作品，16开印，厚厚四本，《耳闻目睹》一二三四册，封面是老人打电脑的照片，书里收有家人的照片，诗歌和文章都是写老人的经历和社会的变迁，很有价值，我收藏着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