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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乃近代启蒙维新之先驱，政治活动家与学术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任公意达中西，批阅典籍所成的史学理论著作。该书是一本关于读史的思想指导著作，详细阐述了读史的思路，对于历史的学习不仅仅要知道何时何地发生过何事，而是从社会发展、政治需求等方面来进行思考研究，从而理解实践历史事件。
关键词：梁启超;历史观;演变;历史研究法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思想启蒙者，又是著名的史学家、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咯、赵元任）之一。他虽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但是在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都有建树。他一生著述颇丰，包括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其中之一。
二、本书的特点分析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共分为六章，分别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鉴别、史迹之论次六个部分。整本书的线索也由此清晰展开，先沽定史学意义，讨论史学范围，得一新史之简要轮廓，再上溯古史，指出过去史学界之流弊陋习，从而提出旧史改造方案，重辩史料，论次史迹，最终得一继往开来之新史。
与梁任公1902年在所著《新史学》事事以进化论与阐述起点和目标预设，“茫然空泛”不同，本书对于史学有着较为明确客观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在第一章中，作者又详细阐述了这个定义之中蕴含的四个维度：活动之体相、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现代一般人之活动之资鉴。书中做了如下的说明：史也者，即为“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就是历史的记录与书写本身是一个叙述的过程“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之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见与今日也”。人类之赓续活动这一点的提出，实际上是在界定史之范围，不谈人之活动，人之功业成就，而谈“人类社会”，即“凡在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显性、断灭性者，皆非史之范围”在这一赓续活动中，存在着历史叙述的因果关系“而昔之成绩皆为因，今之成绩为果，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
第二部分是旧史学之回顾及改造设想。其后的书写，梁任公先生总结了旧史学的特点与流弊并且逐一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出口，其一是读者失衡，梁任公提到“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层，故其效果亦亦如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其二是“历史为死人——古人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作耶？”这里作者试图讨论的是历史的价值观问题，若为古人所做，那么著史目的就在于记载功德，隐恶扬善，以一家之价值思想为中心删改历史，而在这一问题上，作者的态度十分明确——“得直言曰为生人耳”作者强调的是摒弃价值观束缚下的历史，不能以人外求史，要追本溯源，求得所谓“历史之人格”，叙述其情态，史迹，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历史本身，从而呼求“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学界改造之一大要义也”其三是界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古时之历史大有包含各科之意，所谓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这是史学一重要流弊，范围广则有所取舍，往往留义理而舍史料，并且在这一取舍的过程之中，很有可能干扰其他学科之发展运行，而现今史学之改造，是将历史从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的概念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作者举出例子，譬如天文学，音乐、战争戏曲等等诸多领域，历史要研究阐释的是这些学科的发展渊源过程而非这些学科本身，所以说史学之改造还在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个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犯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之版图之事项”所以说在史学范围缩小的同时，又明确了史学之意义所在，划定了史料范围，故而这一改造是“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于史之内矣”以缩小为扩充，大大促进史学之发展。
接下来，作者又在第三章自然而然提出了“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建立新的专门史的期待。顺理成章的针对历史学的血肉——史料与史迹展开讨论。
在第四章《说史料》中，作者首先大体界定了何为史料——“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也。”同时，指出了史料搜集之不易，一方面“所谓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都有史料的价值”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史料曾经遭受数次灭顶之灾，所謂书有十厄便是实例。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著作者价值观的影响，大多史料未经勘定辨伪，在这一方面，作者提到“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俞少，次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这就体现在历史学研究的微妙之处，就是研究过程可能也是塑造过程，越清晰的事实或许可能是离历史真实最远的方向。
结语
本书是史学之巨著，以笔者之学识经历难以系统性的指出本书的疏漏，但是在阅读中仍然有疑惑不解之地，我认为，作者在界定史学时运用了过于宽泛的方式，他注意避免了原有进化论优先的桎梏，着重强调史之“活动”，只是活动本身是外延太广的词汇，几乎无所不包，在求得公允客观的同时丧失了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很难实施。同时作者虽然反对旧史中以文载道，因文见义，可是此书本身就是试图以新史改造旧史，以国民视角代替官阀智识阶层视角，求得客观公理公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观左右历史记述的过程。所以感觉作者在著文时想要面面俱到，却丧失了其具体性与可行性。当然这部巨著的观点在当时已是思想十分进步，大大推动了史学之独立发展，书中观点之丰富，举例之详实，语言之生动，令人折服。总而言之，治史无速成之法，重在日积月累、不懈精进，对历史的认识原本就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作者简介：黄志勇（1975 .12-）男，汉族，学历：本科，籍贯：陕西武功县，职称：中级，研究方向：图书馆，文学，生态等系列。
青海省委党校图书馆 青海 西宁 810001
关键词：梁启超;历史观;演变;历史研究法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思想启蒙者，又是著名的史学家、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咯、赵元任）之一。他虽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但是在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都有建树。他一生著述颇丰，包括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其中之一。
二、本书的特点分析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共分为六章，分别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鉴别、史迹之论次六个部分。整本书的线索也由此清晰展开，先沽定史学意义，讨论史学范围，得一新史之简要轮廓，再上溯古史，指出过去史学界之流弊陋习，从而提出旧史改造方案，重辩史料，论次史迹，最终得一继往开来之新史。
与梁任公1902年在所著《新史学》事事以进化论与阐述起点和目标预设，“茫然空泛”不同，本书对于史学有着较为明确客观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在第一章中，作者又详细阐述了这个定义之中蕴含的四个维度：活动之体相、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现代一般人之活动之资鉴。书中做了如下的说明：史也者，即为“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就是历史的记录与书写本身是一个叙述的过程“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之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见与今日也”。人类之赓续活动这一点的提出，实际上是在界定史之范围，不谈人之活动，人之功业成就，而谈“人类社会”，即“凡在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显性、断灭性者，皆非史之范围”在这一赓续活动中，存在着历史叙述的因果关系“而昔之成绩皆为因，今之成绩为果，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
第二部分是旧史学之回顾及改造设想。其后的书写，梁任公先生总结了旧史学的特点与流弊并且逐一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出口，其一是读者失衡，梁任公提到“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层，故其效果亦亦如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其二是“历史为死人——古人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作耶？”这里作者试图讨论的是历史的价值观问题，若为古人所做，那么著史目的就在于记载功德，隐恶扬善，以一家之价值思想为中心删改历史，而在这一问题上，作者的态度十分明确——“得直言曰为生人耳”作者强调的是摒弃价值观束缚下的历史，不能以人外求史，要追本溯源，求得所谓“历史之人格”，叙述其情态，史迹，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历史本身，从而呼求“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学界改造之一大要义也”其三是界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古时之历史大有包含各科之意，所谓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这是史学一重要流弊，范围广则有所取舍，往往留义理而舍史料，并且在这一取舍的过程之中，很有可能干扰其他学科之发展运行，而现今史学之改造，是将历史从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的概念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作者举出例子，譬如天文学，音乐、战争戏曲等等诸多领域，历史要研究阐释的是这些学科的发展渊源过程而非这些学科本身，所以说史学之改造还在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个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犯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之版图之事项”所以说在史学范围缩小的同时，又明确了史学之意义所在，划定了史料范围，故而这一改造是“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于史之内矣”以缩小为扩充，大大促进史学之发展。
接下来，作者又在第三章自然而然提出了“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建立新的专门史的期待。顺理成章的针对历史学的血肉——史料与史迹展开讨论。
在第四章《说史料》中，作者首先大体界定了何为史料——“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也。”同时，指出了史料搜集之不易，一方面“所谓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都有史料的价值”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史料曾经遭受数次灭顶之灾，所謂书有十厄便是实例。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著作者价值观的影响，大多史料未经勘定辨伪，在这一方面，作者提到“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俞少，次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这就体现在历史学研究的微妙之处，就是研究过程可能也是塑造过程，越清晰的事实或许可能是离历史真实最远的方向。
结语
本书是史学之巨著，以笔者之学识经历难以系统性的指出本书的疏漏，但是在阅读中仍然有疑惑不解之地，我认为，作者在界定史学时运用了过于宽泛的方式，他注意避免了原有进化论优先的桎梏，着重强调史之“活动”，只是活动本身是外延太广的词汇，几乎无所不包，在求得公允客观的同时丧失了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很难实施。同时作者虽然反对旧史中以文载道，因文见义，可是此书本身就是试图以新史改造旧史，以国民视角代替官阀智识阶层视角，求得客观公理公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观左右历史记述的过程。所以感觉作者在著文时想要面面俱到，却丧失了其具体性与可行性。当然这部巨著的观点在当时已是思想十分进步，大大推动了史学之独立发展，书中观点之丰富，举例之详实，语言之生动，令人折服。总而言之，治史无速成之法，重在日积月累、不懈精进，对历史的认识原本就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作者简介：黄志勇（1975 .12-）男，汉族，学历：本科，籍贯：陕西武功县，职称：中级，研究方向：图书馆，文学，生态等系列。
青海省委党校图书馆 青海 西宁 8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