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任大使
　　
　　1950年，耿飚被任命为驻瑞典首任大使。毛主席特别幽默，他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总理也插话：“革命军人，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毛主席又对耿飚交待了两点：一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的经验；二是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总理也嘱咐得很细，说了一句后来很有名的话：外交无小事。
　　耿飚就这样担任了首任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王国公使。第二年又兼驻芬兰共和国公使。
　　我是我们庆阳老家第一个独自走出来工作的，也是第一个独自骑马出远门的女子，这一次就走得更远了——是出国了。走出国门了。
　　1950年的夏天，我们坐火车先到莫斯科，那时到欧洲一般都是先乘火车经莫斯科转赴各国。火车一开，就咣当一声，震得人头脑发胀。一共走了7天8夜才到莫斯科。
　　一到莫斯科才知道，每年七八月，瑞典国王和王室都休假，瑞典外交部的值班人员希望我们9月再去瑞典。我们在莫斯科呆了两个多月，哎呀，憋在旅馆里，直到通知我们启程。
　　又坐了整整7天的客轮才到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这一趟的时间真是长，路也真远了。
　　瑞典很美，也很幸运，他们那么多年没有打过仗。瑞典这个国家是最早同我们建交的，它一直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瑞典王室和政府十分重视新中国首任大使。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陛下已经是93岁的高龄了。
　　王储阿道尔夫和老国王都喜欢中国的陶瓷，王储还是瑞典研究陶瓷的权威。1950年10月，王储继任国王后，我们多次晋见他，他让我们参观王宫中陈设的中国陶瓷，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他20多年前曾经到过中国，欣赏过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梅兰芳先生还送过他一枚自己的印章。
　　当时国王接见是不能带翻译的，我们两个都不会讲，那怎么行呢？耿飚就自费找瑞典人做教师教英语，耿飚在湖南水口山矿山时，毛泽覃教过他200多个单词，算是有一点基础。我是什么都肯下力气去学的，学习吧。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还相互纠正发音，他经常帮助我。
　　我也找使馆的女翻译和同志们来教我。拼命学，拼命记。后来一般的对话我也能讲一点了。没办法，就是拼命学。我除了负责档案，还要一直参加外事活动。我是个不太喜欢应酬的人，为了工作，没有办法，就是要把工作干好。
　　
　　广交新朋友
　　
　　那时我也就30岁，后来人家都说当年的土包子，一下变成像模像样的大使夫人，这样的转变有什么诀窍吗？我说诀窍就三个字：自信心！也不是说大话，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呀。尤其我们是第一批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西方国家总是拿你同其他国家的使馆人员来比较，所以我们就不能比别人做得差。为了让大家时刻牢记这一点，耿飚经常组织大家升国旗唱国歌。
　　结果，我们使馆第一次举行招待会，就来了500多位贵宾，瑞典报纸和电台报道说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节招待会是盛况空前，中国外交官首次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外交才能。
　　招待会上，瑞典的军官问耿飚：听说大使是位将军，不知您带过多少兵？耿飚回答：“大概十几万吧。”问他的军官一听，马上“啪”的一声立正，给他敬礼，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
　　我们在瑞典、丹麦、芬兰交了不少朋友。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让他们多了解新中国，使馆也请外长的夫人和部长的夫人来使馆坐坐，我们就招待她们，吃中国小点心，搞一些活动。
　　我还认识了一位瑞典女博士朋友。那时正是美国侵略朝鲜之际，他们把各种病菌撒在朝鲜的北半部还有我国东北一些地区。我们使馆人员就向各界人士揭露美国这一严重罪行。一开始，一些善良的人士不相信，他们认为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不会干出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事。我们用图片和文字来反复说明，他们还是半信半疑的。
　　这位女博士叫安德烈，她是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我经常去她家里作客。后来她去朝鲜，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在朝鲜北方地区搜集了许多的实物，带回瑞典的实验室，亲自化验，化验结果证实了我们所说的事实。她于是就写了详细的报告在瑞典报纸上发表。接着，其他西方国家的报刊转载了这份报告，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真正的“民主”和“人道”究竟是什么。后来耿飚作为副总理出访瑞典时，我们专程去她家探望，她的女儿告诉我们：她已经去世了。
　　我们这些艰苦年代、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做外交工作有什么长处呢？长处是要实干，不要官，外交官也不是官。比如说大使馆里，当时就有一位司机，他每天要送人、运输物资，一个人工作量很大，实在忙不过来。耿飚就自己带头开车，开始使馆的同志劝他，怕他失身份，也怕别人讥笑他，怕他出危险。其实，他在红军时期就会开汽车了，后来他自己去考试，还拿到了瑞典的驾驶执照。人家不但没有讥笑他，报纸还写他是“自己开车的大使”。
　　1951年，我们使馆接到了周总理的指示，还有一封地质学家李四光给耿飚的信。原来李四光和夫人1949年回国时，他们的女儿李林还在剑桥大学读金属物理学博士学位，现在毕业了，她急于回国。
　　当时欧洲不少国家没有同我们建交，国民党经常阻挠和迫害爱国学生和人士回国。为了李林能够安全回国，完成总理和李四光先生的委托，就让她转道瑞典，瑞典的大使馆要完成好这个任务。当时的通讯哪有现在这么发达，电报发了容易被发现，耿飚就想办法自己开车到离斯德哥尔摩100多公里的乡村，给李林发了一封信。信中叫她不要声张，装作旅游到瑞典来。这些时候就看出我们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做外交工作的长处了。
　　李林到使馆后，我和耿飚一起接待她，跟她聊天，我还特意陪她去看歌剧《茶花女》。我们送她从莫斯科回了国。她后来和她的爱人一同当选为院士，加上李四光，一门三院士，了不起呀。前几年她还到家里来看我们。
　　1956年，耿飚接到通知，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1956年初，巴基斯坦决定废除自治领制，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为国家元首。巴基斯坦是我国西陲的近邻之一，总理说：“安定四邻”是我们建国后的一个紧要的任务。为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只有四邻安定了，我们才能安定。所以那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一到巴基斯坦，就是感觉热呀，气候热，人民也很热情。它是刚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但是总统和政府、人民对我们很热情。
　　1956年3月，贺龙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参加巴基斯坦的建国典礼。米尔扎总统请贺老总和耿飚去打猎，说：我们三个都是军人，打猎是军人最好的体育活动。贺老总向米尔扎总统介绍了耿飚的经历，打过多少仗。人家就高兴地对耿飚说：“欢迎耿大使出使我国，以后大使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
　　
　　打开西大门
　　
　　1956年，耿飚回国参加八大时，有一天早晨毛主席在中南海跟他谈，说你在国外都听到些什么？耿飚说，现在正面的很多了，报道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的。毛主席就说：“当然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但是，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别国有经济贸易往来。因此，长远看，我们要想办法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在这方面，你这个巴基斯坦大使要起作用嘛！”
　　毛主席看的是非常远的。抗美援朝之后，我们的东边安定下来了，可是西北、西南的情况还不容乐观。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的腹地，经济和战略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在这个地区，巴基斯坦又是重中之重，它不但靠着印度洋，而且是联系西亚和南亚的核心，重要极了。
　　50年代中期，美国在拼凑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时，就选中了巴基斯坦这个连接中东和东南亚的南亚国家，作为构成其军事、经济锁链的重要一环。当时人们把“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通过巴基斯坦连结起来，形象地称为“新月形反华军事包围圈”。
　　毛主席讲：巴基斯坦地理位置很重要。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包围圈；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大门还不行，还应该打开西大门。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外交的长处，不是弱点。因为我们能从自己的切实感受去体会人家，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去考虑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关系。耿飚说，我们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是互相帮助的关系，这样人家就会把我们当真心朋友。
　　当时我们援助巴基斯坦灾区的粮食，不像美国一样，他们在粮袋上面都写上：“美国援助”。我们就写“中国”。巴基斯坦官员看见后，表示感谢。他们说：“中国不利用援助来抓宣传资本，是对巴基斯坦的真诚支持”。
　　人家在发现我驻巴基斯坦的新华社记者写的电文上面“援助”前面没有“慷慨”两个字时，他们就给我们加上了。这“慷慨”不是我们自封的。
　　援助也是相互的。当时我们每年从巴基斯坦进口棉花。有一次，巴基斯坦出口的棉花涨价，这样一来，就会影响我们国内纺织品的价格，也就影响我们的出口。国内希望大使馆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巴外交官员主动帮助我们，巴基斯坦的商人对我们出口的价格没有变，这也是巴方对我们的援助。
　　特别是巴基斯坦的代表在联合国，一直支持我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我们外交的基础是发展中国家，这里的核心就是我们是互相帮助的。
　　我们外经贸部在巴基斯坦举办了贸易展览会，我们在布置会场时竖立了一块毛主席语录，写的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许多巴基斯坦的官员和老百姓一边说我们展出的商品丰富，一边说：“要团结百分九十五以上的人民，这个说法好！”为什么好呢？因为他们说，你们有56个民族，团结得这么好，值得我们学习啊。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团结得这么好，今天看看，这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在星期日经常到海边去游泳，有一次就把从国内带来的大木箱集中起来，准备在海滩上修几间淡水浴室。没想到，巴海军司令部给我们运来了水泥，帮助我们建了很像样的浴室，我们就方便多了。这是件小事，我一直也忘不了，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很热的。
　　1956年底，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出访五个邻国，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代表团抵达东巴基斯坦的达卡（现在的孟加拉国）时，飞机推迟了时间，下午6点半才到机场，飞机降落时，天已经晚了。可是我们发现机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人们。达卡的官员说，欢迎的人数多达10万，是从不同的地方自发来的，很多是上午就来了，他们在这里等待了七八个小时。这是很感人的。后来总理说：“这次访问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总理的访巴，算是真正奠定了打开西大门的战略基础，体现了我国的和平外交路线和睦邻政策，而且是亲自来实践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的。
　　一千多年前，丝绸之路就把我们两国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两国开通了中巴航线。过去到欧洲、非洲、澳洲都要绕道香港，非常不方便，而且当时也不安全，中巴航线为我国打开西门、走向世界开辟了便捷的道路。还有中巴公路也建立起来了。在联系西亚和南亚的战略要地，我们站住了，这很了不起啊，算是变被动为主动了，毛主席的这个远见是造福子孙后代的。
　　
　　《先锋——倾听新中国大使夫人的讲述》 翟晓光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4 定价: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