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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GDP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传统经济动力明显不足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寻找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的原因，对提升经济增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人口红利下降与高素质人力资本不足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
结构性减速
人口红利 高素质 人力资本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据统计，自1978-2014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达9.6%，然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明显放缓的势头。受欧美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中国经济增速同比2007年下降4.6%，同时，2008-2015年的年均经济增速相比2000-2007年相比下降2%，降速明显，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4年位于8%以下。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仅为6.9%，为1991年来最低水平。因此，找到经济减速的原因对保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针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运行存在周期性波动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总体快速发展，然而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经济下滑。这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必然引起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21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问题，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并不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中国需要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中国的经济增速稳定在中高速水平（张平，2012；沈坤荣，2013）。
借鉴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会发现许多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阶段后，都会出现长时间的结构性经济减速。而中国尚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速已然放缓，所以，深度挖掘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决定从人口红利、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分析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
经济增速与人口红利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必不可少的因素。据统计，自1982年至2015年这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适龄人员比重从62%上升至73%，总抚养比从62.5%下降到37%。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对经济增速影响明显，将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居民储蓄率与投资率。首先当人口处于非人口红利时期时，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减少。总抚养比例的上升，也使得家庭劳动人员更多的参与到非生产性活动中，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其次，居民储蓄率与投资率也受人口年龄比重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投资与储蓄决定与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当社会处于人口负债时期时，年老的人将消费年轻时期的储蓄，而抚养比重的增加，使得家庭中的劳动人员负担增大，消费将增多以应对抚养压力。在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时期时，高储蓄率对资本要素的贡献促进了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发展，然而2010年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影响了居民储蓄率，也不利于中国工业化发展。
经济增速与高素质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来源于经济学家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他们将技术进步纳入生产要素领域中。学者大多认为通过延长受教育年限可以带来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经济的发展效率。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最大特点在于具备“干中学”特性。人力资本积累存量的增加，可以加强对技术进步的吸收能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效率与技术引进随之提高，引起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
伴随着中国近二十年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中等与高等层次人力资本比重不断增大。中等人力资本比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初等人力资本后，稳步提升，高人力资本也在缓慢上升，初级人力资本比重稳步下降，到2010年已降至三成比例以下。但是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接受初级、中级教育的劳动力群体的贡献，高级人力资本比重虽然稳步上升，但速率缓慢，直到2010年，该比例还未达到10%。受初等教育比例下降速度在2011年后明显迟缓，比重依然很大，受中等教育比例也在2011年后不升反降。若中国受低等教育比例不能明显下降，高素质人力资本普及速率缓慢，将不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合理转型，最终无法提升技术水平，实现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正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化经济，需要转要素驱动发展为创新驱动，只有具备足够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储备，才能成功实现中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和产业服务化。中国的高素质人力资本比例偏低，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未來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结论和启示
本文对当前经济结构性减速现状进行分析，从人口红利与高素质人力资本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不足是导致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针对我国当前结构性减速，首先，我国应当努力提升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人力资本与岗位合理匹配；第二，通过相关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创新，最终促进国家技术水平，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1]张平.“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制度机制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2（10）.
[2]沈坤荣，滕永乐.“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3（8）.
结构性减速
人口红利 高素质 人力资本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据统计，自1978-2014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达9.6%，然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明显放缓的势头。受欧美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中国经济增速同比2007年下降4.6%，同时，2008-2015年的年均经济增速相比2000-2007年相比下降2%，降速明显，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4年位于8%以下。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仅为6.9%，为1991年来最低水平。因此，找到经济减速的原因对保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针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运行存在周期性波动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总体快速发展，然而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经济下滑。这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必然引起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21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问题，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并不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中国需要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中国的经济增速稳定在中高速水平（张平，2012；沈坤荣，2013）。
借鉴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会发现许多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阶段后，都会出现长时间的结构性经济减速。而中国尚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速已然放缓，所以，深度挖掘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决定从人口红利、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分析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
经济增速与人口红利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必不可少的因素。据统计，自1982年至2015年这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适龄人员比重从62%上升至73%，总抚养比从62.5%下降到37%。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对经济增速影响明显，将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居民储蓄率与投资率。首先当人口处于非人口红利时期时，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减少。总抚养比例的上升，也使得家庭劳动人员更多的参与到非生产性活动中，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其次，居民储蓄率与投资率也受人口年龄比重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投资与储蓄决定与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当社会处于人口负债时期时，年老的人将消费年轻时期的储蓄，而抚养比重的增加，使得家庭中的劳动人员负担增大，消费将增多以应对抚养压力。在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时期时，高储蓄率对资本要素的贡献促进了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发展，然而2010年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影响了居民储蓄率，也不利于中国工业化发展。
经济增速与高素质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来源于经济学家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他们将技术进步纳入生产要素领域中。学者大多认为通过延长受教育年限可以带来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经济的发展效率。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最大特点在于具备“干中学”特性。人力资本积累存量的增加，可以加强对技术进步的吸收能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效率与技术引进随之提高，引起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
伴随着中国近二十年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中等与高等层次人力资本比重不断增大。中等人力资本比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初等人力资本后，稳步提升，高人力资本也在缓慢上升，初级人力资本比重稳步下降，到2010年已降至三成比例以下。但是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接受初级、中级教育的劳动力群体的贡献，高级人力资本比重虽然稳步上升，但速率缓慢，直到2010年，该比例还未达到10%。受初等教育比例下降速度在2011年后明显迟缓，比重依然很大，受中等教育比例也在2011年后不升反降。若中国受低等教育比例不能明显下降，高素质人力资本普及速率缓慢，将不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合理转型，最终无法提升技术水平，实现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正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化经济，需要转要素驱动发展为创新驱动，只有具备足够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储备，才能成功实现中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和产业服务化。中国的高素质人力资本比例偏低，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未來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结论和启示
本文对当前经济结构性减速现状进行分析，从人口红利与高素质人力资本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不足是导致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针对我国当前结构性减速，首先，我国应当努力提升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人力资本与岗位合理匹配；第二，通过相关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创新，最终促进国家技术水平，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1]张平.“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制度机制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2（10）.
[2]沈坤荣，滕永乐.“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