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着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方向。有人说，处于同一起跑线，仅仅表明我们拥有与高手过招和竞争的契机，谁抢占了制高点，谁才能真正赢得未来。不管怎样，中央的决策犹如嘹亮的冲锋号，唤起了全国上下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热情与动力，掀起了新一轮投资建设先进产业的高潮。当下，新兴产业像国际巨星一样，人见人爱，红得发紫。
战略性新兴产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产业模式？与原来的高新技术产业有何不同？如何实现同一起跑线上的超越？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田杰棠。
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新经济导刊》：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劲头十足，可谓“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请您对此分析一下？
田杰棠：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不是短期任务，它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抓手。要想转变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落后的、能耗高的产业要淘汰，这就要有新的产业来弥补这个缺口。另外，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欧美日在新能源、IT技术方面出台了新的政府投资政策。美国奥巴马政府每年都有国家创新战略。
我国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要在未来10年到20年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掌握一批前沿和关键性的技术。
国务院经过多次讨论和论证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七个领域，地方政府不一定都要选择这七个产业，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去布局自己的新兴产业，特别是落后地区要量力而行，因为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还需要承接。现在地方基本是各自把握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情况，各省之间没有协调机制。
从调研情况看，地方政府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当积极，而且行动较快，许多省市的发展规划早就出来了，而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达沃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十二五”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刚刚完成起草、征求意见阶段，尚未提请国务院审议。因为我国的产业发展体制是“金字塔”形，自上而下推动的。对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倡议，地方肯定要积极响应，而且这里面既可以显示政绩，也能获得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热情高涨也就不言而喻了。
《新经济导刊》：从2009年到现在，各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效？
田杰棠：新兴产业从无到有，进展是比较明显的。从总量来看，各地统计的标准和口径不一样，不太好判断。从数据上看比较明显，今年比去年增长了多少。至少按照国务院布局的这七个领域，各地都在不停地引进项目，不停地铺摊子，所以规模上肯定有进展。但核心技术上，从调研情况来看，还看不到太多的亮点。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其中第二条就是缺乏核心技术。
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市场引入是基本同步的，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在一个水平线上。比如云计算，2007年引入这个概念，与国外基本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仔细研究发现，国内的云计算核心技术与国外相比还差得很远。即使国内顶尖的云计算运营商，其技术水平与Google这样的跨国公司也有较大差距。
有些技术应用本以为比国外超前，但后来发现这些技术的所谓超前是因为它们在国外并没有被确立为研发的方向，因为其技术经济性不好，没有市场前景，尽管从纯技术上讲可能会有突破，保持领先地位，但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发展任何一个新兴产业，要有技术经济的思维和市场的观念。
《新经济导刊》：您认为哪些省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潜力大？
田杰棠：改革开放比较早的沿海地区发展较快，广东、江苏、浙江等，但跟中西部一样，也有铺摊子的问题。比如LED，上马了一大批封装厂，有的根本没有核心技术。总体上，创新上领先的地区应该搞得更好，因为它有基础。
只见规模，不见创新
《新经济导刊》：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过程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田杰棠：温家宝总理提的那三方面的问题都存在。核心问题是只见规模，不见创新。
高技术产业发展这么多年，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利润率从2000年的6.46%下降至2009年的5.42%，中间许多年份的利润率甚至一直在4%左右。研发投入那么多，增加值在不断地增加，利润率却在不断地下降，。这说明规模增长快，自主创新的能力却没有明显地提高，或者说咱们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但国外提高得更快，这样我国在产业链上还是处于中低端。
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加工贸易始终占着很高的比重，达70%以上。从出口产品的形态上看，产品的复杂度在不断提高，但所从事的产业链上的环节，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深圳，IT做得很好，但出口中的六成同样是普通的低附加值产品。除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企业知名度比较高，大多数还是一些加工制造企业。
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决定》里有一个增加值比重的目标，到2015年达8%，这个目标比较合理，也很冷静，但对掌握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强调得还不够。地方提出的目标甚至中西部省份的目标都比这个要高。应该再加一些反应创新能力的目标，比如产业的研发强度、利润率等。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达到16%以上，我国还不足2%，美国企业如果没有高利润不可能支撑那么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我国以后应该发展高利润、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所以，中央和地方应该在发展目标中加上这些指标，现在提的大多是规模目标。
《新经济导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有何区别？
田杰棠：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肯定不同，《决定》里已经明确了，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的前沿。地方政府提出的新兴产业若不是这七个产业，也应该按照中央政府提出的判断去选择，即“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去年国家发改委也对其具体领域和方向进行了解读，并指出：高新技术产业中有些技术相对成熟、不具备高成长性的领域，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石化深加工、绿色食品、林产业、海洋产业、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
一直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在各省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很难有清晰的边界。中央可以搞一个窄口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体系，明确产业领域，统一统计目录、标准和口径。
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新经济导刊》：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实现科学发展，您有何政策建议？
田杰棠：首先从发展理念上讲，要轻规模重创新，轻技术重技术经济。如果政府非要去选择一定的技术路线予以支持，那就必须有严谨的技术经济分析，而不是仅仅关注技术是否先进。
其次从体制上讲，我国从上往下的动员体制，虽然有诸多优势，但也有不适合的地方，必须重视和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企业要有更多创新资源的配置权。在目前高技术产业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要给创新型企业更多更普惠的减税。
第三，中国的创新环境亟需改善，非常不利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房地产、金融、采矿业的利润率都比高新技术产业的利润率高，这也扭曲了市场导向和创新环境。这些高利润行业或多或少与政府干预有一定关系，要想真正通过市场竞争来激励创新，就必须把宏观调控做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确立创新驱动的市场导向，把创新权交还给企业。
现有的这种体制过去30年是成功的，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一定会成功，至少需要改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一个着急的事，更不能“大跃进”，要着眼长远，系统推进。
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成功，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息息相关，不单单是几个产业的问题，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有很大关系，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不适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产业模式？与原来的高新技术产业有何不同？如何实现同一起跑线上的超越？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田杰棠。
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新经济导刊》：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劲头十足，可谓“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请您对此分析一下？
田杰棠：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不是短期任务，它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抓手。要想转变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落后的、能耗高的产业要淘汰，这就要有新的产业来弥补这个缺口。另外，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欧美日在新能源、IT技术方面出台了新的政府投资政策。美国奥巴马政府每年都有国家创新战略。
我国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要在未来10年到20年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掌握一批前沿和关键性的技术。
国务院经过多次讨论和论证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七个领域，地方政府不一定都要选择这七个产业，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去布局自己的新兴产业，特别是落后地区要量力而行，因为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还需要承接。现在地方基本是各自把握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情况，各省之间没有协调机制。
从调研情况看，地方政府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当积极，而且行动较快，许多省市的发展规划早就出来了，而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达沃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十二五”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刚刚完成起草、征求意见阶段，尚未提请国务院审议。因为我国的产业发展体制是“金字塔”形，自上而下推动的。对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倡议，地方肯定要积极响应，而且这里面既可以显示政绩，也能获得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热情高涨也就不言而喻了。
《新经济导刊》：从2009年到现在，各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效？
田杰棠：新兴产业从无到有，进展是比较明显的。从总量来看，各地统计的标准和口径不一样，不太好判断。从数据上看比较明显，今年比去年增长了多少。至少按照国务院布局的这七个领域，各地都在不停地引进项目，不停地铺摊子，所以规模上肯定有进展。但核心技术上，从调研情况来看，还看不到太多的亮点。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其中第二条就是缺乏核心技术。
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市场引入是基本同步的，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在一个水平线上。比如云计算，2007年引入这个概念，与国外基本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仔细研究发现，国内的云计算核心技术与国外相比还差得很远。即使国内顶尖的云计算运营商，其技术水平与Google这样的跨国公司也有较大差距。
有些技术应用本以为比国外超前，但后来发现这些技术的所谓超前是因为它们在国外并没有被确立为研发的方向，因为其技术经济性不好，没有市场前景，尽管从纯技术上讲可能会有突破，保持领先地位，但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发展任何一个新兴产业，要有技术经济的思维和市场的观念。
《新经济导刊》：您认为哪些省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潜力大？
田杰棠：改革开放比较早的沿海地区发展较快，广东、江苏、浙江等，但跟中西部一样，也有铺摊子的问题。比如LED，上马了一大批封装厂，有的根本没有核心技术。总体上，创新上领先的地区应该搞得更好，因为它有基础。
只见规模，不见创新
《新经济导刊》：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过程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田杰棠：温家宝总理提的那三方面的问题都存在。核心问题是只见规模，不见创新。
高技术产业发展这么多年，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利润率从2000年的6.46%下降至2009年的5.42%，中间许多年份的利润率甚至一直在4%左右。研发投入那么多，增加值在不断地增加，利润率却在不断地下降，。这说明规模增长快，自主创新的能力却没有明显地提高，或者说咱们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但国外提高得更快，这样我国在产业链上还是处于中低端。
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加工贸易始终占着很高的比重，达70%以上。从出口产品的形态上看，产品的复杂度在不断提高，但所从事的产业链上的环节，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深圳，IT做得很好，但出口中的六成同样是普通的低附加值产品。除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企业知名度比较高，大多数还是一些加工制造企业。
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决定》里有一个增加值比重的目标，到2015年达8%，这个目标比较合理，也很冷静，但对掌握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强调得还不够。地方提出的目标甚至中西部省份的目标都比这个要高。应该再加一些反应创新能力的目标，比如产业的研发强度、利润率等。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达到16%以上，我国还不足2%，美国企业如果没有高利润不可能支撑那么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我国以后应该发展高利润、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所以，中央和地方应该在发展目标中加上这些指标，现在提的大多是规模目标。
《新经济导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有何区别？
田杰棠：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肯定不同，《决定》里已经明确了，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的前沿。地方政府提出的新兴产业若不是这七个产业，也应该按照中央政府提出的判断去选择，即“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去年国家发改委也对其具体领域和方向进行了解读，并指出：高新技术产业中有些技术相对成熟、不具备高成长性的领域，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石化深加工、绿色食品、林产业、海洋产业、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
一直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在各省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很难有清晰的边界。中央可以搞一个窄口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体系，明确产业领域，统一统计目录、标准和口径。
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新经济导刊》：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实现科学发展，您有何政策建议？
田杰棠：首先从发展理念上讲，要轻规模重创新，轻技术重技术经济。如果政府非要去选择一定的技术路线予以支持，那就必须有严谨的技术经济分析，而不是仅仅关注技术是否先进。
其次从体制上讲，我国从上往下的动员体制，虽然有诸多优势，但也有不适合的地方，必须重视和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企业要有更多创新资源的配置权。在目前高技术产业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要给创新型企业更多更普惠的减税。
第三，中国的创新环境亟需改善，非常不利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房地产、金融、采矿业的利润率都比高新技术产业的利润率高，这也扭曲了市场导向和创新环境。这些高利润行业或多或少与政府干预有一定关系，要想真正通过市场竞争来激励创新，就必须把宏观调控做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确立创新驱动的市场导向，把创新权交还给企业。
现有的这种体制过去30年是成功的，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一定会成功，至少需要改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一个着急的事，更不能“大跃进”，要着眼长远，系统推进。
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成功，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息息相关，不单单是几个产业的问题，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有很大关系，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不适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