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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今年五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应邀前来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学的美国著名哲学家H.G.布洛克同我谈起了当代法国哲学。使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在评说法国哲学时多次使用了“radical”(激进的)这个词。是呵，我时常在想，用“激进”二字勾勒当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特征或许是颇为恰当的吧。而这种激进，不仅表征在五月风暴这类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而且还体现于他们提出的反叛传统、介入现实的繁多思潮里。炮制五花八门的思潮实在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当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激进地营造了一座座屹立于世界思想舞台之上的丰碑。在这一排排的思想碑林中，有块碑碣高耸入云，其上刻镂着：密歇尔·福柯。
密歇尔·福柯是谁？
“法国结构主义者嘛！”
“然而，福柯本人却对此不以为然。甚至，福柯生前的挚友、福柯法文著作的权威英译者、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阿兰·谢里登在《密歇尔·福柯——求真意志》一书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福柯著作的底蕴是反结构主义的。”
“看来，在被人称作结构主义五巨头中，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巴尔特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唯独福柯……”
“是的，对于福柯，我们无法以一个常规性的、传统性的圭臬来评判他的学术贡献。压根儿就不存在一个融贯的福柯体系。他的每部著作都别出心裁、惊世骇俗。每当一部新著作面世之际，就有一位新福柯站在读者的眼前。有鉴于此，我姑且称他为‘大思想家’吧。”
“这可是一个语义模糊、涵盖面大的称谓呀！”
“模糊并不总是令人烦恼，有时它比精确更有用。福柯是一位表达社会良心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肩负创造思想和介入社会这双重使命感的大思想家。他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不仅因为他涉猎了诸如癫狂、监狱、权力、性欲之类令人着迷的题材，而且由于他的正义感和现实感，即以崭新的视角、全新的方法，提出了与当代社会息息相关的真知灼见。尽管他的著作大多涉及历史题材，但他始终认为：根本就没有彻头彻尾的古玩鉴赏家，他是在撰写现在的历史。与尼采颠覆基督教文化传统相仿，福柯是西方史学传统的破坏者、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者。”
在福柯宏富的著述中，《词与物》是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这部西方知识考古学名著，其命运与他的早期著作《癫狂史》相比实在是一天一地。想当年，《癫狂史》的书稿倍受冷落，巴黎的两位主要出版商拒绝出版，最后普隆出版社极其勉强地印行了它，但销路不佳。《词与物》则今非昔比了。首次印刷三千册在一周内便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五千册在六周里便告售罄，第三次印刷五万册还是供不应求。这对一本学术专著来说，可谓畅销之极了。不惟如此，福柯以前出版的滞销著作也随着《词与物》的畅销而走俏。
《词与物》的问世是法国知识界一桩大事，在法国思想界激起强烈反响。当时法国各文艺周刊争相以“人之死”这一醒目的头条，大书特书地介绍了《词与物》。
《词与物》标志着福柯的学术兴趣已从西方癫狂史和医学史转向西方思想史，但此书之鹄的绝非记录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十九世纪末叶西方思想史的形形色色的表层变化、堆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万花筒似的各种事件，而是力图揭示支配各种话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密码以及这些密码的各种配置。那么，知识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福柯认为：所谓的知识密码实质上就是词与物的关系。掌握这种关系乃是西方知识考古的关键所在。语言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载体，而且还是决定知识的本原。西方思想史的变迁本质上就是词与物关系的重新配置。词与物的关系及其配置是思想史的深层结构。为了揭橥这些结构，就必须摈弃以连续性为原则的传统历史方法，象考古学家发掘埋藏在地下的人类遗存物一样，去发掘思想史上积聚起来的一层层隐蔽的结构。分析西方知识的密码、揭示西方知识的深层裂变，便构成了福柯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的附标题就叫“人的科学的考古学”)的宗旨。正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把福柯的西方思想史的探讨同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区别开来。
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型”。它在凝聚功能、定向功能和斥异功能上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福柯并未对“知识型”下一个精确明晓的定义，它大致可释义为：它是某一时代决定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所使用的基本范畴的认识论的结构型式、支配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深层隐蔽的形成规则、制约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密码的根本配置。特定时代的知识活动皆受制于特定的知识型。人类思想史的裂变是知识型发生格式塔转变的产物。《词与物》主要就是关于知识型及其转换的探讨。它选择了从文艺复兴时代末期到十九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和有关语言的、生物的、财富的三种话语，揭示了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由知识型的深层转换所引起的西方思想史的种种转化。福柯认为：其间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三种知识型。
(1)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体现为“相似”。福柯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正是相似指导着文本的诠释和解释；也正是相似组织了符号的作用，构成了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并控制了表现这些事物的艺术。宇宙包容于自身之内：大地与苍穹共鸣，脸孔在星斗中望见自己，植物在根茎里保存着对人类有用的秘物。绘画模仿着空间。”(《词与物》法文版，第32页)相似通过近便、模照、类比和感应这四种相类形式配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语秩序。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末期，新旧知识型开始发生转换。福柯认为：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就是这种转换的艺术典型。倘若说《唐吉诃德》第一部表达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那末第二部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古典知识型。当唐吉诃德既是冷嘲又是消极地作别相似时，“相似和符号已解除了先前的联盟；相类已成为欺骗并濒于幻觉甚或癫狂。……词与物彼此不再相似。”(《词与物》法文版，第61—62页)
(2)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十七——十八世纪)。在古典时代，符号的配置变成二元：能指和所指。词与物之间不再是相似关系，而是表现关系。因此，古典知识型主要体现为表现。表现在把握事物之间关系时主要根据“秩序”和“分类”。古典时代的各种话语和学科都是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虽然在十七世纪晚期，由于数学和力学的蓬勃发展，机械论和泛数学倾向盛极一时，但从知识考古的角度看，指导和支配古典时代话语和学科的乃是以秩序的形式表现事物的关系的原则。福柯认为：古典时代的三门代表学科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是语词、生物和需求领域里的秩序科学。在表层上看，这三门学科代表着三种话语，各有千秋，但在“考古学”层面上，它们都由表现所维系。因之，表现衰落之时便也是古典学科式微之日。这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叶。是时，语言、生物、经济这三种话语都纷纷突破表现的囿限。福柯指出：“说话人的朦胧但却执著的精神、生命的狂热激情和不懈努力、需求的潜在能量，所有这些都从表现的存在模式中挣脱出来。……表现话语的统治和说明自身并以其语词的顺序说出沉睡于事物之中的秩序的表现的王朝也随之崩溃。这一转变与萨德同时。”(《词与物》法文版，第222页)
(3)现代知识型(始自十九世纪)。随着表现的崩溃，构成世界的不是由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连结的孤立要素，而是有机的结构与总体发挥功能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一种有机结构与另一种有机结构的连结不再是几个要素的同一性，而是要素之间关系(这是一种不再以可见性为基础的关系)的类比和要素发挥的功能。功能这个概念以时间为中心，历史在现代思想里扮演着与秩序在古典思想里相仿的基本角色。历史不是事件的单纯描写。历史的意义在于知识的基本配置，包括时间、发展和“变成”诸概念。这是十八世纪末叶兴起的所有经验科学的共同点。(参见阿兰·谢里登《密歇尔·福柯——求真意志》英文版，第65页)当历史原则取代了秩序原则、功能概念取代了分类概念时，现代知识型便应运而生。这种知识型以探求根源的历史性为特征。由于知识型的变化，古典时代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便让位给现代的以历史和功能为基础的历史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现代的这三门代表学科分别由一八○○——一八一○年左右的鲍普、居维叶和李嘉图创立，分别以语言的历史变化、生物的有机结构与生产和劳动为中心，体现了共同的现代知识型。根据知识型学说，福柯提出了一个令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大为不悦的观点：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标志着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裂变，经济理论的真正的知识型变化应归功于李嘉图，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修正本质上属于共同的知识型范畴，而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论战相对于根本性的“考古学”事件来说，无非是浮面的东西罢了。福柯写道：“在西方知识的最深层，马克思主义并未导致真正的间断性；它作为它那个时代的完美雅致的知识和令人满意的形式，易如反掌地在认识论的配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完全依赖于这种配置。马克思主义如鱼得水似地存在于十九世纪思想里：即是说，它不可能生存于其它任何之处。尽管它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尽管这种背道而驰致使它把激进的颠倒历史学的计划用作一种反对它们的武器，然而这种冲突和计划作为它们的可能性的条件，不是一切历史学的再创造，而是一个考古学能够精确定位并同时根据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革命经济学所共同的方式加以描述的事件。论争也许激起了几簇浪花、荡漾了些许涟漪，但它们无非是孩童泛舟池塘的风浪。”(《词与物》法文版，第274页)这是《词与物》中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它或许代表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统治地位的怀疑、对传统马克思观的挑战，合理与否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以上就是福柯在《词与物》里所描绘的西方知识型转换的大致轮廓。近些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讨论与反思一直是中国文化人的热门话题。我以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欲超越前人的水准，欲在更深的层面上挖掘和破译中国思想文化的密码，欲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升华，也许可以从福柯知识考古学中得到某种启发。
在理论上，福柯的西方知识考古学有两个特征需在此提出：
(1)反传统历史观。传统历史观是以连续性、因果性和目的论为原则的。福柯强烈反对并彻底抛弃了传统历史观的这些原则。他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它以强调历史和认识论中的间断性、断裂、限度、转换为基础，知识型的转换是一种间断性的转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标志着笛卡尔式连续的、积累性的历史观的毁灭，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诞生。
(2)反人文主义。反人文主义是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勃兴后，在法国知识界蔚然成风的思潮，而福柯在《词与物》中破天荒提出的“人之死”的论点遂成这股思潮的著名口号。他在该书里对近代人文科学流行的人的概念作了批判性的考察。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均将人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他以伟大的地位。但福柯认为：西方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人文主义是虚伪的。从《癫狂史》到《词与物》，福柯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随着理性和科学的昌盛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排斥无理性以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的理性不断遭到外界的打击，从尼采开始，理性和科学的不可一世的统治摇摇欲坠，人文主义大厦的裂纹愈益明显。于是，“犹如在十八世纪末叶古典思想的根基所发生的那样，……人类的形象必将象画在海边沙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词与物》法文版，第398页)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尼采将上帝置于死地，而福柯站在尼采的肩上将人置于死地，从而完全摈除了赋予一切救世思想和历史以最终目的的伟大假设。
福柯，曾怀着巨大的忧患预言了“科学时代”的毁灭、“人类时代”(earofman)的终结，同时他也抱着坚定的信念憧憬着太平盛世的到来。
(《词与物》，(法)福柯著，中译本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密歇尔·福柯是谁？
“法国结构主义者嘛！”
“然而，福柯本人却对此不以为然。甚至，福柯生前的挚友、福柯法文著作的权威英译者、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阿兰·谢里登在《密歇尔·福柯——求真意志》一书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福柯著作的底蕴是反结构主义的。”
“看来，在被人称作结构主义五巨头中，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巴尔特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唯独福柯……”
“是的，对于福柯，我们无法以一个常规性的、传统性的圭臬来评判他的学术贡献。压根儿就不存在一个融贯的福柯体系。他的每部著作都别出心裁、惊世骇俗。每当一部新著作面世之际，就有一位新福柯站在读者的眼前。有鉴于此，我姑且称他为‘大思想家’吧。”
“这可是一个语义模糊、涵盖面大的称谓呀！”
“模糊并不总是令人烦恼，有时它比精确更有用。福柯是一位表
在福柯宏富的著述中，《词与物》是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这部西方知识考古学名著，其命运与他的早期著作《癫狂史》相比实在是一天一地。想当年，《癫狂史》的书稿倍受冷落，巴黎的两位主要出版商拒绝出版，最后普隆出版社极其勉强地印行了它，但销路不佳。《词与物》则今非昔比了。首次印刷三千册在一周内便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五千册在六周里便告售罄，第三次印刷五万册还是供不应求。这对一本学术专著来说，可谓畅销之极了。不惟如此，福柯以前出版的滞销著作也随着《词与物》的畅销而走俏。
《词与物》的问世是法国知识界一桩大事，在法国思想界激起强烈反响。当时法国各文艺周刊争相以“人之死”这一醒目的头条，大书特书地介绍了《词与物》。
《词与物》标志着福柯的学术兴趣已从西方癫狂史和医学史转向西方思想史，但此书之鹄的绝非记录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十九世纪末叶西方思想史的形形色色的表层变化、堆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万花筒似的各种事件，而是力图揭示支配各种话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密码以及这些密码的各种配置。那么，知识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福柯认为：所谓的知识密码实质上就是词与物的关系。掌握这种关系乃是西方知识考古的关键所在。语言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载体，而且还是决定知识的本原。西方思想史的变迁本质上就是词与物关系的重新配置。词与物的关系及其配置是思想史的深层结构。为了揭橥这些结构，就必须摈弃以连续性为原则的传统历史方法，象考古学家发掘埋藏在地下的人类遗存物一样，去发掘思想史上积聚起来的一层层隐蔽的结构。分析西方知识的密码、揭示西方知识的深层裂变，便构成了福柯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的附标题就叫“人的科学的考古学”)的宗旨。正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把福柯的西方思想史的探讨同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区别开来。
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型”。它在凝聚功能、定向功能和斥异功能上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福柯并未对“知识型”下一个精确明晓的定义，它大致可释义为：它是某一时代决定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所使用的基本范畴的认识论的结构型式、支配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深层隐蔽的形成规则、制约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密码的根本配置。特定时代的知识活动皆受制于特定的知识型。人类思想史的裂变是知识型发生格式塔转变的产物。《词与物》主要就是关于知识型及其转换的探讨。它选择了从文艺复兴时代末期到十九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和有关语言的、生物的、财富的三种话语，揭示了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由知识型的深层转换所引起的西方思想史的种种转化。福柯认为：其间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三种知识型。
(1)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体现为“相似”。福柯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正是相似指导着文本的诠释和解释；也正是相似组织了符号的作用，构成了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并控制了表现这些事物的艺术。宇宙包容于自身之内：大地与苍穹共鸣，脸孔在星斗中望见自己，植物在根茎里保存着对人类有用的秘物。绘画模仿着空间。”(《词与物》法文版，第32页)相似通过近便、模照、类比和感应这四种相类形式配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语秩序。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末期，新旧知识型开始发生转换。福柯认为：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就是这种转换的艺术典型。倘若说《唐吉诃德》第一部表达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那末第二部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古典知识型。当唐吉诃德既是冷嘲又是消极地作别相似时，“相似和符号已解除了先前的联盟；相类已成为欺骗并濒于幻觉甚或癫狂。……词与物彼此不再相似。”(《词与物》法文版，第61—62页)
(2)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十七——十八世纪)。在古典时代，符号的配置变成二元：能指和所指。词与物之间不再是相似关系，而是表现关系。因此，古典知识型主要体现为表现。表现在把握事物之间关系时主要根据“秩序”和“分类”。古典时代的各种话语和学科都是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虽然在十七世纪晚期，由于数学和力学的蓬勃发展，机械论和泛数学倾向盛极一时，但从知识考古的角度看，指导和支配古典时代话语和学科的乃是以秩序的形式表现事物的关系的原则。福柯认为：古典时代的三门代表学科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是语词、生物和需求领域里的秩序科学。在表层上看，这三门学科代表着三种话语，各有千秋，但在“考古学”层面上，它们都由表现所维系。因之，表现衰落之时便也是古典学科式微之日。这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叶。是时，语言、生物、经济这三种话语都纷纷突破表现的囿限。福柯指出：“说话人的朦胧但却执著的精神、生命的狂热激情和不懈努力、需求的潜在能量，所有这些都从表现的存在模式中挣脱出来。……表现话语的统治和说明自身并以其语词的顺序说出沉睡于事物之中的秩序的表现的王朝也随之崩溃。这一转变与萨德同时。”(《词与物》法文版，第222页)
(3)现代知识型(始自十九世纪)。随着表现的崩溃，构成世界的不是由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连结的孤立要素，而是有机的结构与总体发挥功能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一种有机结构与另一种有机结构的连结不再是几个要素的同一性，而是要素之间关系(这是一种不再以可见性为基础的关系)的类比和要素发挥的功能。功能这个概念以时间为中心，历史在现代思想里扮演着与秩序在古典思想里相仿的基本角色。历史不是事件的单纯描写。历史的意义在于知识的基本配置，包括时间、发展和“变成”诸概念。这是十八世纪末叶兴起的所有经验科学的共同点。(参见阿兰·谢里登《密歇尔·福柯——求真意志》英文版，第65页)当历史原则取代了秩序原则、功能概念取代了分类概念时，现代知识型便应运而生。这种知识型以探求根源的历史性为特征。由于知识型的变化，古典时代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便让位给现代的以历史和功能为基础的历史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现代的这三门代表学科分别由一八○○——一八一○年左右的鲍普、居维叶和李嘉图创立，分别以语言的历史变化、生物的有机结构与生产和劳动为中心，体现了共同的现代知识型。根据知识型学说，福柯提出了一个令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大为不悦的观点：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标志着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裂变，经济理论的真正的知识型变化应归功于李嘉图，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修正本质上属于共同的知识型范畴，而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论战相对于根本性的“考古学”事件来说，无非是浮面的东西罢了。福柯写道：“在西方知识的最深层，马克思主义并未导致真正的间断性；它作为它那个时代的完美雅致的知识和令人满意的形式，易如反掌地在认识论的配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完全依赖于这种配置。马克思主义如鱼得水似地存在于十九世纪思想里：即是说，它不可能生存于其它任何之处。尽管它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尽管这种背道而驰致使它把激进的颠倒历史学的计划用作一种反对它们的武器，然而这种冲突和计划作为它们的可能性的条件，不是一切历史学的再创造，而是一个考古学能够精确定位并同时根据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革命经济学所共同的方式加以描述的事件。论争也许激起了几簇浪花、荡漾了些许涟漪，但它们无非是孩童泛舟池塘的风浪。”(《词与物》法文版，第274页)这是《词与物》中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它或许代表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统治地位的怀疑、对传统马克思观的挑战，合理与否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以上就是福柯在《词与物》里所描绘的西方知识型转换的大致轮廓。近些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讨论与反思一直是中国文化人的热门话题。我以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欲超越前人的水准，欲在更深的层面上挖掘和破译中国思想文化的密码，欲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升华，也许可以从福柯知识考古学中得到某种启发。
在理论上，福柯的西方知识考古学有两个特征需在此提出：
(1)反传统历史观。传统历史观是以连续性、因果性和目的论为原则的。福柯强烈反对并彻底抛弃了传统历史观的这些原则。他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它以强调历史和认识论中的间断性、断裂、限度、转换为基础，知识型的转换是一种间断性的转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标志着笛卡尔式连续的、积累性的历史观的毁灭，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诞生。
(2)反人文主义。反人文主义是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勃兴后，在法国知识界蔚然成风的思潮，而福柯在《词与物》中破天荒提出的“人之死”的论点遂成这股思潮的著名口号。他在该书里对近代人文科学流行的人的概念作了批判性的考察。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均将人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他以伟大的地位。但福柯认为：西方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人文主义是虚伪的。从《癫狂史》到《词与物》，福柯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随着理性和科学的昌盛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排斥无理性以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的理性不断遭到外界的打击，从尼采开始，理性和科学的不可一世的统治摇摇欲坠，人文主义大厦的裂纹愈益明显。于是，“犹如在十八世纪末叶古典思想的根基所发生的那样，……人类的形象必将象画在海边沙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词与物》法文版，第398页)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尼采将上帝置于死地，而福柯站在尼采的肩上将人置于死地，从而完全摈除了赋予一切救世思想和历史以最终目的的伟大假设。
福柯，曾怀着巨大的忧患预言了“科学时代”的毁灭、“人类时代”(earofman)的终结，同时他也抱着坚定的信念憧憬着太平盛世的到来。
(《词与物》，(法)福柯著，中译本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