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自然教会我创作”，当我把这句话讲给恩师罗尔纯先生听，并问他，能这样说吗？他说：“行”。然而我深知，老师对我的绘画和创作乃至人生都起到何其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二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进修时，把课堂人体速写拿给罗老师看，他说：“你学成了，回去搞创作吧”。可这一回去就沉寂了三年，创作也不见起色。当我致力于美术编辑工作之后发现，自己远离了真正热爱的绘画，创作也被疏落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在我的心头萦绕。于是，我意识到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最终，我选择了贴近生活的西北之行。我认为，走进大自然才是我绘画创作的开始，所以我会说，是大自然教会我创作，“自然之师”成全了我的艺术之梦。为此，我曾付出过很多很多，甚至还签署了生死合同。男儿的热泪在我而立之年洒在了冈仁波齐山前，我那蜷曲的身体是被神山所折服，大山挡住了去路，我无法逾越，这让我看到了做人自身的渺小和局限，横卧天籁的屏障让我在命运面前低头。可此时，我的心灵却找到了归宿，我崇尚自然的精神也油然而生，我绘画的意义也从此重获生机。
　　真正的创作作品是从八五年西行之后开始的。两年之后，我在家乡筹办了首次个人画展。八九年，在中国美术馆也举办了个人画展。举办展览只是这次远行追寻的自然结果，而画展也受到了业界人士的好评。我的作品还分别被中国美术馆和瑞士人收藏，中央电视台对此做过相关报道，展出的作品也相继在《美术》、《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等多家杂志上发表。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好事，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关键之处是西北万里之行是我用生命换来的，当初在路上我以为只要活着回来就是胜利，接着能出作品之后办个展览也属于理所当然的事情。展览过程中，我觉得尤为重要的是我能够和画届内外人士交流并听到私下里的肺腑之言，这也让我备受感动。当然，所有的努力成全了当时被视为中国艺术界最高殿堂的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个展，我也因此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并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绘画艺术。
　　为了从生活中收集更多的创作素材，八七年时，我去了内蒙古，九三年，陪同罗尔纯先生去了黄山。九八年，我和罗老师又一起去了西藏，我们沿着念青唐古拉山一路北上去朝拜了圣湖。在这之后，我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旱季。其它短程活动也不计其数。旅行让我和大自然的距离贴近，它带给我的总是一份难得的好心情和深迷绘画的兴致，我创作的状态也随之日趋进入佳境。
　　九九年，我去美国，途中丹佛转机，然后在飞越落基山脉时，我感受到北美山脉的伟岸和肃穆，从闪亮的雪峰划过去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把它和我们博大的喀喇昆仑来比较。喜马拉雅的雪峰是最令我魂牵梦绕的，那是我的心灵里永久留恋着的一块不可动摇的圣洁之地。
　　我无数次去过海边，可我的画却朝向山脉，向西向北。
　　当我在西双版纳舒适的亚热带雨林下作画时，心如止水。但在寂静之时，所不能替代的仍是那大漠胡杨，那马儿牛儿独上山脊的剪影。回想塔布河万籁俱静，堤岸上的花岗岩石已经突兀于世无数年了，我曾经躲在它的底下避过一阵儿雨，竟全然忘却了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疲惫。
　　走过万里路，浏览过无数画廊和博物馆，东西方大师的名作，我曾如数家珍地仰慕细品过。然而，走得越远见识的越多，我越是想快点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去画出我真正要画的东西来。即便是面对一张白纸，我也会产生一种特别想创作的深度兴奋，画也通常会很顺利的完成，如有神助！近乎陶醉于物我两忘，时光在身边就是那样慢慢地流过，让我品尝到了创作过程中的快乐与美妙。
　　我走过了一段段路，也画过不少作品，让我更记挂的是那些被时光和记忆筛选留存在心底却又最终浮现出来的一幅幅画面。这一切带给我的是一份欣慰和安宁。在我的画中还会有香妃陵上的弯月、乌兰哈达的巨石、塔布河畔的牛羊、塔克拉玛干的胡杨堆、罗梭江边的晚霞、北美黄石公园的早雾，以及大峡谷的回声和周围拥嚷的人们……
　　这其中有甘有苦，不可替代的就是我对于绘画的挚爱。不时回眸，仍会忘我的回想起牛铃摇荡着金子般的闪亮、永远的蒙古马冬之旅以及那神明的宁静。
　　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停止旅行，并且，还有很多画等着我去完成。
　　时逢此次画展之际，我特别要感谢我的恩师罗尔纯先生三十多年来对我的谆谆教诲。罗老师的待人接物和从艺精神深深的影响着我，他对我的帮助之大，我怎么感激都不为过。在艺术上，他也一再告诫：艺术要紧贴生活，靠的是速写，抓住特点，“变形、换色、组合”最为重要，在形式上最终要体现出来。这一直也都使我受益匪浅，回馈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