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天子威,依依平常心。铁血柔情的大唐天子李世民,饱读史书,深谙治国之术。这位文治武功的天子在他即位称帝的第二年就下旨,在辰州修建专门用于传授佛学的寺院,并赐名“龙兴讲寺”。讲寺之所以用“龙兴”为名,是比喻帝王之业兴起。《尚书序》载:“汉室龙兴,开设学校,九五飞龙在天,犹圣人在天子之位,故谓之龙兴也。”很显然唐太宗李世民敕建龙兴讲寺的真实意图不在于传扬佛文化,以搏取美名,而在于借此通过佛法传播,感化“叛服无常”的西南群蛮,实行教化一方,威服一方,以期稳固朝廷对江南的统治,使大唐帝业日益兴隆。这的确不失为英明睿智之举。
　　唐太宗是英明的仁君,“贞观之治”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大手笔,其丰功伟绩载入史册,为后人津津乐道。当然龙兴讲寺也功不可没,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德服江南,最好的策略就是他敕建了江南名寺即龙兴讲寺,以佛法感化于民,民心悦服,天下承平晏清,大唐方入盛世。
　　烽火烟雨青山在,流金岁月乾坤转。
　　唐太宗一纸敕令,龙兴讲寺拔地而起,并由此名扬四海,成了人文荟萃之地,佛光普照,异彩纷呈。也许唐太宗做梦也想不到,八百八十年后一代心学宗师,明朝大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慕名拜谒了龙兴讲寺,亲身感受了大唐的烈烈雄风和佛法的以柔克刚之美,而且是第一次实现了佛学与心学的碰撞,从而使龙兴讲寺锦上添花,日新月异,流光溢彩。
　　王阳明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这位名儒在母体孕育十四个月才依依不舍来到人世,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敏慧过人,十五岁乡试名列前茅,二十八岁中进士,入朝为官,授刑部主事,文韬武略俱全,后官至兵部尚书。1528年他带着自己的“心学”去了佛国当差。王阳明先后二次来辰州龙兴讲寺,留下了千千情结,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
　　1506年,心性耿直的王阳明因痛恨当朝太监刘瑾陷害忠良,秉笔直书据理力争,遭到权倾朝野的刘瑾迫害入狱。1508年,刘瑾将王阳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途经辰州时,这位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慕名造访龙兴讲寺,结识了得道高僧惠休大师。佛学是外来之物,源于天竺,西汉末年传入西域,东汉末年汉明帝派人去西域求佛,并修白马寺,佛学由此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当时中国的儒学出于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并没有以博大的胸怀容纳被称为“异物”的佛学。及至唐朝佛学在经过裂变的阵痛之后,逐渐融入了儒学。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修身养性,容忍顺从之说为中国统治阶级和百姓所接受。统治阶级把它作为治国治民的思想工具,百姓信佛意在寻求精神寄托,聊以自慰。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在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纳佛、法、道之长,融为一体,用于治民方为上策。太宗这种一体多元的治国思想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效果,唐朝由此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王阳明对此深以为奇,对大唐天子李世民顶礼膜拜,而当朝天子的所作所为令人十分失望,与唐太宗相差甚远,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王阳明造访龙兴讲寺的真正目的不是因为龙兴讲寺纤巧奇丽的建筑艺术、美仑美奂的建筑风格,而是寻觅太宗李世民治国治民的一体多元化思想,从中领悟玄机,为大明王朝寻到重振永乐皇帝时期浩浩雄风的良策。
　　秀山灵水的辰州使王阳明心灵的天空放睛,古朴典雅雄奇的龙兴讲寺使王阳明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佛光灵灵,佛学浩瀚无穷己。禅房深深,儒佛和合。王阳明诵经念佛,找到了情感寄寓之所,悟出了禅宗深奥的玄机。惠休大师倾情理佛吐真言,王阳明如沐雨露花丝,脱胎换骨。
　　清风明月夜,依依友人别。
　　惠休大师礼送王阳明下山时,释怀了王阳明先生的存疑:为什么龙兴讲寺的大门不在同一条轴线上,此中玄机何在?倚山就势,顺其自然。这就是佛的精髓!阳明先生顿然感悟,会意地点点头,欣然去贵州龙场赴任。
　　龙场山高水深,地偏人稀,王阳明举目无亲,寄无住所,食无所依,举步维艰,但这些困难征服不了心中有“佛”的王阳明。“倚山就势,顺其自然。”何苦怨天尤人,消沉意志。“佛”不是教化人救苦救难,泽被生灵吗?王阳明决定按佛的旨意拯救生灵,济百姓,摆脱困境。于是他“因俗化导”,与当地百姓和睦友善,百姓十分喜爱、尊重王阳明先生。龙场三载,阳明先生勤奋敏思,知行合一,大彻大悟,在儒、佛学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终成名扬中外的“心学”。因此,才有后人所说的“龙场大悟”。
　　与其说是“龙场大悟”,成就了“心学”宗师王阳明,还不如说是王阳明先生此前的“龙兴寻梦”开了“心学”的门扉。
　　龙兴讲寺寻梦,王阳明汲佛学之灵气,纳儒佛之精华,通过龙场三载风雨如磬、披星戴月的锤炼,呕心沥血结晶了“致良知”的心学。所以说,龙兴讲寺在阳明先生心里的位置无人可比,似乎超越了时空的界线,让他拜谒了大唐天子李世民,君臣倾心相向,谈佛论道,意气相投,其乐融融。当然这只是在梦中收获的喜悦,现实中的大明王朝已日渐颓危。人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梦中。但龙兴讲寺寻梦成就了一代心学宗师是不容置疑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1510年,巨奸刘瑾伏法,阳明先生云开日出,衔皇命离开龙场赴庐陵任职,途经辰州再次来到了他魂牵梦萦的龙兴讲寺。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知遇之友惠休大师在一年前仙逝了。阳明先生思绪万千,悲痛不已。是啊,自己初到龙场人生地陌,孤苦无依,濒临绝境,是谁给了自己征服困难的希望和力量呢?是龙兴讲寺和惠休大师,使他感受到了人性的美丽。如今,自己“心学”悟成且东山再起,必有锦绣前程,来日方长,人生苦短,自己与谁一起坦诚相向,谈经论道呢?唏嘘之余,阳明先生奏请朝廷容他在辰州滞留数月,开坛讲学,朝廷准奏。阳明先生悲喜交加,泪雨纷纭。这样他不仅可以告慰惠休的在天之灵,而且可以借此传授自己的“心学”,为龙兴讲寺增光添彩。如果说龙兴讲寺是一首优美的歌,那么,王阳明就是铁血柔情的歌手,相得益彰。
　　王阳明龙兴讲学,盛况空前,远近文人墨客名流趋之若鹜,其情形似不亚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他手书的提壁诗,寄托了诗人的怀想,也表达了诗人对辰州的眷恋之情,成为世人仰慕龙兴寺的历史见证。阳明先生龙兴讲学,揭开了辰州历史文化的新篇章。使辰州又一次沐浴了新学风新思想的洗礼。有史为证:1511年,辰州知府戴敏于城东门内创办崇山书院。1514年,举人董汉策于小酉山兴建翠山书院。1544年,阳明先生的学生,辰州郡丞徐珊在讲寺内虎溪山建虎溪精舍。1556年,湖北分守道游震得于虎溪山建让溪书院。1586年,湖北分守道蔡国珍、知府赵健于校场坪建龙山书院……一时,书院如雨后春笋勃生,学风荡荡。
　　自王阳明龙兴讲学后,不只是学风书院日新月异,而且上自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下至百姓黎民,尤其是文人骚客无不垂青于龙兴寺,虎溪书院更是独领风骚。唐宋遗风明清人文气息,新思想在这里如花绽放,瑰丽多彩。大唐李氏王朝的后裔明朝国母李凤姣对龙兴寺更是情有独钟,特恩赐龙兴讲寺千佛袈裟,以示敬重。千佛袈裟自然成了龙兴寺的镇寺之宝。李凤姣的作派一半是冲着她的先人,另一半应是敬慕阳明先生。阳明先生是明朝的骄傲,当然也就是她的荣耀了。我们姑且不论太后李凤娇赐千佛袈裟是否带有政治色彩,至少她的作派告诉当时的国人,龙兴讲寺与王阳明休戚相关,龙兴讲寺因王阳明而精彩。
　　从白衣寒士至礼部尚书的董其昌,1636年奉旨巡察辰州,也慕名入龙兴讲寺沐浴佛国清香之风,感受儒佛的灵光。其实,礼部尚书大人拜谒龙兴讲寺这块佛门圣地,主要是为了寻觅已仙逝一百零八年的“心学”宗师王阳明之遗风,品读其“致良知”的真谛。在这位声名远播的尚书大人看来,王阳明的“心学”和“佛学”的碰撞与裂变所产生的新观念,也许能消除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并根治其痼疾。尚书大人用心向佛,似乎真的通融了阳明先生的“心学”,也似乎从中悟出了拯救大明王朝的良策,但佛国更需要他这样虔诚的高官,“佛”在治好了他的眼疾后,就决意收留他为佛国做事,一个月后尚书大人去了他熟悉的佛国当差。他和他敬慕的阳明先生在佛的天堂终成为莫逆之交,只不过是相见恨晚而已。
　　王阳明走了,但他所创的“心学”在辰州开了花结了果,影响了辰州一代又一代人。“心学”主张追求真善美,张扬人性,修身养德,“知行合一”,具有思想解放意义;“心学”提倡独立自主意识,不盲从权威,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讲究个人的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一,“致良知”,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具有开拓进取向上的积极意义,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无疑有益。董其昌在龙兴讲寺从内心深处感悟了佛学与心学相融取长补短的真谛后,为龙兴寺亲笔写下了“眼前佛国”的匾额,以此表明心迹。董其昌不仅是朝廷高官,也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他的墨迹保留至今,令许多游人,特别是书法爱好者浏览忘返。
　　令王阳明想不到的是如今的龙兴讲寺已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她正以博大的胸怀,崭新的姿态延纳海内外宾朋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