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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带给那些孩子的伤痕，也许会伴随他们一生。但孩子们的希望并没有随着废墟死去，而是在艺术里重生。
这是一幅画满伤疤的油画(见下页图3)。
蓝绿底色，伤疤像巨大的裂缝，又像闪耀的星光，还有人说，像舞动的人影。
为什么要画伤疤?李丹回答：“这些伤疤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最开始觉得伤疤很难看，但后来对它们有了某种感情，就想画。”
画者李丹与被画者唐仪君，都是4年前在汶川地震中致残的年轻人。当时，他们都还只是高二的学生。他们所在的东汽中学共有249名师生遇难，其中超过200名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是震区破坏最惨重的学校之一。
幸存孩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在医院里度过最初的几个月后，未来如何?没人能告诉他们。然而4年后，他们却坐在华新职业技术学院3楼的画室里，正在画最新一幅作品。对于在震前从没摸过画笔的这些孩子来说，这个转变无异于某种奇迹。如果不是遇到五彩基金，有关明天，这些孩子根本没想过。长大后怎么办
创办五彩基金的人，是成都籍画家周春芽。成就他这一想法的，缘于地震前的一次义卖。2008年1月，四川当地有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儿需要做手术，但没有钱。当地媒体找到周春芽，说一些网友为这个小姑娘画了些画，能否帮忙把这些画卖掉帮女孩儿付些医疗费?
周春芽看了画，觉得卖不了多少钱，就发动成都地区一些年轻艺术家搞了个义卖，义卖款项高达100万。小姑娘用这笔钱做手术活了下来。周舂芽有些惊讶：艺术本身，居然还可以如此直接、具体地参与社会，他此前从未想过，也没有经历过。
4个月后，汶川地震发生。周春芽觉得自己无力去前方支援，于是便每天去医院，带着文具和画册，期望能为在地震中受伤的孩子们带去安慰。但是，他自己却无法感到宽慰。很多孩子都是双下肢截肢，他们长大后怎么办?周春芽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为这些孩子提供些具体的帮助，不仅帮他们熬过伤痛，还能助他们积极地度过一生。
身为画家，他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很多孩子失去了双腿，但他们的手是健全的，可不可以教他们画画?这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门手艺，能帮助他们在将来谋得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
一天，他去医院看望当时被媒体称为“可乐男孩”的薛枭，薛枭跟他提起，一位女同学李丹非常喜欢画画。周春芽便去看望李丹。李丹当时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但当周春芽跟她提起画画的事情时，他看到李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周春芽还记得在医院看到的另一个小女孩儿，她被从废墟中救出来后，胸部以下高位截瘫。很长时间，她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不愿意与任何人说话。
周春芽看到后，轻轻问她：“你想不想学画画?”他看到小孩子的眼睛亮了一下，便接着说，“你的双手是好的，可以学画画。”
孩子们的反馈给了他信心。2009年3月，“五彩基金艺术助残计划”正式启动。如今，这个已成立3年的中国第一个以画家为主导的公益基金，已经默默帮扶了100多名残疾孩子，他们当中，有13人已考进了大学。
艰难的起步
孩子们大多在受伤前从未接触过美术，老师们需从颜色和线条教起。但无论以哪种方式起步，这条崭新的道路对于老师和孩子们都是不容易的。
对于失去右手的李丹来说，学习绘画要先从练字开始。在医院康复时，仅存的左手尚未恢复知觉，她就让妈妈帮忙抬着手臂，用水彩笔练习如何将字写得横平竖直。可等到开始学画时，握着铅笔依然不习惯，于是老师给她换成碳素笔，让她不至于太过沮丧，能尽快地掌握相关的技巧。
失去右臂，意味生活都要翻转，很多事情，必须依靠别人的帮助，比如洗画板。李丹比别人下了更大的功夫，努力适应使用左手，最初每天苦练十几个小时，有时画着画着会着急地哭起来。
但五彩基金的老师耿波依然严厉地要求她。耿波说，教学的过程不刻意地照顾和煽情，其实是希望孩子们能树立一种意识——我可以和健全人一样，不需要同情和怜悯。
对于唐仪君这样失去下肢的孩子来说，画画也是艰苦的，坐在轮椅上，要保持身体前倾，才能够着画架和画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非常不容易。
五彩基金的学员中，伤情最重的，是一个名叫魏玲的高位截瘫女孩子。魏玲在废墟下被埋了50个小时，救援花费了12个小时，仅大手术就做了17次，尚不包括一些小规模的手术。有一年半的时间，她都住在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里。
五彩基金将她列为艺术助残学员后，老师常常去病房给她上课。然而，当时魏玲心情非常差，常常躺在床上半眯着眼睛，对老师爱理不理，还常常和医生吵架。有好几次，基金会的年轻老师有些受不了，嚷着说，再也不要给她上课了。值得庆幸的，老师没有放弃，魏玲也没有放弃。
考虑到魏玲的伤情很严重，容易被感染，基金会没有安排她像其他孩子那样从铅笔素描学起，而是直接用钢笔画速写。每当沉浸在绘画中时，她会安静下来，渐渐地，脾气小了，线条也越来越成熟。
2009年年底，19岁生曰时，五彩基金为她在医院里办了一次小型画展，从厚厚的3大本速写中，选出40幅在医院里展出，这给予了魏玲巨大的信心。
如今，魏玲依然在德阳残疾人康复中心接受康复治疗，但她已经可以做些稍远的旅行。2012年3月，她和五彩基金的学员们一起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画展，并在那里意外邂逅了当年救她的部队。
从释放，到接纳
在五彩基金成立2周年时，基金会以这几名原东汽中学的学生为主线，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时间》。这时，离地震发生已过去3年，孩子们互相扶持着重回他们当年的学校。校园还保存着地震后的残状，孩子们试图寻找自己的教室，或者从存留的物品判断归属者是谁，他们是否认识。
大家最初还是说说笑笑，但最终，一个女孩子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她说她和当年的好友上午刚刚吵过架，中午才和好，下午就发生了地震。她活了下来，好友却没那么幸运，因为没有找到尸体，连凭吊之处都无法寻到。
释放，是五彩基金最初想为孩子们做的事情。“艺术可以使一个人的内心更加丰富，使他更了解自己的内心和向往，也帮助其拥有发现更美好事物的能力。”周春芽说，“画布上的这种成就感，精神上的抚慰，是任何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 事实上，孩子们最初的画作也确实多与自身的处境相关。唐仪君的许多装置作品，都与他被截肢有关。比如，一副叠加起来好几米高的拐杖，还有一个，与真人等高的假人，唐仪君起名为“站起来”。
同样在震后被截肢的女生寇娟，画的第一幅画名为《Face to Face》，画面上是一面镶着金边的圆镜子，镜子里隐约有一张女生的脸，头发挡住半只眼睛，调子灰灰的，很暗。很多人看了说，很惊悚。但寇娟自己喜欢。一段时间里，她的画作都是这样灰灰的格调，即使当空有一轮照耀的太阳，也隐没在一层阴霾之中。“无所事事，迷茫，不知所措。”寇娟说这就是她当时的心态。
画面反差最大的，是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孩子。
她的经历很残酷。地震发生时，她本能地往楼下跑，跑到2楼时，楼塌了，她跟着断裂的楼板一直向下掉去。在废墟里，身边没有任何人，她只能抬头看到一线天空。近70个小时后，终于被人发现，无奈双腿被楼板层层压住，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被现场截肢，总算保住了性命。
在五彩基金的老师们看来，她是个不爱说话的女生，有些能和别的学员开的玩笑，对她却不能说。然而最初学油画，她画了幅自画像，站在淡绿色的背景前，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衣服，留着天蓝色的短发，化了一点儿淡妆，大大的眼睛上涂着粉红色的眼影，整个人看起来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里，汪洋肆意。没人想到，她会画这样一幅画。但这幅画似乎释放了她内心的某种渴望，她那样向往如此奔放的生活，现实中她无法做到，然而在画中，她做到了。
走出去
教会孩子画画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去。
周春芽的想法是，必须采取一种能提升孩子们自信的方式，让他们走出病房，走到人群里。走出去的第一步，是不断举办慈善晚宴，或者学员画作的小型展览。
每次慈善晚宴，李丹都会登台唱歌，她的拿手曲目是《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在五彩基金成立一年多以后，周春芽将这个目标拟定得更加具体了：让第一批学员考上大学。这其中，有李丹、唐仪君和其他几位同学。为了备战艺术考试，耿波干脆与孩子们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刚过完年的冬天，他们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画到晚上10点半，有时，孩子们还会自愿“拖堂”。
耿波将自己的作用看得很淡，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孩子们相互之间的友情。李丹只有一只手臂，其他人就轮流帮忙削铅笔，至今她还用一个小盒子收藏起那些铅笔头，并视为宝贝；熬夜练习画画，有夜宵大家都分着吃，有一次很夸张，只有一个苹果，就拿刀像切西瓜那样切出很多份，每人只吃一小薄片，他看着，感到很温暖；遇到电梯坏了，腿脚好的人，就背着腿部截肢的同学，慢慢爬到5楼的教室去……
但进入高校，对于这些残疾学生来说，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没有哪所高校明确说明拒绝接受残疾学生，但残疾学生的生活管理、教学安排，都是中国高校从未面临过的问题，尤其是，当突然有一批残障学生同时入学时。
最后，周春芽亲自出面，与四川华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商谈，使得孩子们顺利入学。他们将在明年毕业，大多数人有了自己明确的职业选择，唐仪君读的是广告设计，“猴子”宋林林想做一名园林设计师，李丹的愿望则是能去深圳做一名网页设计师。
“他们需要更直接地面对地震留下的一切。”周春芽说，
“我们不可能管他们一辈子。他们年轻，学了手艺，自己以后会升值。接纳自己，是建立信心的第一步，他们没有随着废墟死去，而是在艺术里重生。”(据《新华每日电讯》、新浪网相关资料整理)
这是一幅画满伤疤的油画(见下页图3)。
蓝绿底色，伤疤像巨大的裂缝，又像闪耀的星光，还有人说，像舞动的人影。
为什么要画伤疤?李丹回答：“这些伤疤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最开始觉得伤疤很难看，但后来对它们有了某种感情，就想画。”
画者李丹与被画者唐仪君，都是4年前在汶川地震中致残的年轻人。当时，他们都还只是高二的学生。他们所在的东汽中学共有249名师生遇难，其中超过200名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是震区破坏最惨重的学校之一。
幸存孩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在医院里度过最初的几个月后，未来如何?没人能告诉他们。然而4年后，他们却坐在华新职业技术学院3楼的画室里，正在画最新一幅作品。对于在震前从没摸过画笔的这些孩子来说，这个转变无异于某种奇迹。如果不是遇到五彩基金，有关明天，这些孩子根本没想过。长大后怎么办
创办五彩基金的人，是成都籍画家周春芽。成就他这一想法的，缘于地震前的一次义卖。2008年1月，四川当地有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儿需要做手术，但没有钱。当地媒体找到周春芽，说一些网友为这个小姑娘画了些画，能否帮忙把这些画卖掉帮女孩儿付些医疗费?
周春芽看了画，觉得卖不了多少钱，就发动成都地区一些年轻艺术家搞了个义卖，义卖款项高达100万。小姑娘用这笔钱做手术活了下来。周舂芽有些惊讶：艺术本身，居然还可以如此直接、具体地参与社会，他此前从未想过，也没有经历过。
4个月后，汶川地震发生。周春芽觉得自己无力去前方支援，于是便每天去医院，带着文具和画册，期望能为在地震中受伤的孩子们带去安慰。但是，他自己却无法感到宽慰。很多孩子都是双下肢截肢，他们长大后怎么办?周春芽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为这些孩子提供些具体的帮助，不仅帮他们熬过伤痛，还能助他们积极地度过一生。
身为画家，他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很多孩子失去了双腿，但他们的手是健全的，可不可以教他们画画?这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门手艺，能帮助他们在将来谋得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
一天，他去医院看望当时被媒体称为“可乐男孩”的薛枭，薛枭跟他提起，一位女同学李丹非常喜欢画画。周春芽便去看望李丹。李丹当时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但当周春芽跟她提起画画的事情时，他看到李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周春芽还记得在医院看到的另一个小女孩儿，她被从废墟中救出来后，胸部以下高位截瘫。很长时间，她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不愿意与任何人说话。
周春芽看到后，轻轻问她：“你想不想学画画?”他看到小孩子的眼睛亮了一下，便接着说，“你的双手是好的，可以学画画。”
孩子们的反馈给了他信心。2009年3月，“五彩基金艺术助残计划”正式启动。如今，这个已成立3年的中国第一个以画家为主导的公益基金，已经默默帮扶了100多名残疾孩子，他们当中，有13人已考进了大学。
艰难的起步
孩子们大多在受伤前从未接触过美术，老师们需从颜色和线条教起。但无论以哪种方式起步，这条崭新的道路对于老师和孩子们都是不容易的。
对于失去右手的李丹来说，学习绘画要先从练字开始。在医院康复时，仅存的左手尚未恢复知觉，她就让妈妈帮忙抬着手臂，用水彩笔练习如何将字写得横平竖直。可等到开始学画时，握着铅笔依然不习惯，于是老师给她换成碳素笔，让她不至于太过沮丧，能尽快地掌握相关的技巧。
失去右臂，意味生活都要翻转，很多事情，必须依靠别人的帮助，比如洗画板。李丹比别人下了更大的功夫，努力适应使用左手，最初每天苦练十几个小时，有时画着画着会着急地哭起来。
但五彩基金的老师耿波依然严厉地要求她。耿波说，教学的过程不刻意地照顾和煽情，其实是希望孩子们能树立一种意识——我可以和健全人一样，不需要同情和怜悯。
对于唐仪君这样失去下肢的孩子来说，画画也是艰苦的，坐在轮椅上，要保持身体前倾，才能够着画架和画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非常不容易。
五彩基金的学员中，伤情最重的，是一个名叫魏玲的高位截瘫女孩子。魏玲在废墟下被埋了50个小时，救援花费了12个小时，仅大手术就做了17次，尚不包括一些小规模的手术。有一年半的时间，她都住在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里。
五彩基金将她列为艺术助残学员后，老师常常去病房给她上课。然而，当时魏玲心情非常差，常常躺在床上半眯着眼睛，对老师爱理不理，还常常和医生吵架。有好几次，基金会的年轻老师有些受不了，嚷着说，再也不要给她上课了。值得庆幸的，老师没有放弃，魏玲也没有放弃。
考虑到魏玲的伤情很严重，容易被感染，基金会没有安排她像其他孩子那样从铅笔素描学起，而是直接用钢笔画速写。每当沉浸在绘画中时，她会安静下来，渐渐地，脾气小了，线条也越来越成熟。
2009年年底，19岁生曰时，五彩基金为她在医院里办了一次小型画展，从厚厚的3大本速写中，选出40幅在医院里展出，这给予了魏玲巨大的信心。
如今，魏玲依然在德阳残疾人康复中心接受康复治疗，但她已经可以做些稍远的旅行。2012年3月，她和五彩基金的学员们一起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画展，并在那里意外邂逅了当年救她的部队。
从释放，到接纳
在五彩基金成立2周年时，基金会以这几名原东汽中学的学生为主线，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时间》。这时，离地震发生已过去3年，孩子们互相扶持着重回他们当年的学校。校园还保存着地震后的残状，孩子们试图寻找自己的教室，或者从存留的物品判断归属者是谁，他们是否认识。
大家最初还是说说笑笑，但最终，一个女孩子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她说她和当年的好友上午刚刚吵过架，中午才和好，下午就发生了地震。她活了下来，好友却没那么幸运，因为没有找到尸体，连凭吊之处都无法寻到。
释放，是五彩基金最初想为孩子们做的事情。“艺术可以使一个人的内心更加丰富，使他更了解自己的内心和向往，也帮助其拥有发现更美好事物的能力。”周春芽说，“画布上的这种成就感，精神上的抚慰，是任何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 事实上，孩子们最初的画作也确实多与自身的处境相关。唐仪君的许多装置作品，都与他被截肢有关。比如，一副叠加起来好几米高的拐杖，还有一个，与真人等高的假人，唐仪君起名为“站起来”。
同样在震后被截肢的女生寇娟，画的第一幅画名为《Face to Face》，画面上是一面镶着金边的圆镜子，镜子里隐约有一张女生的脸，头发挡住半只眼睛，调子灰灰的，很暗。很多人看了说，很惊悚。但寇娟自己喜欢。一段时间里，她的画作都是这样灰灰的格调，即使当空有一轮照耀的太阳，也隐没在一层阴霾之中。“无所事事，迷茫，不知所措。”寇娟说这就是她当时的心态。
画面反差最大的，是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孩子。
她的经历很残酷。地震发生时，她本能地往楼下跑，跑到2楼时，楼塌了，她跟着断裂的楼板一直向下掉去。在废墟里，身边没有任何人，她只能抬头看到一线天空。近70个小时后，终于被人发现，无奈双腿被楼板层层压住，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被现场截肢，总算保住了性命。
在五彩基金的老师们看来，她是个不爱说话的女生，有些能和别的学员开的玩笑，对她却不能说。然而最初学油画，她画了幅自画像，站在淡绿色的背景前，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衣服，留着天蓝色的短发，化了一点儿淡妆，大大的眼睛上涂着粉红色的眼影，整个人看起来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里，汪洋肆意。没人想到，她会画这样一幅画。但这幅画似乎释放了她内心的某种渴望，她那样向往如此奔放的生活，现实中她无法做到，然而在画中，她做到了。
走出去
教会孩子画画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去。
周春芽的想法是，必须采取一种能提升孩子们自信的方式，让他们走出病房，走到人群里。走出去的第一步，是不断举办慈善晚宴，或者学员画作的小型展览。
每次慈善晚宴，李丹都会登台唱歌，她的拿手曲目是《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在五彩基金成立一年多以后，周春芽将这个目标拟定得更加具体了：让第一批学员考上大学。这其中，有李丹、唐仪君和其他几位同学。为了备战艺术考试，耿波干脆与孩子们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刚过完年的冬天，他们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画到晚上10点半，有时，孩子们还会自愿“拖堂”。
耿波将自己的作用看得很淡，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孩子们相互之间的友情。李丹只有一只手臂，其他人就轮流帮忙削铅笔，至今她还用一个小盒子收藏起那些铅笔头，并视为宝贝；熬夜练习画画，有夜宵大家都分着吃，有一次很夸张，只有一个苹果，就拿刀像切西瓜那样切出很多份，每人只吃一小薄片，他看着，感到很温暖；遇到电梯坏了，腿脚好的人，就背着腿部截肢的同学，慢慢爬到5楼的教室去……
但进入高校，对于这些残疾学生来说，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没有哪所高校明确说明拒绝接受残疾学生，但残疾学生的生活管理、教学安排，都是中国高校从未面临过的问题，尤其是，当突然有一批残障学生同时入学时。
最后，周春芽亲自出面，与四川华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商谈，使得孩子们顺利入学。他们将在明年毕业，大多数人有了自己明确的职业选择，唐仪君读的是广告设计，“猴子”宋林林想做一名园林设计师，李丹的愿望则是能去深圳做一名网页设计师。
“他们需要更直接地面对地震留下的一切。”周春芽说，
“我们不可能管他们一辈子。他们年轻，学了手艺，自己以后会升值。接纳自己，是建立信心的第一步，他们没有随着废墟死去，而是在艺术里重生。”(据《新华每日电讯》、新浪网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