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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和是近代中国最早获得土壤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土壤肥料学的先驱与开拓者。他积极投身中国土壤肥料学的教育和研究，在近代中国土壤肥料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对相关报刊、论著的梳理，试图还原其学术生平，研究和探讨他的成就及贡献。
关键词 刘和 土壤肥料学 盐碱地 教科书
晚清以降，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诸多西方科技新知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近代土壤肥料学。1877年《格致汇编》刊载的《农事略论》率先向国人介绍了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以及农业化学的相关知识。19世纪末，《农学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大规模译介西方农学，近代土壤肥料学知识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这门新兴的学科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积累，归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主力军。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多从西方引进的近代科学逐渐实现了体制化和本土化，土壤肥料学也不例外。这些早期留学归国的土壤肥料学家为中国土壤肥料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和（图1）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学者。
刘和是一位在民国时期颇有名望的土壤肥料学家，他于1925年自美国获得土壤学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以及浙江大学，在近代中国土壤肥料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堪称中国土壤肥料学的先驱人物之一。然而，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关刘和的介绍寥寥无几，其生平简介仅散见于民国时期的部分刊物中[1，2]。笔者翻检史料，通过对相关报刊、论著等文献的系统梳理，试图最大限度还原其学术生平，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并希借此推进中国近代土壤肥料学史之研究。
一 投身农学教育，推动农业改良
刘和，字仲和，1897年出生于山西徐沟，卒年不详，幼年曾在太原的山西学务公所游美预备科学习[3]。1912年，年仅14岁的他顺利进入清华学校，是清华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此时的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堂，主要以培养留美学生为目的，刘和在此度过8年的学习生涯后，于1920年顺利获得赴美留学公费名额，考入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Lowa State College）学习农业，随后进入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攻读博士学位，专攻土壤学。留学期间的刘和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活动，1924年8月加入了由留学生组织的精英团体——仁社。与此同时，他还与清华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土壤学这一当时还极为小众的专业[4]。在美留学期间，刘和接受了系统的土壤肥料学的学术训练①，于1925年从马里兰大学获得土壤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30日，他与留美学生一行六人乘船返抵上海②，旋即入职燕京大学农科，成为该科首位中国教师。
燕京大学是一所由美国教会主导创办的西式大学，其农学科系设立自其建校之初即有动议。早在1919年秋，燕京大学就与邱润初合作建设农科，邱氏出资购地建设，校方从美国聘请学者来华任教。1921年秋正式招生，后该科由华洋义赈会资助，发展迅速。1926年冬，刘和被校方任命担任农科代理主任，成为燕京大学首位也是唯一的中國籍农科主任[5]。刘和就任主任之时，正值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提倡新式农业教育，积极筹办农业刊物，兴办农业展览会，参加农业知识宣讲，加大农业推广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燕大农科的发展。
有感于国内农学发展之滞后， 刘和入职伊始便疾呼改良农业教育。他感叹“奈办农业者大都为农学之门外汉及爷派之富家翁，与普通农民绝少来往，故农民不能因之获得助益”，而“农事试验场之设立亦名不符实”，以至于“毫无成绩之可观”[6]。为了使得农业教育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他提倡农业学校不仅要负担学生的教育费用，且“所收之学生必为真正农民之子弟，授之以科学农业教育，使其归还农田而服务于农民间”[6]。在他任内，鉴于“中国农业教育非先从真正的农民着手不可”[6]，燕京大学还与清华学校及香山慈幼院合办了农事讲习所，以造就农村领袖、垦殖先导、农事推广员和新农民为目标，刘和亲自任教。该所之设立一度引起媒体关注，开学时熊秉三、刘廷芳、冯友兰、董时进等诸多名流均出席并致辞[7]。
在刘和看来，燕大农科的定位“就是要由近及远的推广农业知识”[5]，所以他在工作中非常强调农业推广的重要性。在他的筹划下，燕京大学农科于1927年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燕大农讯》，其内容不仅包括燕大农科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有农作物种植改良、家禽家畜饲养、果树栽培、病虫害防治等科普知识，丰富了民众知识，开阔了民众眼界。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农业展览会，参加华洋义赈会等机构的合作讲习会活动，向广大农民演讲和普及农业知识，收效良好。
刘和在燕大的工作也得到了来访西方学者的认同。1927年6月初，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系教授倪登（James G. Needham， 1868—1957）①到访燕京大学，高度赞扬了刘和在燕京大学所筹划的农民农业教育，认为“此种工作正为中国农业社会所必须，若见实效，当推行于全国”[6]。就在这一年，刘和迎来了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9月他与家政学家何静安完婚，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对学术伉俪②。
正当刘和大力推进自己的农业改良事业之时，燕京大学陷入了与金陵大学争夺华北农业改良主导权的斗争，最终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决议将华北的农业教育交由金陵大学负责，燕京大学逐渐退出①。1929年3月，燕京大学农科正式取消，改组为农事试验场，隶属于自然科学院，刘和仍担任试验场主任一职[10]。此时燕大的农学发展虽未完全停滞，但明显已大不如从前。
在此情形之下，刘和北上沈阳，加盟东北大学农艺系②。东北大学创建于1923年，1928年8月张学良担任校长后，大力支持办学，学校发展迅速，从平津地区招揽了不少教授专家，刘和正是其中一员。对于刚刚起步的农艺系，刘和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是系里主要负责人之一 [11]。不久后，刘和重返北平，担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场主任一职。在北平大学工作期间，刘和依旧着力于农业教育和农业改良。中国土壤肥料学的泰斗——熊毅和侯光炯在北平大学学习期间均是在他的影响下， 开始对土壤肥料学产生兴趣， 转而从事相关研究[12]。1932年3月，刘和从北平大学离职，南下武汉，任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技正兼农检处处长。8月，他转往浙江，受聘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正式负责该院土壤肥料的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同时也迎来了其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 浙江是近代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南方迁移和新建了一批学术机构，吸引了不少学术骨干。20世纪30年代，随着土壤肥料学科的快速发展，江浙区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圈，浙江省建设厅、浙江大学、南通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农业实验所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均开辟了相关的研究方向，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开始从事土壤肥料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极为重要的成果。在这么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科研环境里，刘和开始专心从事土壤肥料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到任不久就编写出了两本颇具分量的教科书。
二 编写教科书，促进学科本土化
教科书是一门学科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培养学科人才的基本手段。民国早期，国内虽有少量土壤肥料学教科书出版，但主要是供中等农业学校等层次的学校教学使用，以至于时人认为：“无论其‘质’‘量’如何，实使人有凤毛麟角之感。”[13]各地农业学校所选取之土壤教材，不仅质量参差不齐，也难以和本国实情相结合，不过是“翻译东西文书籍，讲讲外国土壤或普通学理，与本国本地毫不相关”，想要谋求改良某地某种土壤及农作物增产，“岂非南辕北辙”[14]？不只是土壤肥料学，当时很多学科的教科书都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状况。
1931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提出教科书本土化的问题，掀起了一场教科书中国化运动，其影响遍及当时的各个学科。中国化的实质其实就是本土化，教科书中国化的内涵就是要将外来教科书的思想和内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服务于中国社会之需求，促进和推动教育和学术的发展，从而解决中国自身之问题[15]。20世纪30年代，随着全国范围的土壤调查逐渐展开，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广东土壤调查所、浙江土壤所等一批土壤肥料学研究机构纷纷设立，土壤肥料学科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编纂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教科书自然成了当务之急。
1933年，为了唤起国内学者对于肥料问题的关注，以期“我国肥料之建设及肥料试验之进步”，刚到浙大不久的刘和细心整理了他在燕京大学、东北大学以及北平大学教授肥料学的讲义和相关材料，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肥料学讲义》一书，交由中华农学会正式出版（[16]，例言）。
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为植物营养概论、人工肥料、自然肥料、肥料试验与肥料应用，下分26小节。该书博采众长、内容丰富，融欧美、日本教科书之所长。刘和编写此书主要参考了畅销一时的美国土壤学家古斯塔夫森（Axel F. Gustafson，1880—1942）所编《肥料手册：来源、成分、效用和使用》（Handbook of Fertilizers： their sources， make-up， effects， and use）①一书。除了欧美著作外，他还积极吸收最新的日译教材内容，如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由吉村清尚著、刘友惠译的《肥料学讲义》就在书中被多次征引。
劉和在编写此书时，不仅吸收了国外最新教材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书中使用了很多自己进行土壤肥料研究时获取的数据及照片，对肥料原理进行形象地说明，并对中国将来的肥料发展方向进行了合理设想。在谈及施肥方法及不同作物的施肥时，也会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开启了肥料学教科书本土化的先河。
《肥料学讲义》付梓后，刘和并未停下编纂教材的脚步。他试图“将土壤学之要点，不论新旧，不分国界，尽量搜罗”，以编写《土壤学》（图2）一书，尽力令读者有“事半功倍之效”（[17]，自序）。最先考虑定为上中下三卷，分别谈论土壤生成分类和物理性、土壤化学和土壤培肥、土壤生物。1935—1936年，《土壤学》上中两卷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共有15章近700页，与同时期的土壤教材相比，可谓卷帙浩繁①[17，18]。
书中除讲述土壤学的基本原理外，还融入了中国实地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第九章“世界土壤分布情形”还专有“我国土壤”一节，本土化特色鲜明。相较于1931年邓植仪、彭家元版《土壤学》和1933年王云森版《土壤学》，成书稍晚的刘和版《土壤学》首次提及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与广东土壤调查所的工作，文中对土壤的考察也不再是“纸上谈兵”，不仅有作者在各地亲身进行的土壤调查，也包括诸多前人研究，如唐启宇对中国土壤的分类、李学清对黄土的研究、萧查理（Charles F. Shaw，1881—1939）的土壤调查均出现在此本教材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材中大量出现了萧查理1930年出版的《中国土壤》一书的内容。萧氏是首位应邀来华主持土壤调查工作的美国土壤学家，他所作的《中国土壤》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大范围土壤调查报告。刘和大量引用该书，充实和完善了教材中关于中国土壤分布状况的描述，使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土壤学教材。
《土壤学》一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当时有评价称该书能将“科学解释，详加叙述，乃现在一般土壤学书中所仅有”，而中国土壤之分布图及数百个之土壤学译名“皆为创作”。插图数十幅，附名词对照表及索引“尤便查阅”[19] 。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李连捷认为该书“所取材料丰富，大部又颇新颖，为以往国内出版土壤通论所不及，叙述及结构亦整齐清晰”，虽仍有不足之处，但作为普通教科书的土壤通论，可“摆在架子上与其他大型书籍媲美”[13]。
从刘和所编写的土壤肥料学教科书可以看出，他所编写的教材无论从内容的深度还是广度，都比同时期的其他教材有了显著的进步，堪称本土化教材的典范。这一方面是因为刘和个人的能力突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土壤调查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最新的成果开始逐步被吸纳进入高校教材，土壤肥料学教育上逐渐摆脱了此前“纸上谈兵”的困境，“因地制宜”地教授土壤学知识逐渐成为可能。土壤肥料学黄金时期的到来，使得刘和不仅有机会撰写出版土壤肥料学的教科书，更为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开展肥料试验，创造出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有机肥料，实现了他在《肥料学讲义》中阐述的愿景。 三 参加化肥问题论战，发明新型有机肥料
在农业生产中，施肥是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业产量最为有效的方式。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发明化肥后，这种有别于传统有机肥料的无机肥料逐渐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化肥最早于晚清传入我国，初期仅在沿海少数地区使用，民国以后使用区域逐渐扩展到华南、华中、华北等地。1909年，德国化学家哈珀（Fritz Haber，1868—1934）成功发明经济可行的人工固氮法，大大提高了化肥的生产力，西方公司也随之加快了在华倾销化肥的步伐。中国化肥进口数额大幅增加，导致大量金钱外流，如此巨大的财富“漏卮”逐渐引发国人关注。化肥大量输入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环境问题。由于部分商人以次充好、过度宣传，加之农民缺乏相关知识，滥用化肥，不少地区的土壤逐渐恶化，生态系统失衡，从而引发农学界关于化肥利弊的大争论，堪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学界的一大热点话题。
早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刘和就特别关注化肥的输入及其对中国农业的影响。1927年，他曾在《自然界》杂志上专门撰文探讨此一问题[20]。1931年，他又在中华农业化学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工肥料问题》的演讲，重申自己的观点①[21]。不过与很多农学家一味空喊口号不同，他的关注点不止限于文字的论辩，而是试图寻找切实有效的方法去制造经济、便捷且无害的肥料来替代化肥。
刘和注意到，中国一方面在大量进口西方的化学肥料，一方面却有大量现成的肥料原料供给出口，如榨油厂的副产品豆饼、棉籽饼、菜籽饼、花生饼、芝麻饼等就以低廉的价格运出国门。1933年他在《肥料学讲义》中提出了改良传统有机肥料的设想，表示“我国今日虽无大规模之屠宰场及榨油厂，然将来交通的建设进步，工业发达后，必有大宗之副产物以待利用”（[16]，页35），并就国人所常见的这些副产品自行研制新型肥料，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果。
豆饼等物是中国传统的有机肥，虽然环保无害，但是相较速效的化肥，其肥效缓慢、肥力不足的缺点也十分突出。根据对传统肥料的觀察，刘和认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传统肥料中的脂肪含量太高，大量脂肪包裹蛋白质，使蛋白质不能充分与水接触，从而影响了发酵效率。有鉴于此，他发明了一种活化肥料，其原理就是用简单经济的化学方法破坏脂肪层，加水分解蛋白质，使其易于氨化，从而达到增加肥效的目的。根据这一原理，他率先对豆饼、棉籽粉进行了活化试验，对两者所应活化处理的原因、花费及优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初步试验结果进行了公布，尤其对其经济价值进行了估算。这一试验成效显著，明显提升了有机肥的肥效，这种活化肥料“无有机肥料之劣性，有无机肥料之优点，苟能推销全国，则每年千余万元至漏巵可免”[22]。
1934年6月25日，刘和发明的有机肥料活化作用方法获国民政府实业部批准10年专利，一时间各处“函询实情者几近百人”[22]，刘和遂在中华农学会第17届年会上提交论文，详细阐述了他所发明的活化肥料法。随后，刘和又进一步扩大活化肥料的原料来源，选取菜籽饼、乌桕饼、皮渣分别进行了多组对比试验，不仅对选取了多种土壤，其肥料对照组也不再局限于原料与活化后肥料，还加入了硫酸铔，通过对传统肥料、活化肥料以及化肥的对比试验，获得了第一手的数据，从而论证了活化肥料的有效性和可行性[23， 24] 。
活化肥料主要是为了补充农作物所缺乏的氮元素，除此之外，刘和还发明了一种钾化骨质磷肥。其方法乃是将兽骨放入高压蒸煮器中进行蒸煮后进行粉碎，然后加入氢氧化钾溶液，待化学反应完成，放入真空干燥器中去除水分，最后用磨粉机磨成细粉。这种新的肥料与普通石灰草灰及骨粉混合制成的肥料相比，处理方法略有不同，其中氢氧化钾与碳酸钙、脂肪化合后易溶于水，骨头中不易溶解的磷酸也有一部分变成有效磷酸，可为农作物生长提供有效的磷肥[25]。
刘和所发明的活化肥料和钾化骨质磷肥所选取之原料均为国内所常见的的油饼及兽骨，不仅方便易得，而且能够为农作物有效补充肥料三要素中的氮、磷二元素。而针对钾元素，刘和还尝试利用富含钾元素的海草研制新型钾肥。据其设想，若是这种钾肥成功研制，便可以混合前两种肥料而成一氮磷钾全复合肥料[26]。
在取得新型肥料的发明专利后，刘和一直在谋求将其投入工业化生产。1937年3月31日，刘和在仁社上海分社周会上宣传了自己的发明，激起了在场听众的强烈兴趣，社员们自发组织了委员会，以陆梅僧、刘和、施博群、任嗣达、何墨林、陈子博、刘攻芸七人为成员，负责开会研究和草拟计划，计划招股设立工厂制造这一新型肥料[27]。委员会中陆梅僧、何墨林、刘攻芸等人都是当时享誉政商两界的要人，由此亦可见时人对此发明之重视。
不过，实验室的研发和工业化生产有一定的距离，刘和发明的新型肥料也因各种原因最后并未能投产。但他所做的工作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关于活化肥料的报道也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正如当时中央棉产改进所的朱海帆在自己的书中所说：“刘和先生活化肥料之发明，在肥料制造上另辟途径，此种研究之结果对于复兴农村与挽回利权，都有直接的关系。”[28]
编写教科书、发明新型肥料，充分体现了刘和在教学和研究上的能力。但是对于一个农学家来说，如何将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刘和非常幸运地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
四 主持碱地改良，发展华北农业
土壤盐碱化是困扰华北地区农业生产的一个历史问题。20世纪30年代，为根除土盐，维护国税，消除社会冲突，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导下，冀鲁豫三省的地方政府及盐务管理部门开始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碱地改良①。其中，最为核心的区域集中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又以河北、河南二省之工作最有成效，而刘和则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35年暑假， 已从浙大调往财政部任职的刘和受部长孔祥熙派遣， 奔赴河北、河南两省的盐碱地区进行初步调查，并确定了下一步盐碱地改良的基本方向。通过调查，他提出了两项基本建议，一是临河地区应兴办水利以灌溉各处不毛之地，通过洗碱的方式将碱土变为肥沃之土，二是未临河县份应积极凿井以便灌田，从而将水利视作此次改良的重心[30]。 同年11月25日，财政部长芦盐区改良碱地委员会在天津正式成立（图3），由长芦盐务稽核分所、华北水利委员会与河北省建设厅三方联合组成。委员会主席由长芦盐运使担任，实际工作由技术处主持。该处下分农业组和水利组，成员由技术员、专家、工程师组成，刘和以财政部特派专员的身份受命担任处长一职，正式主持此次冀南地区的盐碱地改良工作。
改良盐碱地，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种植，从而从经济上改变碱区农民的生产方式，最终实现治本之效。冀南盐碱地问题由来已久，历史因黄河、漳河河道数次变迁，屡次溃决，乃至河水泛滥、河道堵塞，致使地下水位抬高，盐碱地分布广泛。限于资金，此项工程从在天津往冀南一带的70多个县碱区之中选取碱性最浓的平乡、大名等22 县划为4 区，试办碱地改良。1936年4月，在各区内又分别成立技术处分处，负责改良碱地事宜，并在所属各县组织改良碱地协进会，在碱地各村成立植棉会和凿井会。刘和通过前期详细调研，分析了河北省碱地的成因，对河北碱地进行了分类，提出数项改良的措施，其工作核心即为凿井和植棉。
盐碱地改良，以用水压碱之法最为经济便捷。碱区地下水埋藏浅，但是盐分高，不适于进行农业灌溉和治理盐碱，最合理的办法便是抽取深层地下水。河北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凿井活动 [31]，但是限于资金和技术，凿深井一直以来并未得到推广和普及。刘和从改良伊始就对凿深井一事极为重视，1936年4月他专门邀请地质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52）一同前往平乡、邢台等地考察地质，勘定地点，决定在平乡县油家庄及大宋、小宋附近开凿深井 [32]。在刘和的推动下，各示范区均积极开展深井开凿活动，到1936年底在大名、武邑、隆平、曲周、鸡泽、巨鹿、广宗7县都已开凿示范井，起到了很好的成效[33]。
棉花是一种较耐盐碱的作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因此最宜作为盐碱地垦殖后优先选择的农作物。刘和深知應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所以在发展水利的同时，还在碱区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到1936年11月底，碱区已植棉达7200余亩，效果显著[33]。
刘和主持的河北省盐碱地改良计划实施后，收效颇多，改善了当地的农业，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盐泛滥的局面。不仅如此，刘和还十分注意宣传，主持发行了《改良碱地月刊》，汇集了改良碱地工作中的公文、会议记录以及工作报告，间或刊有工作经验交流文章和改良碱地技术与方法的相关学术论文，有效地宣传了盐碱地改良活动。1936年8月11日，刘和因“筹策得宜”获得了财政部的嘉奖[34]。
刘和的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治理盐碱地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牵扯面十分广泛，并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治理过程中爆发出来的资金不足、外部环境恶劣等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盐的效果，使得很多筹划的工程或半途而废，或止于设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华北沦陷，刚刚有所起色的冀南地区盐碱地改良工作随战火消于无形，刘和付出心血的成果也毁于一旦。或许因为战争的缘故，他的名字此后便极少出现在出版物之中，只能从一些机构的通讯地址中推测他仍供职于财政部①，但再未有更多有关他学术进展的报道见诸于世，且其中详细情况已难以为世人所知。刘和离开了学术界，也可以说盐碱地治理的最终失败也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
五 结语
刘和是较早从事土壤肥料学的科学家，他的工作对这一学科在中国发展起到了开拓作用，他也堪称是该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先驱人物。刘和的研究生涯也是近代早期中国土壤肥料学家们的真实缩影，极具代表性。从其经历可以看出，科学家的学术选择和学术际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所处的时代环境。刘和出身清华，因庚款之便留学美国名校，接受本硕博的全套美式教育，是最早在国外获得土壤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可能也是因此缘故，归国后他便直接进入美国人创办主导的燕京大学任教，学术起点很高。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受国家环境和时代条件所限，他的工作也多是以农业普及为主要工作，真正所能从事的科研活动并不多。学难致用，是同时代科学家尤其是从事基础学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政局稳定，很多学科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从土壤肥料学科来看，研究性的工作逐渐增多，研究对象也更加贴近实际，加速了学科的本土化和建制化，并产出了一系列成果。对刘和而言，这一时段也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他不仅编写了最早的本土化的土壤肥料学教材，还最先发明出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型肥料并试图进行工业化生产， 深入盐碱地区从事土壤改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加之抗战爆发，他的很多工作虽有开创意义，但并未能够完全推行即告夭折，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剧。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对中国影响巨大，科学领域亦是如此。国家命运的变化和社会形势的骤变使得学术研究面临大变局，像刘和这样诸多声名鹊起的科学家由于各类原因，离开了学术岗位，逐渐淡出学术圈。以至后世的历史书写中，涉及此类人等往往一带而过，语焉不详。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科研人员，他们在各自学科的早期创设与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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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刘和 土壤肥料学 盐碱地 教科书
晚清以降，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诸多西方科技新知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近代土壤肥料学。1877年《格致汇编》刊载的《农事略论》率先向国人介绍了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以及农业化学的相关知识。19世纪末，《农学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大规模译介西方农学，近代土壤肥料学知识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这门新兴的学科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积累，归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主力军。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多从西方引进的近代科学逐渐实现了体制化和本土化，土壤肥料学也不例外。这些早期留学归国的土壤肥料学家为中国土壤肥料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和（图1）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学者。
刘和是一位在民国时期颇有名望的土壤肥料学家，他于1925年自美国获得土壤学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以及浙江大学，在近代中国土壤肥料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堪称中国土壤肥料学的先驱人物之一。然而，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关刘和的介绍寥寥无几，其生平简介仅散见于民国时期的部分刊物中[1，2]。笔者翻检史料，通过对相关报刊、论著等文献的系统梳理，试图最大限度还原其学术生平，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并希借此推进中国近代土壤肥料学史之研究。
一 投身农学教育，推动农业改良
刘和，字仲和，1897年出生于山西徐沟，卒年不详，幼年曾在太原的山西学务公所游美预备科学习[3]。1912年，年仅14岁的他顺利进入清华学校，是清华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此时的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堂，主要以培养留美学生为目的，刘和在此度过8年的学习生涯后，于1920年顺利获得赴美留学公费名额，考入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Lowa State College）学习农业，随后进入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攻读博士学位，专攻土壤学。留学期间的刘和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活动，1924年8月加入了由留学生组织的精英团体——仁社。与此同时，他还与清华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土壤学这一当时还极为小众的专业[4]。在美留学期间，刘和接受了系统的土壤肥料学的学术训练①，于1925年从马里兰大学获得土壤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30日，他与留美学生一行六人乘船返抵上海②，旋即入职燕京大学农科，成为该科首位中国教师。
燕京大学是一所由美国教会主导创办的西式大学，其农学科系设立自其建校之初即有动议。早在1919年秋，燕京大学就与邱润初合作建设农科，邱氏出资购地建设，校方从美国聘请学者来华任教。1921年秋正式招生，后该科由华洋义赈会资助，发展迅速。1926年冬，刘和被校方任命担任农科代理主任，成为燕京大学首位也是唯一的中國籍农科主任[5]。刘和就任主任之时，正值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提倡新式农业教育，积极筹办农业刊物，兴办农业展览会，参加农业知识宣讲，加大农业推广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燕大农科的发展。
有感于国内农学发展之滞后， 刘和入职伊始便疾呼改良农业教育。他感叹“奈办农业者大都为农学之门外汉及爷派之富家翁，与普通农民绝少来往，故农民不能因之获得助益”，而“农事试验场之设立亦名不符实”，以至于“毫无成绩之可观”[6]。为了使得农业教育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他提倡农业学校不仅要负担学生的教育费用，且“所收之学生必为真正农民之子弟，授之以科学农业教育，使其归还农田而服务于农民间”[6]。在他任内，鉴于“中国农业教育非先从真正的农民着手不可”[6]，燕京大学还与清华学校及香山慈幼院合办了农事讲习所，以造就农村领袖、垦殖先导、农事推广员和新农民为目标，刘和亲自任教。该所之设立一度引起媒体关注，开学时熊秉三、刘廷芳、冯友兰、董时进等诸多名流均出席并致辞[7]。
在刘和看来，燕大农科的定位“就是要由近及远的推广农业知识”[5]，所以他在工作中非常强调农业推广的重要性。在他的筹划下，燕京大学农科于1927年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燕大农讯》，其内容不仅包括燕大农科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有农作物种植改良、家禽家畜饲养、果树栽培、病虫害防治等科普知识，丰富了民众知识，开阔了民众眼界。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农业展览会，参加华洋义赈会等机构的合作讲习会活动，向广大农民演讲和普及农业知识，收效良好。
刘和在燕大的工作也得到了来访西方学者的认同。1927年6月初，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系教授倪登（James G. Needham， 1868—1957）①到访燕京大学，高度赞扬了刘和在燕京大学所筹划的农民农业教育，认为“此种工作正为中国农业社会所必须，若见实效，当推行于全国”[6]。就在这一年，刘和迎来了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9月他与家政学家何静安完婚，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对学术伉俪②。
正当刘和大力推进自己的农业改良事业之时，燕京大学陷入了与金陵大学争夺华北农业改良主导权的斗争，最终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决议将华北的农业教育交由金陵大学负责，燕京大学逐渐退出①。1929年3月，燕京大学农科正式取消，改组为农事试验场，隶属于自然科学院，刘和仍担任试验场主任一职[10]。此时燕大的农学发展虽未完全停滞，但明显已大不如从前。
在此情形之下，刘和北上沈阳，加盟东北大学农艺系②。东北大学创建于1923年，1928年8月张学良担任校长后，大力支持办学，学校发展迅速，从平津地区招揽了不少教授专家，刘和正是其中一员。对于刚刚起步的农艺系，刘和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是系里主要负责人之一 [11]。不久后，刘和重返北平，担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场主任一职。在北平大学工作期间，刘和依旧着力于农业教育和农业改良。中国土壤肥料学的泰斗——熊毅和侯光炯在北平大学学习期间均是在他的影响下， 开始对土壤肥料学产生兴趣， 转而从事相关研究[12]。1932年3月，刘和从北平大学离职，南下武汉，任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技正兼农检处处长。8月，他转往浙江，受聘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正式负责该院土壤肥料的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同时也迎来了其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 浙江是近代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南方迁移和新建了一批学术机构，吸引了不少学术骨干。20世纪30年代，随着土壤肥料学科的快速发展，江浙区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圈，浙江省建设厅、浙江大学、南通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农业实验所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均开辟了相关的研究方向，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开始从事土壤肥料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极为重要的成果。在这么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科研环境里，刘和开始专心从事土壤肥料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到任不久就编写出了两本颇具分量的教科书。
二 编写教科书，促进学科本土化
教科书是一门学科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培养学科人才的基本手段。民国早期，国内虽有少量土壤肥料学教科书出版，但主要是供中等农业学校等层次的学校教学使用，以至于时人认为：“无论其‘质’‘量’如何，实使人有凤毛麟角之感。”[13]各地农业学校所选取之土壤教材，不仅质量参差不齐，也难以和本国实情相结合，不过是“翻译东西文书籍，讲讲外国土壤或普通学理，与本国本地毫不相关”，想要谋求改良某地某种土壤及农作物增产，“岂非南辕北辙”[14]？不只是土壤肥料学，当时很多学科的教科书都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状况。
1931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提出教科书本土化的问题，掀起了一场教科书中国化运动，其影响遍及当时的各个学科。中国化的实质其实就是本土化，教科书中国化的内涵就是要将外来教科书的思想和内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服务于中国社会之需求，促进和推动教育和学术的发展，从而解决中国自身之问题[15]。20世纪30年代，随着全国范围的土壤调查逐渐展开，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广东土壤调查所、浙江土壤所等一批土壤肥料学研究机构纷纷设立，土壤肥料学科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编纂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教科书自然成了当务之急。
1933年，为了唤起国内学者对于肥料问题的关注，以期“我国肥料之建设及肥料试验之进步”，刚到浙大不久的刘和细心整理了他在燕京大学、东北大学以及北平大学教授肥料学的讲义和相关材料，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肥料学讲义》一书，交由中华农学会正式出版（[16]，例言）。
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为植物营养概论、人工肥料、自然肥料、肥料试验与肥料应用，下分26小节。该书博采众长、内容丰富，融欧美、日本教科书之所长。刘和编写此书主要参考了畅销一时的美国土壤学家古斯塔夫森（Axel F. Gustafson，1880—1942）所编《肥料手册：来源、成分、效用和使用》（Handbook of Fertilizers： their sources， make-up， effects， and use）①一书。除了欧美著作外，他还积极吸收最新的日译教材内容，如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由吉村清尚著、刘友惠译的《肥料学讲义》就在书中被多次征引。
劉和在编写此书时，不仅吸收了国外最新教材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书中使用了很多自己进行土壤肥料研究时获取的数据及照片，对肥料原理进行形象地说明，并对中国将来的肥料发展方向进行了合理设想。在谈及施肥方法及不同作物的施肥时，也会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开启了肥料学教科书本土化的先河。
《肥料学讲义》付梓后，刘和并未停下编纂教材的脚步。他试图“将土壤学之要点，不论新旧，不分国界，尽量搜罗”，以编写《土壤学》（图2）一书，尽力令读者有“事半功倍之效”（[17]，自序）。最先考虑定为上中下三卷，分别谈论土壤生成分类和物理性、土壤化学和土壤培肥、土壤生物。1935—1936年，《土壤学》上中两卷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共有15章近700页，与同时期的土壤教材相比，可谓卷帙浩繁①[17，18]。
书中除讲述土壤学的基本原理外，还融入了中国实地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第九章“世界土壤分布情形”还专有“我国土壤”一节，本土化特色鲜明。相较于1931年邓植仪、彭家元版《土壤学》和1933年王云森版《土壤学》，成书稍晚的刘和版《土壤学》首次提及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与广东土壤调查所的工作，文中对土壤的考察也不再是“纸上谈兵”，不仅有作者在各地亲身进行的土壤调查，也包括诸多前人研究，如唐启宇对中国土壤的分类、李学清对黄土的研究、萧查理（Charles F. Shaw，1881—1939）的土壤调查均出现在此本教材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材中大量出现了萧查理1930年出版的《中国土壤》一书的内容。萧氏是首位应邀来华主持土壤调查工作的美国土壤学家，他所作的《中国土壤》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大范围土壤调查报告。刘和大量引用该书，充实和完善了教材中关于中国土壤分布状况的描述，使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土壤学教材。
《土壤学》一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当时有评价称该书能将“科学解释，详加叙述，乃现在一般土壤学书中所仅有”，而中国土壤之分布图及数百个之土壤学译名“皆为创作”。插图数十幅，附名词对照表及索引“尤便查阅”[19] 。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李连捷认为该书“所取材料丰富，大部又颇新颖，为以往国内出版土壤通论所不及，叙述及结构亦整齐清晰”，虽仍有不足之处，但作为普通教科书的土壤通论，可“摆在架子上与其他大型书籍媲美”[13]。
从刘和所编写的土壤肥料学教科书可以看出，他所编写的教材无论从内容的深度还是广度，都比同时期的其他教材有了显著的进步，堪称本土化教材的典范。这一方面是因为刘和个人的能力突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土壤调查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最新的成果开始逐步被吸纳进入高校教材，土壤肥料学教育上逐渐摆脱了此前“纸上谈兵”的困境，“因地制宜”地教授土壤学知识逐渐成为可能。土壤肥料学黄金时期的到来，使得刘和不仅有机会撰写出版土壤肥料学的教科书，更为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开展肥料试验，创造出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有机肥料，实现了他在《肥料学讲义》中阐述的愿景。 三 参加化肥问题论战，发明新型有机肥料
在农业生产中，施肥是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业产量最为有效的方式。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发明化肥后，这种有别于传统有机肥料的无机肥料逐渐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化肥最早于晚清传入我国，初期仅在沿海少数地区使用，民国以后使用区域逐渐扩展到华南、华中、华北等地。1909年，德国化学家哈珀（Fritz Haber，1868—1934）成功发明经济可行的人工固氮法，大大提高了化肥的生产力，西方公司也随之加快了在华倾销化肥的步伐。中国化肥进口数额大幅增加，导致大量金钱外流，如此巨大的财富“漏卮”逐渐引发国人关注。化肥大量输入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环境问题。由于部分商人以次充好、过度宣传，加之农民缺乏相关知识，滥用化肥，不少地区的土壤逐渐恶化，生态系统失衡，从而引发农学界关于化肥利弊的大争论，堪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学界的一大热点话题。
早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刘和就特别关注化肥的输入及其对中国农业的影响。1927年，他曾在《自然界》杂志上专门撰文探讨此一问题[20]。1931年，他又在中华农业化学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工肥料问题》的演讲，重申自己的观点①[21]。不过与很多农学家一味空喊口号不同，他的关注点不止限于文字的论辩，而是试图寻找切实有效的方法去制造经济、便捷且无害的肥料来替代化肥。
刘和注意到，中国一方面在大量进口西方的化学肥料，一方面却有大量现成的肥料原料供给出口，如榨油厂的副产品豆饼、棉籽饼、菜籽饼、花生饼、芝麻饼等就以低廉的价格运出国门。1933年他在《肥料学讲义》中提出了改良传统有机肥料的设想，表示“我国今日虽无大规模之屠宰场及榨油厂，然将来交通的建设进步，工业发达后，必有大宗之副产物以待利用”（[16]，页35），并就国人所常见的这些副产品自行研制新型肥料，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果。
豆饼等物是中国传统的有机肥，虽然环保无害，但是相较速效的化肥，其肥效缓慢、肥力不足的缺点也十分突出。根据对传统肥料的觀察，刘和认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传统肥料中的脂肪含量太高，大量脂肪包裹蛋白质，使蛋白质不能充分与水接触，从而影响了发酵效率。有鉴于此，他发明了一种活化肥料，其原理就是用简单经济的化学方法破坏脂肪层，加水分解蛋白质，使其易于氨化，从而达到增加肥效的目的。根据这一原理，他率先对豆饼、棉籽粉进行了活化试验，对两者所应活化处理的原因、花费及优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初步试验结果进行了公布，尤其对其经济价值进行了估算。这一试验成效显著，明显提升了有机肥的肥效，这种活化肥料“无有机肥料之劣性，有无机肥料之优点，苟能推销全国，则每年千余万元至漏巵可免”[22]。
1934年6月25日，刘和发明的有机肥料活化作用方法获国民政府实业部批准10年专利，一时间各处“函询实情者几近百人”[22]，刘和遂在中华农学会第17届年会上提交论文，详细阐述了他所发明的活化肥料法。随后，刘和又进一步扩大活化肥料的原料来源，选取菜籽饼、乌桕饼、皮渣分别进行了多组对比试验，不仅对选取了多种土壤，其肥料对照组也不再局限于原料与活化后肥料，还加入了硫酸铔，通过对传统肥料、活化肥料以及化肥的对比试验，获得了第一手的数据，从而论证了活化肥料的有效性和可行性[23， 24] 。
活化肥料主要是为了补充农作物所缺乏的氮元素，除此之外，刘和还发明了一种钾化骨质磷肥。其方法乃是将兽骨放入高压蒸煮器中进行蒸煮后进行粉碎，然后加入氢氧化钾溶液，待化学反应完成，放入真空干燥器中去除水分，最后用磨粉机磨成细粉。这种新的肥料与普通石灰草灰及骨粉混合制成的肥料相比，处理方法略有不同，其中氢氧化钾与碳酸钙、脂肪化合后易溶于水，骨头中不易溶解的磷酸也有一部分变成有效磷酸，可为农作物生长提供有效的磷肥[25]。
刘和所发明的活化肥料和钾化骨质磷肥所选取之原料均为国内所常见的的油饼及兽骨，不仅方便易得，而且能够为农作物有效补充肥料三要素中的氮、磷二元素。而针对钾元素，刘和还尝试利用富含钾元素的海草研制新型钾肥。据其设想，若是这种钾肥成功研制，便可以混合前两种肥料而成一氮磷钾全复合肥料[26]。
在取得新型肥料的发明专利后，刘和一直在谋求将其投入工业化生产。1937年3月31日，刘和在仁社上海分社周会上宣传了自己的发明，激起了在场听众的强烈兴趣，社员们自发组织了委员会，以陆梅僧、刘和、施博群、任嗣达、何墨林、陈子博、刘攻芸七人为成员，负责开会研究和草拟计划，计划招股设立工厂制造这一新型肥料[27]。委员会中陆梅僧、何墨林、刘攻芸等人都是当时享誉政商两界的要人，由此亦可见时人对此发明之重视。
不过，实验室的研发和工业化生产有一定的距离，刘和发明的新型肥料也因各种原因最后并未能投产。但他所做的工作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关于活化肥料的报道也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正如当时中央棉产改进所的朱海帆在自己的书中所说：“刘和先生活化肥料之发明，在肥料制造上另辟途径，此种研究之结果对于复兴农村与挽回利权，都有直接的关系。”[28]
编写教科书、发明新型肥料，充分体现了刘和在教学和研究上的能力。但是对于一个农学家来说，如何将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刘和非常幸运地获得了这样一个机会。
四 主持碱地改良，发展华北农业
土壤盐碱化是困扰华北地区农业生产的一个历史问题。20世纪30年代，为根除土盐，维护国税，消除社会冲突，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导下，冀鲁豫三省的地方政府及盐务管理部门开始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碱地改良①。其中，最为核心的区域集中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又以河北、河南二省之工作最有成效，而刘和则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35年暑假， 已从浙大调往财政部任职的刘和受部长孔祥熙派遣， 奔赴河北、河南两省的盐碱地区进行初步调查，并确定了下一步盐碱地改良的基本方向。通过调查，他提出了两项基本建议，一是临河地区应兴办水利以灌溉各处不毛之地，通过洗碱的方式将碱土变为肥沃之土，二是未临河县份应积极凿井以便灌田，从而将水利视作此次改良的重心[30]。 同年11月25日，财政部长芦盐区改良碱地委员会在天津正式成立（图3），由长芦盐务稽核分所、华北水利委员会与河北省建设厅三方联合组成。委员会主席由长芦盐运使担任，实际工作由技术处主持。该处下分农业组和水利组，成员由技术员、专家、工程师组成，刘和以财政部特派专员的身份受命担任处长一职，正式主持此次冀南地区的盐碱地改良工作。
改良盐碱地，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种植，从而从经济上改变碱区农民的生产方式，最终实现治本之效。冀南盐碱地问题由来已久，历史因黄河、漳河河道数次变迁，屡次溃决，乃至河水泛滥、河道堵塞，致使地下水位抬高，盐碱地分布广泛。限于资金，此项工程从在天津往冀南一带的70多个县碱区之中选取碱性最浓的平乡、大名等22 县划为4 区，试办碱地改良。1936年4月，在各区内又分别成立技术处分处，负责改良碱地事宜，并在所属各县组织改良碱地协进会，在碱地各村成立植棉会和凿井会。刘和通过前期详细调研，分析了河北省碱地的成因，对河北碱地进行了分类，提出数项改良的措施，其工作核心即为凿井和植棉。
盐碱地改良，以用水压碱之法最为经济便捷。碱区地下水埋藏浅，但是盐分高，不适于进行农业灌溉和治理盐碱，最合理的办法便是抽取深层地下水。河北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凿井活动 [31]，但是限于资金和技术，凿深井一直以来并未得到推广和普及。刘和从改良伊始就对凿深井一事极为重视，1936年4月他专门邀请地质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52）一同前往平乡、邢台等地考察地质，勘定地点，决定在平乡县油家庄及大宋、小宋附近开凿深井 [32]。在刘和的推动下，各示范区均积极开展深井开凿活动，到1936年底在大名、武邑、隆平、曲周、鸡泽、巨鹿、广宗7县都已开凿示范井，起到了很好的成效[33]。
棉花是一种较耐盐碱的作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因此最宜作为盐碱地垦殖后优先选择的农作物。刘和深知應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所以在发展水利的同时，还在碱区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到1936年11月底，碱区已植棉达7200余亩，效果显著[33]。
刘和主持的河北省盐碱地改良计划实施后，收效颇多，改善了当地的农业，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盐泛滥的局面。不仅如此，刘和还十分注意宣传，主持发行了《改良碱地月刊》，汇集了改良碱地工作中的公文、会议记录以及工作报告，间或刊有工作经验交流文章和改良碱地技术与方法的相关学术论文，有效地宣传了盐碱地改良活动。1936年8月11日，刘和因“筹策得宜”获得了财政部的嘉奖[34]。
刘和的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治理盐碱地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牵扯面十分广泛，并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治理过程中爆发出来的资金不足、外部环境恶劣等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盐的效果，使得很多筹划的工程或半途而废，或止于设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华北沦陷，刚刚有所起色的冀南地区盐碱地改良工作随战火消于无形，刘和付出心血的成果也毁于一旦。或许因为战争的缘故，他的名字此后便极少出现在出版物之中，只能从一些机构的通讯地址中推测他仍供职于财政部①，但再未有更多有关他学术进展的报道见诸于世，且其中详细情况已难以为世人所知。刘和离开了学术界，也可以说盐碱地治理的最终失败也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
五 结语
刘和是较早从事土壤肥料学的科学家，他的工作对这一学科在中国发展起到了开拓作用，他也堪称是该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先驱人物。刘和的研究生涯也是近代早期中国土壤肥料学家们的真实缩影，极具代表性。从其经历可以看出，科学家的学术选择和学术际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所处的时代环境。刘和出身清华，因庚款之便留学美国名校，接受本硕博的全套美式教育，是最早在国外获得土壤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可能也是因此缘故，归国后他便直接进入美国人创办主导的燕京大学任教，学术起点很高。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受国家环境和时代条件所限，他的工作也多是以农业普及为主要工作，真正所能从事的科研活动并不多。学难致用，是同时代科学家尤其是从事基础学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政局稳定，很多学科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从土壤肥料学科来看，研究性的工作逐渐增多，研究对象也更加贴近实际，加速了学科的本土化和建制化，并产出了一系列成果。对刘和而言，这一时段也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他不仅编写了最早的本土化的土壤肥料学教材，还最先发明出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型肥料并试图进行工业化生产， 深入盐碱地区从事土壤改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加之抗战爆发，他的很多工作虽有开创意义，但并未能够完全推行即告夭折，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剧。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对中国影响巨大，科学领域亦是如此。国家命运的变化和社会形势的骤变使得学术研究面临大变局，像刘和这样诸多声名鹊起的科学家由于各类原因，离开了学术岗位，逐渐淡出学术圈。以至后世的历史书写中，涉及此类人等往往一带而过，语焉不详。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科研人员，他们在各自学科的早期创设与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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