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最后一个周六，香港德忌利士街。天空裹着厚厚的云层，冷不防地落几滴雨，加重了秋的脚步。Linda把略微肥胖的身体压在低矮的四脚凳上，凳子是塑料的，红红绿绿叠了好几层，使她和3米开外、液晶屏里的主角们的视线平齐了些。
　　电视里在播犯罪纪实，丈夫怀疑邻居杀了自己的妻子，Linda看得目不转睛，菲律宾乡音增添了紧张的代入感，身边的脚手架、油漆桶、闲庭信步的花颈鸽随着暮色渐渐虚糊。
　　嵌入铁皮门的屏幕是窄巷一头德华大押老板的主意，投资带来的回报不俗——几乎每分钟都有顾客，尤以在港菲籍佣工居多。在这里，一台八成新的iPhone 4可以换到600港币。
　　600港币曾是Linda在老家的日清工厂半个月的收入，1999年，她告别当教师的丈夫和不满3岁的幼女，只身赴港。彼时，这条“亚洲小龙”正勉强挣扎出经济危机，外佣工资自1973年政府准许外籍人士担任家庭佣工以来首次下调5个百分比，降至3670港币。今年10月1日，香港劳工处调整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至4110港币。
　　Linda和她25岁的侄女在雇主家负责照顾一位老人，每月4750港币，逢圣诞和春节她们会收到一个不低于1000港币的红包。包括婶侄二人在内，雇主家有6个女佣，分别承担打扫、煮饭等家务事。
　　一聊起在菲律宾读私立大学的女儿，她的嘴就合不拢。为了省钱，她通常4年回去一次。脸书和Skype省了一大笔长途电话卡的开销，80港币每月的手机流量套餐维系着1300公里之外的母女亲情。好在明年，她将获得至少9天的有薪假期，女儿的18岁生日，可以不再缺席。
　　无法每年探亲还有另一个原因，护照在雇主那里。尽管香港《雇佣条例》规定：任何人士，包括雇主或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都不应未经允许替佣工保管身份证、护照等文件，但许多时候佣工不具备同雇主商议的底气。
　　在菲律宾，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学费差别可以高达7倍。Janette的大女儿今年大三，在私立大学读计算机科学，每月开销7000比索（约合1210港币），小女儿才7岁。和Linda一样，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放下这份工作，和家人团聚，她也好奇地问过60岁仍留在香港不走的同行，对方的回答是“雇主不舍得放，家人不乐意收”。
　　许是换了新雇主的缘故，面对陌生人，她并不讳言之前的雇主小气，把两个孩子交给她，上下学接送，去超级市场，到哪儿都得带着他们，她感到分身乏术，只希望自己拥有三头六臂。
　　她坚持了5年，终于忍不住炒了雇主鱿鱼，还给自己放了一个假.这么做无异于冒险——来香港打工的外佣早在办理佣工签证时已作出“无意不返回原居地”及“合约完结后两星期内离开香港”的承诺。这也意味着，如果Janette没能在规定时间内找到下家，她将失去继续留港的合法身份。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统计，截至2013年底，外籍家庭佣工人数有320988名，比2012年增加近8600人，约占总人口的4.5%，他们中绝大部分为女性，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分别约占51%及46%。

终究还是外乡人

　　周末的中环属于膜拜香港权力与实力的游客，更属于这些来自贫穷国家的国际移工。商场、空地、天桥、台阶都是聚会的理想场所。你替我修眉，我帮你梳辫，几包糖果零食，叽叽喳喳打发掉大半天。
　　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吴永毅看来，这是一种集体化的“强迫出柜”，边缘族群被迫在公共空间展示秘密生活，却也使他们的“他者性”被放大检视。
　　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早在世纪之交就开始研究东南亚家务移工，她的著作《跨国灰姑娘》对“他者性”作了这样的诠释：移工固然被消费资本主义吸纳收编，成为低价商品与冷门时段服务的抢手顾客，然而，他们仍没有被台湾的公民社会接纳为其中的一员。
　　事实上，在亚洲各接纳国和地区，还没有外籍家佣凭借居住年限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政策或判例。
　　2010年12月，以香港资深大律师李志喜为首，协助3个菲佣及家庭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入境条例》对于在香港连续工作满7年的外籍家庭佣工不能凭此成为永久性居民的限制，认为该条文抵触《基本法》对永久性居民的定义。
　　案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支持者谴责《入境条例》纯粹是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反对者担心外佣取得居港权后，他们可能取代汉人成为多数族裔，香港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菲律宾人的特区。
　　经过两年零4个月的博弈，终审法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外佣败诉。
　　傍晚时分亮起的霓虹灯牌打在Janette深色的脸孔上，显得清晰模糊，她指着环绕的摩天楼说，“我对收入满意，是因为我从不买东买西。累的时候，我就坐着，或者干脆躺下，喝杯咖啡，但我不喝酒，也很少参加派对。”
　　和年轻一辈相比，跨国母亲的生活要清净素朴得多，每月至少回寄一半工资，还得攒钱为家人买牙膏、香波（香港的日化品比菲律宾便宜不少）、衣服、饼干，以及各种罐头，她们无需打扮自己，无意探索世界，钱是她们漂泊异乡的全部目的。
　　Janette没考虑过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有去加拿大帮佣的朋友在电话里抱怨那里同伴少、孤单，而且面积大，去趟超市都不方便。当然，也有人不这么想，眼睛和嗓门都大的Beth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以后去加拿大，记得雇我哦。”说这话的时候，她和Nita、Weng坐在圣公会圣约翰座堂通往长江集团的石阶上。三人相约每周日在这里共进午餐，然后去座堂参加菲律宾语的礼拜。这天轮到Nita做东，食物是超市里买的熟食，有虾仁炒蛋、青鱼块、咸蛋，水果是香蕉和剥好的一袋柑橘。 　　Beth和Weng都是这里的新人，她们出国前给了中介50000菲律宾披索（约合8600港币），差不多是两个月的工资，出国的理由也一样，为了供孩子在私立学校读书。Nita没有孩子，她说年纪大了“没得选”，就为父母、为自己赚点养老钱。
　　加拿大是她们向往的雇主国，那里收入丰厚，最主要的是有机会留下来。该国2010年推出住家保姆项目，住家保姆工作两年（满3900工时）后可申请全家移民。2014年，项目的移民配额较去年翻番，增加到17500人，政府同时承诺将加快审理时间。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Beth说，“这份工作是牺牲。你问歧视吗？100%的，想象一下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所以我不想自己的孩子将来和我一样。”
　　有小贩经过，兜售45港币一件的中裤，她没要，嫌贵。肥T恤和阔腿裤是家佣平日的标准装束，罩住了身体曲线，颜色和图案夸张艳丽些也无妨。
　　台湾大学教授蓝佩嘉发现，休息日的打扮是家务移工穿梭于前后台之间转换身份的鲜明象征。她们有意识地在工作时“装丑”，彰显卑下的女佣地位，也压抑女性移工的女人味，以免女主人感到威胁，担心男主人外遇。一旦离开了雇主的管辖范围，她们换上紧身T恤、迷你裙、名牌牛仔裤，戴上闪亮的金项链、摇曳的宝石耳环，踩着高跟鞋，再刷上睫毛膏、擦上口红和指甲油，将自己投射成为一个都会、时尚的异性恋女性形象。
　　圣约翰座堂既安置精神需求——菲佣在这里祈祷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国家和平民主，也满足物质渴望，在这里30港币可以买到一副Chanel墨镜，LV和Prada的包卖70到100港币不等，消费带给她们自尊与满足。
　　对27岁的Mharvz而言，证明自我的方式是舞蹈并大声喊出移工的诉求。她4年前离开家乡——23岁是菲律宾准许女性出国帮佣的最小年纪，妹妹小她两岁，已经嫁了人。她抱着写满紫色粗体字的硬纸板，用有限的英语词汇解释：抗议菲律宾国内腐败，鼓励女性对雇主的欺凌、丈夫的虐待说不。

遥远的母国

　　菲律宾的劳工输出始于1970年代费迪南德·马科斯当政时期，政府大力鼓励国民到海外工作，以求降低失业率，并利用海外菲律宾劳工的汇款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源源不断的汇款后来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石。
　　1982年，马科斯变本加厉，提出第857项行政指令，规定外佣必须把工资的50%-70%透过官方途径汇回菲律宾，“857号令”在外佣团结一致的抵制下名存实亡。
　　香港曾于2003年向外籍家庭佣工的雇主征收每月400港币的雇员再培训征款，希望借此提升本地工人的竞争力，后在雇主、佣工、菲律宾官员和舆论的四重压力下，只维持了5年。
　　Mharvz所在的菲律宾左翼女性组织Gabriela（全名指团结女性争取改革、完善、平等、领导和行动）主席被正午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她个子娇小，英语流利，一手举起挡着侧脸，一手叉着腰，用极快的语速把“团结”（solidarity）说了好几遍，“要改变很难，你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最低工资没涨多少。我们没有投票权、没有话语权，但至少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香港会以为我们对现状很满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团结起来，让声音传得更远。”
　　与此同时，香港的立场听起来也站得住脚。综观亚洲主要外劳输入国，在港外籍家佣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权保障也胜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其次，若比较菲律宾国内家政行业的收入水平，加薪更像一个笑话。
　　菲律宾统计署今年公布的报告显示，国内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偏低。一方面人口年轻化明显，全国中位数年龄估值仅约23岁，另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由于劳动力冗余，家佣/保姆工资长期维持在4000/6000比索（不足100/150美元）左右的水平，实际购买力被高达4.7%的通胀率越压越低。
　　蓝佩嘉指出，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上的不平等，被转换为迁移主体的经济或文化资本，也决定了他/她的阶级位置的高低。
　　大学毕业的菲律宾移工在不景气的母国面临薪资贬值及失业威胁，因而远赴海外寻求更高的薪资，但以外籍女佣身份工作的她们，却必须经历职业地位的向下流动。
　　鲜有人比Holly更了解她们的苦衷。她所服务的公益组织HDH（帮助家务帮佣Helpers for Domestic Helpers）免费提供辅助律师业务的建议、咨询与指导。HDH办公室设在圣约翰座堂内，桌上的装饰品刻着一句金字：愿上帝的爱与每一位走进这个屋子的人同在。
　　周日的接待时间到下午2点半，接近3点，Holly才送走了最后一位求助者。她边示意抱歉，边解释今天不算忙，只有5位求助者，平时逢礼拜日10位也很正常。
　　她身材高挑，一袭剪裁考究的黑色连衣裙象征中产阶级的身份，随夫来港之前，曾是一名菲律宾空乘。拜这份工作所赐，她讲话直接，不绕弯子。
　　“香港是一个雇主市场，外籍家佣供大于求，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剥削，被不讲道理的雇主欺辱，被中介机构敲诈。”
　　2012年9月，阿基诺政府指示在海外的聘雇机构减少安排菲律宾人出国当女佣，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减少及停止输出女佣，以保障该国人民的安全，特别是避免菲律宾女佣被虐待的问题发生。
　　在HDH，每年的求助新面孔稳定在1500至1700个，控诉的对象包括中介、雇主、有损公平的政策。Holly认为，政策阻碍了家务移工追求雇佣平等的道路。举例来说，法律规定一周至少休假一天，但许多帮佣在休息日仍被要求完成一定量的工作，要证明这件事本身就很难，更何况，即使掌握了雇主违法的证据，帮佣迫于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和偿还高额中介费的压力，也只好选择忍气吞声。毕竟，一旦饭碗没了，中介费也相当于打了水漂，没有中介会承认他们收了这笔违法的钱。
　　另外，以香港的人口密度和居住条件，即使满足了家庭收入不低于15000港币的最低标准，有能力为帮佣提供独立房间的雇主仍然有限，而《雇佣条例》规定，家务帮佣必须和服务的家庭住在一起。
　　“我想说这条缺乏弹性的政策把帮佣的工作场所变成了锅炉房。”Holly拿笔咚咚咚地敲着桌子，“当陌生人进入家庭，雇主很容易向他发火，把一切都归罪于他。女性帮佣遭性侵的风险也增加了。”
　　当菲佣更接近于一个享誉全球的品牌，人的属性被商品价值替代了。菲律宾政府在将他们捧为“国家英雄”的同时，对聘雇机构违法行为的惩罚与监管离密不透风还很远。就像Holly说的，政府不能只有嘴上功夫。比起跨国帮佣对国民经济做出的贡献，他们得到的真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