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的心目中，蔺相如几乎是个完人。但细读史书，公平而论，蔺相如在赵国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蔺相如立功之后做了上卿。上卿，即是赵国的“相”，实际处理国家政务，相当于国家的“总理”，地位已经超过“国防部长”廉颇，应该有权力改变赵国的积弱状况。赵国基础雄厚，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中，属于仅次于秦国的大国。
　　 秦国，并不是天生就强。商鞅变法以后，秦军才所向披靡。究其原因，善用人才、大力改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蔺相如也能提出一套改革措施的话，逐鹿中原，鹿死谁手，还真说不准。
　　 赵惠文王在位三十三年。这三十三年中，赵国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比较整齐的国家核心领导层。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赵奢，他们在职的时间很长，赵国因此政治稳定，军力强大。总的来看，赵惠文王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王。如果蔺相如当时提出一套改革措施，应该是能被接受的。
　　 蔺相如在“外交场合”表现得勇敢机智，这是他的长处。但是，他在观察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显然缺乏动力。
　　 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大刀阔斧地改变旧的社会关系，确立新的社会关系。上阵杀敌就可以获得军功，有了军功便可以获得土地，便可以享受地租收入，极大地调动了秦国农民参战的积极性，秦军强盛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蔺相如没有这样的超前意识。从根本上说，他只是个合格的“外交人才”，而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蔺相如也许有改革的一揽子计划，但他没有提出来。赵惠文王如果真想进行改革，也可以像秦孝公那样下令求取天下英才，但是没有。这和赵国的文化背景大有关系。
　　 纵观赵国历史，赵王很少下令从其他诸侯国引进人才。赵国的文化是在晋国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赵国文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只重空谈，不重实际。赵国衡量人才的标准是看他能不能说，基本不考查他能不能做。平原君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以能养“士”著称。看看他下面的那些“士”，就可以知道赵国文化的腐朽。
　　 平原君手下有一个“士”，叫公孙龙，嘴巴特别厉害。孔子后代孔穿经过赵国时，平原君让孔穿和公孙龙辩论。公孙龙坚称人有三只耳朵，孔穿说有两只耳朵。显然，孔穿的话是对的，但他就是辩不过公孙龙。一个人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你和他还能辩出什么来？孔穿临走之前提醒平原君，公孙龙是个只会胡说的家伙，用这样的人会误大事，可平原君偏偏喜欢这样胡说的。
　　 国风如此，赵国还能有什么济世之才？
　　 蔺相如被重用，正符合赵国的传统习惯。蔺相如很机灵，也很勇敢，但基本上是属于“辩士”的范畴，不是“国士”，他无法提出一套使赵国迅速强大的政策和办法，是很自然的事。
　　 赵国这种不健康的风气进一步发展，导致赵国在用人之道上产生了更大的失误。不会带兵、没有带过兵、只会“辩”的赵括被任命为统领赵国四十五万大军的统帅。于是，特大悲剧发生，赵国彻底垮了。
　　（选自《威海晚报》）
　　【赏析】
　　 本文将蔺相如与商鞅相比较，并联系赵国的国风和用人之道，提出蔺相如“只是个合格的‘外交人才’，而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观点，实在让我们耳目为之一新。由此可见，好文章是不能没有创新、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文章只有经过深入的思考，发人之所未发，見人之所未见，才能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