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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转移
敦煌地处沙漠深处，空气干燥。白天如果站在太阳底下，身上会感到非常热，但是，只要不站在太阳底下，顿时很凉爽。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因为空气干燥，传热能力很差，阴凉地与阳光下，好像不是同一个季节。敦煌研究所里有一些年纪不是很大的研究人员，他们每天都会端个小板凳，进入洞窟。在那里具体干什么，我也不清楚。也有一些是专门去临摹壁画的，也是端个板凳，一进去就是一天。他们的画，笔法很细，都是那种线条画，但是，色彩很鲜艳，画好了，还要把本来鲜艳的颜色做暗，这是为了与壁画保持一致。
莫高窟附近并无人烟，因此，整个莫高窟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人来破坏，管理自然而松懈。常老带我们去看了一处藏经洞，也就是石窟边上的一间暗室，里面有一尊不算太大的佛像泥塑。据说，这个洞是常老来到敦煌后才被他发现的，从里面取出来一批佛经的手抄卷，价值很高。到了中午，研究人员就会回家吃饭，有点像是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无论男女，脑袋上都捂个毛巾，为的是不被日头晒着。其实，回家也没有几步路，他们的住所就在千佛洞前面，一排排用土坯造成的平房，带个小院子，和农村基本没什么两样。常老的家也是这样，只不过屋子里多了些日文、法文书籍以及画册，显得十分洋气。我们到的第三天，敦煌突然开始刮起大风，飞沙漫天，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常老要我们赶紧躲进屋里去，不要出来，关紧门窗。而那个日本摄制组的人却兴奋得手舞足蹈，大声嚷嚷着：“就等这一天了！”说完扛起摄像机出去了，身影消失在飞舞的沙尘中。
我赶紧让黄宗英进屋，自己随后检查了一下，看看窗子是不是关严实了，这时候才发现窗子是雙层的。原来，这里早有对付这种异常天气的办法。我把自己屋里的窗帘也拉了起来，然后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与外界隔绝，以为这样就可以免受风沙的侵扰了。躺在被窝里，耳畔是呼啸的狂风，那风声简直就如同狼嚎一般，异常恐怖，一阵高过一阵，把招待所的门窗撞得叮咚直响。我在这恐怖的声音中慢慢睡去了。第二天起来才发现，其实门窗根本不够严实，沙尘全部顺着门缝钻了进来。被子上有着厚厚一层沙尘，一掀被子，掉了一地。走出屋子，风沙已经停了，蓝天白云，爽朗的天又出现在眼前。我赶紧去看黄宗英。她也已经起来了，正站在那里，用上海话说，吹得来一塌糊涂。
常老说，根据天气预报，这几天还会有更大的风沙来袭，为了不影响采访，准备把我们转移到敦煌县城内的国际旅行社去住，他也和我们一起去，那里的条件要比莫高窟好很多。于是早饭之后，我们就坐车去了敦煌县城。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排沿街的房子，孤零零的，根本没有什么城镇的样子。我们来到一座平房大院前，司机说，这就是国际旅行社，敦煌最好的地方，就住这。于是，帮着我们把行李搬了进去。虽说还是平房，但条件已经比莫高窟好了很多，吃饭要到食堂，那里窗明几净，坐得也宽敞。大圆桌上吃饭，端上来稀饭馒头，还有榨菜。服务员端着一盘炒鸡蛋上来，黄澄澄的，看得让人嘴馋。结果一吃，甜的。哪有炒鸡蛋是甜的呀？我们问。服务员却说，这是县长吩咐专门为你们做的。县长说了，上海人爱吃甜的。常老也随我们一起搬进旅社，和我同住一室。
告别
采访开始了。为了能把采访内容完整记录下来，我们向旅社借来了录音机，那种转盘式的，这在当时已是很先进的设备了。录音带是一盘一盘的紫红色带，录音时需要把磁带绕在磁头上，随着常老的话语，磁带开始转了起来。无论行前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但对于常老的经历来说，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还是无法全部听明白。在常老的讲话中，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人名，如张道藩、于右任、傅斯年、张大千、向达、马步芳、冼星海、聂耳、林徽因、梁思成等。我只负责为常老和黄宗英的对话采访录音，同时也是他俩唯一的听众，尽管很多内容对于我当时那个年纪来讲，根本无法听懂。我觉得，常老所谈的经历就像一个从远古过来的人一样，很多事情是我只在书上看到过或接触过的，但常老居然是亲历者，甚至连冼星海这样的大音乐家他都熟悉。在采访中，常老提到了一件事，那是有一年，他们在兰州举办敦煌临摹壁画展，结果来了一位美国女士，在仔细观看展览后，她找到工作人员询问，这些画都是谁画的？工作人员找来了常老，常老告诉她，都是自己的女儿常沙娜画的。
随后，常老把常沙娜叫到身边，这位美国女士看到常沙娜还那么小，就问，她现在住在敦煌吗？她读书怎么办？常老把女儿在敦煌的情况跟她说了一下。那位女士说，我在中国还有一年的教书时间，一年以后，我会再来敦煌，想把常沙娜带到美国去读书。一年之后，这位美国女士没有食言，又来到敦煌，她为常沙娜办好了所有的赴美手续。常老没有想到她会那么认真，就把女儿托付给了这位异乡朋友。于是，常沙娜跟随她去了美国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沙娜再次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后来，她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多年，也是敦煌艺术的研究专家。这样的采访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每天早饭过后，常老就开始讲述，黄宗英用上海话打趣说：“侬好交代问题了。”常老哈哈笑着说：“好额，我交代。”
黄宗英也是浙江温州人，与常老是浙江老乡，他们同时又都会说上海话，因此，语言交流几乎没有障碍。只是常老的口齿实在有些模糊，有好几次都被黄宗英打断：“依‘刚’糊涂了。重新‘刚’。（‘刚’即上海话重新‘讲’的意思）”常老乐呵呵地说：“好额好额，我交代。”（待续）
转移
敦煌地处沙漠深处，空气干燥。白天如果站在太阳底下，身上会感到非常热，但是，只要不站在太阳底下，顿时很凉爽。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因为空气干燥，传热能力很差，阴凉地与阳光下，好像不是同一个季节。敦煌研究所里有一些年纪不是很大的研究人员，他们每天都会端个小板凳，进入洞窟。在那里具体干什么，我也不清楚。也有一些是专门去临摹壁画的，也是端个板凳，一进去就是一天。他们的画，笔法很细，都是那种线条画，但是，色彩很鲜艳，画好了，还要把本来鲜艳的颜色做暗，这是为了与壁画保持一致。
莫高窟附近并无人烟，因此，整个莫高窟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人来破坏，管理自然而松懈。常老带我们去看了一处藏经洞，也就是石窟边上的一间暗室，里面有一尊不算太大的佛像泥塑。据说，这个洞是常老来到敦煌后才被他发现的，从里面取出来一批佛经的手抄卷，价值很高。到了中午，研究人员就会回家吃饭，有点像是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无论男女，脑袋上都捂个毛巾，为的是不被日头晒着。其实，回家也没有几步路，他们的住所就在千佛洞前面，一排排用土坯造成的平房，带个小院子，和农村基本没什么两样。常老的家也是这样，只不过屋子里多了些日文、法文书籍以及画册，显得十分洋气。我们到的第三天，敦煌突然开始刮起大风，飞沙漫天，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常老要我们赶紧躲进屋里去，不要出来，关紧门窗。而那个日本摄制组的人却兴奋得手舞足蹈，大声嚷嚷着：“就等这一天了！”说完扛起摄像机出去了，身影消失在飞舞的沙尘中。
我赶紧让黄宗英进屋，自己随后检查了一下，看看窗子是不是关严实了，这时候才发现窗子是雙层的。原来，这里早有对付这种异常天气的办法。我把自己屋里的窗帘也拉了起来，然后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与外界隔绝，以为这样就可以免受风沙的侵扰了。躺在被窝里，耳畔是呼啸的狂风，那风声简直就如同狼嚎一般，异常恐怖，一阵高过一阵，把招待所的门窗撞得叮咚直响。我在这恐怖的声音中慢慢睡去了。第二天起来才发现，其实门窗根本不够严实，沙尘全部顺着门缝钻了进来。被子上有着厚厚一层沙尘，一掀被子，掉了一地。走出屋子，风沙已经停了，蓝天白云，爽朗的天又出现在眼前。我赶紧去看黄宗英。她也已经起来了，正站在那里，用上海话说，吹得来一塌糊涂。
常老说，根据天气预报，这几天还会有更大的风沙来袭，为了不影响采访，准备把我们转移到敦煌县城内的国际旅行社去住，他也和我们一起去，那里的条件要比莫高窟好很多。于是早饭之后，我们就坐车去了敦煌县城。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排沿街的房子，孤零零的，根本没有什么城镇的样子。我们来到一座平房大院前，司机说，这就是国际旅行社，敦煌最好的地方，就住这。于是，帮着我们把行李搬了进去。虽说还是平房，但条件已经比莫高窟好了很多，吃饭要到食堂，那里窗明几净，坐得也宽敞。大圆桌上吃饭，端上来稀饭馒头，还有榨菜。服务员端着一盘炒鸡蛋上来，黄澄澄的，看得让人嘴馋。结果一吃，甜的。哪有炒鸡蛋是甜的呀？我们问。服务员却说，这是县长吩咐专门为你们做的。县长说了，上海人爱吃甜的。常老也随我们一起搬进旅社，和我同住一室。
告别
采访开始了。为了能把采访内容完整记录下来，我们向旅社借来了录音机，那种转盘式的，这在当时已是很先进的设备了。录音带是一盘一盘的紫红色带，录音时需要把磁带绕在磁头上，随着常老的话语，磁带开始转了起来。无论行前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但对于常老的经历来说，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还是无法全部听明白。在常老的讲话中，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人名，如张道藩、于右任、傅斯年、张大千、向达、马步芳、冼星海、聂耳、林徽因、梁思成等。我只负责为常老和黄宗英的对话采访录音，同时也是他俩唯一的听众，尽管很多内容对于我当时那个年纪来讲，根本无法听懂。我觉得，常老所谈的经历就像一个从远古过来的人一样，很多事情是我只在书上看到过或接触过的，但常老居然是亲历者，甚至连冼星海这样的大音乐家他都熟悉。在采访中，常老提到了一件事，那是有一年，他们在兰州举办敦煌临摹壁画展，结果来了一位美国女士，在仔细观看展览后，她找到工作人员询问，这些画都是谁画的？工作人员找来了常老，常老告诉她，都是自己的女儿常沙娜画的。
随后，常老把常沙娜叫到身边，这位美国女士看到常沙娜还那么小，就问，她现在住在敦煌吗？她读书怎么办？常老把女儿在敦煌的情况跟她说了一下。那位女士说，我在中国还有一年的教书时间，一年以后，我会再来敦煌，想把常沙娜带到美国去读书。一年之后，这位美国女士没有食言，又来到敦煌，她为常沙娜办好了所有的赴美手续。常老没有想到她会那么认真，就把女儿托付给了这位异乡朋友。于是，常沙娜跟随她去了美国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沙娜再次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后来，她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多年，也是敦煌艺术的研究专家。这样的采访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每天早饭过后，常老就开始讲述，黄宗英用上海话打趣说：“侬好交代问题了。”常老哈哈笑着说：“好额，我交代。”
黄宗英也是浙江温州人，与常老是浙江老乡，他们同时又都会说上海话，因此，语言交流几乎没有障碍。只是常老的口齿实在有些模糊，有好几次都被黄宗英打断：“依‘刚’糊涂了。重新‘刚’。（‘刚’即上海话重新‘讲’的意思）”常老乐呵呵地说：“好额好额，我交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