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思维之下，治理不会是如烹小鲜，而必然会搞成滚右乱泼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若烹小鲜，不是说谁本事大，做大事能够得心应手，只当小菜一碟；而是说治理国家要态度慎重谨细，像烹调小鱼一样。烹调小鱼要怎样?第一是不能乱翻，第二是不能猛火。翻来翻去，鱼就烂了；猛火急攻，鱼又焦了。
　　这当然不是治国方法论的全部，但无论多少年过去，应该还是一种公共治理的原则。
　　老子说这个话的时候，整个华夏地区有多少人口，所谓“大国’’又大到什么程度?老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学者们比较认同的一种估计，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口规模2000万左右，这些人口被分成几十个国。
　　再一个例证是，三国魏蜀吴鼎足而立，其中蜀国人口据刘禅降魏提交的《士民簿》为“领户二十八万，男女人数九十四万”，东吴孙皓时“户五十二万一千，口二百五十六万七千”。此时距老子所生活的时代已有约800年，人口规模不过如此。
　　我当然不是要研究中国人口史，而只是想说老子眼里要“如烹小鲜”地治理的大国，其实也大不到哪里去。现今，一个县人口规模可至百万，一个城市人口规模可以从百万至千万不等，差不多都是老子所说的“大国”，都是要“如烹小鲜”才能去治理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不是“治小国”就要像爆玉米花那样猛火翻炒呢?恐怕未必，只把“治大国”拿出来说，可能一是因为“小国”之治建立在乡村结构上，本来就以“若烹小鲜”为常态了，例如即使20世纪中叶政治风暴如卷席，乡村治理也并未完全颠覆到人情消失的地步；二是因为“大国”之治更加容易搞成乱劈乱砍。
　　讲“构建和谐社会”，我想，“如烹小鲜”正是和谐社会必须要有的一个公共治理态度。在公共治理领域，尊重民意，爱惜民力，是“如烹小鲜”；和风细雨，春风化雨，是“如烹小鲜”；以人为本，伸张自由，也是“如烹小鲜”。而任性使气，耗费民力，粗门大噪，威喝怒骂，凶神恶煞，如鹰击免，上街掀摊子，执法下棒子，一要管理社会，心中第一想到的就是“专政铁拳”和“所向披靡”，就不是如烹小鲜，而是滚油乱泼了。
　　如果滚油乱泼的搞法能够让社会变得和谐，秦始皇和隋炀帝又怎么会搞到烽烟四起?现在，随随便便就可以看到各种滚油乱泼的公共行政行为。时常见到街面上有众人围观的情景发生，有时是交通事故，有时是市井口角，但往往也可以是“执行公务”，而且尤其以这一种场面最为火爆，制服或非制服的汉子们在街面一横，恶言恶语有之，拳脚交加有之，光天化日之下，就会有血流满面的公民躺在地上呻吟不止。留心一下报刊，当然更加容易见识到各种孔武非凡的“公务”。
　　以我见闻有限的经验，每次遇到街面上有勇武的“公务活动”，现场的人们总是站在公务人员的对面，或窃窃私语，或高声抗议，自然有时也不免“妨碍公务”，个别情况下甚至“暴力抗法”。报刊上登出的勇武的公务行为，也多引起一般人的愤怒与声讨。这些当然不可谓和谐，但人们的一般反应，与施展“铁拳”的公务也可以算是协调的吧，勇武的公务行为引起众人的公愤，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很小的时候，我就领受了“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教诲，那是讲革命的，不是讲公务活动。但我看现在的许多公务行动，确实很合乎上面的教诲，一点温良恭俭让都没有。虽然现在的“公务”也没有谁明确地说过不属于“革命工作”，但我想细问一下，一个从事公共治理的人、一个执行公务的人，倘若算是在“革命”，那么他的“革命对象”是谁呢?“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威武无边的公务活动难道也有制造暴动、从事“阶级推翻”的宏愿吗?如果不是这样，又何以要努力把自己变成愤怒的对象呢?
　　人们很容易赞美治理机构和公务人员的勇猛，大刀阔斧啊，坚强有力啊，魄力非凡啊，雷厉风行啊，好像所有以力量打底的词都应当用在治理机构和公务人员身上，这才能显示治理活动的有效。我想力量可以制造压倒的效果，但基本不足以让人心悦诚服，只会使人压而不服。对力量的无限赞美往往增强了人们的暴力崇拜，使人相信“拳头主义”，公理、正义、合法性等等，都以力量取而代之。对治理机构和公务人员，一味诉诸力量可能使之对“政权”形成林彪式的理解，以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力量思维之下，治理不会是如烹小鲜，而必然会搞成滚油乱泼。
　　刘洪波，1966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长江日报评论员。有杂文集《文化的见鬼》、《高雅的落俗》、《苍蝇的光荣》、《读出滑稽》、《淳朴的异议》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