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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方法，通过分析和研究从1952年到1984年《人民日报》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结果发现报业媒体《人民日报》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的倾向性发展和变化，表现为亲苏反美、反苏反美、反苏亲美和以我为主4个阶段。从中得出：《人民日报》对奥运会的报道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奥运会的态度变化，这其中政治方面的考量是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奥林匹克；人民日报；政治因素；报道
中图分类号：G 80－05 文章编号：1009－783X(2009)03－0289－03 文献标志码：A
《人民日报》创办于1948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中人民日报的言论(尤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已成为人民日报的一面旗帜，被认为直接传达着党中央的声音，而倍受海内外读者、外国政府和机构的重视”。它作为一个文本，可以代表中国政府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观点。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运动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政府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态度如何，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在建国以后若干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态度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为此，本文作者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以“奥林匹克”为关键词，以夏季奥运会举办的年份为搜索年份，《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发现了从1952年到1984年，中国媒体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如果以对美国和苏联等国的关系为主要指标的话，可以概括为亲苏反美、反苏反美、反苏亲美和以我为主等4个主要阶段，从中可以看出，在对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态度上，《人民日报》的立场主要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严重地影响到了《人民日报》在体育方面的报道。
第1阶段：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结成社会主义同盟，反对美国等国。在舆论报导上偏向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一边倒”的方针，在国际政策上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苏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在体育方面也是新中国学习的榜样。1952年以前，苏联没有派出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在《人民日报》上，1950年和1951年分别只有一篇文章提到“奥林匹克”。1952年7月，苏联首次参加奥运会，并组织了人数最多的代表团。《人民日报》也加大了相应的报道，该年提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新闻有53篇，其中以苏联运动员成就为主要内容的就有18篇，从运动会开幕的《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苏联选手抵芬兰首都》到《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苏联运动员得分最多荣获第一名》，进行了全程的报导，在报道中以苏联的立场作为报纸的立场，并在有的报道中将中苏两国并论，例如，《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苏两国运动员到处受欢迎》。
在“冷战”和朝鲜战争的氛围下，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也同样出现了以意识形态为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情况。例如，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连续发生裁判不公平事件》一文中，就将美国运动员描绘为霸道不遵守规则的一方，而苏联运动员则为受了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在新闻报导中还出现了有意的“忽略”，该届运动会上苏联获得了金牌和奖牌总数第2名，但总积分第1名的成绩，而美国则是金牌和奖牌总数第1，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只有苏联获得总分第1的相关内容，美国队的成绩就没有出现。
也是在1952年，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是临时通知参加，中国队赶到时离闭幕还剩5d，实际只有1人参加比赛，并在预赛中被淘汰，而参加这届奥运会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比赛意义，所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中，主要有三大类内容，一是和国际奥委会关于中国代表团的合法地位的交涉事宜，这类报道以交涉、声明的形式发布居多，涉及到台湾和大陆2个政权哪个代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所以言辞多比较激烈，例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我国体育总会地位不作决定我国体育代表团向该委员会提出抗议》等，第2类是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活动过程，例如《我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团启程》等，第3类是在思想改造运动背景下的汇报材料，例如，代表团团长董守义发表的《参加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感想》，在文章中董守义指责“美帝国主义的体育，在政治上的表现是麻醉青年、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商品化、赌博；在文化教育上的表现是锦标主义、风头主义。总起来说，它是落后的、腐朽的”，体现了当时中国体育界对商业体育的认识。
1956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得到发展，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体育等文化生活相应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在《人民日报》上也得到了体现，中国为了这年的奥运会作了精心的准备，力争在成绩上能够有所突破。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不少赛前准备的报道，例如：《我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委会负责人谈准备工作》《我国选拔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秀选手》等。这一年，中国国内处在少有的没有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时期，政治气氛宽松。《人民日报》也在当年7月1日进行改版，提出了扩大报道范围和改进文风的建议，同样在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态度上，也加大了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新闻报导，例如，关于筹备会具体情况的消息《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准备着》。此外还介绍了主办国筹办的一些趣闻，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简讯》中，就有运动员的菜单，墨尔本放假1d等“软性”的新闻。
但在该年的10月，因为国际奥委会邀请台湾派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于当年的11月份被迫放弃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此《人民日报》大量刊出中国政府和有关人士的声明，包括在头版发表社论，揭露国际奥委会某些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虽然中国没有运动员参加此次运动会，但是对这次运动会的报导还是很多，与4年前相比，尽管美国这届奥运会只获得了奖牌榜第2名，但该队的成绩还是出现在《第16届奥运会闭幕苏联队赢得足球冠军》这一新闻的报导中，显示了当时国内政治气氛的宽松。
第2阶段：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等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并逐步扩大，导致了最后的彻底分裂。在舆论报道中，开始从反苏反美，而偏向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因为国际奥委会承认所谓的“两个中国”，导致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发布声明，宣布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联系。转眼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也因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诸多问题出现了裂痕，对苏联参加奥运会的报道也没有了踪迹，这一年在罗马举行了夏季奥运会，可有关比赛的消息在该年的《人民日报》上没有只言片语。出现“奥林匹克”4个字的新闻只有9篇，其中仅1篇社论和奥运会本身相关，内容是抗议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代表团参加比赛，中国在抗议中将美国视为推动分裂的幕后黑手。此外，在其他人的“反右倾”的表态文章中也提到了奥运会，把美国多次获得 奖牌第一作为该国锦标主义的产物，并不代表实际的体育水平。
196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举行。印度尼西亚因为在1962年主办亚运会时禁止台湾代表团参加而受到国际奥委会的制裁，因此印尼等国决定联合第三世界国家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做抗争，中国全力支持这一举动，所以《人民日报》出现的带“奥林匹克”的新闻33篇，集中在支持印度尼西亚创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道方面，前后有23篇之多，而关于当年奥运会比赛的消息则一篇也没有。这一年，中共中央在国内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而在国际上则和苏联开展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路线的大论战，互相指名道姓地指责，各种批判的调子开始升温，政治成为头等大事。在这样的气氛下，《人民日报》对该年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奥运会情况没有做任何的报道，确切地说，没有关于比赛本身的任何消息。“奥林匹克”4个字在这一年《人民日报》的报导中，都是作为对立面出现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第3年，《人民日报》出现了“奥林匹克“4个字的新闻仅仅有5条，从题目看就知道内容的火气十足，《国际奥委会是美帝操纵的御用工具》、《苏修勾结美帝为蒋匪张目的新罪证》等。此时，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都走到了历史的低谷，苏联和美国一样成为中国批判的对象，在5条新闻中，每条新闻的标题都有“美帝”2个字，而其中的3条有“苏修”2个字，具体内容则是苏联的一本介绍奥运会的杂志里出现了台湾的标志，中国政府把这个当成苏联分裂中国的罪证，此时的舆论在“左倾”的方向上走到了顶点。
4年之后的1972年，随着林彪的叛逃，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宣告破产，国内大批判的调子降下了许多，由周恩来主持的外交路线更加地务实和开放，同时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在这种情况下，对国际奥委会的舆论放缓了许多。这一年在《人民日报》出现的带“奥林匹克”4个字的新闻36篇，其中和第三世界国家交往的相关新闻就有27篇，内容主要是与伊朗、埃及、阿富汗、布隆迪等中小国家的乒乓球交流。通过和这些国家的交往，逐步扩大中国在国际体育界的影响力，中国在为进入国际奥委会做准备。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导里，也没有出现“美帝”、“苏修”这样政治倾向性过于明显的词句。而对于国际奥委会的态度也理性、平和了许多，例如，在《中国不能派人前往参观本届奥运会》一新闻里，针对国际奥委会的邀请，中国政府的言辞很客气，体现了外交的风度，但是尽管气氛有所放松，但是对于奥运会本身，因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运动会的有关消息还是付之阙如。
1976年第21届夏季奥运会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此时，中国一方面逐步开始体育外交，为加入国际奥委会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国内处在四人帮集团覆灭的前后，为四人帮所控制的媒体在“左倾”的调子上唱得很高。所以，《人民日报》这一年拥有的带“奥林匹克”4个字的新闻26篇，分别是评论、声明6篇，和其他国家交往14篇，在蒙特利尔进行的活动的报道2篇。这一年比较特殊的是出现了对台湾体育水平的报导，题目为《蒋帮利用体育搞反动政治台湾体育事业每况愈下》，介绍了台湾群众体育的一些情况。这一年的报到里，还是没有出现奥运会比赛本身的任何内容。
第3阶段：随着3个联合公报的签署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等问题，中国和美国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中国舆论在体育报道上开始倾向于美国而反对苏联。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希望加入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也更为迫切，同时国内在处理台湾奥委会资格问题上也更加灵活。1979年，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次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和美国都联合抵制，并没有派运动员参加，但该年2月在美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中国派运动员参加，这是同奥委会中断活动21年以后首次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成绩不理想，以及冬季奥运会的影响力小于夏季奥运会而不为今天的人民所熟知。不过在《人民日报》当时报道里，有关冬季奥运会的内容却不少，前后有62篇。内容主要有3方面：1)是关于中国队参赛的有关报道，因为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舆论上非常受重视，在《人民日报》上有全程的报道，先后有7条相关的消息。甚至包括《我参加冬季奥运会的队服已在京制就》这样的“新闻”也上了党中央的机关报。2)是关于冬季奥运会比赛赛程的报道，此时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比较融洽的阶段，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也使中美两国有了共同的利益，所以关于美国队在冬奥会表现的相关报道前后统计有14篇之多，内容包括人物特写、赛场点评、场馆介绍等，其中一条新闻是《美国冰球队最后获得冠军战胜苏联冰球队的胜利在美引起欢腾》，对比1956年奥运会的报道立场截然相反，此时苏联成为了我们新闻报道中的“假想敌”。3)是关于比赛项目的介绍，这些偏软的小特写也是1956年以后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它显示了当时媒体舆论的变革。
而对于当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中国政府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前后关于各国抵制奥运会的报道就有15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刊发的一条社论中，阐述中国不参加奥运会的理由时，不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指出：“苏联的侵略行为严重地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通过体育运动，以促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精神教育青年，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和平的世界”。这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遵守国际规则的愿望。
第4阶段：中国运动员于1984年开始参加夏季奥运会，中国的舆论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主队”意识，从此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坚持了“以我为主、比赛第一”的方针。
1984年是中国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这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首次有了主队正在比赛的概念。此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真正开始了“以我为主”的策略，该年新闻中出现“奥林匹克”4个字的有131篇(如图1所示)。从这些新闻中可以看出：
1)中国开始了全民参与奥运会的群众活动，例如，邮政部发行邮票，举办儿童绘画展等活动，进一步促进全民对奥运会的了解和认同。2)开始宣传自己的明星，1984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是跳高选手朱建华，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朱建华”3个字的报道居然有80篇，尽管他最后没有获得奥运会金牌。3)将奥运会的成绩同国家的建设成就相联系，在运动员凯旋以后，《人民日报》为此刊发社论《登高远望奋发进击——热烈欢迎我国体育健儿凯旋》，里面就写到：“国运衰，体运衰；国运兴，体运兴。不堪回首的历史一页，已经被我们翻过去了。今天体育的振兴，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祖国在振兴、在奋进”。奥运会和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此以运动员的成绩来体现新时期改革开放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通过运动员的比赛所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舆论构建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这也成为以后历次奥运报道的基本策略，成为举国体育机制和奥运战略的基本考量。
从1952年到1984年纵观历次奥运会报道，可以看出新中国此时对奥运会的态度有2层的考量，一是取得“合法性”，即通过奥委会，进入国际社会，通过体育舞台获得国际承认，取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身份。二是获得“认同”，即以运动员在国际运动会的成绩来体现新时期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从而获得一种对新社会的认同。这样，从事体育运动的运动员就会出现2个身份：第一，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第二，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培养的运动员。在这2个母题的作用下，对奥运会的报道受到了政治不可避免的影响，随着政治的倾向性改变，《人民日报》的舆论也在不断地调适。
关键词：奥林匹克；人民日报；政治因素；报道
中图分类号：G 80－05 文章编号：1009－783X(2009)03－0289－03 文献标志码：A
《人民日报》创办于1948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中人民日报的言论(尤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已成为人民日报的一面旗帜，被认为直接传达着党中央的声音，而倍受海内外读者、外国政府和机构的重视”。它作为一个文本，可以代表中国政府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观点。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运动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政府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态度如何，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在建国以后若干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态度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为此，本文作者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以“奥林匹克”为关键词，以夏季奥运会举办的年份为搜索年份，《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发现了从1952年到1984年，中国媒体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如果以对美国和苏联等国的关系为主要指标的话，可以概括为亲苏反美、反苏反美、反苏亲美和以我为主等4个主要阶段，从中可以看出，在对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态度上，《人民日报》的立场主要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严重地影响到了《人民日报》在体育方面的报道。
第1阶段：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结成社会主义同盟，反对美国等国。在舆论报导上偏向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一边倒”的方针，在国际政策上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苏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在体育方面也是新中国学习的榜样。1952年以前，苏联没有派出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在《人民日报》上，1950年和1951年分别只有一篇文章提到“奥林匹克”。1952年7月，苏联首次参加奥运会，并组织了人数最多的代表团。《人民日报》也加大了相应的报道，该年提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新闻有53篇，其中以苏联运动员成就为主要内容的就有18篇，从运动会开幕的《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苏联选手抵芬兰首都》到《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苏联运动员得分最多荣获第一名》，进行了全程的报导，在报道中以苏联的立场作为报纸的立场，并在有的报道中将中苏两国并论，例如，《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苏两国运动员到处受欢迎》。
在“冷战”和朝鲜战争的氛围下，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也同样出现了以意识形态为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情况。例如，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连续发生裁判不公平事件》一文中，就将美国运动员描绘为霸道不遵守规则的一方，而苏联运动员则为受了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在新闻报导中还出现了有意的“忽略”，该届运动会上苏联获得了金牌和奖牌总数第2名，但总积分第1名的成绩，而美国则是金牌和奖牌总数第1，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只有苏联获得总分第1的相关内容，美国队的成绩就没有出现。
也是在1952年，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是临时通知参加，中国队赶到时离闭幕还剩5d，实际只有1人参加比赛，并在预赛中被淘汰，而参加这届奥运会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比赛意义，所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中，主要有三大类内容，一是和国际奥委会关于中国代表团的合法地位的交涉事宜，这类报道以交涉、声明的形式发布居多，涉及到台湾和大陆2个政权哪个代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所以言辞多比较激烈，例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我国体育总会地位不作决定我国体育代表团向该委员会提出抗议》等，第2类是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活动过程，例如《我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团启程》等，第3类是在思想改造运动背景下的汇报材料，例如，代表团团长董守义发表的《参加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感想》，在文章中董守义指责“美帝国主义的体育，在政治上的表现是麻醉青年、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商品化、赌博；在文化教育上的表现是锦标主义、风头主义。总起来说，它是落后的、腐朽的”，体现了当时中国体育界对商业体育的认识。
1956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得到发展，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体育等文化生活相应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在《人民日报》上也得到了体现，中国为了这年的奥运会作了精心的准备，力争在成绩上能够有所突破。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不少赛前准备的报道，例如：《我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委会负责人谈准备工作》《我国选拔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秀选手》等。这一年，中国国内处在少有的没有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时期，政治气氛宽松。《人民日报》也在当年7月1日进行改版，提出了扩大报道范围和改进文风的建议，同样在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态度上，也加大了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新闻报导，例如，关于筹备会具体情况的消息《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准备着》。此外还介绍了主办国筹办的一些趣闻，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简讯》中，就有运动员的菜单，墨尔本放假1d等“软性”的新闻。
但在该年的10月，因为国际奥委会邀请台湾派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于当年的11月份被迫放弃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此《人民日报》大量刊出中国政府和有关人士的声明，包括在头版发表社论，揭露国际奥委会某些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虽然中国没有运动员参加此次运动会，但是对这次运动会的报导还是很多，与4年前相比，尽管美国这届奥运会只获得了奖牌榜第2名，但该队的成绩还是出现在《第16届奥运会闭幕苏联队赢得足球冠军》这一新闻的报导中，显示了当时国内政治气氛的宽松。
第2阶段：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等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并逐步扩大，导致了最后的彻底分裂。在舆论报道中，开始从反苏反美，而偏向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因为国际奥委会承认所谓的“两个中国”，导致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发布声明，宣布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联系。转眼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也因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诸多问题出现了裂痕，对苏联参加奥运会的报道也没有了踪迹，这一年在罗马举行了夏季奥运会，可有关比赛的消息在该年的《人民日报》上没有只言片语。出现“奥林匹克”4个字的新闻只有9篇，其中仅1篇社论和奥运会本身相关，内容是抗议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代表团参加比赛，中国在抗议中将美国视为推动分裂的幕后黑手。此外，在其他人的“反右倾”的表态文章中也提到了奥运会，把美国多次获得 奖牌第一作为该国锦标主义的产物，并不代表实际的体育水平。
196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举行。印度尼西亚因为在1962年主办亚运会时禁止台湾代表团参加而受到国际奥委会的制裁，因此印尼等国决定联合第三世界国家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做抗争，中国全力支持这一举动，所以《人民日报》出现的带“奥林匹克”的新闻33篇，集中在支持印度尼西亚创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道方面，前后有23篇之多，而关于当年奥运会比赛的消息则一篇也没有。这一年，中共中央在国内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而在国际上则和苏联开展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路线的大论战，互相指名道姓地指责，各种批判的调子开始升温，政治成为头等大事。在这样的气氛下，《人民日报》对该年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奥运会情况没有做任何的报道，确切地说，没有关于比赛本身的任何消息。“奥林匹克”4个字在这一年《人民日报》的报导中，都是作为对立面出现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第3年，《人民日报》出现了“奥林匹克“4个字的新闻仅仅有5条，从题目看就知道内容的火气十足，《国际奥委会是美帝操纵的御用工具》、《苏修勾结美帝为蒋匪张目的新罪证》等。此时，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都走到了历史的低谷，苏联和美国一样成为中国批判的对象，在5条新闻中，每条新闻的标题都有“美帝”2个字，而其中的3条有“苏修”2个字，具体内容则是苏联的一本介绍奥运会的杂志里出现了台湾的标志，中国政府把这个当成苏联分裂中国的罪证，此时的舆论在“左倾”的方向上走到了顶点。
4年之后的1972年，随着林彪的叛逃，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宣告破产，国内大批判的调子降下了许多，由周恩来主持的外交路线更加地务实和开放，同时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在这种情况下，对国际奥委会的舆论放缓了许多。这一年在《人民日报》出现的带“奥林匹克”4个字的新闻36篇，其中和第三世界国家交往的相关新闻就有27篇，内容主要是与伊朗、埃及、阿富汗、布隆迪等中小国家的乒乓球交流。通过和这些国家的交往，逐步扩大中国在国际体育界的影响力，中国在为进入国际奥委会做准备。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导里，也没有出现“美帝”、“苏修”这样政治倾向性过于明显的词句。而对于国际奥委会的态度也理性、平和了许多，例如，在《中国不能派人前往参观本届奥运会》一新闻里，针对国际奥委会的邀请，中国政府的言辞很客气，体现了外交的风度，但是尽管气氛有所放松，但是对于奥运会本身，因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运动会的有关消息还是付之阙如。
1976年第21届夏季奥运会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此时，中国一方面逐步开始体育外交，为加入国际奥委会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国内处在四人帮集团覆灭的前后，为四人帮所控制的媒体在“左倾”的调子上唱得很高。所以，《人民日报》这一年拥有的带“奥林匹克”4个字的新闻26篇，分别是评论、声明6篇，和其他国家交往14篇，在蒙特利尔进行的活动的报道2篇。这一年比较特殊的是出现了对台湾体育水平的报导，题目为《蒋帮利用体育搞反动政治台湾体育事业每况愈下》，介绍了台湾群众体育的一些情况。这一年的报到里，还是没有出现奥运会比赛本身的任何内容。
第3阶段：随着3个联合公报的签署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等问题，中国和美国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中国舆论在体育报道上开始倾向于美国而反对苏联。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希望加入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也更为迫切，同时国内在处理台湾奥委会资格问题上也更加灵活。1979年，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次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和美国都联合抵制，并没有派运动员参加，但该年2月在美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中国派运动员参加，这是同奥委会中断活动21年以后首次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成绩不理想，以及冬季奥运会的影响力小于夏季奥运会而不为今天的人民所熟知。不过在《人民日报》当时报道里，有关冬季奥运会的内容却不少，前后有62篇。内容主要有3方面：1)是关于中国队参赛的有关报道，因为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舆论上非常受重视，在《人民日报》上有全程的报道，先后有7条相关的消息。甚至包括《我参加冬季奥运会的队服已在京制就》这样的“新闻”也上了党中央的机关报。2)是关于冬季奥运会比赛赛程的报道，此时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比较融洽的阶段，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也使中美两国有了共同的利益，所以关于美国队在冬奥会表现的相关报道前后统计有14篇之多，内容包括人物特写、赛场点评、场馆介绍等，其中一条新闻是《美国冰球队最后获得冠军战胜苏联冰球队的胜利在美引起欢腾》，对比1956年奥运会的报道立场截然相反，此时苏联成为了我们新闻报道中的“假想敌”。3)是关于比赛项目的介绍，这些偏软的小特写也是1956年以后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它显示了当时媒体舆论的变革。
而对于当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中国政府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前后关于各国抵制奥运会的报道就有15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刊发的一条社论中，阐述中国不参加奥运会的理由时，不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指出：“苏联的侵略行为严重地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通过体育运动，以促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精神教育青年，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和平的世界”。这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遵守国际规则的愿望。
第4阶段：中国运动员于1984年开始参加夏季奥运会，中国的舆论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主队”意识，从此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坚持了“以我为主、比赛第一”的方针。
1984年是中国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这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首次有了主队正在比赛的概念。此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真正开始了“以我为主”的策略，该年新闻中出现“奥林匹克”4个字的有131篇(如图1所示)。从这些新闻中可以看出：
1)中国开始了全民参与奥运会的群众活动，例如，邮政部发行邮票，举办儿童绘画展等活动，进一步促进全民对奥运会的了解和认同。2)开始宣传自己的明星，1984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是跳高选手朱建华，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朱建华”3个字的报道居然有80篇，尽管他最后没有获得奥运会金牌。3)将奥运会的成绩同国家的建设成就相联系，在运动员凯旋以后，《人民日报》为此刊发社论《登高远望奋发进击——热烈欢迎我国体育健儿凯旋》，里面就写到：“国运衰，体运衰；国运兴，体运兴。不堪回首的历史一页，已经被我们翻过去了。今天体育的振兴，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祖国在振兴、在奋进”。奥运会和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此以运动员的成绩来体现新时期改革开放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通过运动员的比赛所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舆论构建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这也成为以后历次奥运报道的基本策略，成为举国体育机制和奥运战略的基本考量。
从1952年到1984年纵观历次奥运会报道，可以看出新中国此时对奥运会的态度有2层的考量，一是取得“合法性”，即通过奥委会，进入国际社会，通过体育舞台获得国际承认，取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身份。二是获得“认同”，即以运动员在国际运动会的成绩来体现新时期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从而获得一种对新社会的认同。这样，从事体育运动的运动员就会出现2个身份：第一，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第二，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培养的运动员。在这2个母题的作用下，对奥运会的报道受到了政治不可避免的影响，随着政治的倾向性改变，《人民日报》的舆论也在不断地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