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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伟大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就是探寻、揭示天地万事百物的规律;所谓的为生民立命,就是以民为本,为民众谋求更多的福祉。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成千上万的专家学者,废寝忘食,披荆斩棘,努力开拓创新。在这奋斗的道路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专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丁声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召开大会,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誉之为“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2009年在丁声树先生百岁诞辰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了专书《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对他进行了隆重的纪念,再次弘扬了丁声树先生的崇高精神。
丁声树先生号梧梓,1909年3月9日生于河南邓县(现邓州市),1989年3月1日逝于北京。1932年,丁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员、编辑员、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1944年至1948年赴美国考察,曾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部研究员和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研究员,并加入了美国语言学会,1948年9月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丁先生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5月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历任语言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方言研究组组长、词典编辑室主任、《中国语文》杂志社总编、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等职。
我认识丁先生是在1978年到语言研究所开始的。我虽然和他共事了11年,但只接触过两次。一次是我刚到所里不久的时候,他借着吃午饭的时间,调查一下我家乡话中几个字的读音。另一次,大概是在1979年的秋天,丁先生患了脑溢血住进了协和医院,我到医院护理他。他的一些动人的故事,我都是从所里的同事和书报刊上得知的。80年代,我由于担任语言研究所的党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对丁先生的先进事迹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丁先生的事迹,一直在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可以说,它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指路灯。我经常向我的同行、亲友和一些记者,讲述丁先生的故事,希望都能来学习他,宣传他。丁先生值得我们学习、宣传的有很多,但我认为下面三点尤其值得提倡。因为它既反映了丁先生风范的本质特征,对我们当前的学风建设又有帮助。
—、厚积薄发严谨认真
丁声树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不仅在汉语的音韵、训诂、语法、方言以及词典的编纂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精通英语,熟悉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此外,他还有博闻强记的天资,素有活字典之称。按他的才学天赋,完全可以著作等身,但由于他“悬格太高,要能够颠扑不破才肯拿出来”,因此“就使得我们不能得到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吕叔湘先生语)。丁先生的著述虽然不多,但皆为精品,对一些学科的建设、语言学的研究和论著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丁先生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汉语音韵学讲义》(李荣制表)和《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李荣参订),长期以来,均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方言、音韵研究的工作者,不可或缺的东西。他的论文虽然不多,篇幅也不长,但很精悍,处处有学理。吕叔湘先生在198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的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占有材料,善于驾驭材料。例如,丁先生的第一篇论文《释否定词“弗”“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和《论诗经中的“曷”“何”“胡”》(《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在选题上就很有眼光。“弗”和“不”这两个字的分别,“何”、“曷”、“胡”三个字的分别,从前的学者都研究过,但由于他们缺少历史观点和一套语法概念,都没有说清楚。东汉何休说“‘弗’者‘不’之深也”,算是沾了点边,可究竟怎么个深法,不清楚。从前的学者说“何”、“曷”、“胡”三个字,总是说“‘曷’,‘何’也”,“‘胡’,‘何’也”,好像这三个字毫无分别,可以通用。丁先生以此为题,把它们的分别说清楚了。吕叔湘先生说,他受《释否定词“弗”“不”》的启发,七年后写了《论“毋”与“勿”》一文。做研究,写论文,除了选好论题之外,还应占有丰富的材料,丁先生在这方面也是很在行的。《说“匼”字音》(《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这篇文章,丁先生为了说明“匼”在普通话中应当像《龙龛手鉴》(辽释行均撰)那样读“kē”,而不应当像《康熙字典》那样读“ǎn”,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引用了字书、韵书、训诂书十二种,诗文十三家,诗文注音五家,其他书两种。丁先生不仅善于占有材料,还善于驾驭材料。他写的文章周密而又条理分明,读起来不费力气。吕叔湘先生说,如果把能够发现问题视为“识”,把能够占有材料视为“学”,把能够驾驭材料视为“才”,丁先生就是一个才、学、识兼备的研究工作者。我深为丁先生的学风所感动,在丁先生百岁诞辰时,写了一首小诗称颂他。诗道:
佳作藏学理,
字字似珠玑。
谁解其中妙,
学术获真谛!
我们在这里赞扬丁先生“厚积薄发,严谨认真”的学风,旨在告诫我们,做学问要有敬畏之心,认真的态度,不能粗制滥造,绝非是在提倡无所作为的学风。应该说,这两种学风虽有一些貌似,但神却截然不同。其实,评价成果的标准主要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价值。没有价值的成果即便再少也非精品,有价值的成果即便再多也非次品。王力、吕叔湘等老一辈的语言学家,虽已成果累累,汗牛充栋,但我们还是不嫌其多,总是希望能看到他们更多的东西。
二、见识高远务实创新
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这两种研究都很重要,它们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推动语言文字科学的发展。但在学界里,却存在着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轻视应用研究的偏向。这种偏向在20世纪相当严重,使一些学者不愿意做应用研究的工作。丁声树先生看到了应用研究的潜力和重要性,因此不顾偏见和压力,在搞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搞应用的研究,满足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推动了语言应用研究的发展。从韩敬体先生编写的《丁声树先生生平年表》看,丁先生在50年代前,主要是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之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兼而有之,最后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应用研究的工作,主持词典的编纂和修订工作,参加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丁声树先生不管是做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做应用的研究,都做得很出色。他在做基础理论研究时,不仅善于选题、占有材料和驾驭材料,而且还善于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现代语言学的本体研究,大凡是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描写和比较是两种主要的方法。丁先生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中国语文》1952年创刊号)虽只有三五千字,却把这些基本的理论方法反映了出来,而且通俗易懂,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李荣参订)(科学出版社,1958年)被誉为是“厚积薄发”的典范。《昌黎方言志》(与李荣等合著)(科学出版社,1960年)一直为方言学工作者学习、研究的重要文献,并且还是编纂方言志书的蓝本。拙作《永春方言志》(与陈章太合著)(语文出版社,1989年)和《泉州市方言志》(文献出版社,1992年)都受了《昌黎方言志》的启发,尤其是布局谋篇。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丁先生毅然转移了自己的兴趣,也做起了应用研究的工作。为了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为主任,丁声树先生被委任为委员;1959年,《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审定委员会成立,丁先生担任了审订委员;1961年,丁先生开始担任《中国语文》总编,词典编辑室主任,主编《现代汉语词典》,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在此期间,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1956年2月6日颁发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丁先生负责教学组织工作,为教学之需,丁先生编写了《汉语音韵学讲义》(李荣制表)等一些方言调查的工具书。这项工作一直到1960年才结束,为全国培养了方言调查干部和推普骨干教师1666人,为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和普通话的普及立下了汗马功劳,学界把这一研究班,誉为推普的“黄埔军校”。1956年,为了配合推普工作,全国开展了方言的普查工作,语言研究所方言组负责组织指导工作,当时丁先生为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成了领军人物。丁先生在工作中,很善于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使用当时方言调查的成果,利用方言和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编写了许多学习普通话的手册,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丁先生还非常重视务实创新。丁先生从不迷信古代的权威,也不盲从现代的权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的《诗经“式”字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1936年),推翻了清代学者的解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当时的学术权威胡适赞叹不已,连声说“佩服佩服”。在给《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癌”定音时,据说丁先生到医院进行过一番调查。按语音的演变规律,在普通话中“癌”当读“yán”,由于“癌”(yán)和“炎”(yán)同音,“肺癌、胃癌、肠癌、肝癌”一类和“肺炎、胃炎、肠炎、肝炎”一类就会分不清,为了避免医治时出问题,于是就把“癌”的音定为“ái”。“○”(零),人们在书面上广泛使用,但以往的字典都不收录,丁先生从实际出发,在《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里都把它收了进去。“叶公好龙”、“大乘、小乘”,以往一些辞书和老师,认为这里的“叶”应读为“shè”,“乘”应读为“shèng”,丁先生对其本原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两字的改读无根据,徒滋混乱,对使用有害无益,于是按常规分别定为“yè”(叶)和“chéng”(乘)。对不妥的简化字,如“象”代替“像”,“迭”代替“叠”,丁先生不但敢于提出意见,而且在他主编的《中国语文》上不予使用,1978年我来《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时候,还在执行着丁先生的意见。我认为,学术胆识和务实创新的精神是推动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当认真学习,大力弘扬!
三、德高而不显望重而不骄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在表彰丁声树先生的先进事迹时,赞扬他“德高而不显,望重而不骄”。这一赞扬,高度概括了丁先生的崇高品格。他虽然学富五车,身居高位,但一直把自己视为平凡、普通的人,不张扬,不骄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丁先生为人敦厚,生活简朴,从不搞特殊化。他总是蓝衫布履,坐公共汽车上班,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他平易近人,虚心求教,经常向专业人员、行政干部、门卫、通讯员调查方言。他志向高远,淡泊名利,只想多做工作,做好工作,别无他求。1951年请他出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他拒绝了;1953年又请他任副所长,他又拒绝了;上世纪50年代语言所的所长罗常培病逝,上级再次想让丁先生出任所里的领导,丁先生又推辞了,并提出人选建议;1977年,院里拟建立一个词典编辑研究所,请丁先生担任所长,丁先生还是没有同意。他认为自己比较适合做业务工作,不适合做领导工作,恐怕误了党的事业。1951年,单位给丁先生调整工资,他不但不高兴,还给所长写信,说他能做的事简直微乎其微,现在的工资已经太高了,成了思想包袱,应当往下调,而不应该往上调,请求单位给其他的同事调。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照顾有卓越贡献的专家的生活,国家特地给丁先生发一些副食
品供应证,为了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丁先生从不用
这一供应证。1957年5月,丁先生给院长郭沫若写信,建议取消学部委员的津贴。他认为学部委员是分内的事,已有一份工资了,不能再拿,自己每月拿这100元,心里非常不安。丁先生虽是人大代表,但人大的车马费他从来不领;发表文章的稿费他也不要。《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他既不要稿费,也不要署名。丁先生总嫌自己得的太多,而贡献太少,应鞠躬尽力多做工作,因此对名利很淡然。丁先生对同志满腔热情,谁生活上有困难,只要他知道了,总是慷慨解囊,但从不声张。他对后学,诲人不倦,热情培养扶植。他经常帮年轻的学者选论题、改文章,传授自己治学的经验。他说,“写文章实在不容易”,“重要的书一定要下工夫读懂”,“做学问在于认真、勤快”,“写文章靠思想和材料”。说的何等深刻啊,句句都是至理名言!
由于丁声树先生满腹经纶,德高望重,所里的人尊称他为“丁夫子”,“丁圣人”。我希望像“丁夫子”、“丁圣人”这样的学者能越来越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能永放光辉!
(通讯地址:1007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丁声树先生号梧梓,1909年3月9日生于河南邓县(现邓州市),1989年3月1日逝于北京。1932年,丁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员、编辑员、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1944年至1948年赴美国考察,曾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部研究员和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研究员,并加入了美国语言学会,1948年9月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丁先生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5月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历任语言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方言研究组组长、词典编辑室主任、《中国语文》杂志社总编、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等职。
我认识丁先生是在1978年到语言研究所开始的。我虽然和他共事了11年,但只接触过两次。一次是我刚到所里不久的时候,他借着吃午饭的时间,调查一下我家乡话中几个字的读音。另一次,大概是在1979年的秋天,丁先生患了脑溢血住进了协和医院,我到医院护理他。他的一些动人的故事,我都是从所里的同事和书报刊上得知的。80年代,我由于担任语言研究所的党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对丁先生的先进事迹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丁先生的事迹,一直在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可以说,它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指路灯。我经常向我的同行、亲友和一些记者,讲述丁先生的故事,希望都能来学习他,宣传他。丁先生值得我们学习、宣传的有很多,但我认为下面三点尤其值得提倡。因为它既反映了丁先生风范的本质特征,对我们当前的学风建设又有帮助。
—、厚积薄发严谨认真
丁声树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不仅在汉语的音韵、训诂、语法、方言以及词典的编纂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精通英语,熟悉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此外,他还有博闻强记的天资,素有活字典之称。按他的才学天赋,完全可以著作等身,但由于他“悬格太高,要能够颠扑不破才肯拿出来”,因此“就使得我们不能得到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吕叔湘先生语)。丁先生的著述虽然不多,但皆为精品,对一些学科的建设、语言学的研究和论著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丁先生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汉语音韵学讲义》(李荣制表)和《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李荣参订),长期以来,均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方言、音韵研究的工作者,不可或缺的东西。他的论文虽然不多,篇幅也不长,但很精悍,处处有学理。吕叔湘先生在198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的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占有材料,善于驾驭材料。例如,丁先生的第一篇论文《释否定词“弗”“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和《论诗经中的“曷”“何”“胡”》(《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在选题上就很有眼光。“弗”和“不”这两个字的分别,“何”、“曷”、“胡”三个字的分别,从前的学者都研究过,但由于他们缺少历史观点和一套语法概念,都没有说清楚。东汉何休说“‘弗’者‘不’之深也”,算是沾了点边,可究竟怎么个深法,不清楚。从前的学者说“何”、“曷”、“胡”三个字,总是说“‘曷’,‘何’也”,“‘胡’,‘何’也”,好像这三个字毫无分别,可以通用。丁先生以此为题,把它们的分别说清楚了。吕叔湘先生说,他受《释否定词“弗”“不”》的启发,七年后写了《论“毋”与“勿”》一文。做研究,写论文,除了选好论题之外,还应占有丰富的材料,丁先生在这方面也是很在行的。《说“匼”字音》(《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这篇文章,丁先生为了说明“匼”在普通话中应当像《龙龛手鉴》(辽释行均撰)那样读“kē”,而不应当像《康熙字典》那样读“ǎn”,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引用了字书、韵书、训诂书十二种,诗文十三家,诗文注音五家,其他书两种。丁先生不仅善于占有材料,还善于驾驭材料。他写的文章周密而又条理分明,读起来不费力气。吕叔湘先生说,如果把能够发现问题视为“识”,把能够占有材料视为“学”,把能够驾驭材料视为“才”,丁先生就是一个才、学、识兼备的研究工作者。我深为丁先生的学风所感动,在丁先生百岁诞辰时,写了一首小诗称颂他。诗道:
佳作藏学理,
字字似珠玑。
谁解其中妙,
学术获真谛!
我们在这里赞扬丁先生“厚积薄发,严谨认真”的学风,旨在告诫我们,做学问要有敬畏之心,认真的态度,不能粗制滥造,绝非是在提倡无所作为的学风。应该说,这两种学风虽有一些貌似,但神却截然不同。其实,评价成果的标准主要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价值。没有价值的成果即便再少也非精品,有价值的成果即便再多也非次品。王力、吕叔湘等老一辈的语言学家,虽已成果累累,汗牛充栋,但我们还是不嫌其多,总是希望能看到他们更多的东西。
二、见识高远务实创新
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这两种研究都很重要,它们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推动语言文字科学的发展。但在学界里,却存在着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轻视应用研究的偏向。这种偏向在20世纪相当严重,使一些学者不愿意做应用研究的工作。丁声树先生看到了应用研究的潜力和重要性,因此不顾偏见和压力,在搞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搞应用的研究,满足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推动了语言应用研究的发展。从韩敬体先生编写的《丁声树先生生平年表》看,丁先生在50年代前,主要是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之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兼而有之,最后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应用研究的工作,主持词典的编纂和修订工作,参加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丁声树先生不管是做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做应用的研究,都做得很出色。他在做基础理论研究时,不仅善于选题、占有材料和驾驭材料,而且还善于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现代语言学的本体研究,大凡是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描写和比较是两种主要的方法。丁先生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中国语文》1952年创刊号)虽只有三五千字,却把这些基本的理论方法反映了出来,而且通俗易懂,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李荣参订)(科学出版社,1958年)被誉为是“厚积薄发”的典范。《昌黎方言志》(与李荣等合著)(科学出版社,1960年)一直为方言学工作者学习、研究的重要文献,并且还是编纂方言志书的蓝本。拙作《永春方言志》(与陈章太合著)(语文出版社,1989年)和《泉州市方言志》(文献出版社,1992年)都受了《昌黎方言志》的启发,尤其是布局谋篇。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丁先生毅然转移了自己的兴趣,也做起了应用研究的工作。为了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为主任,丁声树先生被委任为委员;1959年,《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审定委员会成立,丁先生担任了审订委员;1961年,丁先生开始担任《中国语文》总编,词典编辑室主任,主编《现代汉语词典》,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在此期间,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1956年2月6日颁发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丁先生负责教学组织工作,为教学之需,丁先生编写了《汉语音韵学讲义》(李荣制表)等一些方言调查的工具书。这项工作一直到1960年才结束,为全国培养了方言调查干部和推普骨干教师1666人,为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和普通话的普及立下了汗马功劳,学界把这一研究班,誉为推普的“黄埔军校”。1956年,为了配合推普工作,全国开展了方言的普查工作,语言研究所方言组负责组织指导工作,当时丁先生为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成了领军人物。丁先生在工作中,很善于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使用当时方言调查的成果,利用方言和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编写了许多学习普通话的手册,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丁先生还非常重视务实创新。丁先生从不迷信古代的权威,也不盲从现代的权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的《诗经“式”字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1936年),推翻了清代学者的解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当时的学术权威胡适赞叹不已,连声说“佩服佩服”。在给《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癌”定音时,据说丁先生到医院进行过一番调查。按语音的演变规律,在普通话中“癌”当读“yán”,由于“癌”(yán)和“炎”(yán)同音,“肺癌、胃癌、肠癌、肝癌”一类和“肺炎、胃炎、肠炎、肝炎”一类就会分不清,为了避免医治时出问题,于是就把“癌”的音定为“ái”。“○”(零),人们在书面上广泛使用,但以往的字典都不收录,丁先生从实际出发,在《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里都把它收了进去。“叶公好龙”、“大乘、小乘”,以往一些辞书和老师,认为这里的“叶”应读为“shè”,“乘”应读为“shèng”,丁先生对其本原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两字的改读无根据,徒滋混乱,对使用有害无益,于是按常规分别定为“yè”(叶)和“chéng”(乘)。对不妥的简化字,如“象”代替“像”,“迭”代替“叠”,丁先生不但敢于提出意见,而且在他主编的《中国语文》上不予使用,1978年我来《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时候,还在执行着丁先生的意见。我认为,学术胆识和务实创新的精神是推动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当认真学习,大力弘扬!
三、德高而不显望重而不骄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在表彰丁声树先生的先进事迹时,赞扬他“德高而不显,望重而不骄”。这一赞扬,高度概括了丁先生的崇高品格。他虽然学富五车,身居高位,但一直把自己视为平凡、普通的人,不张扬,不骄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丁先生为人敦厚,生活简朴,从不搞特殊化。他总是蓝衫布履,坐公共汽车上班,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他平易近人,虚心求教,经常向专业人员、行政干部、门卫、通讯员调查方言。他志向高远,淡泊名利,只想多做工作,做好工作,别无他求。1951年请他出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他拒绝了;1953年又请他任副所长,他又拒绝了;上世纪50年代语言所的所长罗常培病逝,上级再次想让丁先生出任所里的领导,丁先生又推辞了,并提出人选建议;1977年,院里拟建立一个词典编辑研究所,请丁先生担任所长,丁先生还是没有同意。他认为自己比较适合做业务工作,不适合做领导工作,恐怕误了党的事业。1951年,单位给丁先生调整工资,他不但不高兴,还给所长写信,说他能做的事简直微乎其微,现在的工资已经太高了,成了思想包袱,应当往下调,而不应该往上调,请求单位给其他的同事调。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照顾有卓越贡献的专家的生活,国家特地给丁先生发一些副食
品供应证,为了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丁先生从不用
这一供应证。1957年5月,丁先生给院长郭沫若写信,建议取消学部委员的津贴。他认为学部委员是分内的事,已有一份工资了,不能再拿,自己每月拿这100元,心里非常不安。丁先生虽是人大代表,但人大的车马费他从来不领;发表文章的稿费他也不要。《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他既不要稿费,也不要署名。丁先生总嫌自己得的太多,而贡献太少,应鞠躬尽力多做工作,因此对名利很淡然。丁先生对同志满腔热情,谁生活上有困难,只要他知道了,总是慷慨解囊,但从不声张。他对后学,诲人不倦,热情培养扶植。他经常帮年轻的学者选论题、改文章,传授自己治学的经验。他说,“写文章实在不容易”,“重要的书一定要下工夫读懂”,“做学问在于认真、勤快”,“写文章靠思想和材料”。说的何等深刻啊,句句都是至理名言!
由于丁声树先生满腹经纶,德高望重,所里的人尊称他为“丁夫子”,“丁圣人”。我希望像“丁夫子”、“丁圣人”这样的学者能越来越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能永放光辉!
(通讯地址:1007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