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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伍铁平继《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之后又出了一本《语言文字学批判和批评文集》，此书毫无新意，依旧是污蔑诽谤。
此书第一篇，题目就是诽谤：“不许肆意攻击‘汉语拼音方案’，恶意地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广大读者明辨，也免得诽谤者断章取义，现将该文有关本人的部分照录如下：
“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中唯一健在的委员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他受到我国乃至世界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的高度尊敬。2007年他荣获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最高奖——吴玉章奖。吴玉章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1955年成立的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是胡愈之同志。委员中还有吕叔湘先生。因此，《汉字文化》曾不断发表文章点名攻击吕先生。现在轮到攻击周有光先生了。《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第85－86页上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退休翻译江枫的下述言论：“只有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妖魔化自己国家的文字。他们曾经宣扬‘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现在则竭力宣传‘汉字难学，不如拼音’。周有光先生至今还在坚称：认为汉字优越，是沙文主义的表现；认为汉字优美，无非是习惯、成见。凡此种种，都是在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这段话的问题很多。第一，江不加区别地将20世纪30年代的个别作者(大多数不是语言学家)的错误言论同“汉字难学，不如拼音”混为一谈，都说成是“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这是别有用心。上引周总理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第三节说得很明确：“我看应该承认，汉字是难读难写的，因而也就难记。不要说初学汉字的儿童，就是学了多年的成人，对于不少的汉字也还是不认识，或者要读错。现在我们一方面简化汉字的笔画，另一方面给它注上拼音，目的在于减少汉字的读和写的困难，让它容易为广大群众掌握，利用拼音可以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由此可见，说“汉字难学，不如拼音”，这是客观事实，绝非妖魔化汉字。第二，汉字有很多优点，但说汉字比其他文字优越，这就的确是语文沙文主义的表现，不利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但这绝不等于“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江没有引半句周有光先生的话，就毫无根据地给他扣上“妖魔化汉字”的帽子，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何况我在上引刊于《社会科学论坛》的拙文一再强调，要区别两种拉丁化。将所有汉字改为拉丁字母，这是“全部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只是“部分拉丁化”。上引周有光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明确，他力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从未说要取消汉字，因此江或明或暗地给周有光先生和我国绝大多数坚决拥护并贯彻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力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语言文字工作者都扣上“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的大帽子，是别有用心，制造混乱。
同样，为了便于读者明辨，特将伍铁平恶意断开，也是他不敢正视的本人的文章再次摘录如下：
汉字并不难学——反对妖魔化汉字
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学家在给文字下定义时都说，文字是传递信息的书写符号系统，只有中国当代辞书，无一例外，都把文字定义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这种显然错误的定义，却是迄今统治着中国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的一整套的基础概念。北大语言学教授苏培成外国文字识不了几个就敢说：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还说，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所以，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
把文字定义为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既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文字，不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记录语言的符号，不都是文字。
而断言出现在先必然是因，出现在后必然为果，就像把兄与弟的关系断定为父子关系一样荒唐；进而声称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更是无知而又狂妄。称这样的呓语为“普通语言学”，就只能是公然售伪。
世界上的错误论者之得以横行一时，无不依靠被蒙蔽的行政力量，一旦失去这种支持，虚伪的真相就会彻底暴露而为世人唾弃。前苏联的李森科学派就是一例，可以断言，中国语言学领域内制造和推销错误理论者的下场，也不会更加美妙。
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学家在谈到本国文字时，无不为之自豪，只有中国的主流语言学家在妖魔化自己国家的文字。他们掌握着各种媒体的话语权，曾经宣扬“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现在则竭力宣传“汉字难学，不如拼音”。周有光先生至今还在坚称：认为汉字优越，是沙文主义的表现；认为汉字优美，无非是习惯、成见。凡此种种，都是在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
尽管索绪尔说，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仅就拼音文字而论”，那位苏教授却说，索绪尔“高屋建瓴，为汉字性质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实在惊人，索绪尔即使是站上了屋顶，也是站在拼音文字的屋顶上，从拼音文字的屋顶往下浇水，却与他明确撇开的表意汉字何干?就是这样一批语言学家，硬把索绪尔说拼音文字的话强加给汉字，使得近百年来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界，在违背索绪尔意愿的情况下，成了索绪尔的“一言堂”，而现在应该是彻底推翻这种“一言堂”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字学都难以在强加的禁锢中健康发展。
正是这样一批垄断了中国语言学话语权的专家们，欺骗了有着至高无上影响的有关领导，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都严重误导了中国的文字改革。如今还在继续把错误的文字定义塞进我国大大小小的辞书和教材，继续蒙蔽国人，贻笑全人类语言文字学界和逻辑学家。
说“汉字难学，不如拼音”，则是由于论者无知，而且，既不联系实际，也不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就以为，学会26个字母就懂英文，认识33个字母就通俄文。有人，比如说苏培成教授，就天真到能说：“拼音文字的字母一般只有几十个，比汉字少得多。字数繁多给学习和使用都增加了困难”，“拼音文字的字母不但数量少，而且结构简单”，“除此之外，作为文字最好能够见字知音，而汉字恰恰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做不到这一点。”(《现代汉字学纲要》，7页)，好像，知音也就知义了。
学二三十个字母，当然要比识两三千汉字容易，但是，几十个字母并不能帮助任何人认识一个英文或俄文词，但是，三千汉字却可以帮助任何人认识几乎所有的汉字词。
索绪尔说，“我们阅读的方法有两种：新的或不认识的词，要一个一个字母拼出来，但是对常用的和熟稔的词却只一眼溜过，不管是由什么字母组成的。这类词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获得了表意的价值。”
索绪尔对于“文字以形表意”有所觉察，遗憾的是未予深究，更严重的是，这位语言学家竟然会像苏培成辈一样注意不到，新的或不认识的词，“一个一个字母拼出来”了，也就是说，“知音”了，也还是“新的或不认识的”，如ENCYCLOPAEDIA，并不会因任何天才儿童对26个字母可以倒背如流，不经师长指点便一定认识；但是，看见学不到一千汉字就一定会认识的“百、科、全、书”这四个字，却完全可以懂得连结在一起时“百科全书”的意义。
当然，如果听任背离汉语汉字规律的，诸如“按揭”、“嘉年华”、“物业”以及PK、CBD之类，殖民地气味浓厚的词语，对于规范汉语汉字的冲击，百年后的子孙将再也享受不到汉语汉字由于造字构词皆有理据，望文便可识义的优越性。
有人说“文字发展的规律是：表形、表意、表音”，同样，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逻辑规则。事实上，所 有的文字全都表意，不表意便不是文字，而且，无论什么文字，当然包括拼音文字，即使是记录语言的，从写定成为文字起，便全都以字形表意。
文字，是供人们终身使用的，从长远看，短时期要多下些功夫的学习，倒更经济；只用一两个小时就能掌握的认识字母的本事，却不能保证一个人定能识字。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原本全都起源于画图，许慎分析小篆的“六书”说，几乎完全适用于所有的象形文字，只是古汉人在发现可以借形表音以后，便以“形声”造字，突破了“形与形合”的“瓶颈”，而得以存活至今，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则对于“形与声合”的造词方法浅尝之后，便以为拼音便捷，而逐渐走上了拼音表意的道路，源起于楔形文字而成熟较早的腓尼基字母，便成了西方拼音文字的滥觞。拼音，是书写的手段，目的，是写成一定的字形，通过一定的字形表达一定的意义。
但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并不是拼音。我们看到的所谓拼音文字，早已是半拼形文字。西方文字，也像汉字，也有单体、合体之分。单体词拼音，合体词拼形。单体词已经日益发展成为拼形造词的表意构件。如ENCYCLOPAEDIA，就是取材于古希腊字形的合体词；再如DOG，如FIGHT，则本来都是英语单体词，但是，在DOGFIGHT这个合体词中，便都成了拼形表意的基础构件。
这是因为，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有生命的文字系统，必须不断创制新词，于是便发现，依靠字母排列组合的造词能力有限，在历史上曾经被认为简便的方法，越来越显得笨拙，于是便不得不回过头去，或者说，向前迈出一步，以突破拼音表意的局限，不得不也走上了汉字发展持久坚持和体现的拼形表意道路，而利用既有的拼音表意词形创制新词。
以形表意，是文字的共同属性。拼形造字，有理有据，望文便可生义。汉字和汉字所代表的拼形表意文字之所以优越而且好学好认，是因为，用莱布尼兹的话说：可以节约记忆和想象。
学会两三千汉字，就不难读懂多数汉字写成的文章，而记住两三千拼音词，却未必能够读报。所以，从长远和全局看，容易学习和使用的，倒是汉字、词。苏培成辈到了2001年还在《现代汉字学纲要》之类的著述中忧心，“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机械打字的时代，不能再失去一个电子计算机时代。”据苏培成说，“汉字用于机械处理和信息处理比较困难”，“用于国际文化交流”也“比较困难，”以及“翻译费时费力，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然而生动的事实所证明的，恰恰相反，电子计算机已经以实践中的出色表现，成了汉字优越强有力的论证和捍卫者。
汉字和汉语密切相关，又都自成体系，各有其不同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把汉字当作只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以教学汉语的方法教学汉字，难教、难学，按照汉字本身特别是造字造词皆有理据的特点教学，则易教、易学，而且，有规律可循，不靠死记硬背，又有助于激发教学双方的积极兴趣。
二
伍铁平的诽谤，或者用他的说法“批判”，总离不开歪曲、捏造之类的手法，在这里第一次“引用”“江枫的下述言论”时，用的是：掐头去尾删节中段。只要对照原文，伍铁平的第一个“批判”就不值一驳：“第一，江不加区别地将20世纪30年代的个别作者(大多数不是语言学家)的错误言论同‘汉字难学，不如拼音’混为一谈，都说成是‘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这是别有用心。”
只是这最后一句涉嫌包庇，“别有用心”，只有反党叛国危害人民之心才值得一提，既然知道江枫确实有此“用心”，何不直接揭露!
伍铁平的第二个“批判”，更没有道理。据他说：“第二，汉字有很多优点，但说汉字比其他文字优越，这就的确是语文沙文主义的表现，不利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但这绝不等于‘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江没有引半句周有光先生的话，就毫无根据地给他扣上‘妖魔化汉字’的帽子，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说过“汉字比其他文字优越”吗?我还没有说!这又是一个捏造!但是，汉字和其他文字比，确有其优越之处。历史的事实是，所有古老的文字，全都死亡了，唯独汉字文运长久，还活得好好的!所有的拼音文字，早已经不能靠拼音延续生命了，都不得不向汉字所采取的拼形表意造字法靠拢并因而得以益寿延年。而已经拼音化的日本文字、韩国文字，还要使用汉字!这些难道是因为汉字落后得可爱?
在考虑文字要不要改、怎样改时，不比个优劣，行吗?拼音文字比汉字也确有优越之处。就是用二三十个字母就能拼音，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也就仅限于此，拼音能表意么，拼出字来你就认识么?不能!因为汉字造字构词，都有理据，所以多能望文识义。
同类型的文字，也有优劣，中国历史上那些根据汉字自造的一些汉字型文字为什么全都自行消亡了，除了政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如汉字优越。汉字之造字皆有理据，而那些仿造字，仿造时便违背了因而也就破坏了原有的理据。拼音文字使用拼形表意法拼造新词，也就由不讲理的任意符号，变成了有理可讲、望而可识的高级文明文字了。
周有光说：“20世纪50年代，常听说文字改革要按照文字的发展规律行事，可是文字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呢?只有一句话：从表形、表意到表音。”这是2000年，在他的《关于比较文字学研究》一书中说的。这说明，从既定的结论出发，即使是研究，也会被先入之见蒙蔽而对生动具体鲜明的真相视而不见。
伍铁平所谓“江没有引半句周有光先生的话，就毫无根据地给他扣上‘妖魔化汉字’的帽子，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更是蛮不讲理，难道要我每提到周有光就必须把有关于他的议论全都重复一遍?
关于说汉字优越，不能说就是沙文主义，上面已有论述。只剩下一个“美是习惯”说。
审美，确实离不开主观，但是，判断，要有客观依据。而汉字的美，并非天成，看看从甲骨文本身的演变，再看看直到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到小篆、到隶、楷的演变，就可以发现，文字及其演变都融进了和体现着多少代文字工作者的美学理想。
至于“上引周有光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明确，他力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从未说要取消汉字”，“从未”二字有假，何况他一再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就是：“从表形、表意到表音，”还有必要说汉字只有拼音化了才符合规律?汉字都用字母拼写了，还有汉字吗?
而他所谓文字发展的规律，已经被我以专文《拼形表意：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证实为伪。
而“因此江或明或暗地给周有光先生和我国绝大多数坚决拥护并贯彻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力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语言文字工作者都扣上‘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的大帽子，是别有用心，制造混乱。”
真是哪里说起，江枫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曾经有一个字，议论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我只谈文字，我只反对汉字简化中的恶性简化部分!这样公然捏造，还有人性么?又是一个“别有用心”而且是“制造混乱”!好阴暗的用心，把我抓去，关了，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三
伍铁平一天到晚骂这个文字研究学者是学术骗子，说那个观点是伪科学，却不明白什么是，什么不是。请看这位伍教授对伪科学下的定义，据他在“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一文中说，“伪科学的特 征”可以“归纳”如下：(1)要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2)自吹自擂。(3)假冒高级职称。(4)拒绝接受批评。(5)借助名人效应虚张声势。(6)把自己打扮成提出新思路的开路先锋，遭受“迫害”的伟大人物；利令智昏胆大妄为。(7)使用生造的术语和概念，故弄玄虚，欺世盗名。
除了第一条，把一些和任何科学或伪科学都毫不相干的现象罗列在一起，而称之为“伪科学的特征”，简直是笑话，把随意罗列、蓄意罗织称为“归纳”，对于任何一种学术理论活动，都是莫大的讽刺。
如果“特征(1)”能够成立，爱因斯坦学说之类，就会被判定为伪科学：科学还能有发展、有进步吗?
附带说一个洋笑话。伍铁平在《语言文字学辨伪集》里有个洋盟友，就是被他一再推崇的“莫大伟博士”，据这位博士说，“伪科学的一个特征是，没有任何经过验证的理论或可以验证的假说，就提出一些似乎很新颖的观点；这类观点实际上找不到科学的证据，在伪科学家眼里是无须证明、不证自明的。伪科学的另一特征是倾向于夸夸其谈，把一种‘理论’的作用和重要性抬高到极点。”
请问：如果未经证实的假说，便是伪科学，那么在理论活动中还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有假说，连假说都成了伪科学还能不能有“猜想”?再请问，何谓“夸夸其谈”?“夸夸其谈”和科学或伪科学有什么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关系?
美国真有这样一种在思维方式上几乎和伍铁平完全一样，连基本的逻辑规则都不懂得的“博士”?我怀疑他的学位证书!如果真有一份证书，我怀疑证书授予者的资质和责任感。
像个学者，就该正面对待我在《汉字并不难学》一文中对于伍铁平辈热衷于鼓吹、百般维护的错误的语言学所作的直击要害的批判，而不至于连“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学家在谈到本国文字时，无不为之自豪”也不敢让人们知道，而一定要把一句完整的话删得秃头秃脑；就该正面回答：文字，果真就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表音，果真就是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
四
显然，伍铁平自己也明白，就凭他自己那点独创性捏造，还不足以给江枫以致命打击。想来想去，要给江枫和《汉字文化》以致命打击，还必须借助于某些人的捏造，由于此一捏造出炉已有15年之久，故称古老，请听伍铁平第n加一次的重复克隆和第一次的翻新：
江为什么要发表上述极端错误的言论呢?让我们看看他过去的表现。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51页刊有苏培成教授说的话，严厉批评徐任《汉字文化》副社长兼副主编时发表的江文《流毒犹在，岂可打住》中的一段话，现照录如下：“它(《汉字文化》)在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一篇文章(江文《流毒犹在，岂可打住》)，……文章中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效果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实行的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还不如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我们实行的文字改革竟然是要割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这哪是什么学术讨论?这是在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请问该刊的编辑部，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要达到什么目的?”(原刊1996年1月28日《中国教育报》)对江的这段话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387页还发表了李逊永教授的话加以痛斥：“徐(德江)竟然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第33页发文(指上引江文)，无耻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推行的奴化教育，说什么：‘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这是对我国文字改革的恶意歪曲和无端攻击一笔者注)；’按照徐德江之流的逻辑：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学习日文，推行奴化教育，反倒比实施汉语拼音化和文字改革要好。要知道，日本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台湾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政策’，实际上是要强迫台湾人民停止使用汉语，而改用日语，在语言和文化上强行同化，‘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理性联系’。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学习夹有汉字的日文是出于好心，是为了不使中国人‘看到汉字在情绪上感到心烦和厌恶’?这实际上同日本侵略者宣传的‘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的谰言是一脉相承的。徐德江之流反而左一个‘庆幸’，右一个‘亏得’!试问还有没有一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味道?”对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江不仅不老实承认错误，反而进行狡辩。他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3期第9页上发表了如下言论：“我还提到当初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幸亏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将江的这句狡辩的话同苏、李两位教授所引江的话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江进行了偷梁换柱：1)删去了他原话中“我不由得感到庆幸”；2)将“亏得”改为“幸亏”，将这个词从“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这半句话的前面挪到“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的前面。江就是这样把他原先的反动的话的意思完全窜改，借以掩盖自己的错误，然后不断在《汉字文化》和网上发文攻击《语言文字学辨伪集》和苏培成、李逊永等教授。这是很不老实的。说了错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倒打一耙。江的偷梁换柱行为还是损人利己的。试想，如果有人误信了江的窜改，对苏培成、李逊永等教授胡批一通，江对得起这些教授吗?须知他们读到江的原话后，是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江原话用的是“占领”这个中性词，这也不妥，应改为“侵占”)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满腔仇恨批评江的。
但是，在所谓《辨伪集》第39页上，伍铁平所说的可是：“‘侵略’被说成‘占领’，该文作者为此还感到庆幸，其民族立场大成问题。”这里又说“占领”是个中性词，那么“其民族立场”还成不成问题呢?
请对照被篡改和歪曲的原文：
中国人，我亲爱的同胞!当看到或是听到以下这类情况时可能会作何感想：一次中央电视一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焦点访谈”：一名女记者(这位记者是曹蕻)指着写在黑板上的两个字一再讯问一名低年级小学生：“你知道这两个字哪一个是错的?”小学生回答：“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显然不满意这种答案，记者继续执着地追问：“这两个字哪一个是错的?”记者的问题显然暗示两个字里必有一个是错的，我真为这孩子捏一把汗，惟恐他经不起暗示的诱惑。但是这孩子始终坚定地回答：“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无疑，这要感谢他的师长或父兄。黑板上写的两个字都是快乐的“乐”或音乐的“乐”，那孩子说得对：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都不错。如果说繁体是错字，岂不等于说实行简化以前的书籍著作尽是用错字写成的?
在同一节目中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镜头：就是摄像师把镌刻有繁体“韩国”二字的一块韩国企业招牌录入画面作为“不规范字”坏典型曝光：记者和编辑竟不知这两个却是规范的韩国汉字， 就像我们不能要求西方国家按照我国汉语拼音规则拼写他们的文字一样，不能强求韩国或日本人在使用他们本国汉字时接受我们的简化方案，也不能禁止外国企业和机构在自己的标志上使用本国文字。更加发人深思的是，这位女记者说，“我见到繁体字就心烦。”这也许已经是“自幼受简化汉字教育”者共同的心态。
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亏得五十年前日本投降，中国政府接收台湾，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海岛起，也不曾设立一个文改机构推行一套记录闽南方言的拼音文字，否则今日台湾岛上台独的气焰定会更加嚣张。
不必我辩解，读者自己可以判断!而伍铁平对于苏培成的全文照抄，而且，n次都是照抄，如果真是“歌颂日本侵略”，不能用自己的话说吗，但他一定要用苏培成的原创，说明他一肚子坏水，明知这是“捏造事实，诬陷他人”，追究责任，苏培成承担，不追究，便也顺手用用，果真追究，承认自己低能也就是了。不过这一次引用，居然也表现出伍铁平自有的某种首创才华，请看表现：
江不仅不老实承认错误，反而进行狡辩。他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3期第9页上发表了如下言论：“我还提到当初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幸亏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将江的这句狡辩的话同苏、李两位教授所引江的话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江进行了偷梁换柱：1)删去了他原话中“我不由得感到庆幸”；2)将“亏得”改为“幸亏”，将这个词从“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这半句话的前面挪到“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的前面。江就是这样把他原先的反动的话的意思完全窜改，借以掩盖自己的错误。
难道“进行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原来的“反动”话，就不“反动”了?什么叫“偷梁换柱”，难道“亏得”改不得“幸亏”，“幸亏”就改不得“亏得”?难道一个人在谈到某件事情时，一定要像背书一样背诵他以往某一次说过的那句话?难道，某一次我说某人出口伤人简直是个青皮无赖，又一次说，某人疯狂咬人就像个骂街泼妇!你也能“批判”我是在“偷梁换柱”?
不，一个字没有改动!请翻一翻《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第267页，核对一下《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全文，第271页相关段落：
试想，如果有人误信了江的窜改，对苏培成、李逊永等教授胡批一通，江对得起这些教授吗?须知他们读到江的原话后，是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江原话用的是“占领”这个中性词，这也不妥，应改为“侵占”)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满腔仇恨批评江的。
伍铁平真想装出一副语言学家的架势，据他在第n次利用苏培成的捏造时，说“‘侵略’被说成‘占领’，该文作者还为此感到庆幸；其民族立场大成问题，”而我在第n次回答他时告诉他，“侵略，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日本对台湾是根据《马关条约》占领，要说侵略才真成问题!”在这里不首先谢过“一词之师”，倒装得好像永远正确，又改嘴说“江原话用的是‘占领’这个中性词，这也不妥，应改为‘侵占”’。
为什么?根据条约占领，我们中国话不说“根据条约侵占”，就像日本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称占领，不称侵占。盟军是占领军，不是侵占军!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须知他们读到江的原话后，是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江原话用的是‘占领’这个中性词，这也不妥，应改为‘侵占’)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满腔仇恨批评江的”。以及，“徐德江之流反而左一个‘庆幸’，右一个‘亏得’!试问还有没有一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味道?”
“徐德江之流”“左一个‘庆幸’，右一个‘亏得’!”是“徐德江”和“之流”么!你伍铁平和“之流”，嘴里出得来一句真话吗?
五
据伍铁平自称，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正好与我在联大附中和清华同时，根据他自己提供的资料得知，原来他在西南联大读过先修班。那么应该知道，我们这些逃难到昆明的“下江人”和云南老百姓，全都是日本人狂轰滥炸“炸弹炸剩下的”，会有人歌颂日本侵略?
不错，你是日本投降后从国民党的鸿翔部队复员的，说明你好像也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但是，在西南联大当年便经历了的“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中，你，表现得怎样?我，还是一名中学生，不是勇敢的斗士，但是作为在那次运动的余波，我在昆明唯一的近亲为了抗议“一二·一”屠杀和追求自由民主而遭遇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进入清华，从抗议美军暴行到最后抗议北平市议会许惠东枪杀东北流亡学生，我参加了每一次爱国学生运动，最后一次清华的游行队伍被关在西直门外，站在一架牛车上，面对守军枪口，高声喊叫着对守军晓以大义，要他们打开城门的，是我，是我江枫。你，在干什么?
为了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我把我的青春交给了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新中国相号召的革命运动，走出清华的教室，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参加了解放华中南的战役。你，在干什么?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党号召爱国青年参军参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你，又是怎样表现的?
为了建立这个人民共和国，我献出了我的美好青春，付出过一份生死攸关的持枪劳动，我能不爱这个国家?
不错，你也有过“革命行动”，你参加过土改学习!而且，你是个共产党员，那又怎样?你是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我所知道的伟大共产党员们都是在做好事的时候，常常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时，才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高唱着《国际歌》，英勇赴死。而你，却是在干坏事的时候，让人们注意你是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向中央写诬告信，提醒他，你曾按组织逐级上呈过你那本谎话连篇充满诽谤的《文字语言学辨伪集》，请求中央按照你的建议查封《汉字文化》、追究某些人!你是在为了想要达到你自己难以达到的目的时，企图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谋求特殊关照。
“恶意地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像这样的罪名，在皇权统治时代是要“斩立决”的，在“文革小组”当权时期，也会给名字打上红叉，绑赴刑场!但是，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无中生有，陷害他人，在今天，非但不能立功，而且是有罪的!我不相信你还能发动一些人签名干扰司法，再找个“著名律师”为你无可抵赖的罪行辩护!
血也曾热过一阵的伍铁平，早已经蜕变成一个冷血杀手，抡起一把诽谤与诬陷的屠刀，专杀中国人——只要他不承认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只要他热爱中国汉字、坚持汉字优越、反对汉字拼音化。
六
以下是伍铁平强加在我身上的第三条罪名，全文如下：
江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第33页上还毫无根据地歪曲和攻击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现状：“由少数对传统汉字抱敌意而迷信拼音的人士垄断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局面必须改变。”由此可见，江在上引《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第85页的话中继续攻击“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制定者和推行者，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他一贯的错误立场。徐德江一伙这样攻击“汉语拼音方案”时，是否考虑过， 他们自己不是也经常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排序的工具书吗?你们毫无根据地攻击周有光等先生妖魔化汉字，你们如此妖魔化已成功地在新中国推行了半个世纪并写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汉语拼音方案”，你们还有半点爱国良知吗?
“由少数对传统汉字抱敌意而迷信拼音的人士垄断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局面必须改变。”
难道不该!
充满了谎言和诽谤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所收，篇幅适中的，都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过，老太太裹脚布式又臭又长的东西，也“部分”或“小部分”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过。苏培成最初的歪曲捏造诬陷，就发表在《中国教育报》。聂鸿音，文章还没有写出来，就能够扬言：“‘江枫这篇文章将作为不学无术而又要攻击党和国家政策的反面教材’连同被‘利用’了的《东方文化》作为‘糊里糊涂地推波助澜’的一例一道‘出现’在政府高级刊物(《语文建设》)上”。还有不少同类“文章”，谈论汉语汉字的，居然会发表在一些外语类学刊上……凡此种种表明，看不起“民办刊物”的伍铁平所看重的少数“官办刊物”，已变成了他们的帮派刊物。而非帮派作者，意见不同的文章，那怕只是稍有不同，全被扼杀。
难道不正是由于有那样一批人在语言文字工作领域内掌握着行政权、垄断了话语权吗?
有个颇以专家自居的“语言学家”，在2000年6月6日《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片题为“语言学界也应该支持打假”(《语言文字学辨伪集》，7～8页)的谩骂文字。不足千字，“阿猫阿狗”开篇，“阿猫阿狗”结尾，文中还揣着三个“阿猫阿狗”!
特别是在最后一段，这位先生，居然反对语言学界不同意见之间有理解有原则有宽容的讨论：
我们近年来曾多次呼吁语言学界内部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少一点偏见和对抗。有人担心，这可能不利于语言学界的“打假”行动。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理解和宽容”只是对语言学家而言的，根本不适用于冒牌的什么“家”之流，就像国家要保护疗效卓著的中药品牌，并不等于也要保护假冒伪劣的中药产品一样，阿猫阿狗之流根本不是语言学界的一分子，对这些人来说又何来什么理解和宽容!
阿猫阿狗之说必须回应，而且，为什么非语言学界而谈论汉字就成了“阿猫阿狗”，你和他们不属于同类吗，你也敢以此称呼赞同汉字拼音化而并非语言学家的大人物吗。
但是，为什么对于“根本不是语言学界的一分子”的“这些人”，就要，或，就该，“何来”一个“什么理解和宽容”呢!
至于伍铁平所说“江在上引《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第85页的话中继续攻击‘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制定者和推行者”，就完全是胡说八道!
有一个字的证据么?“汉语拼音方案”，我不研究，我从不谈论我不研究的事物或问题!至于“其制定者和推行者”，我也从不曾因为谁“制定或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而发表过任何意见。
我肯定“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注音符号对认读汉字的辅助功效，但是，我反对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以取代汉字，也反对任何以汉字拉丁化为终极目标的任何行为举措，如汉字简化中的恶性部分，同音合并和以一个“又”字取代多种构件，以及，所谓“一语双文”之类。
七
伍铁平说我是徐德江的吹鼓手，事实上，我还从来没有谈论过他。和徐德江相识是在转载了我的《文字改革，不妨暂停》之后。而徐德江和《汉字文化》，却是由于转载这篇文章、又发表了我的《流毒犹在，岂可打住》，才陷入了一个极其险恶的困境。其所以说险恶，因为有一群居心险恶的无聊宵小，对徐德江和《汉字文化》发动了新一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险恶攻击。这次用的炮弹已不是所谓“学术性”的，也不是学术骗子啊、冒充啊、自吹自擂啊……而是：
它(《汉字文化》)在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一篇文章(江文《流毒犹在，岂可打住》)，……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实行的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还不如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我们实行的文字改革竟然是要割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这哪是什么学术讨论?这是在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
现在，又被伍铁平说成是“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
这居然也是大学教授写出来的文字!“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和“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为了达到不同目的所采取的不同行动，有可比性么?完全是强拉硬扯，歪曲原文原意，捏造罪名。请注意，这篇诬陷谰言，也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
“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可都是不小的罪名，是政治性罪名!如果是在“文改”时期，这样的罪名一旦成立，或者只是被某个握有某种大权的官员听信，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不止是捏造、诬陷，而是，总要把这根谎称是从我的鸡蛋里挑出来的骨头，硬塞给徐德江，让徐德江扛着，特别是有个李逊永，干脆就直接说是徐德江发文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双重的无耻：首先是对我著作权的双重侵犯，我写的文章，未经授权就擅自改动；然后又把掐头去尾篡改后的文字著作权，强送给徐德江，再歪曲为对日本侵略唱赞歌，而把侵略者歌手这顶荆冠强加在徐德江头上。
这就使我深感歉疚，总认为是我在道义上欠了徐德江一笔债。当然，真正欠债的是伍铁平之辈。但是，谁会相信呢?无论是江枫还是徐德江会歌颂日本帝国主义，或是，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动机是什么，能有什么好处?
可比吗，从何比起?日本人是为了要奴化台湾中国人，中国政府是为了什么?这样捏造的罪名，谁会相信?除非像他们一样愚蠢!但是，伍铁平就敢于设想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像他们一样愚蠢。请看，伍铁平在十年不逞之后，居然在2005年4月18日又把他捏造的无耻谰言写成诬告信，欺骗中共中央，妄图使总书记上当，全文如下：
呈上我批评哲学所退休教授李敏生的文章，敬请批评指正。从拙文可以看出，北京市社科联党委副书记石梅同志从2004年后半年起担任《汉字文化》主编和社长以后，并没有改变徐德江这个冒充教授、研究员、黎锦熙学生和加拿大人的大学术骗子任《汉字文化》实际主编时的错误方针，竟然发表李敏生的文章，包庇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有严重政治错误的言论和他所散布的伪科学谬论，攻击我们严厉批判徐德江的论文集《语言文字学辨伪集》(此书去年曾经从我所在的党组织层层向您呈递)。
尤为严重的是徐德江用钱收买人，竟然出资于今年3月24日在京召开会议，由他担任会议主席找了几十家新闻单位参加，石梅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让一个大学术骗子徐德江主持一个近100~&-参加的会议，这真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大辱。
会上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退休翻译江枫竟然对《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的编者和批评过他的人点名破口大骂。江枫曾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第33页上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肯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 恶。”这种言论自然引起我国学者的无比愤怒，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见《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387页等多处)。江不仅不认错，反而在3月24日下午的会上对那些正确地批评过他的人进行反扑。对这种事，石梅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我郑重向您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呼吁，彻底清查石梅同志在《汉字文化》的工作，严厉批评她所推行的向徐德江投降的错误的办刊方针；追查石梅同志让徐德江担任上述会议主席的责任；建议对该刊进行彻底改组，或查封该刊，以免该刊破坏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安定团结，继续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请注意，他这种郑重请求“彻底清查”、“严厉批评”、“追查”的呼吁和对该刊(《汉字文化》)“彻底改组”和“查封”的建议，不知已郑重过多少次了，2008年在《北华大学学报》上，又做过第n次郑重，现在，第n+1次：郑重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和我国的新闻出版总署勒令《汉字文化》停业整顿，公开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否则，——“否则”怎么样?他伍铁平居然下命令：“查封该刊”!
而在我们国家，某人该不该追查、某刊该不该查封，自有专司其职的人和机构管，何需一个退休教工代庖!
你们一定要封掉《汉字文化》无非是因为它的存在成了你们统销错误的语言学、垄断语言文字学话语权的一个漏洞。无非是因为关心汉语汉字命运的中国学者和非学者，还能从这里听到和说出几句不同于你们那一套鬼话的真言实语而唯恐让相关领导得悉真相撤消对于你们的支持。
聂鸿音在“国家高级刊物”上发文对我进行荒谬的攻击，如果没有《汉字文化》这样一个被伍铁平所鄙夷的“民办刊物”，我就无处可以申辩，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无处可说了，《汉字文化》有什么不好?
“语言文字大论坛”是个自由论坛，除了全都关心汉语汉字的健康发展，论者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可以无所顾忌直言不讳坦诚交流，对于徐德江，也不例外，最近一次，我对徐德江的新作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吕必松听后感叹：只有真朋友才会讲这些话。刘庆俄至今坚持文字记录语言，我们时有争执，但是从不翻脸。至于应邀而来的学者，都能畅所欲言，听取质疑、答复问题。都是大人了，谁，包括你伍铁平，骗得了谁啊?发言，是阐明自己的主张，说有机会发言的人是上当，等于是在骂人!
伍铁平妄想阻止一切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别人出席了这样的活动，他还要打电话去质问，甚至给这个人的单位写信说坏话，人家敷衍他几句，他就信以为真了，任何人自以为真理在手，就不会放弃宣扬这种真理的机会，人家不听伍铁平的劝阻，伍铁平就污蔑人家是为了钱。能有几个钱，伍铁平啊，你就看见钱了!
伍铁平，唯恐别人的真理动摇了他所传播的迷信，不仅阻挠别人参与正常学术交流，甚至，阻挠正常学术交流出现在有他存在的大学里，好像，北京师范大学不是它赖以生存的饭碗，倒成被他霸占或是侵占的一块殖民地。一次，北师大文学院请我去讲学，伍铁平从贴出的海报知道了，居然跑到院长那里去闹，据说，除了躺在地上打滚，什么鬼话都说，什么烂招都施，就是不让我去讲，因为不敢让我去讲，唯恐学生和老师们听到了和他那套迷信谬说大不相同的声音。从而使得北师大文学院由于有他而成了容不得不同声音的场所。
据《辩伪集》中某教授说：“把字和语言的词联系上才叫认识了这个字，不会说话的小孩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不会说话的大人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么?一切相信只有“把字和口语词联系上才叫识字，不会说话就不可能识字”的人都应该知道：有个自幼耳聋眼瞎不会说话的哑巴女孩子，通过老师手指在掌心的点戳，学会了英语和多种外语，而且还成了作家和教育家。这是举世皆知的一个著名事实，一个著名的语言文字事实，任何严肃语言文字学者不会不知道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事实，伍铁平辈的公理、常识和一整套以这类公理和常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全部错误知识体系，不能不被证明为伪!而事实的真相是：文字，并非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其根本属性是以形表意!
八
才又得知，伍铁平又在发表新的谬论，其核心内容依旧不外乎谩骂和诽谤。在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伍铁平师徒对话录》里，涉及到我，又第n+2次克隆那个古老的诬陷之词：
《汉字文化》2009年第6期又刊出张朋朋的文章纵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评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对江枫大肆吹捧。这毫不奇怪，就是这个江枫，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发表文章《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其中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在这段话中，江枫居然认为，新中国成立文改机构竟然还比不上日本侵略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时强迫台湾本地居民学习日文。这同样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唱赞歌。这虽然是江枫十多年以前的话。但这些人仇视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态度则是一贯的。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在苏培成教授、李逊永教授严厉批判江枫的严重错误之后，江枫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进行狡辩。他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3期第9页上发表了如下言论：
“我还提到当初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幸亏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将江枫的两段话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清江枫是如何篡改他说的话，是如何进行狡辩的了。
至于“将江枫的两段话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清江枫是如何篡改他说的话，是如何进行狡辩的了。”也就是上文批驳过的所谓“偷梁换柱”，我就不再重复口舌了。
《汉字文化》2009年第6期载有江枫的大量照片，还有几篇文章专门是为江枫八十岁生日而作。在祝寿会上，江枫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自吹自擂，毫无收敛。例如，江枫自称“我的文章一马独嘶”，惠特曼的一首诗他(江枫)译得最好。什么“研讨会上有两篇论文写得最好，其中一篇是江枫的……”云云。江枫不仅不以自我吹嘘为耻，反而说“是自我吹嘘吗?不，有不少出色的教授在替我吹”，难道这就是中国的一名学者的所作所为吗?不仅如此，江枫还说：“也许有一天回顾历史，会被确认为重大突破的，是我从理论并且以事实，论证了我国现行的所谓普通语言学为伪，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是拼形，不是拼音。”这不仅是自吹，简直是狂人的妄言。除了江枫的自吹自擂之外。徐德江等人也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在每次给他举行的祝寿会上。总是谦虚地说：“惭愧!惭愧!”江枫这种毫无收敛的自吹自擂同启功先生的“惭愧”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自我吹嘘，就一定可耻吗?自吹自擂，是个什么罪过?在《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自序《卑之无甚高论》谈到评论部分时，我早就承认，我的评论，也像任何一种评论，无非是挥舞着语言文字的旗帜和武器，(如果分得出手，当然还要鸣鼓)，以宣扬自以为是真理的真理，以扫除自以为是谬论的谬论。人吹人擂和自吹自擂，都是理论活动题中应有之事。
难道你自编自导自演的师徒对话录和《辨伪集》、《批判集》不都是“自吹自擂”?你自称“著名语言学家”，“论文约600篇”，未经全国普查便宣告“是中国第一位从事模糊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较早从事词 源学和中西语言学说史比较研究的学者”就不是自吹自擂?即使真是“第一位”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不在于吹擂，而在于吹擂什么，以及，有没有什么可吹，值不值得一吹，吹出来对国家对人民有害还是有益。
我说的“一马独嘶”，是在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背景下，指斥对于朦胧诗的批判，以维护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健康发展；说惠特曼这首诗我译得最好，是在译出之前，而被后来的事实和历史证实果然不虚，是为了推介一种屡试不爽的正确的翻译理论和方法；说我对一位诗人的评论，是那次国际研讨会上两篇最佳论文之一，是我情不自禁要说，说起来我就开心，是为我能以精到的评论让我由衷敬爱的曾为中华民族的自救图存斗争鸣鼓吹号作出贡献、为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建立尽心竭力的老朋友开心而开心。
说“也许有一天回顾历史，会被确认为重大突破的，是我从理论并且以事实，论证了我国现行的所谓普通语言学为伪。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是拼形，不是拼音。”不是江枫狂妄，去买一本《江枫论文学翻译与汉语汉字》，认真阅读，你也许会信服。
人生得有多少开心事，在祝寿的朋友们面前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这种难得的开心，也惹得你不开心?重要的是，通过重提开心事，以提倡我做人的标准，以宣扬我所发现的真理!你，也有值得自我吹嘘的根据么?并不太晚，今天你幡然悔悟，明天离开人间，你就可以说，至少也干过一件周处式的好事。
伍铁平，不要生气，我要对你个人自吹自擂一次：1995年，我江枫得过一个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今年，2011年9月23日，我江枫得了个文化翻译终身成就奖。惭愧么?不，一点不惭愧!我真诚希望，你，伍铁平，也能有理由为自己吹擂。
你伍铁平的吹擂，除了陷害人，就是卖假药，比如说，直到师徒对话录，还在叫卖“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你那位焦出于煤而黑于煤的高足无愧于你的衣钵，居然想用1977年某人的一次试验来为你撑腰，说“实验结果证明，看汉字的时候并不能由字直接达到意义，而也是要通过语音的。”那么，请问，怎样解释我上文提到的，一个19个月大就因病致聋致盲不久又致哑的女孩，竟能成长为著名作家和教育家的事实?要知道，在她那无声无光的世界里，“语音”，只是她老师说话时的喉头震动。
不错，如果口头的谦虚是做人唯一的美德，和启功先生相比，你也许可以说是“相别有如云泥”。但是，口称“惭愧”已经成为一种程式，你真了解程式背后的内涵?而我有必要，为了一点做给人看的谦虚貌而埋没真理或是放弃一次宣扬真理的机会吗?我说我的那些言论主张，也都不过是些“卑之无甚高论”，倒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一种诚恳的实事求是。然而，若以善良、正直为标准，你伍铁平，和江枫比，和世界上九成以上的人类比，也不能不说是“相别有如云泥”，你的高足也许有一天终于觉悟而会补充一句：“岂止云泥，根本不可比拟。”
九
十多年以前认识张朋朋，是从他回答我一个问题开始的。那是一次《汉字文化》的学术聚会，我问，为什么一个“正宗的”语言学专家，会在该用“事与愿违”的场合说出了“有违初衷”，就像有人在该说“刻不容缓”的场合使用“迫在眉睫”。他立刻就回答我，因为他的语文老师是把文字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教的。哦，我恍然大悟!他，作为一位语言学家，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并不满足于那一个“恍然”，我还要了解事实，追究规律。我曾计划和他的研究生一道访问一家聋哑学校，以具体了解既不能听、又不能说，对声音完全隔膜的聋哑人，是怎样学习和掌握汉字以至其他文字的。到我读到海伦·凯勒的故事和她的著作，就明白了，还用说吗，事实胜于雄辩：文字以形表意!
其实，科班出身的张朋朋，原来也相信“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因为老师这样说，老师的老师的根据又是索绪尔。但是，他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发现，根据这种理念编写的教材，只能增强外国人“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经过结合实际的探索，认识到语言和文字分别自成体系，各有其规律性特点，并且，根据这样的认识，编写了语文分开的教材，经过他在教学活动中试用，大获成功。奇怪的是，对中国汉语汉字规律性特点的认识和中国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竟然因此而被帮派化了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界视为另类。文章，除了《汉字文化》，处处遭到封杀。
但是，在张朋朋的职称副教授面前，伍铁平教授的教授二字，像是又一个笑话!一个为教育事业作出突破性的贡献，另一个处心积虑误人子弟、唯恐所误子弟听到真理的声音而觉醒。人品能比吗?不是量的问题，两者有着质的差异。
伍铁平说“张朋朋的文章《从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评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对江枫大肆吹捧。这毫不奇怪”，是因为这个江枫“为日本军国主义唱赞歌”。当然是胡说八道!
张朋朋能不支持江枫有关“拼形表意文字观”的主张吗?张朋朋支持江枫的主张就是支持他自己的主张，因为我们的起点虽然不同，最终，却都得出了文字以形表意，其发展前途不是拼音，而是拼形的结论：这样的结论，符合文字现象的真实、真相、真情、真理!
这个结论，为伍铁平辈，即使再加上更多的人，也难以反驳一个字、一句话!
在所谓“不许肆意攻击《汉语拼音方案》……”一文中，伍铁平把张朋朋列为首要攻击目标，是因为张朋朋的学术著作和言论常常切中伍铁平辈坚持的错误语言学的要害。据伍铁平引述，张朋朋在“语言文字大论坛”的发言，有这样一段话：“《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并不是给汉字注音设计的，而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因此，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做错了，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不能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就是坚持错误。这是很可怕的。”
伍铁平说“这段话错误百出。第一句话就根本不符合事实。”这是颠倒黑白，如果不是为了贯彻“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么?如果只是为了给汉字注音，非常简单，只要把民国时期早就在使用的拼音字母拉丁化就可以了。然而，文字改革委员会，而不是注音方案委员会，还是成立了，而“拼音方案委员会”只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该委员会所拟拼音方案原称《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应该是名实相副的称谓，后来由于被伍铁平以删节号隐藏掉的原因，才删除掉“文字”二字，以应付反对拼音化的意见。
方案本身就能证明张朋朋所说“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他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而我从切身体验发现，所谓《汉语拼音方案》，是按照替代汉字的需要设计的，并不适用于拼写汉语。因为，对于汉语而言，注音字母不如注音符号完备，如吴语中的v音、湘语中的gn音，就是注音符号能注、拼音字母拼写不出的语音。所谓《汉语拼音方案》，实质上是个《汉字拼音方案》，而有助于读认汉字的只能是《汉字注音方案》。
而且，在伍铁平用来支持他对张朋朋的批评的周有光的言论中，只能证明删除“文字”二字，只是掩人耳目，并未改变初衷。据伍铁平引述，周有光说：“方案的名称从‘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周有光要比伍铁平诚实，他说出了这样一句心里话：“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所以，才会有后来(甚至在文改会已经改名语委之后)的“一语双文方案”。而周有光坚持汉字拼音化是始终一贯的，只是有鉴于反对声浪强大，不得不承认“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即使要实现，也“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的事情”。从而，由一个“急拼派”变成了一个“缓拼派”而已，他还有一句被伍铁平故意忽略的话：“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
伍铁平在有选择有删节地引述过周有光的《回忆》之后，便又一次“由此可见”，据说他就“由此可见，张毫无根据，信口开河。”但是，信口开河的是伍铁平!伍铁平驳不倒张朋朋，正因为，张朋朋和我一样，从不信口开河，全都讲究：言之有据，言之成理。
而充满伍铁平辈此类信口开河之说和诽谤谰言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居然能被一个《学术规范导论》列入“推荐阅读”书目，则是我国学术腐败的又一例证!当然，伍铁平能够长时期以学术批判之名，行污蔑诽谤和兜售伪劣之实，本身就是一种腐败。但是，当这种腐败行为构成了“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以及“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事实，谁触犯刑法，谁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伍铁平继《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之后又出了一本《语言文字学批判和批评文集》，此书毫无新意，依旧是污蔑诽谤。
此书第一篇，题目就是诽谤：“不许肆意攻击‘汉语拼音方案’，恶意地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广大读者明辨，也免得诽谤者断章取义，现将该文有关本人的部分照录如下：
“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中唯一健在的委员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他受到我国乃至世界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的高度尊敬。2007年他荣获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最高奖——吴玉章奖。吴玉章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1955年成立的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是胡愈之同志。委员中还有吕叔湘先生。因此，《汉字文化》曾不断发表文章点名攻击吕先生。现在轮到攻击周有光先生了。《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第85－86页上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退休翻译江枫的下述言论：“只有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妖魔化自己国家的文字。他们曾经宣扬‘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现在则竭力宣传‘汉字难学，不如拼音’。周有光先生至今还在坚称：认为汉字优越，是沙文主义的表现；认为汉字优美，无非是习惯、成见。凡此种种，都是在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这段话的问题很多。第一，江不加区别地将20世纪30年代的个别作者(大多数不是语言学家)的错误言论同“汉字难学，不如拼音”混为一谈，都说成是“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这是别有用心。上引周总理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第三节说得很明确：“我看应该承认，汉字是难读难写的，因而也就难记。不要说初学汉字的儿童，就是学了多年的成人，对于不少的汉字也还是不认识，或者要读错。现在我们一方面简化汉字的笔画，另一方面给它注上拼音，目的在于减少汉字的读和写的困难，让它容易为广大群众掌握，利用拼音可以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由此可见，说“汉字难学，不如拼音”，这是客观事实，绝非妖魔化汉字。第二，汉字有很多优点，但说汉字比其他文字优越，这就的确是语文沙文主义的表现，不利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但这绝不等于“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江没有引半句周有光先生的话，就毫无根据地给他扣上“妖魔化汉字”的帽子，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何况我在上引刊于《社会科学论坛》的拙文一再强调，要区别两种拉丁化。将所有汉字改为拉丁字母，这是“全部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只是“部分拉丁化”。上引周有光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明确，他力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从未说要取消汉字，因此江或明或暗地给周有光先生和我国绝大多数坚决拥护并贯彻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力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语言文字工作者都扣上“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的大帽子，是别有用心，制造混乱。
同样，为了便于读者明辨，特将伍铁平恶意断开，也是他不敢正视的本人的文章再次摘录如下：
汉字并不难学——反对妖魔化汉字
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学家在给文字下定义时都说，文字是传递信息的书写符号系统，只有中国当代辞书，无一例外，都把文字定义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这种显然错误的定义，却是迄今统治着中国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的一整套的基础概念。北大语言学教授苏培成外国文字识不了几个就敢说：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还说，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所以，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
把文字定义为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既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文字，不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记录语言的符号，不都是文字。
而断言出现在先必然是因，出现在后必然为果，就像把兄与弟的关系断定为父子关系一样荒唐；进而声称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更是无知而又狂妄。称这样的呓语为“普通语言学”，就只能是公然售伪。
世界上的错误论者之得以横行一时，无不依靠被蒙蔽的行政力量，一旦失去这种支持，虚伪的真相就会彻底暴露而为世人唾弃。前苏联的李森科学派就是一例，可以断言，中国语言学领域内制造和推销错误理论者的下场，也不会更加美妙。
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学家在谈到本国文字时，无不为之自豪，只有中国的主流语言学家在妖魔化自己国家的文字。他们掌握着各种媒体的话语权，曾经宣扬“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现在则竭力宣传“汉字难学，不如拼音”。周有光先生至今还在坚称：认为汉字优越，是沙文主义的表现；认为汉字优美，无非是习惯、成见。凡此种种，都是在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
尽管索绪尔说，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仅就拼音文字而论”，那位苏教授却说，索绪尔“高屋建瓴，为汉字性质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实在惊人，索绪尔即使是站上了屋顶，也是站在拼音文字的屋顶上，从拼音文字的屋顶往下浇水，却与他明确撇开的表意汉字何干?就是这样一批语言学家，硬把索绪尔说拼音文字的话强加给汉字，使得近百年来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界，在违背索绪尔意愿的情况下，成了索绪尔的“一言堂”，而现在应该是彻底推翻这种“一言堂”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字学都难以在强加的禁锢中健康发展。
正是这样一批垄断了中国语言学话语权的专家们，欺骗了有着至高无上影响的有关领导，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都严重误导了中国的文字改革。如今还在继续把错误的文字定义塞进我国大大小小的辞书和教材，继续蒙蔽国人，贻笑全人类语言文字学界和逻辑学家。
说“汉字难学，不如拼音”，则是由于论者无知，而且，既不联系实际，也不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就以为，学会26个字母就懂英文，认识33个字母就通俄文。有人，比如说苏培成教授，就天真到能说：“拼音文字的字母一般只有几十个，比汉字少得多。字数繁多给学习和使用都增加了困难”，“拼音文字的字母不但数量少，而且结构简单”，“除此之外，作为文字最好能够见字知音，而汉字恰恰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做不到这一点。”(《现代汉字学纲要》，7页)，好像，知音也就知义了。
学二三十个字母，当然要比识两三千汉字容易，但是，几十个字母并不能帮助任何人认识一个英文或俄文词，但是，三千汉字却可以帮助任何人认识几乎所有的汉字词。
索绪尔说，“我们阅读的方法有两种：新的或不认识的词，要一个一个字母拼出来，但是对常用的和熟稔的词却只一眼溜过，不管是由什么字母组成的。这类词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获得了表意的价值。”
索绪尔对于“文字以形表意”有所觉察，遗憾的是未予深究，更严重的是，这位语言学家竟然会像苏培成辈一样注意不到，新的或不认识的词，“一个一个字母拼出来”了，也就是说，“知音”了，也还是“新的或不认识的”，如ENCYCLOPAEDIA，并不会因任何天才儿童对26个字母可以倒背如流，不经师长指点便一定认识；但是，看见学不到一千汉字就一定会认识的“百、科、全、书”这四个字，却完全可以懂得连结在一起时“百科全书”的意义。
当然，如果听任背离汉语汉字规律的，诸如“按揭”、“嘉年华”、“物业”以及PK、CBD之类，殖民地气味浓厚的词语，对于规范汉语汉字的冲击，百年后的子孙将再也享受不到汉语汉字由于造字构词皆有理据，望文便可识义的优越性。
有人说“文字发展的规律是：表形、表意、表音”，同样，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逻辑规则。事实上，所 有的文字全都表意，不表意便不是文字，而且，无论什么文字，当然包括拼音文字，即使是记录语言的，从写定成为文字起，便全都以字形表意。
文字，是供人们终身使用的，从长远看，短时期要多下些功夫的学习，倒更经济；只用一两个小时就能掌握的认识字母的本事，却不能保证一个人定能识字。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原本全都起源于画图，许慎分析小篆的“六书”说，几乎完全适用于所有的象形文字，只是古汉人在发现可以借形表音以后，便以“形声”造字，突破了“形与形合”的“瓶颈”，而得以存活至今，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则对于“形与声合”的造词方法浅尝之后，便以为拼音便捷，而逐渐走上了拼音表意的道路，源起于楔形文字而成熟较早的腓尼基字母，便成了西方拼音文字的滥觞。拼音，是书写的手段，目的，是写成一定的字形，通过一定的字形表达一定的意义。
但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并不是拼音。我们看到的所谓拼音文字，早已是半拼形文字。西方文字，也像汉字，也有单体、合体之分。单体词拼音，合体词拼形。单体词已经日益发展成为拼形造词的表意构件。如ENCYCLOPAEDIA，就是取材于古希腊字形的合体词；再如DOG，如FIGHT，则本来都是英语单体词，但是，在DOGFIGHT这个合体词中，便都成了拼形表意的基础构件。
这是因为，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有生命的文字系统，必须不断创制新词，于是便发现，依靠字母排列组合的造词能力有限，在历史上曾经被认为简便的方法，越来越显得笨拙，于是便不得不回过头去，或者说，向前迈出一步，以突破拼音表意的局限，不得不也走上了汉字发展持久坚持和体现的拼形表意道路，而利用既有的拼音表意词形创制新词。
以形表意，是文字的共同属性。拼形造字，有理有据，望文便可生义。汉字和汉字所代表的拼形表意文字之所以优越而且好学好认，是因为，用莱布尼兹的话说：可以节约记忆和想象。
学会两三千汉字，就不难读懂多数汉字写成的文章，而记住两三千拼音词，却未必能够读报。所以，从长远和全局看，容易学习和使用的，倒是汉字、词。苏培成辈到了2001年还在《现代汉字学纲要》之类的著述中忧心，“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机械打字的时代，不能再失去一个电子计算机时代。”据苏培成说，“汉字用于机械处理和信息处理比较困难”，“用于国际文化交流”也“比较困难，”以及“翻译费时费力，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然而生动的事实所证明的，恰恰相反，电子计算机已经以实践中的出色表现，成了汉字优越强有力的论证和捍卫者。
汉字和汉语密切相关，又都自成体系，各有其不同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把汉字当作只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以教学汉语的方法教学汉字，难教、难学，按照汉字本身特别是造字造词皆有理据的特点教学，则易教、易学，而且，有规律可循，不靠死记硬背，又有助于激发教学双方的积极兴趣。
二
伍铁平的诽谤，或者用他的说法“批判”，总离不开歪曲、捏造之类的手法，在这里第一次“引用”“江枫的下述言论”时，用的是：掐头去尾删节中段。只要对照原文，伍铁平的第一个“批判”就不值一驳：“第一，江不加区别地将20世纪30年代的个别作者(大多数不是语言学家)的错误言论同‘汉字难学，不如拼音’混为一谈，都说成是‘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这是别有用心。”
只是这最后一句涉嫌包庇，“别有用心”，只有反党叛国危害人民之心才值得一提，既然知道江枫确实有此“用心”，何不直接揭露!
伍铁平的第二个“批判”，更没有道理。据他说：“第二，汉字有很多优点，但说汉字比其他文字优越，这就的确是语文沙文主义的表现，不利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但这绝不等于‘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江没有引半句周有光先生的话，就毫无根据地给他扣上‘妖魔化汉字’的帽子，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说过“汉字比其他文字优越”吗?我还没有说!这又是一个捏造!但是，汉字和其他文字比，确有其优越之处。历史的事实是，所有古老的文字，全都死亡了，唯独汉字文运长久，还活得好好的!所有的拼音文字，早已经不能靠拼音延续生命了，都不得不向汉字所采取的拼形表意造字法靠拢并因而得以益寿延年。而已经拼音化的日本文字、韩国文字，还要使用汉字!这些难道是因为汉字落后得可爱?
在考虑文字要不要改、怎样改时，不比个优劣，行吗?拼音文字比汉字也确有优越之处。就是用二三十个字母就能拼音，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也就仅限于此，拼音能表意么，拼出字来你就认识么?不能!因为汉字造字构词，都有理据，所以多能望文识义。
同类型的文字，也有优劣，中国历史上那些根据汉字自造的一些汉字型文字为什么全都自行消亡了，除了政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如汉字优越。汉字之造字皆有理据，而那些仿造字，仿造时便违背了因而也就破坏了原有的理据。拼音文字使用拼形表意法拼造新词，也就由不讲理的任意符号，变成了有理可讲、望而可识的高级文明文字了。
周有光说：“20世纪50年代，常听说文字改革要按照文字的发展规律行事，可是文字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呢?只有一句话：从表形、表意到表音。”这是2000年，在他的《关于比较文字学研究》一书中说的。这说明，从既定的结论出发，即使是研究，也会被先入之见蒙蔽而对生动具体鲜明的真相视而不见。
伍铁平所谓“江没有引半句周有光先生的话，就毫无根据地给他扣上‘妖魔化汉字’的帽子，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更是蛮不讲理，难道要我每提到周有光就必须把有关于他的议论全都重复一遍?
关于说汉字优越，不能说就是沙文主义，上面已有论述。只剩下一个“美是习惯”说。
审美，确实离不开主观，但是，判断，要有客观依据。而汉字的美，并非天成，看看从甲骨文本身的演变，再看看直到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到小篆、到隶、楷的演变，就可以发现，文字及其演变都融进了和体现着多少代文字工作者的美学理想。
至于“上引周有光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明确，他力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从未说要取消汉字”，“从未”二字有假，何况他一再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就是：“从表形、表意到表音，”还有必要说汉字只有拼音化了才符合规律?汉字都用字母拼写了，还有汉字吗?
而他所谓文字发展的规律，已经被我以专文《拼形表意：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证实为伪。
而“因此江或明或暗地给周有光先生和我国绝大多数坚决拥护并贯彻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力主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语言文字工作者都扣上‘为汉字拉丁化造势而妖魔化汉字’的大帽子，是别有用心，制造混乱。”
真是哪里说起，江枫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曾经有一个字，议论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我只谈文字，我只反对汉字简化中的恶性简化部分!这样公然捏造，还有人性么?又是一个“别有用心”而且是“制造混乱”!好阴暗的用心，把我抓去，关了，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三
伍铁平一天到晚骂这个文字研究学者是学术骗子，说那个观点是伪科学，却不明白什么是，什么不是。请看这位伍教授对伪科学下的定义，据他在“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一文中说，“伪科学的特 征”可以“归纳”如下：(1)要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2)自吹自擂。(3)假冒高级职称。(4)拒绝接受批评。(5)借助名人效应虚张声势。(6)把自己打扮成提出新思路的开路先锋，遭受“迫害”的伟大人物；利令智昏胆大妄为。(7)使用生造的术语和概念，故弄玄虚，欺世盗名。
除了第一条，把一些和任何科学或伪科学都毫不相干的现象罗列在一起，而称之为“伪科学的特征”，简直是笑话，把随意罗列、蓄意罗织称为“归纳”，对于任何一种学术理论活动，都是莫大的讽刺。
如果“特征(1)”能够成立，爱因斯坦学说之类，就会被判定为伪科学：科学还能有发展、有进步吗?
附带说一个洋笑话。伍铁平在《语言文字学辨伪集》里有个洋盟友，就是被他一再推崇的“莫大伟博士”，据这位博士说，“伪科学的一个特征是，没有任何经过验证的理论或可以验证的假说，就提出一些似乎很新颖的观点；这类观点实际上找不到科学的证据，在伪科学家眼里是无须证明、不证自明的。伪科学的另一特征是倾向于夸夸其谈，把一种‘理论’的作用和重要性抬高到极点。”
请问：如果未经证实的假说，便是伪科学，那么在理论活动中还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有假说，连假说都成了伪科学还能不能有“猜想”?再请问，何谓“夸夸其谈”?“夸夸其谈”和科学或伪科学有什么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关系?
美国真有这样一种在思维方式上几乎和伍铁平完全一样，连基本的逻辑规则都不懂得的“博士”?我怀疑他的学位证书!如果真有一份证书，我怀疑证书授予者的资质和责任感。
像个学者，就该正面对待我在《汉字并不难学》一文中对于伍铁平辈热衷于鼓吹、百般维护的错误的语言学所作的直击要害的批判，而不至于连“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学家在谈到本国文字时，无不为之自豪”也不敢让人们知道，而一定要把一句完整的话删得秃头秃脑；就该正面回答：文字，果真就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表音，果真就是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
四
显然，伍铁平自己也明白，就凭他自己那点独创性捏造，还不足以给江枫以致命打击。想来想去，要给江枫和《汉字文化》以致命打击，还必须借助于某些人的捏造，由于此一捏造出炉已有15年之久，故称古老，请听伍铁平第n加一次的重复克隆和第一次的翻新：
江为什么要发表上述极端错误的言论呢?让我们看看他过去的表现。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51页刊有苏培成教授说的话，严厉批评徐任《汉字文化》副社长兼副主编时发表的江文《流毒犹在，岂可打住》中的一段话，现照录如下：“它(《汉字文化》)在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一篇文章(江文《流毒犹在，岂可打住》)，……文章中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效果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实行的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还不如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我们实行的文字改革竟然是要割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这哪是什么学术讨论?这是在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请问该刊的编辑部，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要达到什么目的?”(原刊1996年1月28日《中国教育报》)对江的这段话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387页还发表了李逊永教授的话加以痛斥：“徐(德江)竟然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第33页发文(指上引江文)，无耻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推行的奴化教育，说什么：‘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这是对我国文字改革的恶意歪曲和无端攻击一笔者注)；’按照徐德江之流的逻辑：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学习日文，推行奴化教育，反倒比实施汉语拼音化和文字改革要好。要知道，日本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台湾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政策’，实际上是要强迫台湾人民停止使用汉语，而改用日语，在语言和文化上强行同化，‘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理性联系’。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学习夹有汉字的日文是出于好心，是为了不使中国人‘看到汉字在情绪上感到心烦和厌恶’?这实际上同日本侵略者宣传的‘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的谰言是一脉相承的。徐德江之流反而左一个‘庆幸’，右一个‘亏得’!试问还有没有一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味道?”对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江不仅不老实承认错误，反而进行狡辩。他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3期第9页上发表了如下言论：“我还提到当初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幸亏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将江的这句狡辩的话同苏、李两位教授所引江的话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江进行了偷梁换柱：1)删去了他原话中“我不由得感到庆幸”；2)将“亏得”改为“幸亏”，将这个词从“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这半句话的前面挪到“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的前面。江就是这样把他原先的反动的话的意思完全窜改，借以掩盖自己的错误，然后不断在《汉字文化》和网上发文攻击《语言文字学辨伪集》和苏培成、李逊永等教授。这是很不老实的。说了错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倒打一耙。江的偷梁换柱行为还是损人利己的。试想，如果有人误信了江的窜改，对苏培成、李逊永等教授胡批一通，江对得起这些教授吗?须知他们读到江的原话后，是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江原话用的是“占领”这个中性词，这也不妥，应改为“侵占”)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满腔仇恨批评江的。
但是，在所谓《辨伪集》第39页上，伍铁平所说的可是：“‘侵略’被说成‘占领’，该文作者为此还感到庆幸，其民族立场大成问题。”这里又说“占领”是个中性词，那么“其民族立场”还成不成问题呢?
请对照被篡改和歪曲的原文：
中国人，我亲爱的同胞!当看到或是听到以下这类情况时可能会作何感想：一次中央电视一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焦点访谈”：一名女记者(这位记者是曹蕻)指着写在黑板上的两个字一再讯问一名低年级小学生：“你知道这两个字哪一个是错的?”小学生回答：“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显然不满意这种答案，记者继续执着地追问：“这两个字哪一个是错的?”记者的问题显然暗示两个字里必有一个是错的，我真为这孩子捏一把汗，惟恐他经不起暗示的诱惑。但是这孩子始终坚定地回答：“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无疑，这要感谢他的师长或父兄。黑板上写的两个字都是快乐的“乐”或音乐的“乐”，那孩子说得对：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都不错。如果说繁体是错字，岂不等于说实行简化以前的书籍著作尽是用错字写成的?
在同一节目中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镜头：就是摄像师把镌刻有繁体“韩国”二字的一块韩国企业招牌录入画面作为“不规范字”坏典型曝光：记者和编辑竟不知这两个却是规范的韩国汉字， 就像我们不能要求西方国家按照我国汉语拼音规则拼写他们的文字一样，不能强求韩国或日本人在使用他们本国汉字时接受我们的简化方案，也不能禁止外国企业和机构在自己的标志上使用本国文字。更加发人深思的是，这位女记者说，“我见到繁体字就心烦。”这也许已经是“自幼受简化汉字教育”者共同的心态。
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亏得五十年前日本投降，中国政府接收台湾，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海岛起，也不曾设立一个文改机构推行一套记录闽南方言的拼音文字，否则今日台湾岛上台独的气焰定会更加嚣张。
不必我辩解，读者自己可以判断!而伍铁平对于苏培成的全文照抄，而且，n次都是照抄，如果真是“歌颂日本侵略”，不能用自己的话说吗，但他一定要用苏培成的原创，说明他一肚子坏水，明知这是“捏造事实，诬陷他人”，追究责任，苏培成承担，不追究，便也顺手用用，果真追究，承认自己低能也就是了。不过这一次引用，居然也表现出伍铁平自有的某种首创才华，请看表现：
江不仅不老实承认错误，反而进行狡辩。他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3期第9页上发表了如下言论：“我还提到当初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幸亏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将江的这句狡辩的话同苏、李两位教授所引江的话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江进行了偷梁换柱：1)删去了他原话中“我不由得感到庆幸”；2)将“亏得”改为“幸亏”，将这个词从“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这半句话的前面挪到“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的前面。江就是这样把他原先的反动的话的意思完全窜改，借以掩盖自己的错误。
难道“进行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原来的“反动”话，就不“反动”了?什么叫“偷梁换柱”，难道“亏得”改不得“幸亏”，“幸亏”就改不得“亏得”?难道一个人在谈到某件事情时，一定要像背书一样背诵他以往某一次说过的那句话?难道，某一次我说某人出口伤人简直是个青皮无赖，又一次说，某人疯狂咬人就像个骂街泼妇!你也能“批判”我是在“偷梁换柱”?
不，一个字没有改动!请翻一翻《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第267页，核对一下《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全文，第271页相关段落：
试想，如果有人误信了江的窜改，对苏培成、李逊永等教授胡批一通，江对得起这些教授吗?须知他们读到江的原话后，是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江原话用的是“占领”这个中性词，这也不妥，应改为“侵占”)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满腔仇恨批评江的。
伍铁平真想装出一副语言学家的架势，据他在第n次利用苏培成的捏造时，说“‘侵略’被说成‘占领’，该文作者还为此感到庆幸；其民族立场大成问题，”而我在第n次回答他时告诉他，“侵略，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日本对台湾是根据《马关条约》占领，要说侵略才真成问题!”在这里不首先谢过“一词之师”，倒装得好像永远正确，又改嘴说“江原话用的是‘占领’这个中性词，这也不妥，应改为‘侵占”’。
为什么?根据条约占领，我们中国话不说“根据条约侵占”，就像日本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称占领，不称侵占。盟军是占领军，不是侵占军!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须知他们读到江的原话后，是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江原话用的是‘占领’这个中性词，这也不妥，应改为‘侵占’)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满腔仇恨批评江的”。以及，“徐德江之流反而左一个‘庆幸’，右一个‘亏得’!试问还有没有一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味道?”
“徐德江之流”“左一个‘庆幸’，右一个‘亏得’!”是“徐德江”和“之流”么!你伍铁平和“之流”，嘴里出得来一句真话吗?
五
据伍铁平自称，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正好与我在联大附中和清华同时，根据他自己提供的资料得知，原来他在西南联大读过先修班。那么应该知道，我们这些逃难到昆明的“下江人”和云南老百姓，全都是日本人狂轰滥炸“炸弹炸剩下的”，会有人歌颂日本侵略?
不错，你是日本投降后从国民党的鸿翔部队复员的，说明你好像也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但是，在西南联大当年便经历了的“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中，你，表现得怎样?我，还是一名中学生，不是勇敢的斗士，但是作为在那次运动的余波，我在昆明唯一的近亲为了抗议“一二·一”屠杀和追求自由民主而遭遇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进入清华，从抗议美军暴行到最后抗议北平市议会许惠东枪杀东北流亡学生，我参加了每一次爱国学生运动，最后一次清华的游行队伍被关在西直门外，站在一架牛车上，面对守军枪口，高声喊叫着对守军晓以大义，要他们打开城门的，是我，是我江枫。你，在干什么?
为了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我把我的青春交给了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新中国相号召的革命运动，走出清华的教室，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参加了解放华中南的战役。你，在干什么?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党号召爱国青年参军参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你，又是怎样表现的?
为了建立这个人民共和国，我献出了我的美好青春，付出过一份生死攸关的持枪劳动，我能不爱这个国家?
不错，你也有过“革命行动”，你参加过土改学习!而且，你是个共产党员，那又怎样?你是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我所知道的伟大共产党员们都是在做好事的时候，常常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时，才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高唱着《国际歌》，英勇赴死。而你，却是在干坏事的时候，让人们注意你是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向中央写诬告信，提醒他，你曾按组织逐级上呈过你那本谎话连篇充满诽谤的《文字语言学辨伪集》，请求中央按照你的建议查封《汉字文化》、追究某些人!你是在为了想要达到你自己难以达到的目的时，企图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谋求特殊关照。
“恶意地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像这样的罪名，在皇权统治时代是要“斩立决”的，在“文革小组”当权时期，也会给名字打上红叉，绑赴刑场!但是，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无中生有，陷害他人，在今天，非但不能立功，而且是有罪的!我不相信你还能发动一些人签名干扰司法，再找个“著名律师”为你无可抵赖的罪行辩护!
血也曾热过一阵的伍铁平，早已经蜕变成一个冷血杀手，抡起一把诽谤与诬陷的屠刀，专杀中国人——只要他不承认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只要他热爱中国汉字、坚持汉字优越、反对汉字拼音化。
六
以下是伍铁平强加在我身上的第三条罪名，全文如下：
江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第33页上还毫无根据地歪曲和攻击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现状：“由少数对传统汉字抱敌意而迷信拼音的人士垄断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局面必须改变。”由此可见，江在上引《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第85页的话中继续攻击“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制定者和推行者，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他一贯的错误立场。徐德江一伙这样攻击“汉语拼音方案”时，是否考虑过， 他们自己不是也经常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排序的工具书吗?你们毫无根据地攻击周有光等先生妖魔化汉字，你们如此妖魔化已成功地在新中国推行了半个世纪并写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汉语拼音方案”，你们还有半点爱国良知吗?
“由少数对传统汉字抱敌意而迷信拼音的人士垄断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局面必须改变。”
难道不该!
充满了谎言和诽谤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所收，篇幅适中的，都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过，老太太裹脚布式又臭又长的东西，也“部分”或“小部分”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过。苏培成最初的歪曲捏造诬陷，就发表在《中国教育报》。聂鸿音，文章还没有写出来，就能够扬言：“‘江枫这篇文章将作为不学无术而又要攻击党和国家政策的反面教材’连同被‘利用’了的《东方文化》作为‘糊里糊涂地推波助澜’的一例一道‘出现’在政府高级刊物(《语文建设》)上”。还有不少同类“文章”，谈论汉语汉字的，居然会发表在一些外语类学刊上……凡此种种表明，看不起“民办刊物”的伍铁平所看重的少数“官办刊物”，已变成了他们的帮派刊物。而非帮派作者，意见不同的文章，那怕只是稍有不同，全被扼杀。
难道不正是由于有那样一批人在语言文字工作领域内掌握着行政权、垄断了话语权吗?
有个颇以专家自居的“语言学家”，在2000年6月6日《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片题为“语言学界也应该支持打假”(《语言文字学辨伪集》，7～8页)的谩骂文字。不足千字，“阿猫阿狗”开篇，“阿猫阿狗”结尾，文中还揣着三个“阿猫阿狗”!
特别是在最后一段，这位先生，居然反对语言学界不同意见之间有理解有原则有宽容的讨论：
我们近年来曾多次呼吁语言学界内部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少一点偏见和对抗。有人担心，这可能不利于语言学界的“打假”行动。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理解和宽容”只是对语言学家而言的，根本不适用于冒牌的什么“家”之流，就像国家要保护疗效卓著的中药品牌，并不等于也要保护假冒伪劣的中药产品一样，阿猫阿狗之流根本不是语言学界的一分子，对这些人来说又何来什么理解和宽容!
阿猫阿狗之说必须回应，而且，为什么非语言学界而谈论汉字就成了“阿猫阿狗”，你和他们不属于同类吗，你也敢以此称呼赞同汉字拼音化而并非语言学家的大人物吗。
但是，为什么对于“根本不是语言学界的一分子”的“这些人”，就要，或，就该，“何来”一个“什么理解和宽容”呢!
至于伍铁平所说“江在上引《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第85页的话中继续攻击‘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制定者和推行者”，就完全是胡说八道!
有一个字的证据么?“汉语拼音方案”，我不研究，我从不谈论我不研究的事物或问题!至于“其制定者和推行者”，我也从不曾因为谁“制定或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而发表过任何意见。
我肯定“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注音符号对认读汉字的辅助功效，但是，我反对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以取代汉字，也反对任何以汉字拉丁化为终极目标的任何行为举措，如汉字简化中的恶性部分，同音合并和以一个“又”字取代多种构件，以及，所谓“一语双文”之类。
七
伍铁平说我是徐德江的吹鼓手，事实上，我还从来没有谈论过他。和徐德江相识是在转载了我的《文字改革，不妨暂停》之后。而徐德江和《汉字文化》，却是由于转载这篇文章、又发表了我的《流毒犹在，岂可打住》，才陷入了一个极其险恶的困境。其所以说险恶，因为有一群居心险恶的无聊宵小，对徐德江和《汉字文化》发动了新一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险恶攻击。这次用的炮弹已不是所谓“学术性”的，也不是学术骗子啊、冒充啊、自吹自擂啊……而是：
它(《汉字文化》)在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一篇文章(江文《流毒犹在，岂可打住》)，……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实行的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还不如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我们实行的文字改革竟然是要割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这哪是什么学术讨论?这是在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
现在，又被伍铁平说成是“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
这居然也是大学教授写出来的文字!“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和“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为了达到不同目的所采取的不同行动，有可比性么?完全是强拉硬扯，歪曲原文原意，捏造罪名。请注意，这篇诬陷谰言，也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
“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可都是不小的罪名，是政治性罪名!如果是在“文改”时期，这样的罪名一旦成立，或者只是被某个握有某种大权的官员听信，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不止是捏造、诬陷，而是，总要把这根谎称是从我的鸡蛋里挑出来的骨头，硬塞给徐德江，让徐德江扛着，特别是有个李逊永，干脆就直接说是徐德江发文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双重的无耻：首先是对我著作权的双重侵犯，我写的文章，未经授权就擅自改动；然后又把掐头去尾篡改后的文字著作权，强送给徐德江，再歪曲为对日本侵略唱赞歌，而把侵略者歌手这顶荆冠强加在徐德江头上。
这就使我深感歉疚，总认为是我在道义上欠了徐德江一笔债。当然，真正欠债的是伍铁平之辈。但是，谁会相信呢?无论是江枫还是徐德江会歌颂日本帝国主义，或是，把我国政府比作日本侵略者，动机是什么，能有什么好处?
可比吗，从何比起?日本人是为了要奴化台湾中国人，中国政府是为了什么?这样捏造的罪名，谁会相信?除非像他们一样愚蠢!但是，伍铁平就敢于设想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像他们一样愚蠢。请看，伍铁平在十年不逞之后，居然在2005年4月18日又把他捏造的无耻谰言写成诬告信，欺骗中共中央，妄图使总书记上当，全文如下：
呈上我批评哲学所退休教授李敏生的文章，敬请批评指正。从拙文可以看出，北京市社科联党委副书记石梅同志从2004年后半年起担任《汉字文化》主编和社长以后，并没有改变徐德江这个冒充教授、研究员、黎锦熙学生和加拿大人的大学术骗子任《汉字文化》实际主编时的错误方针，竟然发表李敏生的文章，包庇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有严重政治错误的言论和他所散布的伪科学谬论，攻击我们严厉批判徐德江的论文集《语言文字学辨伪集》(此书去年曾经从我所在的党组织层层向您呈递)。
尤为严重的是徐德江用钱收买人，竟然出资于今年3月24日在京召开会议，由他担任会议主席找了几十家新闻单位参加，石梅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让一个大学术骗子徐德江主持一个近100~&-参加的会议，这真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大辱。
会上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退休翻译江枫竟然对《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的编者和批评过他的人点名破口大骂。江枫曾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第33页上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肯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 恶。”这种言论自然引起我国学者的无比愤怒，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见《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387页等多处)。江不仅不认错，反而在3月24日下午的会上对那些正确地批评过他的人进行反扑。对这种事，石梅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我郑重向您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呼吁，彻底清查石梅同志在《汉字文化》的工作，严厉批评她所推行的向徐德江投降的错误的办刊方针；追查石梅同志让徐德江担任上述会议主席的责任；建议对该刊进行彻底改组，或查封该刊，以免该刊破坏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安定团结，继续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请注意，他这种郑重请求“彻底清查”、“严厉批评”、“追查”的呼吁和对该刊(《汉字文化》)“彻底改组”和“查封”的建议，不知已郑重过多少次了，2008年在《北华大学学报》上，又做过第n次郑重，现在，第n+1次：郑重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和我国的新闻出版总署勒令《汉字文化》停业整顿，公开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否则，——“否则”怎么样?他伍铁平居然下命令：“查封该刊”!
而在我们国家，某人该不该追查、某刊该不该查封，自有专司其职的人和机构管，何需一个退休教工代庖!
你们一定要封掉《汉字文化》无非是因为它的存在成了你们统销错误的语言学、垄断语言文字学话语权的一个漏洞。无非是因为关心汉语汉字命运的中国学者和非学者，还能从这里听到和说出几句不同于你们那一套鬼话的真言实语而唯恐让相关领导得悉真相撤消对于你们的支持。
聂鸿音在“国家高级刊物”上发文对我进行荒谬的攻击，如果没有《汉字文化》这样一个被伍铁平所鄙夷的“民办刊物”，我就无处可以申辩，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无处可说了，《汉字文化》有什么不好?
“语言文字大论坛”是个自由论坛，除了全都关心汉语汉字的健康发展，论者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可以无所顾忌直言不讳坦诚交流，对于徐德江，也不例外，最近一次，我对徐德江的新作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吕必松听后感叹：只有真朋友才会讲这些话。刘庆俄至今坚持文字记录语言，我们时有争执，但是从不翻脸。至于应邀而来的学者，都能畅所欲言，听取质疑、答复问题。都是大人了，谁，包括你伍铁平，骗得了谁啊?发言，是阐明自己的主张，说有机会发言的人是上当，等于是在骂人!
伍铁平妄想阻止一切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别人出席了这样的活动，他还要打电话去质问，甚至给这个人的单位写信说坏话，人家敷衍他几句，他就信以为真了，任何人自以为真理在手，就不会放弃宣扬这种真理的机会，人家不听伍铁平的劝阻，伍铁平就污蔑人家是为了钱。能有几个钱，伍铁平啊，你就看见钱了!
伍铁平，唯恐别人的真理动摇了他所传播的迷信，不仅阻挠别人参与正常学术交流，甚至，阻挠正常学术交流出现在有他存在的大学里，好像，北京师范大学不是它赖以生存的饭碗，倒成被他霸占或是侵占的一块殖民地。一次，北师大文学院请我去讲学，伍铁平从贴出的海报知道了，居然跑到院长那里去闹，据说，除了躺在地上打滚，什么鬼话都说，什么烂招都施，就是不让我去讲，因为不敢让我去讲，唯恐学生和老师们听到了和他那套迷信谬说大不相同的声音。从而使得北师大文学院由于有他而成了容不得不同声音的场所。
据《辩伪集》中某教授说：“把字和语言的词联系上才叫认识了这个字，不会说话的小孩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不会说话的大人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么?一切相信只有“把字和口语词联系上才叫识字，不会说话就不可能识字”的人都应该知道：有个自幼耳聋眼瞎不会说话的哑巴女孩子，通过老师手指在掌心的点戳，学会了英语和多种外语，而且还成了作家和教育家。这是举世皆知的一个著名事实，一个著名的语言文字事实，任何严肃语言文字学者不会不知道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事实，伍铁平辈的公理、常识和一整套以这类公理和常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全部错误知识体系，不能不被证明为伪!而事实的真相是：文字，并非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其根本属性是以形表意!
八
才又得知，伍铁平又在发表新的谬论，其核心内容依旧不外乎谩骂和诽谤。在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伍铁平师徒对话录》里，涉及到我，又第n+2次克隆那个古老的诬陷之词：
《汉字文化》2009年第6期又刊出张朋朋的文章纵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评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对江枫大肆吹捧。这毫不奇怪，就是这个江枫，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发表文章《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其中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在这段话中，江枫居然认为，新中国成立文改机构竟然还比不上日本侵略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时强迫台湾本地居民学习日文。这同样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唱赞歌。这虽然是江枫十多年以前的话。但这些人仇视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态度则是一贯的。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在苏培成教授、李逊永教授严厉批判江枫的严重错误之后，江枫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进行狡辩。他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3期第9页上发表了如下言论：
“我还提到当初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幸亏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将江枫的两段话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清江枫是如何篡改他说的话，是如何进行狡辩的了。
至于“将江枫的两段话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清江枫是如何篡改他说的话，是如何进行狡辩的了。”也就是上文批驳过的所谓“偷梁换柱”，我就不再重复口舌了。
《汉字文化》2009年第6期载有江枫的大量照片，还有几篇文章专门是为江枫八十岁生日而作。在祝寿会上，江枫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自吹自擂，毫无收敛。例如，江枫自称“我的文章一马独嘶”，惠特曼的一首诗他(江枫)译得最好。什么“研讨会上有两篇论文写得最好，其中一篇是江枫的……”云云。江枫不仅不以自我吹嘘为耻，反而说“是自我吹嘘吗?不，有不少出色的教授在替我吹”，难道这就是中国的一名学者的所作所为吗?不仅如此，江枫还说：“也许有一天回顾历史，会被确认为重大突破的，是我从理论并且以事实，论证了我国现行的所谓普通语言学为伪，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是拼形，不是拼音。”这不仅是自吹，简直是狂人的妄言。除了江枫的自吹自擂之外。徐德江等人也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在每次给他举行的祝寿会上。总是谦虚地说：“惭愧!惭愧!”江枫这种毫无收敛的自吹自擂同启功先生的“惭愧”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自我吹嘘，就一定可耻吗?自吹自擂，是个什么罪过?在《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自序《卑之无甚高论》谈到评论部分时，我早就承认，我的评论，也像任何一种评论，无非是挥舞着语言文字的旗帜和武器，(如果分得出手，当然还要鸣鼓)，以宣扬自以为是真理的真理，以扫除自以为是谬论的谬论。人吹人擂和自吹自擂，都是理论活动题中应有之事。
难道你自编自导自演的师徒对话录和《辨伪集》、《批判集》不都是“自吹自擂”?你自称“著名语言学家”，“论文约600篇”，未经全国普查便宣告“是中国第一位从事模糊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较早从事词 源学和中西语言学说史比较研究的学者”就不是自吹自擂?即使真是“第一位”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不在于吹擂，而在于吹擂什么，以及，有没有什么可吹，值不值得一吹，吹出来对国家对人民有害还是有益。
我说的“一马独嘶”，是在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背景下，指斥对于朦胧诗的批判，以维护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健康发展；说惠特曼这首诗我译得最好，是在译出之前，而被后来的事实和历史证实果然不虚，是为了推介一种屡试不爽的正确的翻译理论和方法；说我对一位诗人的评论，是那次国际研讨会上两篇最佳论文之一，是我情不自禁要说，说起来我就开心，是为我能以精到的评论让我由衷敬爱的曾为中华民族的自救图存斗争鸣鼓吹号作出贡献、为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建立尽心竭力的老朋友开心而开心。
说“也许有一天回顾历史，会被确认为重大突破的，是我从理论并且以事实，论证了我国现行的所谓普通语言学为伪。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是拼形，不是拼音。”不是江枫狂妄，去买一本《江枫论文学翻译与汉语汉字》，认真阅读，你也许会信服。
人生得有多少开心事，在祝寿的朋友们面前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这种难得的开心，也惹得你不开心?重要的是，通过重提开心事，以提倡我做人的标准，以宣扬我所发现的真理!你，也有值得自我吹嘘的根据么?并不太晚，今天你幡然悔悟，明天离开人间，你就可以说，至少也干过一件周处式的好事。
伍铁平，不要生气，我要对你个人自吹自擂一次：1995年，我江枫得过一个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今年，2011年9月23日，我江枫得了个文化翻译终身成就奖。惭愧么?不，一点不惭愧!我真诚希望，你，伍铁平，也能有理由为自己吹擂。
你伍铁平的吹擂，除了陷害人，就是卖假药，比如说，直到师徒对话录，还在叫卖“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你那位焦出于煤而黑于煤的高足无愧于你的衣钵，居然想用1977年某人的一次试验来为你撑腰，说“实验结果证明，看汉字的时候并不能由字直接达到意义，而也是要通过语音的。”那么，请问，怎样解释我上文提到的，一个19个月大就因病致聋致盲不久又致哑的女孩，竟能成长为著名作家和教育家的事实?要知道，在她那无声无光的世界里，“语音”，只是她老师说话时的喉头震动。
不错，如果口头的谦虚是做人唯一的美德，和启功先生相比，你也许可以说是“相别有如云泥”。但是，口称“惭愧”已经成为一种程式，你真了解程式背后的内涵?而我有必要，为了一点做给人看的谦虚貌而埋没真理或是放弃一次宣扬真理的机会吗?我说我的那些言论主张，也都不过是些“卑之无甚高论”，倒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一种诚恳的实事求是。然而，若以善良、正直为标准，你伍铁平，和江枫比，和世界上九成以上的人类比，也不能不说是“相别有如云泥”，你的高足也许有一天终于觉悟而会补充一句：“岂止云泥，根本不可比拟。”
九
十多年以前认识张朋朋，是从他回答我一个问题开始的。那是一次《汉字文化》的学术聚会，我问，为什么一个“正宗的”语言学专家，会在该用“事与愿违”的场合说出了“有违初衷”，就像有人在该说“刻不容缓”的场合使用“迫在眉睫”。他立刻就回答我，因为他的语文老师是把文字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教的。哦，我恍然大悟!他，作为一位语言学家，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并不满足于那一个“恍然”，我还要了解事实，追究规律。我曾计划和他的研究生一道访问一家聋哑学校，以具体了解既不能听、又不能说，对声音完全隔膜的聋哑人，是怎样学习和掌握汉字以至其他文字的。到我读到海伦·凯勒的故事和她的著作，就明白了，还用说吗，事实胜于雄辩：文字以形表意!
其实，科班出身的张朋朋，原来也相信“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因为老师这样说，老师的老师的根据又是索绪尔。但是，他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发现，根据这种理念编写的教材，只能增强外国人“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经过结合实际的探索，认识到语言和文字分别自成体系，各有其规律性特点，并且，根据这样的认识，编写了语文分开的教材，经过他在教学活动中试用，大获成功。奇怪的是，对中国汉语汉字规律性特点的认识和中国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竟然因此而被帮派化了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界视为另类。文章，除了《汉字文化》，处处遭到封杀。
但是，在张朋朋的职称副教授面前，伍铁平教授的教授二字，像是又一个笑话!一个为教育事业作出突破性的贡献，另一个处心积虑误人子弟、唯恐所误子弟听到真理的声音而觉醒。人品能比吗?不是量的问题，两者有着质的差异。
伍铁平说“张朋朋的文章《从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评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对江枫大肆吹捧。这毫不奇怪”，是因为这个江枫“为日本军国主义唱赞歌”。当然是胡说八道!
张朋朋能不支持江枫有关“拼形表意文字观”的主张吗?张朋朋支持江枫的主张就是支持他自己的主张，因为我们的起点虽然不同，最终，却都得出了文字以形表意，其发展前途不是拼音，而是拼形的结论：这样的结论，符合文字现象的真实、真相、真情、真理!
这个结论，为伍铁平辈，即使再加上更多的人，也难以反驳一个字、一句话!
在所谓“不许肆意攻击《汉语拼音方案》……”一文中，伍铁平把张朋朋列为首要攻击目标，是因为张朋朋的学术著作和言论常常切中伍铁平辈坚持的错误语言学的要害。据伍铁平引述，张朋朋在“语言文字大论坛”的发言，有这样一段话：“《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并不是给汉字注音设计的，而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因此，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做错了，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不能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就是坚持错误。这是很可怕的。”
伍铁平说“这段话错误百出。第一句话就根本不符合事实。”这是颠倒黑白，如果不是为了贯彻“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么?如果只是为了给汉字注音，非常简单，只要把民国时期早就在使用的拼音字母拉丁化就可以了。然而，文字改革委员会，而不是注音方案委员会，还是成立了，而“拼音方案委员会”只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该委员会所拟拼音方案原称《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应该是名实相副的称谓，后来由于被伍铁平以删节号隐藏掉的原因，才删除掉“文字”二字，以应付反对拼音化的意见。
方案本身就能证明张朋朋所说“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他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而我从切身体验发现，所谓《汉语拼音方案》，是按照替代汉字的需要设计的，并不适用于拼写汉语。因为，对于汉语而言，注音字母不如注音符号完备，如吴语中的v音、湘语中的gn音，就是注音符号能注、拼音字母拼写不出的语音。所谓《汉语拼音方案》，实质上是个《汉字拼音方案》，而有助于读认汉字的只能是《汉字注音方案》。
而且，在伍铁平用来支持他对张朋朋的批评的周有光的言论中，只能证明删除“文字”二字，只是掩人耳目，并未改变初衷。据伍铁平引述，周有光说：“方案的名称从‘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周有光要比伍铁平诚实，他说出了这样一句心里话：“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所以，才会有后来(甚至在文改会已经改名语委之后)的“一语双文方案”。而周有光坚持汉字拼音化是始终一贯的，只是有鉴于反对声浪强大，不得不承认“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即使要实现，也“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的事情”。从而，由一个“急拼派”变成了一个“缓拼派”而已，他还有一句被伍铁平故意忽略的话：“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
伍铁平在有选择有删节地引述过周有光的《回忆》之后，便又一次“由此可见”，据说他就“由此可见，张毫无根据，信口开河。”但是，信口开河的是伍铁平!伍铁平驳不倒张朋朋，正因为，张朋朋和我一样，从不信口开河，全都讲究：言之有据，言之成理。
而充满伍铁平辈此类信口开河之说和诽谤谰言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居然能被一个《学术规范导论》列入“推荐阅读”书目，则是我国学术腐败的又一例证!当然，伍铁平能够长时期以学术批判之名，行污蔑诽谤和兜售伪劣之实，本身就是一种腐败。但是，当这种腐败行为构成了“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以及“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事实，谁触犯刑法，谁就要承担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