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9个气象站年平均降水量为408.5毫米，比常年值偏少45%，比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少值少12%。我奶奶说，她所在村子一年就没见过几场雨，即便下雨也就是湿湿地皮。连续的干旱下土地出现龟裂，播种下去的小麦很多就没能长起来，即便是质量最好的水浇地（即这片土地里有水井，灌溉方便，正常年份可以达到400-500斤/亩，是一般产量的2-3倍）长起来的麦子大多也极其凌乱。然而，干旱却还不是最要命的麻烦。
　　“开封大蝗，秋禾尽伤，人相食。”这句话说的是明崇祯十三年的情景，曾经被广泛引用，来描绘蝗灾时的场面。三百年后，这个情景再一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唯一不同的就是年号换成了民国31年。由于干旱，土壤含水量下降，蝗虫产卵数量大为增加。“来的时候真的是遮天蔽日”，我奶奶回忆，那个时候经常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到地里去赶蝗虫。把鞋脱了绑在一个木头上，把地里的蝗虫赶出去。我曾问过：为什么不烧火驱赶蝗虫，答案是这样的：农村的可燃物主要包括谷子秆、玉米秆、麦秆，然而这些都已经被吃掉了。又因为当时农村普遍迷信蝗虫是老天爷的警示，所以只能客客气气“请”它到别处，我老姑奶（即我奶奶的大姑）甚至还常在院子里面手舞足蹈，磕头烧香拜“蝗虫”。可是蝗虫仙儿们并不领情，所到之处只能听得到“咯哧咯哧”蝗虫吃庄稼的声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这样，1942年的干旱和蝗虫让平日生活还说得过去的奶奶家也开始面临“吃”的问题。

　　奶奶家在卓岗村，位于吴沟村北十里地，用更地道的说法是“翻两个岭，沿着沟一直走就到了”。我老姥爷（奶奶的父亲）是当地私塾的教书先生，称得上“方正，质朴，博学”，老姥姥（奶奶的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女性，种地，纺织。奶奶在家里排行老四，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由于家里有14亩土地，老姥爷每月还有学生奉来的粮食，所以平常年景要比我爷爷家强一些。除了自家窑洞上面的3亩平地，剩下的土地都位于两里外的山上，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把一个直角梯形按直角边旋转360°，所得到的形状大体和我奶奶家土地所在的山头相似。就像给小孩子起名字一样，奶奶家给这个山头上的每一片土地都取了名字。
　　罗圈地：“罗”即“过滤流质或筛细粉末用的器皿，用木或贴片做成圆框，蒙上马尾网或铁丝网制成”；“圈”即“一圈一圈”的意思。罗圈地即上文提到的直角梯形上底旋转一周形成的平面，采用的是“象形取名法”。 这片地总计两亩，全都种棉花，产量35斤/亩，采摘后借富人家的压花机把棉花籽和棉花绒分离，之后在自家的弹花机上把棉花绒变紧。
　　柿树平：即“柿子树所在的那个平台”。山头北侧的最高海拔梯田，等高线地形图第二和第三条线中间北边部分。因为有一个柿子树而得名，采用“典型特征命名法”。
　　拐弯地：即“拐弯的那片梯田”，山头南侧和“柿树平”同一海拔高度的梯田，等高线地形图第二和第三条线中间南边部分，因为形状而得名，“象形取名法”。
　　勺子地：即“像勺子的那块土地”。山头北侧最低海拔梯田，等高线地形图最外边那根和次外边那条中间北边部分。因为形状像勺子而得名，“象形取名法”。
　　Ke叉地：即“分叉的土地”，一片梯田分层为不同海拔的两块面积较小的梯田。海拔介于“拐弯地”和“长溜平”之间，“象形取名法”。
　　长溜平：“溜”量词，用于成行列的事物。南侧山脚下成细长条状的一片土地。“象形取名法”。上述5块梯田共9亩，种植小麦、绿豆，前者40斤/亩，后者15斤/亩。
　　寻常年景里，按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原则，农忙时节的主要食物是玉米面和谷子糠混合而成的饼子，一日三餐；农闲时节的主要食物是玉米面和谷子糠混合做成的稀饭糊糊，一日两顿。由小麦磨来的面粉主要用途是做成蒸馍，当村里哪一家“办事儿”（包括结婚、出殡、生子、满月等情况）时，作为彩礼带过去。若有剩余，则在过年的时候做成面条，算是改善伙食了。
　　但是在1942年，出现在一日三餐里的食物是这样的：杨树叶子，榆树叶子，柿树叶子，榆树树皮，草根和麦苗。长时间吃这些东西就会全身浮肿，脸露青色，口吐绿水，最后死亡。开始的时候地里还有绿色的树叶，后来只剩下枯黄的树叶，再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村子里榆树的树皮全部被人扒走，就剩下白花花赤裸裸的树干，太阳光下闪着疹人的煞白。每一天都有人死去，首先是老人，其次是幼儿，男性的青壮年已经开始结伙外出逃荒，沿着陇海铁路线，目的地是陕西宝鸡。这其中就包括我奶奶的两个哥哥，当时一个15岁，一个13岁。大抵十年之后，两人返回老家。
　　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保长和甲长开始在各村布“舍饭”，每人每天限量一碗。我奶奶的日常生活主要有两项，一个是挎着篮子，拿根树枝去地里面扎树叶，一个是抱着陶罐去村里领舍饭。相对于村里的舍饭，竹川县城的舍饭强一些，同样是谷子糊糊，但至少敞开供应，不限量。不过能享受到这个待遇的人并不多，每乡每村按比例给予名额，要求必须是最穷家庭里的男孩，而我爷爷就是其中之一。
　　1941年的冬天，饥荒、疾病、严寒和长时间的疲劳带走了我太奶奶的生命，家里面已经没有粮食，又欠了一大笔药钱，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卖地。太爷爷将家里面较好的二亩土地典给了村西一户人家，换来了六斗小麦，卖了一部分，给太奶奶买了几件故衣，算是一个交代。卖地换来的小麦很快吃完了，家中基本断粮了，爷爷便也开始去地里拾树叶，可是在河沟的地里转了几圈也没捡到，地上只剩下枯死的干草和赤裸裸的树干，就在爷爷提着空空的篮子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地主家院子里的墙角放着一大堆柿树树叶，有的还是10月收柿子的时候带下来的青绿叶子。看到这等情景，我爷爷忍不住肚内的饥饿，从墙头爬了进去。正在捡的时候，地主的儿子回来了，看见这个情景，一下子把爷爷的篮子踢飞：“你小子还真会捡树叶，捡到俺家来了，你给树叶都捡完了，俺拿啥喂牲口！”。
　　腊月初，家里面彻底没粮了。全家人每天只能喝一顿从太爷爷枕了多年的枕头里倒出来的秕谷糊糊。太爷爷坐在被窝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空空的锅台，长吁短叹，最后把爷爷叫到跟前：“现在雪下这么大，就是出去要饭也出不去了，只好去你五姨家借几斗谷子先吃着，等天晴了再想办法，总不能饿死在这窑洞里面。”爷爷听了，抓起一个破布袋往腰里一缠，顶着雪出门了。
　　要去五姨家需要翻一个山头，在宽不过两尺的结冰小路上，爷爷趴在地上手脚并用爬到了山顶。坐在山顶一尺深的雪里，我爷爷久久不愿向下走，虽然只有十一二岁，但也知道向亲戚借粮是一件脸上很没光的事情，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下山的时候脚下一滑，爷爷急忙抓住身边的一棵小树才避免掉到沟里，然后坐在地上滑下了山坡。
　　到了五姨家门口，爷爷把头上和身上的雪拍打干净，走进了大门。五姨听到了院内的狗叫，从窑洞里走出来，看到爷爷啥都没说，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问：“雪这么大，来家有啥急事？”见爷爷低头不语，说：“先进来吧，到窑里暖和缓暖和再说吧。”进了窑洞之后，爷爷说：“家里已经三天没粮食吃了，俺叔让我来借点谷子，回家过年吃。”五姨并没有答话，只是把锅台后面的一个砂锅放在火上，锅里热的是吃剩下的面条，又随手递给了爷爷一个碗和一双筷子说：“待会儿热热你吃吧。”我爷爷几天没吃过饱饭了，更没吃过这样好的白面面条，还没等热好，就吃了起来，一口气把剩下的面条吃得精光。
　　吃过饭，五姨说：“现在家里没有谷子了，其他粮食也不多了，前几天买了一块地，粮食都卖完了，你回去给你叔说，叫他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爷爷听完什么都没有说，强忍着眼泪，忿忿地走出了院门。那院墙上正挂着的一串串玉米给爷爷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搞不懂为什么亲情会这么淡薄。太奶奶姐弟五人，她是长女，从小照顾弟妹的衣食住行，就是在病重的时候还在给五姨家做衣做鞋，可为什么就是不肯借点救命粮呢？
　　还是没有吃的，最后太爷爷只能把祖先牌位钱存放的镇宅之宝——两串古铜币——换来五升小麦。这古铜币是祖上传下来的镇宅之宝，寄托着上一辈人对后人的恩德和庇佑，有了它就能人丁兴旺，没有它就要后代无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太爷爷才会出此下策。靠着这最后的两串古铜币，爷爷撑到了县里布舍饭，熬过了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