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最重要的体制改革之一，这个始于1958年的落后制度把公民人为划分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类，最严苛的时期，在各城市之间也无法流动，人就像图钉一样被牢牢摁死在某个固定地点。胡祖六先生认为，其野蛮与奴隶制可以一比，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为冻结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
　　户籍改革已经开弓。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四项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7月5日的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上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在经过适当修改之后，很快对外公布。
　　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固化的利益机制，形成了各阶层之间的断层代，城市与农村背后的教育、医疗资源、就业机会大不相同，大中小城市背后的福利也不均等，城市与农村的主要资产与变现渠道也大相径庭，阶层之间的晋身渠道各不相同。

　　陈锡文披露了《意见》三原则：
　　即优先解决存量，让进城时间长的人口落户；在不同类型城市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除此之外，城镇化过程并不是解决所有人都到城镇落户，至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居住证制度在今后还将长期存在。
　　所谓优先解决存量比较容易理解，如某个人已在一个城市工作了数年时间，在当地购房纳税工作，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此人户籍进入该城市不会对其形成负担与冲击，说不定还能够为解决当地就业作出贡献。
　　中国高净值人群早就不存在户籍障碍，而中等收入以上正常就业人群不应该存在户籍制度，他们是人力资源。
　　现在关键问题是，中等收入以上人群在落户后，其后的福利可以快速、自由地转移到落户城市，应该退出在原户籍地拥有的宅基地等资源，否则相当于拥有双重资源，对其他人不公。
　　在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这项政策事实上抬高了4个一线城市的溢价。我国目前的主要资源与市场机遇集中在东部沿海大城市，从事风投的人总部不可能脱离北、上、深三大城市，大部分进城人员也希望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立足寻找机会，直接推动大城市成为人口堰塞湖。
　　因此，一线城市放开户籍希望不大，各城市落户打分的标准只会提高不会下降，其次是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城市，小城市与建制镇等率先放开。
　　抱怨进城人员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受力没用，重要的是机会均等化与投资向中西部城市倾斜，让其他城市具备足够的吸引力。
　　一些城市的户籍稍有放松，《新京报》报道，4月以来，广东、海南以及武汉、无锡等地区都推出户籍制度改革“新政”。要强调的是，人口向哪儿流动，最终由市场说了算。
　　户籍改革经历了近60年，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