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界会想念他的。老先生身材修长，一头银发梳理得当，不论下雪或三伏天，他总穿笔挺的西装。”
　　7月1日，77岁的迪迪埃·戈巴克（Didier Grumbach）提出卸任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职务，法国《解放报》配了篇深情报道，还拟下标题——“时尚界失去了半个上帝”。辞职后，戈巴克仍被公会任命为荣誉主席，其继任者表示：“戈巴克先生不可取代。”
　　戈巴克何许人也？外人鲜少听闻这个名字，但在巴黎时装周常客眼中，他是一个坐标；各大时装发布会，前排嘉宾席上你总会见到这位低调的法国老绅士。
　　戈巴克的影响不仅在法国本土，世界时尚圈中他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他所领导的法国高级时装公会手握“高级定制”资格认定大权，肩负每年巴黎时装周等重头活动安排，“公会旨在提携设计新秀、保护时尚品牌产权、在营销和公共形象方面为品牌提供帮助。”
　　6月23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戈巴克曾透露卸任念头，“从1998年起，我担任主席已经16年了，现在准备迈向下一阶段。这个岗位每两年选举一次，16年算是不坏的成绩，只要我愿意，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不过现在觉得应该够了。”
　　当天上午10点，我们如约走进圣奥诺雷郊区街102号。1935年，法国高级时装公会搬来这里，跟平行于此的香榭丽舍大道相比，这只能算是一条狭窄小路，却汇聚了你所能想到的全球奢侈品牌的各家高级时装店，无疑，这是巴黎时尚街道中的“高级定制”，而且，几步之外，便是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
　　“法国时尚的老族长”戈巴克已经端坐在里头了。
　　办公室颇具东方风味：白色亚麻布窗帘是简净的日系设计，墙上挂有一幅中国当代艺术家黄致阳的抽象画，书架古色古香：除了一卷卷公会历史档案，还有一座中国唐三彩。
　　戈巴克身上有种过时的友好和平静，与想象中的时尚大咖不同，每个问题他都答得条分缕析，更像一位严谨的知识分子。
　　提及一身低调行头，他谦和地笑笑，“您指我这件西装吗？Thierry Mugler的，穿了二十多年，很舒服，但不怎么时尚。”
　　谁都知道，当初，是戈巴克“发现”了Thierry Mugler的设计天才，并为他建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时尚品牌。1998年戈巴克离开后，Thierry Mugler的业绩便开始走下坡路。“这个品牌能存活至今，多亏后来进行了香水研发，这种在空气中消失最快的产品，很多时候反倒是一个品牌最为强健的经营保证。如果品牌能成功结合香水与时装的经营，它的力量将不可估量，Channel、Dior、Givenchy都曾因香水死而复生。”
　　Thierry Mugler前总裁的头衔只是戈巴克丰富履历中极小的一部分，早在1966年，他就联合Yves Saint-Laurent创立其左岸品牌并任联席总裁，此外，他还是Jean-Paul Gaultier、三宅一生（Issey Miyake）等大牌当年开展时尚事业的贵人。
　　回看戈巴克，他从小濡染于时尚。他是一位巴黎服装商的儿子，年纪轻轻就接管了外祖父的时装公司C.Mendès，这家工厂当年给Lanvin等品牌制作成衣。“外公去世时，我只有17岁，开始进入家族企业打工，从搬运、送货做起，24岁成为工厂的大管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60个年头，在不同职位上经历了时尚业的变化。”
　　1964年，戈巴克领导C. Mendès专注高级定制，他坚信“成衣是基础，而高级定制是艺术品，是时装业不可缺少的部分”；1968年该集团已拥有10个高级时装品牌在全球的生产和销售代理权，之后更有1974年Valentino和1976年Chanel的加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戈巴克已有推广法国成衣出口的远见。1967至1985年间，他创立的“巴黎系列”（Paris Collections Inc.）成为第一个在美国组建的法国成衣公司，“美国和中国的市场都能自给自足，但法国太小了，时装业必须依靠出口。”
　　1998年任职公会主席以来，戈巴克将保卫法国时尚业前途视为使命：2000年，法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项有特殊意义的协议，两国合作共同保护时尚业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抵制仿冒产品；2002年公会改革精简了“高级时装”的条款标准；此外，在戈巴克的大力推动下，每年一度的“耶尔国际时尚节”也声名鹊起。
　　时尚和政治是一对有趣的组合，戈巴克政治上倾向左派，颇为热衷社会话题，例如“法国制造”、经济发展潜力和创造力泡沫等等。他为接待过法国文化部长欣喜，也期盼与法国经济部长会面，在他眼中，时尚是先锋产业，能为其他领域构建发展模式，有法国媒体夸赞他“具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这种意识，或许遗传自他那位著名的舅舅——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54至1955年间任法国总理）。
　　戈巴克多年涉足时尚圈，对法国乃至世界时尚的发展都有着独特视角和犀利观察。1993年，他出版了著作《亲临风尚》（Histoires De La Mode），2007年翻译过来的中文版，已成為中国不少时装院校的教科书。
　　提及公会16 年任期内经历的时尚业变迁，戈巴克将其概括为“全球化”。“如果没有全球化，我想您也不会坐在这里。再也不存在法国时尚或意大利时尚，将来也不会出现所谓的中国时尚或印度时尚。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对西方服装的再诠释，马上也会看到中国与印度对此的演绎，而与之并存的另一种风格，则来自于弗拉芒、土耳其、塞尔维亚……创意，永远是未被探索的领域，时尚，也不再是强权的表达工具。”

挑剔的传统

　　人物周刊：时装品牌进入法国高级时装公会的门槛有多高？公会和品牌关系怎样，谁更需要谁？
　　戈巴克：我们不会花时间召集品牌入会，总有品牌找上门来。必须强调的是，入会需要通过推荐和选举，投票多数同意后才行。国籍从来不是问题，我们主要看它的创造性，这以出口量来衡量。一个品牌不管新旧，如果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出口率，证明它具有创造力，我们会加以考虑。现在，越来越多日本品牌成为这里的会员，渐渐也会有中国的品牌。
　　人物周刊：与伦敦、纽约、米兰三大时装周相比，巴黎时装周有何优势？巴黎仍是世界时尚之都吗？
　　戈巴克：是的，我相信巴黎仍居于世界时尚业的中心。英国很重要，但它只起到滑轮的作用，英国人总是追随巴黎的时尚，从不追随伦敦。即使一些品牌在伦敦起步，后来也陆续移来巴黎，例如Vivienne Westwood，她是我们的会员；Valentino也是我们的会员，但它从不会出现在米兰。米兰时装周98%的品牌都是意大利的，伦敦显然百分百都是英国品牌，我们虽是巴黎人，展示的却不只是法国时尚。
　　当然，客户和国际媒体会出现在各大时装周中，当客户想求新时，比起伦敦他们更愿意去纽约，但纽约与巴黎比又缺乏精致性，我们公会冒着巨大风险挑选品牌，这种挑剔的传统延续至今。过一段时间，有些设计师会被踢出公会，这很正常，没有人的创造力能维持超过25年。任何产业都需要创新，尤其时尚业，人们对创意如饥似渴，很少有品牌能维持活跃的水准。就我们公会来说，自1950年代以来，只有3个品牌一直存在，Chloé、Givenchy和GuyLaroche。如果我们回看历年巴黎时装周秀场表，你会发现，有些品牌已经消失了。很多时候，品牌会因为迎合目标客户预设变得过时，逐渐丧失创造力。
　　人物周刊：上世纪60年代，您成功将自家法国成衣推广出口到美国，赴美期间是否遭遇过文化冲突？
　　戈巴克：当然！美国人承认法国的高级定制，也愿意到巴黎购买，但当时他们并不相信法国人能有自己的成衣产业。我在美国的事业一度很艰难。1961 年，我接手家族企业C.Mendès后决定前往纽约，看看能否进入美国市场，我拜访了当地许多客户和记者，试图做些推广，然而美国人只是过来看看，最后都说没准备好，我当时真想和模特一起从窗户跳出去。3年后，我第二次访美，在纽约广场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展示了Carven等品牌的设计系列，这一年与美国几家商场签订了合同。
　　1965年，我第三次到美国，再次入住纽约广场的酒店，我至今记得那个房间号：901。有一天，我接到Elizabeth Arden的电话，她说想来看看Castillo的作品。原来，二战期间，Castillo是她的服装设计师兼助手。那天，Arden披着一件玫红色瓢虫图案的衣服进来了，身后带来4个买手，我给他们一件件展示服装并作了介绍，然后，她说了个数字——每款24 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数字在欧洲完全不可能。那一周，我收到无数订单。
　　我们以精于成衣生产闻名全球，1968年在纽约开业时，我们先提供三分之一的“美国制造”，然而来购买的女士会查看标签，她们只购买原产于法国的服装，于是我们逐渐成为惟一的制造商，在美国开了250家门店，后来上涨到500家、1500家，越做越大，门店甚至开到了都柏林，东京也有不少，不过目前北京还没有。说实话，美国人经过检验，发现他们根本做不出我们这些法国时装款式，美国人比法国人个子大，屁股更扁，当然，这只是玩笑。

时尚无国界

　　人物周刊：我发现您的办公室装饰颇具日本风格，您是何时开始接触日本品牌的？
　　戈巴克：我喜欢三宅一生和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原来在时装公会的学校学习，后来成为Givenchy的助手，我在那时认识了他。此后他去了纽约，创立自己的品牌。上世纪70年代，我邀请他来巴黎，于是三宅一生成为巴黎时装周上首个“日本制造”，这在当时堪称日本品牌进军欧美市场的先例，山本耀司和其他品牌则要等到10年后。
　　我很关注日本风格和他们的品牌。1973年，我邀请三宅一生入会，之后陆续有了山本耀司，新一代的我们有Sacai。我确实喜欢日本风，但别以为我偏袒日本。我认为，时尚是文明走向和谐共存的路径，这也是时尚今天如此热门的原因。我们下一季会添加一个印度品牌。新的国家加入总会给巴黎的时尚带来了变化，例如我们邀请巴西品牌加入，就曾发现惊喜，它不仅带来媒体影响力，也为公会内部注入了新活力，这种包容于我们是一种传统。
　　人物周刊：目前哪些中国品牌是你們的会员，马可的“例外”？
　　戈巴克：我们的官方年展中有多家中国品牌，但正式的长期会员目前只有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夏姿·陈”，它的设计感还有些弱，但质量和竞争力很强，在法国经常策划一些展示活动。此外我们有好几个处于备选状态的特邀会员，“例外”是其中之一，他们2007年就参加了巴黎时装周，引起不少关注，我们对这个品牌很感兴趣。
　　人物周刊：“例外”去年流行，一种说法是因为习夫人出访时穿了这个品牌的服装，对此您怎么看？
　　戈巴克：中国的“第一夫人”是比较特殊的角色，但我不确定法国的第一夫人是否有这样大的能量。历史上也有类似例子，过去设计师把那些穿戴他们作品的人称为“骑手”，曾有设计师为某公爵夫人设计了一顶帽子，王后看了很喜欢，当着众人的面问她帽子在哪里买的，她说圣路易岛10号——整个社会就开始跟风了！公爵夫人扮演的就是“骑手”角色，你们第一夫人的推动力也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时尚的演化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反映着政治？
　　戈巴克：毫无疑问，时尚是政治局势的反映，时尚业在法国的发展就是法国由封建王朝到全球化时代连续变化的产物。封建王朝衰落后，法国制衣业开始向外转移，服装出口变成收入可观的产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困难之处在于当时没有专利保护，我们出口的款式被任意模仿，美国人和瑞士人都来巴黎买衣服，回去后进行仿制，这种情况持续至1970年代，正版授权得以规范化后，近50年内很多设计师成了百万富翁。 　　目前法国整体经济形势不佳，时尚业却发展得很好，服装业每年以百分之三四十的速度增长，以前从没有过。保持增长是我对明年的期望，这也取决于我在公会的继任者是否保持对世界的开放态度。过去国际化是一个优势，现在已经是存活的必要条件了，你不能满足于法国风格，如果像意大利人那样只顾自我保护，巴黎等于把自己锁了起来，那就没劲了。

论“中国制造”

　　人物周刊：上世紀90年代您第一次来中国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戈巴克：1991年，我曾被我以前的学生邀请去西安交流，当时那儿没有时尚可言，连橱窗都用麻布遮起来。我给纺织学校的学生放了段时装秀录像，那些男孩发现，时装秀原来是这样的！还有那些背景音乐，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也证实了法国的说法，在旧时代，时尚是宫廷的特权，王公贵族的衣着是风向标，民间没有时尚可言，中国当时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还举办活动，解释在法国品牌意味着什么。当时中国没什么品脾意识，很多人以为不同品牌不过意味着不同的商标，我们提出迎合客户需求，在当时这是不可理解的。现在我们公会拒绝一个中国品牌，对方会表示理解，但刚开始，中方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被拒绝的中国品牌可能很有名，在巴黎的时尚沙龙也已取得关注，但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会员。沙龙，按其定义，只有非常有限的几个客户，而我们会对一个品牌的定位进行严格考察：它的客户是谁，品牌形象怎样，设计的哪些部分有原创性……若没有清晰定位，我们不会接受它。
　　人物周刊：法国高级时装公会这些年与中国合作频繁，介绍下您对中国时尚业现状的观察？
　　戈巴克：刚起步时，中国参与巴黎时装周带来中国制造，接下来这里有些设计师与中方合作，也有一些中国人两年来一次巴黎，上巴黎餐馆，享受这里的生活，双方有良好的交流，这令人联想起二战后，美国和法国时尚界之间的频繁交流；各种时装秀、工业代表参观团，成立媒体与培训中心，与今天的活动肩负着相似的任务。
　　我们现在不少品牌的生产一线被分拆到国内外，这是目前法国品牌与中国合作的现状。一些法国设计师在中国签有10到12年的长期合同，他们在中国办时装秀，客户在深圳或杭州。他们每两年去一次中国，作为设计顾问，他们负责颜色和特别的系列，对已有设计给出“是”或“否”的指示，他们的决策很重要，因此也有很高收入。请一个法国设计师，让他扮演独裁者，这在中国似乎很受欢迎，因为创新性的设计师在中国仍不受重视。
　　现在普遍的问题是，中国人不理解法国时尚业中艺术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20年来，我不能对设计师的设计指手画脚。设计师这种地位在中国普遍不被理解，艺术家不被人重视。这种情况在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也很常见，改变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已是最大的生产商，然而，仅将部分生产线放在中国将要过时，我认为许多中国制造应该参与到完整的国际市场中来，这是趋势。但是目前中国商人仍然不知道品牌的力量，我们主动去中国采购，而中国没有成功的营销，法国人也不欢迎中国品牌，认为中方并不明白品牌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但我相信这个很快会改变。我说的“很快”，也许需要20年。
　　人物周刊：身为法国时装公会主席，您这个职位到底有多大权力？
　　戈巴克：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危险了。作为主席，和大家交流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中立、维护公平，例如，你要确保山本耀司获得的待遇和香奈儿是一样的，还要保护新兴品牌。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座位很难坐稳，一旦坐稳，又会被当作陈腐的学院派，尤其是我很少接触媒体，少有人知道我的存在。
　　25岁到40岁是我在媒体活跃的时代，那时我卖自己的服装，接受很多采访，现在我对媒体不怎么感兴趣了，我关心的是品牌，在两家竞争品牌之间保持中立。我们之前有位主席，从1947年连任至1972年去世，任期25年间他很好地维持着公平。我已经做了16年了，在历任主席中处于中等偏上，成绩也算不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