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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easeless improvement of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scale and standards, a specific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design can be large as implemented for a whole city or a region, even small as done for a community or block. How sculpture and planning co-ordinate and supplement each other has been concerned again by us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and implement.
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标准不断提高，在具体的城市环境规划设计中，大至整座城市或某个片区，小到一个社区、一个街口，雕塑与规划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如何协调、配合、相辅相成又一次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摸索、实践，成都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的规划设计，不失为一个好的范例。这使我们再次看到雕塑又重新回到规划中，回到建筑的本位。
成都人民路立交是将桥底部空间内现有的元素加以利用整合，使原本极为普通的场所得到良好的处理和开发，为当地居民的休闲、交流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去处（见图）。
如图所见，从整体上讲，设计师是将这一空间定位为老成都民俗公园这样的主题。其中有按比例缩小的河流小船、旧有房屋建筑的局部，选取有特点的民风民俗，做成圆雕、浮雕等。单就这些元素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有意思的地方倒是这些元素和桥底柱身、地面、墙面以及桥底空间的结合。例如桥底柱身上出现了多幅反映老成都生活场景、老街老屋、旧式窗阁等的浮雕，这样的处理手法既不占用桥底有限的空间，还美化、丰富柱身，同时也服从了设计师整体规划上的空间排序。以往雕塑作品多以独立形态出现在园林街区、民政要地或纪念性场馆，而这个桥底空间中的雕塑（不论圆雕、浮雕）恰恰是没有过多彰显自己的存在，到让观者多了几分认同感。
其实早期的城市建设中雕塑、建筑、规划就是密不可分的。如我们熟知的希腊雅典卫城，它就是由著名雕塑家菲狄亚斯主持设计的。雕塑是建筑的装饰，也是城池建筑的一部分，是整体规划中的有机体。雕塑通常是从属于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甚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雕塑巨匠米开朗基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身份就是美第奇家族庄园的营造者和雕刻匠。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雕塑又回到规划中，回到建筑的本位，更是一种回到社会形态中的“本位”，不仅仅是对多个世纪以前雕塑形态的简单回照。当代的雕塑已经走过了它自身发展史上独立自觉的阶段，雕塑家也同样走过了以强调个人主体性、超凡脱俗的精英文化为主导的现代主义阶段。我们不妨这样讲，文中提到的雕塑回到规划中，回到建筑本位，隐喻了雕塑更好地融入公众空间、更多地为人民服务的前奏。
这里想就规划建筑要走出形式主义、功能主义的话题，结合成都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的规划设计作进一步的分析。
如今我国的城市化步伐不断加速，[1] 对城市环境规划设计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标准。下面先让我们看看城市规划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由自然发展的城市转向了有规划的城市。这一阶段城市和建筑物的外观，也就是视觉方面的因素，得到发展，并演绎成评价好的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准则。第二个重要发展是受功能主义的影响，在1930年左右形成。功能主义者忽视了建筑与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心理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对公共空间本身也不感兴趣”。[2]
由于有了上面两种规划理论的方向性引导，特别是后者在我国物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性背景上，尤其有着现实意义。因此，我们的城市自然会出现许多高楼大厦、由高层楼群组成的小区、高速公路、立交桥以及大型辉煌的广场。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阶段是必要的，但功能主义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也显现出它的弊端与不足，有关这点已被业内人士所认同和重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现阶段为城市及社区中的居民，以规划设计的方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我以为这点更重要。
这里我们再回到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的设计中来。对规划者而言，着眼于某座城市中宏观的空间框架、空间分布、空间形态等方面并准确地判断把握住这座城市的文脉，能作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值得一提的是，设计者在这个极具功能性、实用性的立交桥底空间中作出的有效尝试。显然这里可利用的空间和尺度有限，正是对这种小尺度环境的重视和研究，使规划设计者对功能性建筑空间，有了进一步的挖掘和利用。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大多数人每次步行活动的半径通常为400～500m，行人在这段距离中就希望看到别人和活动，并且步行就能达到重要的服务设施。这就必须精心地将各种活动和设施集中安排。因为在所有场合下，小的尺度，即周围直接的环境，往往是人们相会的地方以及评介各个规划层次的决策的参考点”。[3］
具体到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的规划设计，正是接近上述论点。他们通过对带有怀旧色彩的符号如城中河、小船、码头、牌坊及相关文字和老茶社、文玩店等元素，恰到好处地放置排列，将它们布局有效地控制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内，为周边居民和路人提供了一个可观可游可饮可歇的公共空间。这样的空间设置，符合当代人内心世界渴望交流接触的需求。因此有理由成为较理想的一处，是把人群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社会性活动成功结合的范例。
这个立交桥底空间是谁设计的，我不得而知。如果是雕塑家所作，我以为他们多了一份公共的视域。如果是规划者所为，我以为他们多了一份生活的关怀。如果是他们的合作，那就更是一种好的方式。
注释：
1.《城市环境规划设计与方法》东南大学建筑系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P16
2.转引自《交往与空间》[丹麦]扬·盖尔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P45
3.转引自《交往与空间》[丹麦]扬·盖尔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P87
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标准不断提高，在具体的城市环境规划设计中，大至整座城市或某个片区，小到一个社区、一个街口，雕塑与规划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如何协调、配合、相辅相成又一次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摸索、实践，成都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的规划设计，不失为一个好的范例。这使我们再次看到雕塑又重新回到规划中，回到建筑的本位。
成都人民路立交是将桥底部空间内现有的元素加以利用整合，使原本极为普通的场所得到良好的处理和开发，为当地居民的休闲、交流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去处（见图）。
如图所见，从整体上讲，设计师是将这一空间定位为老成都民俗公园这样的主题。其中有按比例缩小的河流小船、旧有房屋建筑的局部，选取有特点的民风民俗，做成圆雕、浮雕等。单就这些元素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有意思的地方倒是这些元素和桥底柱身、地面、墙面以及桥底空间的结合。例如桥底柱身上出现了多幅反映老成都生活场景、老街老屋、旧式窗阁等的浮雕，这样的处理手法既不占用桥底有限的空间，还美化、丰富柱身，同时也服从了设计师整体规划上的空间排序。以往雕塑作品多以独立形态出现在园林街区、民政要地或纪念性场馆，而这个桥底空间中的雕塑（不论圆雕、浮雕）恰恰是没有过多彰显自己的存在，到让观者多了几分认同感。
其实早期的城市建设中雕塑、建筑、规划就是密不可分的。如我们熟知的希腊雅典卫城，它就是由著名雕塑家菲狄亚斯主持设计的。雕塑是建筑的装饰，也是城池建筑的一部分，是整体规划中的有机体。雕塑通常是从属于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甚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雕塑巨匠米开朗基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身份就是美第奇家族庄园的营造者和雕刻匠。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雕塑又回到规划中，回到建筑的本位，更是一种回到社会形态中的“本位”，不仅仅是对多个世纪以前雕塑形态的简单回照。当代的雕塑已经走过了它自身发展史上独立自觉的阶段，雕塑家也同样走过了以强调个人主体性、超凡脱俗的精英文化为主导的现代主义阶段。我们不妨这样讲，文中提到的雕塑回到规划中，回到建筑本位，隐喻了雕塑更好地融入公众空间、更多地为人民服务的前奏。
这里想就规划建筑要走出形式主义、功能主义的话题，结合成都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的规划设计作进一步的分析。
如今我国的城市化步伐不断加速，[1] 对城市环境规划设计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标准。下面先让我们看看城市规划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由自然发展的城市转向了有规划的城市。这一阶段城市和建筑物的外观，也就是视觉方面的因素，得到发展，并演绎成评价好的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准则。第二个重要发展是受功能主义的影响，在1930年左右形成。功能主义者忽视了建筑与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心理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对公共空间本身也不感兴趣”。[2]
由于有了上面两种规划理论的方向性引导，特别是后者在我国物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性背景上，尤其有着现实意义。因此，我们的城市自然会出现许多高楼大厦、由高层楼群组成的小区、高速公路、立交桥以及大型辉煌的广场。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阶段是必要的，但功能主义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也显现出它的弊端与不足，有关这点已被业内人士所认同和重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现阶段为城市及社区中的居民，以规划设计的方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我以为这点更重要。
这里我们再回到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的设计中来。对规划者而言，着眼于某座城市中宏观的空间框架、空间分布、空间形态等方面并准确地判断把握住这座城市的文脉，能作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值得一提的是，设计者在这个极具功能性、实用性的立交桥底空间中作出的有效尝试。显然这里可利用的空间和尺度有限，正是对这种小尺度环境的重视和研究，使规划设计者对功能性建筑空间，有了进一步的挖掘和利用。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大多数人每次步行活动的半径通常为400～500m，行人在这段距离中就希望看到别人和活动，并且步行就能达到重要的服务设施。这就必须精心地将各种活动和设施集中安排。因为在所有场合下，小的尺度，即周围直接的环境，往往是人们相会的地方以及评介各个规划层次的决策的参考点”。[3］
具体到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的规划设计，正是接近上述论点。他们通过对带有怀旧色彩的符号如城中河、小船、码头、牌坊及相关文字和老茶社、文玩店等元素，恰到好处地放置排列，将它们布局有效地控制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内，为周边居民和路人提供了一个可观可游可饮可歇的公共空间。这样的空间设置，符合当代人内心世界渴望交流接触的需求。因此有理由成为较理想的一处，是把人群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社会性活动成功结合的范例。
这个立交桥底空间是谁设计的，我不得而知。如果是雕塑家所作，我以为他们多了一份公共的视域。如果是规划者所为，我以为他们多了一份生活的关怀。如果是他们的合作，那就更是一种好的方式。
注释：
1.《城市环境规划设计与方法》东南大学建筑系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P16
2.转引自《交往与空间》[丹麦]扬·盖尔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P45
3.转引自《交往与空间》[丹麦]扬·盖尔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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