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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猿叟，又作蝯叟。湖南道州人，故世人亦称其为“何道州”。何绍基是家中长子，能书能诗，早年在家接受家学，后入阮元门下，承乾嘉学派之遗风。他性嗜金石碑帖，是北碑的“狂热粉”，书名盛传于当时，出名比入仕早。他还热衷于旅游，喜欢在途中寻碑、访友、看收藏，经常作诗文抒发感想。
何绍基生性耿直，属于有话直说且不加修饰的类型。他的朋友遍天下，大都与他有着相同的爱好。何绍基这种不造作的性格被意气相投的文人朋友视为真性情，在“职场”中却不受欢迎。
园“语疵”被降级的高才生
何绍基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8岁时起参加乡试，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37岁时共考了11次都未中举，终于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次科考何绍基发挥得不错，监考官们对他也颇为赞赏，没想到最后却发生了变故——他因为考卷中出现的“语疵”而被降至二甲第八名。至于此次考试中使结果发生变化的“语疵”究竟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
何绍基的同年进士陆以湉曾在《冷庐杂识》中记载：“丙申殿试，何子贞太史卷已列进呈十卷之首，旋以‘大行’二字为阅卷大臣某公指出，改置二甲第八名。”类似的说法也曾出现于晚清文史學者平步青的《霞外捃屑》。学者兼书法家商衍鎏也曾提及此事，他的说法比较有趣。
按商衍鎏的说法，检举何绍基考卷“语疵”之人为卓秉恬。卓秉恬当时是以大学士身份参与考试阅卷的人之一，发现何绍基的文中有“大行”二字，害怕触犯皇家忌讳，遂将其降至十名之外。但是这两个字在文中并不是相连的，而是在前后行中并列。使卓秉恬对何绍基如此苛刻的原因，是卓秉恬与何父何凌汉有过节。事实上，卓秉恬公报私仇的戏码或与史实有偏差，因为何绍基成为进士后对卓氏以弟子之礼相待，与卓的儿子也有往来。若卓、何两家是宿敌，那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和谐的文字记载了。
学者于景祥认为，何绍基的“语疵”是因疏忽而没有避讳，用了道光皇帝“曼宁”一名中的“宁”字，故被降级。关于这一事件的说法很多，但此次事件的重要物证即考卷本身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所以真相如何现在已无从得知。但就以上记载来看，试卷中有“语疵”一事应是确实的。
仕途不顺的国史馆小官员
何绍基成为庶吉士后，在三年期满后的考试中取得了散馆一等的好成绩，被授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道光十九年（1839年）上半年，何绍基任职于国史馆，充武英殿总纂，五月时曾被任命为福建乡试正考官。与此同时其父何凌汉担任顺天乡试副考官，这件父子同时监考的事还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工作刚有了一些起色，却不想迎来家中的噩耗：十一月，与何绍基最为亲近的胞弟何绍业病故。第二年年初，父亲何凌汉也病逝。亲人的接连离世对何绍基来说是不小的打击。八月，何绍基带着父亲和弟弟的灵柩回湖南老家安葬。这一去，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冬天他才再次入都，供职于国史馆。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48岁的何绍基再次面临职场生涯中的一场小型危机。当时何绍基在国史馆任提调一职，负责经办一些具体事务，穆彰阿为总裁，是何绍基的直接领导。何绍基发现当时馆中所存朝臣的传记只有一品、二品官员的，没有三品以下官员的。关于这件事，乾隆曾“屡次严旨申谕”，但国史馆一直遵循旧例，未执行乾隆的意旨。何绍基想“遍搜官书及前人文集补办国初以来三品以下名臣各传”，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穆彰阿之后，遭到坚决反对。最终何绍基辞去提调之职，但仍供职于国史馆。
51岁时，何绍基的母亲去世。他于第二年春启程回乡葬母，直到54岁才重回京师。回京之后没多久，何绍基便得到传召，于勤政殿首次拜见了咸丰，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得咸丰重用后的大起大落
何绍基被任命为四川学政，八月初九，何绍基在乾清宫西书房得到正式授任，一个月后便携家带口，动身前往四川。
何绍基心怀感激，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伯乐，以一种“饮君滴水恩，我当涌泉报”的积极心态走马上任。清朝的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在任时，四川各州府的科考何绍基都会亲自前往监督，从不懈怠。除了主持科考工作，他还严格督查各州府的学官。在巡察各地考试期间，何绍基发现了许多教育方面的漏洞，建议整顿各地提调官及考场舞弊的不正之风。工作热情高涨的何绍基除了主抓教育工作，对不属于学政职务范围内的民事、刑事案件也兼有涉及，触犯了一些官僚的利益。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五日，何绍基因屡陈时务，被皇帝责以肆意妄言，受到降调三级的处分，并被免去四川学政一职。被免职后的何绍基心灰意冷，于八九月间离开四川。
任四川学政的这一时期是何绍基职场生涯中的巅峰，虽然任期不长，但意义深刻。交印后，何绍基曾游峨眉山，作诗云“使节三年圆一梦，奇峰万点洗双眸。谪官愈识君恩重，许到峨眉顶上游”，透露出满满的无奈。至此，何绍基的职场生涯正式终结。他四处游历，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病故于苏州寓所，享年75岁。
（摘自《北京青年报》，大浪淘沙荐）
何绍基生性耿直，属于有话直说且不加修饰的类型。他的朋友遍天下，大都与他有着相同的爱好。何绍基这种不造作的性格被意气相投的文人朋友视为真性情，在“职场”中却不受欢迎。
园“语疵”被降级的高才生
何绍基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8岁时起参加乡试，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37岁时共考了11次都未中举，终于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次科考何绍基发挥得不错，监考官们对他也颇为赞赏，没想到最后却发生了变故——他因为考卷中出现的“语疵”而被降至二甲第八名。至于此次考试中使结果发生变化的“语疵”究竟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
何绍基的同年进士陆以湉曾在《冷庐杂识》中记载：“丙申殿试，何子贞太史卷已列进呈十卷之首，旋以‘大行’二字为阅卷大臣某公指出，改置二甲第八名。”类似的说法也曾出现于晚清文史學者平步青的《霞外捃屑》。学者兼书法家商衍鎏也曾提及此事，他的说法比较有趣。
按商衍鎏的说法，检举何绍基考卷“语疵”之人为卓秉恬。卓秉恬当时是以大学士身份参与考试阅卷的人之一，发现何绍基的文中有“大行”二字，害怕触犯皇家忌讳，遂将其降至十名之外。但是这两个字在文中并不是相连的，而是在前后行中并列。使卓秉恬对何绍基如此苛刻的原因，是卓秉恬与何父何凌汉有过节。事实上，卓秉恬公报私仇的戏码或与史实有偏差，因为何绍基成为进士后对卓氏以弟子之礼相待，与卓的儿子也有往来。若卓、何两家是宿敌，那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和谐的文字记载了。
学者于景祥认为，何绍基的“语疵”是因疏忽而没有避讳，用了道光皇帝“曼宁”一名中的“宁”字，故被降级。关于这一事件的说法很多，但此次事件的重要物证即考卷本身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所以真相如何现在已无从得知。但就以上记载来看，试卷中有“语疵”一事应是确实的。
仕途不顺的国史馆小官员
何绍基成为庶吉士后，在三年期满后的考试中取得了散馆一等的好成绩，被授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道光十九年（1839年）上半年，何绍基任职于国史馆，充武英殿总纂，五月时曾被任命为福建乡试正考官。与此同时其父何凌汉担任顺天乡试副考官，这件父子同时监考的事还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工作刚有了一些起色，却不想迎来家中的噩耗：十一月，与何绍基最为亲近的胞弟何绍业病故。第二年年初，父亲何凌汉也病逝。亲人的接连离世对何绍基来说是不小的打击。八月，何绍基带着父亲和弟弟的灵柩回湖南老家安葬。这一去，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冬天他才再次入都，供职于国史馆。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48岁的何绍基再次面临职场生涯中的一场小型危机。当时何绍基在国史馆任提调一职，负责经办一些具体事务，穆彰阿为总裁，是何绍基的直接领导。何绍基发现当时馆中所存朝臣的传记只有一品、二品官员的，没有三品以下官员的。关于这件事，乾隆曾“屡次严旨申谕”，但国史馆一直遵循旧例，未执行乾隆的意旨。何绍基想“遍搜官书及前人文集补办国初以来三品以下名臣各传”，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穆彰阿之后，遭到坚决反对。最终何绍基辞去提调之职，但仍供职于国史馆。
51岁时，何绍基的母亲去世。他于第二年春启程回乡葬母，直到54岁才重回京师。回京之后没多久，何绍基便得到传召，于勤政殿首次拜见了咸丰，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得咸丰重用后的大起大落
何绍基被任命为四川学政，八月初九，何绍基在乾清宫西书房得到正式授任，一个月后便携家带口，动身前往四川。
何绍基心怀感激，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伯乐，以一种“饮君滴水恩，我当涌泉报”的积极心态走马上任。清朝的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在任时，四川各州府的科考何绍基都会亲自前往监督，从不懈怠。除了主持科考工作，他还严格督查各州府的学官。在巡察各地考试期间，何绍基发现了许多教育方面的漏洞，建议整顿各地提调官及考场舞弊的不正之风。工作热情高涨的何绍基除了主抓教育工作，对不属于学政职务范围内的民事、刑事案件也兼有涉及，触犯了一些官僚的利益。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五日，何绍基因屡陈时务，被皇帝责以肆意妄言，受到降调三级的处分，并被免去四川学政一职。被免职后的何绍基心灰意冷，于八九月间离开四川。
任四川学政的这一时期是何绍基职场生涯中的巅峰，虽然任期不长，但意义深刻。交印后，何绍基曾游峨眉山，作诗云“使节三年圆一梦，奇峰万点洗双眸。谪官愈识君恩重，许到峨眉顶上游”，透露出满满的无奈。至此，何绍基的职场生涯正式终结。他四处游历，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病故于苏州寓所，享年75岁。
（摘自《北京青年报》，大浪淘沙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