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当代意象油画承继油画民族化的命题而来,体现出将西方艺术形式与中国艺术精神相结合的自主意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意象油画逐渐面临着命题的真伪性、身份的归属、批评话语的有效性等理论困境.为促进意象油画发展,必须采取针对性的策略:重新思考意象油画与油画民族化、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加大创作实践的关注力度,将形而上的内涵思想讨论与形而下的具体作品相结合;扩大意象油画的观察视域,吸收包括西方绘画理论在内的更多的话语资源,突破研究局限性.
【基金项目】
: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山东当代意象风景油画表现语言研究”(ZD20200816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当代意象油画承继油画民族化的命题而来,体现出将西方艺术形式与中国艺术精神相结合的自主意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意象油画逐渐面临着命题的真伪性、身份的归属、批评话语的有效性等理论困境.为促进意象油画发展,必须采取针对性的策略:重新思考意象油画与油画民族化、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加大创作实践的关注力度,将形而上的内涵思想讨论与形而下的具体作品相结合;扩大意象油画的观察视域,吸收包括西方绘画理论在内的更多的话语资源,突破研究局限性.
其他文献
创业教育作为我国大学的一种发展理念,是对原有专业教育理念的变革,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然而,创业教育在处理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时,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与专业教育"背离"的实然境况.具体表现为,在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中缺少"创新创业"要素、高校创业课程教学与专业课程教学存在"两张皮"的现象、高校创业活动中以项目替代教育现象严重、高校创业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缺乏沟通互动.其根本因由在于对高校创业教育理解缺少认同、功利主义目标下的价值偏向、制度供给缺位下的指导乏力.推进高校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需合力打造
《淮南子》对《庄子》中不同层次的"齐物"观念均有吸收、改造和发展.在是非问题上,《淮南子·齐俗训》从《齐物论》出发,在论证中走向了《秋水》,区别了"至是""至非"与"一是一非",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出自个体的"己""心"和特定视角的对物的是非判断之相对价值.关于万物的差异和个性,《齐俗训》给予认可和尊重,并从万物各有其用的角度理解"万物一齐"和"物无贵贱",尤其突出了"宜"的作用,从而与庄子反对以"用"来判定物的价值的思想取向相反,也窄化了《秋水》中的"万物一齐""物无贵贱"的内涵.不同于《齐物论》中打破万
黄老道家研究的一些基础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黄老学"与"黄老道家"的概念可以成立,这既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思想现象,也是一种对于共同思想倾向的概括.《史记》所见"黄老"可以分为"清静无为""君道至上""黄老刑名""黄老道德""养生成仙"五类,探究这五类的性质,有助于上溯黄老思想的来源,下探黄老思想的去向.养生思想是黄老道家的底色,贯穿于黄老思想发生、发展乃至转变的所有时期,不能将"道法"融合视为判定黄老道家的唯一标准.在黄老道家中,托名"黄帝"的知识思想系统和老子思想系统是互补关系,不能将黄老学说仅仅视为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问方式上,从"肇始何时"向"如何生成"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元问题"理解的辩证法自觉.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哲学关照中分析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历史逻辑表现为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与"走自己的路"之间的双向互动,呈现出从"一元主导"走向"二元共生"的逻辑进路,这是一种在生成的整体之中的对立统一、差异而和解的合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中的辩证法智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
在文学翻译史上,张爱玲的文学自译是一个特殊现象,特别是从1943年到1971年,张爱玲在中英文之间往复自译和改写其成名小说《金锁记》.在作者和译者兼于一身的文学自译中,张爱玲通过语际转换和他语叙事,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实现了自我身份、心理创伤和困境意识的表达,从而将《金锁记》这样一个具有特定意义、关注个人的家族叙事扩延成了一部具有普遍意义、思考人类命运的作品.对其特殊案例的挖掘,不仅可以拓宽对文学自译的理解,也有助于为张爱玲研究提供更多元的视角.
"社区韧性"是社区应对各类灾害冲击的能力和灾后自我恢复的能力,具有重要的防灾减灾功能.近年来,国际减灾领域已形成一种超越"技术性要素"的广义的社区韧性理念,包括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认同感、社会组织、地方性知识和个体韧性.基于社区韧性营造的理论与实践,社区韧性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应将其内嵌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考虑一系列非技术性因素,从而能更为精准和有效地提升社区韧性.因此,我国民族地区应通过积极组织开展社区活动促进邻里关系,激活和巩固社会资本;培育和发展社区互助组织、促进传统民间互助组织的复兴;重新审视
《苏轼文集》收有《韩愈优于扬雄》一文,内容与《二程遗书》中相关文字重出.从文献出处、语体特征、作者思想等多方面考察,此篇文字不当属于苏轼,而是《二程遗书》中一段语录,且很可能是程颐之言.《东坡外集》是现在所知的最早收该文的集子,而致误的源头应产生于《韩愈文集》的注本系统中,该文被误收进苏轼文集,盖与苏轼好批评扬雄有关,这也可能是该文重出却一直未被指出的根本原因.明辨此文作者归属,对于研究二程与苏轼思想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