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北京下了2021年的第一场雪。早晨9点的街头，雪花是细碎的，在惨白的阳光下，随风而舞，简直不太像雪花，倒像风扬起灰尘。
　　幸福路再往南边一点的天桥下，我们意外见到了老彭，社工艾阳迪把两袋食品递给他。但他搓了搓手，凑到我们耳边说：“老李他想吃口热的。”他的神色是一如既往的骄傲，但有那么一瞬间，羞愧涨红了脸色，若隐若现。
　　9点半，社工张潇买回三份麻辣烫，但老彭始终不吃，他说，只要老人吃好了，他，无所谓。我想抓着老彭再聊一会儿，问他昨晚睡哪里。张潇戳了戳我，悄声说，快走吧，我们不走，他是不会吃的。
　　雪还在下，再往南的一个路口，一辆拾荒的三轮车不知道停了多久，车上铺了一层薄雪。废品还没有卖掉，主人却不见了踪影。这是社工们的另一个服务对象，昨夜突然降温、降雪，社工们心有一丝担忧。张潇开始推算，至少一周之前，这位露宿者还活着。
　　但我们没有找到李大姐。她从这场小雪中消失了。那几天，我逛了附近几个街区，始终不见她的踪影。社工们说，她是一个睡在公厕里的爱干净的女人。但公厕里的环卫工告诉我，她来此工作了好几天，并没有见到这位大姐。
　　社工组织是他们跟正常社会的唯一连接，他们时隐时现，踪迹难寻，他们自成江湖，又宛如孤岛。有时，李大姐会找到社工，社工们每周给她洗一次衣服，给她澡票，一洗就是三四个小时。老彭是对社工保持距离的人，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生存方式，本不屑于任何救助。
　　这场降雪让一些露宿者消失无踪，让一些露宿者重现街头。马路上，有人叹道，阳光里雪花飞舞，真是一种少见的景象啊。

寒 潮

　　1月7日，寒潮来袭的第二天中午，张潇和同事在北京西城区做外展，他们在某个公厕旁看到一个小布墩子。凭着职业的嗅觉，两人走上前去。他踢了踢布墩，看到一只脚露了出来。
　　“兄弟，睡呢，别害怕，我做社工的，过来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
　　没有动静。
　　张潇今年32岁，北京本地人，从事社工十余年，还创办了自己的社工机构—和风社工事务所，他对北京的街面始终保持着一种亲近感。经常上街外展—指上街提供专业社会服务—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随身带着温暖包，目光从不放过那些偏僻的街角，桥洞、草丛，天桥、公园、破败的建筑，甚至树上。不久前，他们还在一棵树上看到一位露宿者搭起一个鸟窝一样的家，一如卡尔维诺笔下“树上的男爵”。
　　此刻，张潇一边掀被子，一边说：“我这有口吃的，还有热水，你缺点什么东西，我给你补。”
　　掀开两层薄薄的褥子，张潇看见一个黑发年轻人弓在地上，蜷缩着。张潇又叫了几声，还是毫无反应。
　　张潇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冻死了？
　　此时，北京寒风萧肃，天气越来越冷，新闻上说，北京即将迎来本世纪最寒冷的寒潮，晚间气温可能达到-19摄氏度。
　　还好，后背还有热气。张潇试着把他架起来，还是没反应，只好留下一张名片，“真扛不住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完悻然离去。
　　下午到夜里，降温仍在持续。刚好赶上西城区民政局救助站开展集中救助，作为乙方，张潇和他的社工机构，也倾巢出动，协助救助。
　　深夜，一行人来到那间公厕，看见先前的露宿者，依然是窝成个小方块，一动不动。四个保安把他架起来，上了救护车，拖去了救助中转点。

降雪让一些露宿者消失无踪，让一些露宿者重现街头。马路上，有人叹道，阳光里雪花飞舞，真是一种少见的景象啊。

　　张潇的机構服务于那些睡在大街上的人。有外来务工滞留人员，回不了家的访民，来看病的患者，有苦行的僧人，有破产的老赖，有一出生就露宿街头的小孩，有遭受家暴逃离家庭的妈妈。
　　这些年来，张潇坚持采用露宿者这个中性的概念来界定他们。张潇发现，过去，中国的救助体系大多把工作重心放在乞讨人员身上，做了很多无用功。
　　乞讨和街头露宿其实是两回事。这跟救助站改革有关。其前身是收容遣送站，办事人员是公安体系的，治理对象更多是乞讨者，治理的手段和依据是按法律来惩戒。改革之后，工作对象还没变。
　　乞讨者正在减少，尤其是北京，基本上已经消失。露宿街头的人却大量存在，根据和风2014—2019年的统计数据，仅北京三环以内，每年约有3000位露宿者。面对这些更为复杂的群体，原先的工作惯性和行事风格依然延续着—清理、轰人。
　　简单粗暴的清理，只会把露宿者推向更隐蔽的角落和深渊。张潇在一次演讲中说：“有一万种原因可以让一个人露宿街头，那么相对应的，帮助他们脱离露宿的途径也不应该只有一种。”

街头生存术

　　60多岁的老陈是一个非典型的服务对象。他回不了家，事情也无法解决，腿脚神经坏死，近于瘫痪。正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人，却拥有其他露宿者羡慕的“家产”。
　　老陈住在西城区某条地下通道，床头摆满了大包小包的杂物，大部分是别人送来的礼物，有自热的米饭、泡面，瓶瓶罐罐的。床尾是两大包衣物，一把雨伞。他盖了足足五六层被褥。不久前，通州来的干闺女探望他时，还送来了防潮垫，铺在他的“床”前。
　　1月17日，我和张潇去探望他，他递了个凳子给我们，示意我们坐着聊。
　　老陈不会主动讨要，但他懂得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以取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30多年前，他曾是云南昭通某单位的会计，据他说，他举报领导贪污，一家人遭到迫害，他只身来北京讨公道。
　　社工们没法给他开个案，他也没有脱离街头的诉求。但在张潇印象中，老陈很少挨饿。 　　95后社工杜栗是2016年入职开始接触老陈的，有一次，老陈跟杜栗说，他想去住养老院。社工们惊讶，问他住什么档次的，他比划了一下，最高每月3000元。
　　杜栗经常去看望他，给他送吃的，帮他理发，陪他唠嗑，他把杜栗认作干儿子。这种信任感也是建立在小心翼翼的防备之上。后来，杜栗查了他原单位的人事变更，告诉他，当年害他的那些人，早就下海经商了，或者退休了。老陈很警惕，他觉得小伙子的出现，抱着一种不单纯的目的。
　　渐渐地，老陈也不喊他干儿子了。
　　老陈总是这样虚虚实实，这几乎是他的一种生存手段。没人知道他认了几个干儿子、干闺女，他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和各种为他提供生存物资的人的关系，从不多说一句话。
　　街头需要另一种生存逻辑。对于张潇来说，如何理解并尊重这种生存智慧，也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2014年，和风社工事务所成立时，张潇发现，破冰是最艰难的过程。露宿者对主流社会的任何人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不信任，甚至敌意。
　　他组织员工上街露宿，不带钱，也不带手机，也不允许求救家人朋友。像真正的街头露宿者那样生活。“我们半夜也经历过被人踹醒，被人骂，慢慢地，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敌视社会、敌视管理部门。他们为什么宁愿抱着纸壳睡觉，也不愿去肯德基麦当劳呆一宿。”纸壳是确定的，抱着纸壳，就是抱着仅剩的尊严。
　　云高大爷露宿街头30余年，2017年，社工在一个小公园里发现了他。他跟社工说，他在练功，练的是少林绝学。练功越勤的时间，也是他频繁“搬家”的时候，他找社工帮忙买少林长拳、洗髓经、易筋经，说练了可以金刚护体。
　　但社工们后来才发现，练功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变得神神叨叨，看上去精神不正常。人们不会跟精神病过多计较，驱赶者也许会客气一点。如此，他才能获得一种被尊重的感受。
　　云高大爷一直在向内心深处退缩。当他的把戏被人识破，也不再辩解，而是收拾家当，默默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再练功，就连吃饭最重要的家当—三轮车也一弃了之。

另一种社会规则

　　社工们几次见到老彭，他总抱着一条大黄狗。50岁左右，操一口东北口音，但老彭对自己来自何处讳莫如深。据他说，他曾在四川服过3年义务兵役，退役后，某次找到几个战友喝酒，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们互相吹捧一阵，说干就干，抢劫了一辆汽车。
　　出狱后，他发现家人跟他断了联系，他没能补上户口。奥运会前后流落至北京。
　　2014年，他跟老陈一伙人住在右安门附近某个桥洞里，凭着自己那股凶恶的劲儿，他成了一众老弱病残中的老大。面对来意不明的人，他扬起下巴，歪着头，咧开嘴，一双凶狠的眼神，在你身上上下扫射：“找削呢？”

张潇发现，过去，中国的救助体系大多把工作重心放在乞讨人员身上，做了很多无用功。乞讨和街头露宿其实是两回事。

　　他威胁桥洞里露宿的老人们上缴挂面、食用油，并锁在一个箱子里，对任何试图走近的人抱以警惕。那段时间，老陈也落脚于此，他的钱就被抢过几次。
　　老彭拒绝任何来自社工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救助，他靠着打黑工、拾荒、偷、抢，度日维生。但他只敢抢自己人，因为没人会报警。
　　老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欺压者，他先后养了两个傻媳妇，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没有生存能力，老彭供着她们吃穿用住。但结局是相同的，两个女人都跟人跑了。

破冰是最艰难的过程。露宿者对主流社会的任何人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不信任，甚至敌意。他组织员工上街露宿，不带钱，也不带手机，也不允许求救家人朋友。

　　随着城市管理升级，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聚集点纷纷被打散。原先互帮互助的小社会也不复存在，露宿者成了彻底的孤岛。

边缘性人格障碍

　　露宿大街，可能是一种生活的最低限度，但对于有些露宿者来说，最低的限度，意味着一种最基本的确定感。
　　几年前，一对来自河北的夫妻，没有找到工作，便流落了街头，他们找一个大桥下，搭建了一个简陋的临时房屋，拾荒为生。很快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们本身有劳动力，也不存在证件问题。即便这样的个案也难以推动。从认知层面，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居所，意味着另一种走投无路的风险。
　　早些年，张潇也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努力工作，做个体面人。后来他明白，一个露宿者，花五六年总算认了“自己就是睡大街”的命，要他们马上推翻这种认知，太难了。
　　杜栗也深有体会。如果他们认不了命，又改变不了现状，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自杀。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心理自洽逻辑，以此去适应残酷的生活。
　　張潇观察到，他接触的所有露宿者，都存在边缘性人格障碍。一位北京本地的服务对象就是这样的典型。他60来岁，爱买彩票，总梦想着发一笔横财。社工们给他起了代号，“彩票”。平时喊票爷。
　　年轻时彩票跟同事喝酒吹牛，被同事取笑了，一怒之下，挥刀砍去，把自己砍进了监狱。8年后出狱，他在郊区帮人养家禽，受不了老板使唤他端屎倒尿，索性就拍屁股走人。
　　等待他的命运，就是睡大街了。
　　2017年，张潇见到彩票时，他正睡在北京急救中心外的凉亭里。彩票没有身份证，社工要带他去办。他摆摆手，摆出一副风轻云淡的神色。接触了几次，社工这才知道，过去服刑期间，某些阴影依然残留在他心里，他是怕警察。社工们一边给他做心理建设，一边尝试着带他进派出所，如此来回七八次，他总算在民警面前录下了指纹。
　　等待间隙，一不留神，社工发现，彩票还是不见了人影，早已仓皇逃离。
　　尽管已是无罪之身，但他总会怀疑，不定什么时候，警察会随便找个理由把他抓进去，更别提他还在露宿街头。在露宿者心中，露宿是一种不容于社会的犯罪行为。
　　彩票跟社会越来越脱节。潜意识里，彩票觉得全社会都充满了敌意，全冲着他一个人来了。而这种敌意并没有清晰的面目，以至他无法分辨，哪些人对自己好，哪些人背地里使坏。有一年，他在街头睡得正香，突然脑袋挨了一砖头，直接开了瓢儿。他不知道是谁干的。
　　他对社工的态度也时好时坏，酗酒后，过往悲惨的经历涌上心头，他拨通社工的电话，劈头盖脸一通骂，骂社工也是坏人，办了事又不办完全。对他来说，希望点燃了又灭掉，其实是把他逼进痛苦的沼泽。

走出孤岛

　　“我观察你们两年了，你们应该不会骗我吧。”
　　很久之后，云高大爷才说出他的秘密。他其实不懂怎么申请低保和公租房，理由很简单，他不识字，怕被办事人员瞧不起。
　　社工们追了两年，总算推动了他的意愿。正在云高大爷一鼓作气的时候，去年下半年，原先服务他的社工辞职，他再次心神不宁起来，重新练起了神功。一位名叫张滢灏的社工接过了第三棒服务，她跟云高大爷说：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还不是，那它就还没到最后。
　　张潇透露过一个数据。他们每年接触上千名露宿者，只有200人是愿意接受服务的，即便是这样，每年最多也只能帮助30人左右脱离露宿生活。
　　早些年，张潇的工作期望是，帮助露宿者脱离露宿生活，提高他们露宿街头的生活质量。但他后来恍然明白，更重要的工作，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修复露宿者受损的社会功能。
　　2019年年底，张潇聘请彩票当机构的临时志愿者，请他帮忙联络其他露宿者，他们举办一场机器人足球大赛，也顺带历练彩票与人沟通的能力。

老彭以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分配着贫乏的物资，把这群人养起来的。当然，必要时候也劫自己的富，他出去打黑工卖苦力，回来“救济”众人。

　　赛程设计了一场跟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对决。彩票代表着其他露宿者们跑来质问：“你不会是耍我们吧，是不是踢完就全把我们抓起来了。”
　　这种恐惧，其实是很普遍的。在他们的认知里，民政、公安、城管甚至社工组织，面目模糊而混乱，分不清谁曾送过温暖，谁又是赶走他们的人。面对救助站，他们也心存一种莫可名状的受迫害妄想症。
　　果不其然，那场比赛的氛围尴尬而诡异，露宿者埋着头，没人说话，只有手柄按动的声音。比赛一结束，比分都没看，纷纷撤退。
　　好在，这场比赛的作用，终于还是发挥了出来。疫情时，街面找不到垃圾，饥寒交迫下，有人找到社工们，说，“你们不是跟救助站很熟吗？带我们去隔离点吧。”
　　另一边，推动彩票重回社会的漫长斗争也迎来了尾声。去年年底，彩票下定了决心，跟和风借了6000元，交齐押一付三的房钱，他住进了朝阳区某个公租房小区。房间空荡荡的，他换上了干净的睡衣，暖气带来的温度，晕红了他苍老的脸，但他并没有享受这种舒适。他的小腿肿胀，没办法走路，那份保洁工作才做了两天。公司要他先养好病，春节后再返岗。但他心里清楚，他撑不到那一天。
　　墙上还贴着还款记录，彩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3个月后，他很可能重新回到街头。
　　另一边，社工们在公租房的结果栏找到了云高的名字。入住前夜，云高大爷花17元买了个刮胡刀，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对着公厕镜子里的自己，道了别。
　　走出孤岛的人，只是少数。对于更多露宿者而言，街头是他们唯一的去处，有的消失了再出现，有的从此再无踪迹，也有的注定会在那里。
　　1月18日，离开北京前，我去了老陈的地下通道。他在北京睡了30年大街，一听我说话，还是感到亲切，他在我的口音里，找到了乡音的味道。我问了一个残酷又愚蠢的问题：“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他笑了：“哪天死了，挖个坑埋掉就行了。”
　　他只想近一点的事情。他已经在那条地下通道躺了大半年，现在正跟我盘算着，三九已过，寒气已尽，天气也该回暖了。等春天到来，他期望自己还能爬到草坪上，晒一晒春风里的太阳。
　　只是，那夜寒风凛冽，次日一睁眼，北京又下了一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