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解决弱势群体就业，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最迫切要解决好的三大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关社会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来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事业，是本刊所关注的。
　　
　　通过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弱势群体就业
　　
　　 《中国报道》：由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产生了庞大的下岗失业人员和提前退休人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生产自动化的压力，大量劳动者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就业，使我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问题。有人曾经向政府建议，走选择福利国家的老路，那样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吗?
　　马仲良：面对不断膨胀的失业人口，选择福利国家的老路，将会使人们陷入福利之中不能自拔，从而被更大的社会所排斥；而通过减少福利来迫使个人寻求工作则会导致更多人涌入本来就已经十分拥挤的低收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发展社会经济的道路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
　　《中国报道》：有资料显示，对于弱势失业群体扩大和失业引起的消极情绪的不断增长，国外纷纷采取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鼓励失业者接受公益服务岗位，以劳动换取福利待遇。国外的这种经验中国可以借鉴吗?
　　马仲良：也因为这种新型福利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社会经济。
　　《中国报道》：什么叫社会经济?
　　马仲良：社会经济是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形态，采用的是介于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之间的准市场机制。各种社区服务组织的大量活动，体现了社会经济这种经济形态。
　　《中国报道》：发展社会经济，就能促进社区失业人员再就业，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实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使整个社会保持安定团结吗?
　　马仲良：社会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的联系在于都是经济形态，都有经济关系，都有经济交换。社区服务组织可以向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社区服务组织在收入上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可参照劳务市场的价格。政府部门对社区服务组织的管理一般采取契约式管理、竞争招标等市场机制。两者的区别在于：
　　第一，目的不同。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社会经济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
　　第二，与政府关系不同。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要向政府交税。社会经济的主体——社区服务组织享受政府减、免税政策，而且可以获得政府经费支持。
　　第三，企业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竞争激烈，社区服务组织之间也存在竞争，但不激烈。社会经济可以解决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而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社区便民利民服务问题。
　　第四，企业用人机制强调优胜劣汰，而有些社区服务组织有照顾弱势群体就业的责任，就业门坎较低，对就业人员扶持力度大。对这些弱势群体，以他们在社区服务组织工作的社会工资作为给他们福利待遇的一种替代选择，以代替福利支出和补助。
　　第五，企业产品的价格在市场竞争小形成，社区服务组织的服务价格以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为标准，低于市场价格，是非竞争价格。
　　第六，市场机制具有全社会性、全球性，它不断冲破区域性，冲破地区保护。社会经济机制有更突出的地域性，有较强地方保护色彩。
　　第七，市场经济的交换是货币化的，社会经济的交换一方面是货币化的，另一方面有大量：作货币化的，如直接的劳动交换、时间的储蓄等，采用“影子工资”的形式。
　　
　　创建和谐社区，发展社会经济
　　
　　《中国报道》：在社区里发展经济，什么形式最好呢?
　　马仲良：社区公共服务社形式较好。
　　《中国报道》：社区公共服务社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服务组织?
　　马仲良：社区公共服务社是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指导下，在社区居委会领导下，采取准市场机制的非政府、作盈利的社区服务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社一般由低保人员和失业人员中仍然有劳动能力的人员组成。主要承接环境卫生、垃圾分类、废品收购、绿化美化、家政服务等社区公共服务、福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等项日。同时，社区公共服务社还从事中介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市场化社区服务信息。
　　《中国报道》：既然是这样，那么，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工作职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仲良：它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为低保人员和失业人员提供适合他们条件的工作岗位，使他们组织起来，增强归属感，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第二，开展社区居民需要而市场无法提供的各项社区服务，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第三，推动各项社区服务事业的发展，促进社区民主自治。
　　《中国报道》：您研究社会经济多年，当初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马仲良：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努力实现全国城镇居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我们研究发展社会经济这一课题的目的，就是为弱势失业群体提供新的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
　　《中国报道》：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在社区服务中早就有意识地在发展社会经济，进一步发挥社区公益组织提供就业机会的作用，为那些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人们开辟了一个可以发挥技能、完善人格的领域。
　　马仲良：不仅如此，同时，社会经济也可以有效地将原先单纯享受政府救济津贴的低保人员，变为—支从事社区公益服务的生力军，从而使政府的低保支出实现巨大的社会价值和间接的经济价值。
　　《中国报道》：在既往的就业工作中，北京一直重视社区就业岗位的开发。仅去年一年共开发社区就业岗位14．32万个，比上年增加7．27％，安置失业人员，0．63万人。全市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已发展到197家，累计安置就业特困人员1．3万人。其中，当年新增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47家，新安置就业特困人员4861人。社区在吸收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的巨大潜力可见一斑。
　　马仲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后还要更加主动自觉地发展社会经济，大力开发公益性社区服务岗位，为弱势失业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社会经济中大量的社区建设与服务工作是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多种问题的，它不仅为贫困者带来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还将提高街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社区面貌，有助于社会的融合，这将有力地推动北京实现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建设目标。
　　具体来说，首先要拓宽就业思路，将社会经济作为弱势群体再就业的主要领域。其次要继续落实各项再就业优惠政策。包括实行行之有效的税费减免、小额贷款、社保补贴、就业援助、主辅分离、财政投入和；作全日制就业等各项促进就业优惠政策，促进困难群体就业。建立再就业专项 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困难地区失业人员跨地区就业，或到社会经济中参与社区服务工作，对参与和提供社会经济就业岗位的特困人员和公益组织，给予资金支持，缓解局部地区就业矛盾。加大落实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力度，落实最低生活保障与促进就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千方百计促进有劳动能力的农转居人员、残疾人员、城镇低保人员到社会经济中就业。采取政策倾斜、承诺服务、就业助理、托底安置等措施，加强日常援助和重点援助，实行“一对一”的全程服务，送岗位、送政策、送技能、送服务，促进“40、50”大龄失业人员在社会经济中就业。再次，要建立健全政策检查和督察制度，不定期对执行政策情况进行检查、督察，杜绝政策截流、打折执行的现象发生，确保困难群体得到妥善安置。
　　
　　社区公共服务与社会经济
　　
　　《中国报道》：在上面您谈到“影子工资”，那么，“影子工资”和“社会工资”有什么不同?
　　马仲良：影子工资，是依据志愿工作者的志愿服务时间提供个人所得税减免或其他社会服务的劳动报偿形式。它以一种“服务信用”的形式，激励人们广泛地参与公益活动。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时间一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支付保健、医疗卫生、培训和就业等服务的费用。政府也可以通过给合法的、有授权证书的免税组织工作的志愿者，按志愿服务小时数提供税收减免，以鼓励人们更多地参与第三部门的工作。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一货币”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影子上资流行干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城市，“纽约时间一货币协会”正致力于推动这种形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工资，是政府为那些长期失业但又愿意接受培训并在第三部门工作的人提供的收入，以代替福利支出和补助。政府也对非营利机构给予一定的拨款以帮助他们招募和培训贫困者，使他们得以在这些机构中工作。对许许多多美国失业者来说，以他们在非营利性部门工作的社会工资作为给他们的福利待遇的一种替代选择，将不仅使获得这种待遇的劳动者受惠，而且也使得到他们的劳动服务的社区得益。失业者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改变了对社会福利的消极依赖。同时，他们的工作有助于结成社区信任的纽带，形成一种为他人服务和社区利益服务的共同意识，也为重建社区和建立一个互相照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中国报道》：根据记者掌握的资料，在国外，社会经济不仅带来了事厚的社会价值，而且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价值，尤其在生产自动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在美国，活跃的非营利组织开展了广泛的社区活动，帮助把不同兴趣的美国民众整合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现代国家，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开发公益性社区就业岗位，为贫困者提供积极的福利救助。现在美国的上百万个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为社会提供了超过9％的就业机会，其总资产已大于5000亿美元。大量失业者在社会经济中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找到了奉献社会和体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并有组织地为提升公众利益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而努力。英国自布莱尔执政以来，在社会福利体制上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推动人们从福利走向工作。这种变福利为工作，变福利支出为社会投资，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的改革方向，正是积极福利社会中社会投资国家政策取向的具体体现。新政策的普遍实行，催生了英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马仲良：从各国“变福利为工作”的政策实践中可以看出，单独在市场中就业不可能达到新政策充分就业的目的，对大多数能力低、年龄大的失业者和贫困者来说，接受国家补助的职位、志愿组织中的工作、社区服务工作等社会经济中的岗位是更可行的出路，因此必须开发社会经济中的就业岗位。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体目标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努力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界定。社会经济恰恰与第三条道路的诉求相契合，它正在改变人们参与社会的形式。它以兄弟般的友爱部分代替了市场竞争的残酷，以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改写了传统福利的弊端。第三条道路政治和社会经济在理念上存在高度一致性，在实践上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更好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支持，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实现政治抱负的途径。可以说，社会经济是第三条道路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福利体制改革的主要出路。综上可见，社会经济将不仅使获得社会报偿的劳动者受惠，也会使得到他们的劳动服务的社区得益。对个人来说，社会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参与社会的机会，不但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好转，还有利于重建积极的生活态度。对社区来说，公益活动的大量开展无疑有利于结成社区信任的纽带，改善社区服务的水平。对国家来说，社会经济能够缓解社会矛盾，产生经济收益，提高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程度。
　　
　　发展社会经济拓宽再就业领域
　　
　　《中国报道》：目前，社会经济还未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的足够重视，但我国是否具备了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石出?
　　马仲良：我国已经逐渐具备了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我国社会经济的探索还处于散乱和自发的阶段，即便如此，它仍然显现出了生命力和积极的社会价值，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更应该自觉地培育社会经济，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中国报道》：从国际经验来看，社会经济作为一种公益为先、兼顾效率的准市场机制被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普遍采用。在我国社会经济的非市场机制将如何体现?
　　马仲良：我们对第三部门组织的投资是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不进行利润分配；以公众利益为根本诉求，对非营利机构可以适当免税；政府对公益组织给予资助，也可以接受其他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助；能吸收弱势失业人员就业。同时，第三部门组织可以向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在收入上按劳分配；在保证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前提下，兼顾经济效益，降低成本；采用契约管理，并存在一定竞争。在我国，发展社会经济能规范民间组织的经济行为，提高其生存能力，是推动民间组织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该借助社会经济，建立一种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的新型关系，促进民间力量在缓和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优化社会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报道》：工作导向型福利体制是发达国家应对福利危机的主要措施。我国虽未面临福利危机，但是在体制转型中，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群体日益庞大，再加上全球市场和自动化生产的压力，大量剩余劳动力将被剔除出市场经济，我们面临的情势是否更为严峻了?
　　马仲良：截至2004年底，全国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超过了2200万，国 家财政负担沉重。因此，我国应借鉴积极的福利社会理念，建立上作导向型福利体制，推动人们从福利走向工作，这就非常有必要发展社会经济。它将在市场经济以外，开辟一个领域，专门接纳那些弱势者和贫困者，鼓励他们重新就业以实现自食其力，或者以福利为报偿，使他们成为公共服务志愿者，在获得自我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同时，增强社会的整合程度。国家的社会福利投资也会由此产生显见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中国报道》：我国如果全面发展社会经济，能够有效缓解困难群体就业吗?
　　马仲良：困难就业群体主要指提前退休的人员、城镇低保人员、农转居人员和残疾失业人员。他们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多是长期失业，年龄偏大，技能偏低，就业观念陈旧，很难再回到市场经济中就业。完全由社会福利养起来是不可行的，况且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也旨在促进被救助者实现再就业；强推这些困难群体进入市场经济又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必须拓宽再就业领域，将社会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解决困难群体就业问题。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开始重视社区就业岗位的开发。社区在吸收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潜力巨大，今后还应更加主动自觉地在社会经济理论指导下，大力开发公益性社区服务岗位，为弱势失业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报道》：通过对您的采访，使我们深深感到，发展社会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首都，北京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把发展社会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呢?
　　马仲良：北京是首善之区，更应努力发展社会经济，以其推动民间组织发展、解决困难群体就业、缓解外来人口压力，促进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目前，北京市的不少街道在社区工作创新上做了不少工作，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兴化社区的社区公共服务社、崇文区东花市街道东花市南里成立的社区公共服务协会、望京街道兴力、的带有时间一货币性质的“爱心社”等。这些都是北京进一步培育社会经济的良好开端。因此，不论从首都的地位出发，还是从自身的需要着眼，北京市都有责任也有能力在社会经济领域率先垂范，取得突破。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1、加强对社会经济的理论研究——增强发展社会经济的自觉性
　　要发展好社会经济首先要加强对社会经济的理论研究。北京市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学术资源和实践领域的优势，组织包括学者、政府官员、社区工作者在内的联合课题组，重点攻破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召开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组织社会经济研究协会，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第三部门组织等成为会员，推动北京市社会经济领域实践与研究的持续发展。
　　2、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培育社会经济的载体
　　由于我国没有社团传统，以社区为基础发展社会经济是最好的选择。为进一步鼓励社区公共服务社的组建和发展，使之成为北京市培育社会经济的载体，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对北京市现有的几家社区公共服务社／协会试点进行调研，总结经验，解决问题，促其发展。还没有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的社区，应该借鉴试点经验，拓宽社区服务思路。政府应通过政策制定、制度安排等方式参与社会经济，对社区公益性组织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公共资源输入和政策优惠等，使社区公共服务社能平稳运转，使社会经济逐渐生成、发展、壮大。
　　3、改革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救助制度——创造社会经济的制度需求
　　培育社会经济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积极配合。因为工作导向型福利体制需要社会经济为困难群体提供门槛较低的就业机会。北京市发展社会经济就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引导福利受益者在社会经济中实现再就业。如限定贫困者享受低保救济的时间，强制性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再就业或参加技能培训、社区公益劳动等；借鉴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经验，将从事社区公益岗位作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换取福利救助的条件，开发有针对性的援助计划，推动低保人员由福利到工作的过渡；为积极参加社区工作和实现再就业的低保人员提供经济奖励和免费的子女照顾等。总之，要以政策法规的形式，强化低保人员的工作义务，引导他们自食其力，不再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对社会经济的制度性需求，社会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起来。
　　4、发展社会经济型的社区服务业——探索中国化的社会经济形式
　　所谓社会经济型的社区服务，就是指以社会经济方式开展的社区服务项目，它是社会经济在社区服务领域的具体体现。社会经济型的社区服务业，采取需要政府扶助的福利型经济形式，其目的是保护本地人充分就业，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具体来说，各级政府可以对本市从事社区公益性服务的组织和人员给子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或者直接购买他们的服务；对从事便民利民服务的组织和个人应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让他们能获得一部分市场收益，也能得到一部分政府补贴，从而降低他们的服务价格，增强他们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来人口对北京市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北京市民的就业问题，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更质优价廉的社区服务，可谓一举多得。同时，在有条件的街道尝试“爱心超市”、“时间储蓄”等形式，都是对我国发展社会经济的有益探索。
　　通过上述四方面的努力，北京将为社会经济搭建起一个适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社会经济就有望为困难群体带来有尊严的生活，为政府提高福利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市民提供更好的社区服务。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竞争残酷，社会经济却追求公益、接纳弱者。只有将发展社会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时，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人人各尽其能，又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