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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济”问题再度来临?
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30岁以上的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牛奶倒进海里”的画面。但是,你相信吗?不仅牛奶倒进海里,也许天之骄子式的硅片亦将弃于山谷,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产品过剩、需求不足情形将重现于整个世界,并成为中长期全球经济的大敌!
造成供过于求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两条,全球性市场化与技术革命。
当前的产品过剩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的转轨有重要关系。由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存在,全球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短缺经济下,世界性的过剩局面不致于出现。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产品,即使是在禁运的情况下,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向社会主义市场。但是,近20多年来,除了像朝鲜这样的国家还存在着每人每个月对大米的限量供应(6公斤)外,短缺经济现象逐渐消亡,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从价格变化看,全球开始向低通胀乃至通货紧缩的方向变化。如果我们用100年做一个尺度的话,那么我们将不会否认,全球经济的确出现了重新回到经典经济时代的趋势。
久违了,需求不足、产品全球性过剩的老话题!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惊人之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警告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萧条,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因为美国“新经济”其时正方兴未艾,而亚洲亦舔干了自己的伤口,出现“V”字形复苏。然而,天气说变就变。去年第四季度,美国高科技股票像可怜的“自杀鲸”一样接连表演“高台跳水”,企业家、投资家们无不看得惊心动魄。悲观预言由此相继而来。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大摩一反职业常态,不再“兜售繁荣”,而是到处大喊大叫“需求休克”,警告全球经济有可能面临长期衰退。美国《商业周刊》过去一直是“新经济”的最大吹鼓手,说过许多“新经济消除了经济周期”之类的昏头胀脑的话,现在却以号称为“新经济新知”的曼德尔编辑为急先锋,抛出新著《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
美国经济疲软对于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可谓雪上加霜。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日本6月份经济报告显示,由于资本投资与企业获利毫无起色,加上出口与工业生产持续滑落,因此日本已经连续五个月下调对日本经济的现况评估,措词已由前月的“进一步疲软”改为“恶化(Deteriorating)”。日本官方已经公布,日本今年首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0.2%的负增长。
日本之外的亚洲其他工业体未及弹冠相庆走出萧条,已是哀鸿遍野!这些地区每出口4美元,就有1美元来自美国。美国的感冒很快就传染到了这些地区。截至2001年4月,台湾、泰国、香港与南韩的出口较去年同期分别滑落11.3%、10%、9.9%及2.4%。
年初,欧罗巴曾骄傲地宣布:欧洲经济不受美国的影响。欧盟委员会今年4月发表的经济预测报告乐观地宣称,200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8%,2002年将达到2.9%。然而,欧元区12国财政和经济部长目前无奈地承认,由于美日经济不断减速,欧洲经济增势减弱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其强度“出乎意料之外”。
生产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曾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费尽心思全力对付的“经典经济问题”。现在,死亡了的经济周期已经卷土重来!
“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却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有完美的工厂,却没有相应的订单;开设了商店,却没有顾客。”(保罗.克鲁格曼)难道我们真的将不期而遇牛奶再度倒进海里,硅片弃于山谷的场景吗?看来,是到了认真反思、慎重权衡以及从长计议的时候了!
中国渴望逆风飞扬!
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周期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2000年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9%,而消费与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8%。如果能够立足于扩展国内需求不放松,经济总体增长就有可能保持高速。
去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呈现出明显回暖的走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领先于同期基建和更改投资的增长。2001年4月份,“国房景气指数”值达到106.88点,为近两年的最高值。
汽车的情况类同于住房,不同之处在于广泛的WTO后的降价预期影响到汽车的现期消费。但可以预料,当住房消费浪潮到来时,汽车消费也将成为热潮,从而与住房一起拉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
第三次世界大战:
军事的、经济的抑或金融的?
经典经济问题的政策含意,从对外来讲是要准备应付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汇率制度、汇率安排对我们所形成的挑战,并需要考虑到更加复杂,更加极端的问题,譬如战争,军事的、经济的与金融的。
战争是最高的解决阶段。当经济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供大于求的矛盾剧烈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贸易战,甚至从贸易战演变成真正的军事对抗的战争。这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的经济背景。
当经典经济问题回归时,不同经济体、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经济磨擦将会增加。中国要加入WTO,但在加入WTO后,还是会面临无数的贸易摩擦以及在WTO框架内的争端,对于今后发生的倾销和反倾销、诉讼和反诉讼,我们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前段时期,随着中美关系紧张,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某些美国人到商店买东西,一看到“Made in China”就把商品放回货架。一份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报告说,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美国正在出现一种令人担心的新迹象:42%的美国人都希望看到中美贸易下降到比目前更低的水平;许多美国人说中美贸易应当减少;20%多的美国人说他们避开中国制造的产品。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全球瞩目的“中日贸易战”更是把贸易保护主义具象化、公开化了。这都不是什么好的迹象,它预示着以邻为壑的政策思路并未因为全球化而绝迹。
在这个时候,中国靠扩大内需,靠挖掘自身潜力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过去将亚太的经济格局归结为所谓的“雁形模式”,并自封为大雁之首,然而,过去1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日本经济则陷于泥潭不可自拔。日本现在承认,“雁形模式”将被“大竞争格局”所替代。如果日本经济仍旧不能进入复苏,而中国经济进入到“重工消费”主导的新成长时期,“大竞争格局”会进一步向“中国时代”过渡。
亚洲其他国家在此过程中将越来越受到中国的影响。比如,过去,新加坡认为,推动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是美国经济、全球半导体业和东盟经济。2000年,这三大引擎都强劲增长,所以新加坡也取得了近10%的增长。但最近,新加坡贸工部官员明确宣称,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会出现第四个增长引擎,这个引擎将是中国。”这位官员注意到,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到访中国的旅客不但没有减少,还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所以,他认为,新加坡人应该思考如何从中国的增长中获得利益,商人应该考虑在中国的策略、雇员要考虑派驻中国、学生则要考虑学习华文的重要性。
中国未来保持较快的发展对于解决敏感的台湾问题同样非常重要。正如李光耀所说:“和大陆进行贸易、对大陆进行投资,对台湾的好处不言而喻,台湾可以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台湾强大了,台湾人自然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对于统一是必不可少的。最近一段时期,台商大量投资和移民大陆,台湾媒体对此引用香港企业家的话说,“看看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你付得起不投资中国大陆的代价吗?”
当经典经济回归时,地区性与全球性协调机制对于解决地区或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作用应该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对于所谓全球这种协调机制的作用切不要估计过高。事实上,全世界已经产生了一个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以到各地开会为生,住在六星级的宾馆,游山玩水,空谈一些东西,没完没了的争论,发表没完没了的宣言,发布没完没了的很厚的文件,但什么实际问题都不解决。
相比而言,对待未来可能发生的很多问题,我们更多的应该眼睛向内,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市场主义的立场,而不要迷信所谓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我们要把握两条。第一是要有经济实力,要有真东西。另外一个,是要稳定好我们的金融体系,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
以改革促开放
扩大内需有时要使用一些财政手段,但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加快改革开放。改革的内容主要是:(1)放松管制、打破垄断、界定政府的作用,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政府只管政府应该管的事情;(2)政企分开,把我们的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把我们的国有企业办成真正的国有企业;(3)保护民间产权,对很多领域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对内对外都要开放,以启动民间投资,让民间资本有信心。
另外,要进一步加快开放的步伐。经常有人提出,人民币不可兑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人民币应该保持不可兑换性。这就好比说,我没有输球,是因为我没有参加比赛。我没有参加比赛,我当然是输不了球,但这没有什么可以光荣的。人民币不可兑换因而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等于说中国没有参加全球金融奥运会的比赛,不参加比赛的选手能说是好选手吗?
当然,我们有必要克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隐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纷纷猜测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克鲁格曼的分析是:外部危机可以引发中国国内的危机,但危机更大的可能是来自内部:银行体系的问题、扩大内需的问题、政府债务及隐形负担的问题等等。
一个好的消息是,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已经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一方面,由于储蓄分流、金融资产多元化,证券、保险等金融资产比例上升,流到银行的钱的比重降低了;另一方面,银行的资金运用也多元化了,有传统贷款(企业)、消费信贷、国债等;同时银行的管理加强(但无体制性改变),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吞吐基础货币,且实现预算约束硬化。
但是,进一步降低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存在着不少困难,包括:利率市场、货币市场、票据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商业银行激励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尚未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信用制度差。
当前,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外逃,但这种外逃只是细水长流,而非波涛汹涌,因此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还能不断上升。
中国政府和人民尚需要做得更多,以应付“经典经济”的回归:
——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
——需要着力于营造一个有利于住房和汽车消费的政策环境。据说汽车的各项收费在减少700多项后,尚存在400多项,这么多的收费严重地阻碍了汽车消费,有必要通过政府的努力予以清除或减少。
——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消费信贷。未来五年,即使消费信贷达到2万亿的规模,在整个贷款中的比重也不过10%,相比于美国的40%和香港的55%仍有相当差距。政府应设法鼓励消费信贷在中国的发展。□